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近代中国的意义世界

作者：王东杰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本文为王东杰老师在4月27日“张灏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刊发于此，感谢王东杰老师授权转载！

刚刚听过贺凯兄声情并茂的回顾，特别感动。感谢张先生的弟子们给我这样一个对张先生表达敬意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见过张先生，只是他的一个读者，因此我从读者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自己的阅读感受。

几天前，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别突然，有很多想法在脑子里混作一团，很难在一下子厘清。这两年来，好像一个时代在慢慢与我们告别。特别是去年以来，何兆武先生、余英时先生、李泽厚先生先后辞世，现在张灏先生又离开了。他们都是我从大学时代开始不断阅读的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在学问上，还是在处世上，我都受到他们著作的引领，从中获得启迪。所以，当这些先生集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产生一时无所适从的感觉。

我对张先生的著作接触很早。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读到他那部研究梁启超的著作，这本书是我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引领之一。不过当时读张先生的书，好像总有一些感受，是不太能够说得清楚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我待会儿还会回来重新讨论。后来，对我的研究和教学有最重要影响的，就是那篇关于“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期”的文章。刚才许纪霖老师也谈到过，说这是一个有待后人不断去丰富、去填补的大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评判。这篇文章仿佛一个蓝图，一个可供我们在不同的层面进一步探索的指南。

另外，刚才很多老师都谈到了《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本书，这也是一本特别重要的著作。它跟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另一本名著也就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形成了一个对话关系，既有对史华慈著作的深化，也有对它的补充和升华。19世纪晚期以后，追求富强成为中国人关怀的核心主题，到今天我们还笼罩在这个思路的氛围之下。前些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个就是“富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富强”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目标？假如把“富强”当作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唯一主题，可能会遮蔽掉20世纪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的追求，使历史叙事变得更加单薄，也削弱了现代中国的精神深度，造成严重的认同危机。因此，我觉得张先生提出寻求秩序和意义，特别是寻求意义这样一个命题，是对“寻求富强”命题的一个关键性的补充。事实上，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深陷在意义危机里，尽管在富强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可是这不足以解决意义的困惑。我想，张先生这个研究本身，大概就是寻求意义的一种努力。

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历史的洪流里挣扎，到今天似乎还没有找到一块可以栖息的地方，无法上岸。传统的意义体系崩解了，我们的生命（包括个人的生命和民族、文化的生命）拿什么东西来支撑？我们要抓住点什么东西，来拯救自己的精神生命？怎样清理我们的家当，通过对传统的选择和转化，使其于外来的新秩序相匹配，以整合、创生或更新一种切中中国人精神肌理的理想或意义？这萦绕在所有中国人的脑海中，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思考。我觉得张先生的著作始终在以一种很学术的方式回应这种历史的漂泊感，展现出现实世界跟书斋世界的浓烈对流。思想史对他来说，是一种高度反省的方式。他回到晚清、宋明，甚至更早的轴心时代，来理解近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紧张。这种紧张感一直没有消失，从他这一代人，到今天的我们这一点，始终无法逃脱这种现实的考量，无法把它从学术里驱除掉。

张先生讨论儒学观念里的幽暗意识，也是受到同一个问题的驱动。他的讨论似乎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情境出发，注意到其中对人性的乐观和悲观的紧张跟互动，并由此情境切入儒学观念的复杂性，试图改变过去人们对儒家观念的误解，即似乎儒家只是相信人性之善，弥漫着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情绪，而缺乏具有内在张力的深度。我想，在张先生拈出儒家的幽暗意识之后，这样一种肤浅的看法是可以终结了。

刚才，我谈到在我刚开始阅读张先生文章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我那时不大能说得清楚。只是在这几年中，随着自己逐渐逃脱一些过去的束缚，才开始能够更准确的描述它了。从读硕士开始，我就一直被教导思想史的史学特性，它跟纯粹的哲学史讨论不同，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里看，要考察的是观念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纯粹的哲学命题和概念的历史。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之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开始有意识地抑制头脑中一些看起来更“哲学”的问题。老实说，我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一些相对抽象的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可是，也许是出于“矫枉过正”的心态，进入学科以后所受到的训练，使我对比较“形而上”的东西产生了自觉的排斥感。

其实，一个思想家是同时生活在几个世界里的。一个是生活世界，由物质、制度、习俗这些东西构成。另外，有一个是由思想言论组成的世界，可能是文字性的，有可能是语言的。这是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的领域。受其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致力于讨论观念世界跟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很难回避第三个世界，也就是人生中的“存在”的维度，或者说纯粹的心灵和精神的面相。我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把这个维度引入到对思想史的讨论里来，怎样安排它的位置。所以，张先生的一些论述所涉及的概念，比如“烈士精神”、“乌托邦主义”以及“人的神化”等，对我有特别的影响力，但也让我无所适从，只有用抑制的方式来对待它。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存在或者精神的维度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生活是不能回避它的。它不能被化约为单纯的观念或言论，更不能化约为制度或风俗，它和意义感直接联系在一起。只有正视它，我们才能沟通思想史的不同层次，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所以，再回到转型时代的那篇文章，我觉得张先生做的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精神的层次、观念的层次以及社会生活的层次同时提了出来。由此，怎么在前辈奠定的基础上，透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去推动这个蓝图，让它变成一个更宏伟的大厦，这是我们后学努力的方向。我就拉拉杂杂讲这么多，因为没有实际接触，完全只是一个读者的印象。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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