唯一能忍受的方法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孩子、成人和老年犹太人在比克瑙站台经受挑选过程（奥斯维辛专辑）( Yad Vashem/Ushmm)

1951年7月1日的夜晚，一位年仅28岁的作家打开华沙公寓里的煤气，吃了好多片巴比妥酸盐(安眠药)，然后睡觉。这是他自杀尝试的第三次，终于取得了成功：两天后他死在医院里。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比大部分人更富传奇色彩。他曾经在纳粹集中营呆过两年（在道特梅尔根（Dautmergen）的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慕尼黑阿拉赫达豪集中营（Dachau-Allach）。他不仅活下来讲述了那里的故事，他的描述还创造了历史，塑造了后代人看待和谈论集中营的方式。记录毒气室附近生活的记录者本人最后却选择打开煤气自杀，这注定被解读为意义丰富的一种姿态，其自杀可能与心理学家描述的“继发性内疚综合症”有关，或许可以和纳粹集中营其他幸存者如普利莫·列维（Primo Levy）和让·埃默里（Jean Améry）的自杀合并起来一起讨论。不过，塔杜施·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 (1922–1951)案例则要更加复杂得多。

实际上，正如在《奥斯维辛和其他故事》中证明的那样，有关博罗夫斯基的一切都绝非简单之事。无论是撰写前言的历史学家提摩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还是撰写绪论的译者玛德琳·勒文（Madeline G. Levine）都做得很好，他们重新塑造了博罗夫斯基写作和生死的复杂背景——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背景。美籍波兰裔诗人、作家、翻译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流亡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łosz）在《被禁锢的心灵》(1953)中也有对他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博罗夫斯基被地描述为希腊字母表的第 2 个字母贝塔“Beta”。米沃什对他的描述既入木三分，又令人恐怖。他们在1942年第一次见面时，米沃什认识到他面前站着一位“真正的诗人”。博罗夫斯基令人好奇的“傲慢和谦逊的混合体”令他印象深刻。米沃什写到，“在对话中，他似乎在内心相信自己的优越感；他猛烈地攻击但立刻缩回去，羞怯地将锋利的牙齿藏起来。”这个极具爆炸性的混合体不仅定义了博罗夫斯基的生存，也与他的死亡方式密切相关。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为20世纪的政治下定义的话，那肯定是极权主义国家的诞生：就像古代女神，诞生之后几乎就完全成熟，不仅设施齐全，而且效率高得惊人。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集中营更好地抓住极权主义的本质。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博罗夫斯基是他那个世纪的典型：集中营在他的生活和写作中无处不在。施耐德在前言中说，集中营是“一种家庭管理方式”。在博罗夫斯基被关押在希特勒的集中营之前很久，他的父母已经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度过了10年之久。甚至在博罗夫斯基亲身经历集中营之前，他的诗歌已经习惯于把整个世界都看作巨大的劳改营了，我们奴役自己到死为止，既没有获救的希望，也没有可辨别出的目的。在他看来，来到这个世界，却稀里糊涂地被送进集中营肯定是庞大无比的滑稽闹剧。“在我们身后依然然还有废铁和窟窿，一代又一代人嘲讽的笑声依稀可以听见。”

博罗夫斯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其身临其境的直接性令人不安。叙述者——既是作者本人又不是——让我们看到亲身经历集中营的观察者的玩世不恭角度。结果，这种愤世嫉俗体现出很了不起的叙述手法：这让他带着超脱、不偏不倚和幽默感来看待眼前的一切。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给这些故事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欢闹：到处都存在着玩笑、俏皮话和欢乐的气氛。任何东西都不能逃脱叙述者尖刻的幽默，甚至死亡也不能——尤其是死亡。有个时候他似乎觉得自己“在哼唱一首被称为‘火葬场探戈’的流行歌曲”。在开篇故事“这是我们的奥斯维辛”中，叙述者连同其他室友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他们对此地感到自豪：

你们在比克瑙（Birkenau）集中营的人对在此发生的文化奇迹根本没有任何概念，离烟囱仅仅几公里远。请考虑这个画面：他们在演奏唐克列德（Tancred）的前奏曲和柏辽兹（Berlioz）的乐曲，还有一个名字中有很多a字母的作曲家的芬兰舞曲。博罗夫斯基的断头台幽默不仅仅是笑声问题，而且是一种应对无法言说之事的方式——生存策略。他的叙述者这样写到“这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尽可能让自己开心些。你想想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让你忍受这样的命运？”

