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张灏先生研究“超越意识”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

来源：“三会学坊”微信公众号

本文是萧延中老师在2022年4月27日张灏先生线上追思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同意，在此转发。

我想用最简短的方式谈一谈张灏先生对我个人学术研究过程的影响。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1989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大坎。那一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在高力克教授等主持下，出版了“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我也是编委之一。张灏先生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是这套丛书中学术分量最重的书，以至于自1980年代以降的30多年中，这部著作的学术影响力经久不衰。正是这部著作使我第一次知晓了张灏这个名字。

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学人都能体味到，那是一个激情盎然，学术进路面临深化的转折时刻。张灏先生，还包括林毓生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的书，使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学子茅塞顿开。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记得当年读到《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导论”中关于“东方符号系统”及其对“宇宙论王权”的论述时，整个脑子都始终处于热乎乎的状态，这些前所未闻的思想意识似乎一下子渗透进了灵魂。还有，“导论”中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诸子”再现和“佛学”复兴，以及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把墨子比作基督的论述，这些都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域和思想境界。有了这一“导论”的统领，再读后面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就能感知到张灏先生的分析与其他先生的分析有什么不同，独特性在哪里。

对我影响更加巨大的自然是张灏先生另一部大名鼎鼎的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如果说，《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知识性的，那么，《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对我的影响则更多的是信念上的，远远超出了纯粹学术的范围。虽然此前我已对基督教新教的义理也有一定的理解，但当张灏先生直接把人之无可避免的“原罪”（sin）理念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时，他又在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专业角度上对此进行解读，使我自己体味深切，感同身受。

图|《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我个人体会，思想史研究方面，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其评判之最为基础的预设应当就是对“人性”的透视。所谓“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之最实质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所讲的人之“幽暗”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良知”，也不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超越了，同时也涵盖了“人道”的实质性“存在”。用通俗的话说，任何人（包括古今中外、曾经与当下的每一个人）都是集“善”“恶”两面于一体的混合物，用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的话说，就是“卑灿交加的人类境况”（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这种人性境况是与天俱来的，更为关键的是，它是无法改变的。

基于这样一种对“人性”本质的信念，就显现出了一整套分析人类思想的认知路径，就产生了一整套学术分析的理路。我个人认为，这种直面“幽暗意识”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张灏先生最重大的学术贡献之一，也是对我本人影响巨大，启迪甚深的关键之所在。

紧跟着更为要害的问题是，这种根深蒂固，渗入骨髓的“幽暗意识”是从何而来的？“人”又为何必当如此（既是“应然”，也是“实然”）？这就牵扯到张灏先生晚年关于“轴心文明”的论述。一般认为，“轴心文明”之所以可称之为“文明”，其核心的“突破”要素是“人”反思自我及其对自我处境的意识和能力。各大文明体系，希腊的苏格拉底，希伯来的摩西，印度的释迦摩尼，中国的孔、老圣人等等，都已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存在着一个“人”所无法企及，乃至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言说的层面，如果硬要给这个层面起个名字，那就姑且叫作“超越”（transcendence）。有了这个“无言之声”和“大象无形”之绝对真理的存在，“人”自身除了光辉璀璨的一面以外，其无法摆脱的局限性才能被彰显出来，“人”才知有所“敬畏”，“慎戒”才能成为必要。否则，按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之绝对理性主义的思路发展，“人”就成了可能依据自己的愿望、意志和能力去改造一切，甚至主宰宇宙，进而成为替代“超越”（无论怎样定义“超越”的词义和意义）的“中心”。张灏先生遵循史华慈教授和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教授的思路，进一步界定“所谓超越意识是指相信在这个经验世界之外，还有一与此世界有着基本性格上不同的、真实的存在。因此，它是一个经验世界所用的语言与意识很难状述与表达的存在。当现实世界的人想到这超越的真实，常有三种感觉：一种是‘终极感’。也即超越被认为是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的终极源头；其次是‘无限感’。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具体有限的，而超越则是无限的；再其次是‘神圣感’。当人们想到超越的时候，总是带有崇高敬畏的感觉。”

关于史华慈先生和张灏先生的详细论述，这里无法展开，但这些重要论述对我具有重大的启迪，我甚至冒昧地推想，能否把有没有“超越意识”，当作衡量某种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深度的准则之一，因为它标志着某种穿透世俗世界之种种幻象的洞见和能力。

非常自然，以这样的视角去观察二十世纪之中国思想现象，张灏先生的名作《扮演上帝：20世纪中国激进思想中人的神化》就相当中肯和深刻地凸显出了问题的结症之所在。他把当代中国种种不可思议的狂妄和愚昧之举，称之为“人极意识”，亦即丧失，那怕是淡漠了“超越意识”之后，所必然酿成（Making）的人祸。我后来也进一步认为，关于由谁来“扮演上帝”的问题，还不止于当权者、圣人、精英等等层面，普通大众其实也有一个期待“人间上帝”之功利主义的安全感和幸福观问题。一方面，是大众脑子里期待的那个“应当所是的领袖”；另一方面，是领袖心目中幻想的那些“应当所是的人民”。姑且不谈那些极端自私的个人野心和无限膨胀的权力支配欲，仅就这两种屏蔽了“超越意识”限制的“应然幻象”拼凑在一起，在一个“实然”的世俗世界中，其真理的貌然意向，其动能的破坏冲力，其心灵的渗透程度，其影响的深远范围，都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静态的理性分析可以穿透的，它只能被置入“超越意识”的维度才能予以澄清。我个人以为，这正是张灏先生晚年深入讨论“超越意识”这一“无用之用”的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之所在。

张灏先生仙逝，内心悲伤的情感是当然的，但这也是“超越意识”之无可回避的规定之一。值得庆幸的是，有张灏先生的著述在，它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和学术人。谁也无法预判和想象他的这些珍贵思想将来会在中国大地上激发出怎样的丰硕结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