当你不知不觉地被扔进世界的闹剧中，仍然站立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抵抗的笑声，大声地嘲笑这场闹剧。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这或许是找到意义和抓住意义的唯一方式。叙述者喜欢在闹剧达到最高潮时的这最后的笑声。

在写到博罗夫斯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体验描述时，米沃什说“我读过很多有关集中营的书，但是，没有任何一本像他的故事那样令人恐惧，因为他从不进行道德说教，他只联系。”博罗夫斯基在1942年作为诗人首次亮相，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使用诗歌传达体验了。或许在他看来，使用六音步诗行描述毒气室或为“旋流器”（Zyklon）找到韵律是一种亵渎。不使用隐喻，也没有装饰，博罗夫斯基仅凭天生记者的惊人严谨精准地抓住集中营体验赤裸裸的残酷性。

在实际生活中，犯人博罗夫斯基关心他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表现出他的同情心和团结意识。但是，我们从他叙述者的眼睛中看到的世界里没有这种情感，这里人处在与自我的永恒斗争之中，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一直愿意做任何事。在“哈门泽（Harmenze）的一天”中，一个名叫伯克尔（Beker）的犯人从哲学上区分了饥饿和“真饥饿”，并主动提出给后者下定义：“当一个人看着另一人时将其看作可以吃的东西，这是真饥饿。我已经体验到这种饥饿了。”这是博罗夫斯基给自己分配的任务，即描述这个世界，使其变得可以理解。

作为波兰人，博罗夫斯基的叙述者（就像他本人一样）是无需送进毒气室的，主要是在医疗设施、建筑工地或铁路维护方面干活的“附属”工人。这让他处于很好的位置来观察死亡工厂的运作过程。有一天，他和其他附属工人在紧挨着烟囱的一块儿临时场地踢足球。他担任守门员，注意到列车进来，人们被赶下车带走了。他一直在踢足球，随后意识到刚刚发生之事：“就在我身后，在这个角球和那个角球的间隙，他们已经用煤气毒死了三千人。”这是典型的博罗夫斯基风格：纯粹的，无任何反思的观察，记录中不掺杂任何情感。正是这种令人发疯的冷漠和平静使他成为最出色的记录工具。三千人的死亡不是丑闻，也不是戏剧性事件。在博罗夫斯基的描述中，这是寻常的随意性事件，这更令人担忧。这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故事》中萦绕在脑海中，令你发自内心感到极度担忧的文本。读这样的文章让你感到恶心，这恰恰是博罗夫斯基想达到的效果。

当叙述者的确允许自己做出观察并得出结论时，他维持了手同样稳定和声音同样冰冷。“看看我们生活其中的原初世界：欧洲没有杀过人的人很少有！很少有人是他人不希望杀掉的人。”有时候，他的哲学超脱让他设想一个他完全不在场的未来世界，但他是用痛苦为这个世界的创造做出了贡献的。博罗夫斯基让我们瞥见了希特勒赢得胜利的世界：

如果纳粹赢得了胜利，这个世界将了解我们的什么呢？庞大的建筑将快速崛起，还有高架、工厂、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我们的手将被压在每块儿砖头下面，铁路道轨枕木和水泥板会压在我们背上。他们会屠杀我们的家人、病人和老人。他们会杀掉孩子。

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诗人、律师、哲学家、牧师将会淹没我们的声音。他们会创造真善美，他们会创造宗教。在“在散步的人”中，叙述者在集中营的一幢建筑物的楼顶干活。多亏了他所在的位置，他能看到焚毁的整个机械装置过程。从屋顶上能看到清晰的焚烧柴堆和工作的火葬场。一群人走进去，脱衣服，接着冲锋队员们很快地关上窗户，将窗户拧紧。几分钟之后，这时间还不足以给窗户盖上一层柏油纸，他们就打开窗户和边门，让此地通风。一位特遣队员Sonderkommando）会过来把尸体拖到柴堆上。就这样从早上到黑夜，天天都这样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阅读了很多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材料，我们对它的理解已经变得有些迟钝了。我们知道有关集中营的这么多细节，以至于我们不再能抓住这场景的真正意味是什么——我们看不到它的罪大恶极。人类总是在杀人。他们非常残忍和野蛮地杀人，但也很笨拙，使用的工具效率不高，组织协调很糟糕，失败率也很高。虽然从前的大规模屠杀都保存下来，虽然他们做出了最好的努力，他们本打算要杀掉的受害者总有机会成功逃脱。但是，正如这场景揭示的那样，到了20世纪中期，人类已经有了大规模屠杀的科学，依靠没有任何缺陷的官僚制度的帮助，能最终在真正工业化的程度上相互摧毁。一旦我们被塞进焚化炉，逃跑的机会基本接近于零。

三千人的死亡不是丑闻也不是戏剧。在博罗夫斯基的描述中，这是寻常的、和随意性的世纪，这让人更加担忧。那被认为是某种进步。其实有这样一种感受，战争本身和伴随着战争的大屠杀就是掌握技术的启蒙野心的进一步延伸。叙述者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更强大的希望降临在人身上，而且从来没有像这场战争这样产生这么多的罪恶，难怪我们要消失在煤气炉中。”有这么多这么痛苦获得的知识，长达多个世纪的科学和方法进步——所有这些都在为野蛮残暴服务。

博罗夫斯基在战后出版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故事，马上就变成了经典。几乎是一夜之间，他成了那一代人的良心。他的描述吸引了广泛的读者，也吸引了此时正在建立自己版本的极权主义的波兰共产党的关注。他们虽然喜欢博罗夫斯基的反纳粹小说，但对其意识形态谱系拥有严肃的保留意见。博罗夫斯基可能使用了一些手腕，但最终他非常守规矩，绝不做出格之事。新上台的共产党政权对他采取经典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1949年，他们谴责他是“受惠于西方文学的腐朽世界主义分子”，与此同时，为他提供了待遇优厚的体制内高级官员的岗位。

这个花招奏效了。博罗夫斯基接受了这个胡萝卜。请别忘了米沃什在遇见博罗夫斯基时印象深刻的“傲慢自大和谦逊的危险混合体”。不久之后，博罗夫斯基在被指派担任驻柏林的波兰大使馆负责媒体事务的官员。他的工作是将新闻报道和间谍活动结合起来，带有强烈的政治投机色彩。

除此之外，博罗夫斯基发表了严厉的自我批评，谴责其奥斯维辛小说无意间表达了对法西斯的支持。“即使我亲身经历了纳粹集中营，我却没有能用阶级术语分析描述它。我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我曾经有野心要展示真理，但最后在客观上成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帮凶。”当博罗夫斯基从集中营返回时，他肯定认为他已经将荒谬之事抛掷脑后。现在，他发现已经携带着它来到战后波兰。显然荒谬的是，无论博罗夫斯基走到哪里，它都如影随从。

米沃什最后一次见博罗夫斯基是在1950年。“害羞的诗人变成了彻底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一个知名吹鼓手”和御用文人。米沃什回忆说，“每个星期，政府每周简报上都会发表他的一篇文章。”如今，博罗夫斯基和奥斯维辛故事中的叙述者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

热衷投机、玩世不恭、为了生存随时愿意做任何事。但讽刺的是，他没有。博罗夫斯基或许成了投机分子，但他不是傻瓜。比如，他忍不住发现，即使政权给他大量优惠待遇，但也开始抓捕和折磨他最好的朋友。当他试图干预时，政权视而不见。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现在已经与暴徒沆瀣一气，这种意识逐渐毒化了他。难怪在他接近生命终结之时，博罗夫斯基痴迷于热情歌颂共产党政权并最终溺死在该政权中的另一个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 1893–1930）的自杀。

博罗夫斯基被埋葬在华沙军人公墓，场面隆重肃穆，倍享哀荣。乐队演奏“国际歌”。闹剧现在已经结束了，不过，最后的笑声不是他自己发出的。

译自：The Only Way to Stand It by COSTICĂ BRĂDĂŢAN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only-way-stand-it 

本文评论的书：

Here in Our Auschwitz and Other Stories

Tadeusz Borowski

Trans. by Madeline G. Lev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8 | 392 pp.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洛杉矶书评》宗教和比较文学版编辑，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哲学荣誉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和《失败颂》（哈佛大学出版社即出）。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