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彰显：中国哲学史的新书写

作者：丁四新 冯鹏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

摘要：彰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并回归对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叙述，是郭齐勇先生一生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之一。他认为，建构中国哲学之主体性应当包括三个方法论要点，即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以及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同时，他特别强调“内在理路”的原则及“同情的了解”的态度。郭齐勇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彰显了他的学术追求，《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天人性命之学是诸子百家思想所环绕的中心论域，及“仁”和“道”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范畴等方面。《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彻底摆脱了旧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体系的限制，直面秦汉哲学自身的观念、命题、思潮、人物和著作等，并对秦汉哲学作了正面意义的梳理、发掘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关键词：主体性；《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秦汉卷

作者简介：丁四新，男，1969年生，湖北武汉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儒家经学和简帛思想研究；冯鹏，男，1987年生，河南正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秦汉哲学、易学和宋代理学研究。

一、百年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迄今已逾百年，大约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民国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民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49—1977年，第四个阶段是1978—1989年，第五个阶段是1990年以来一段时间。

前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其实主要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日本长期受中华文明及汉文化的影响，近代之西方哲学传入日本或者日人学习哲学，必然会导致部分学者反思中国思想，以“哲学”视角书写中国哲学史。在本质上，这是日本学者基于东亚文明的内在精神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和叙述。日本学者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包括内田周平的《支那哲学史》、松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和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等【1】。应当说，这三部中国哲学史著作都不太成熟，处于草创和初级阶段；同时，它们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几乎没有产生影响。1910年日本出版了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标志着日本学者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成熟，且对当时的中国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史，主要由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人来书写，其中胡、冯二氏著作的意义尤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第一部用实用主义观念写作出来的中国哲学史，但这部著作只有先秦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而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冯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的正式建立。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讲义是以问题为纲撰写出来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意义长远。不过，胡、冯、张三氏的中国哲学史都以西方哲学为直接参照系，难免带有强势构造和生搬硬套的痕迹，以及存在中国思想自身之主题、范畴、内涵及发展线索不清的问题。除此之外，1930至1940年代还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郭沫若—侯外庐一系的书写模式成为1949年后约30年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书写的主导架构。

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节。前一节是人们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完成其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的，其中以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代表；后一节是人们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完成其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的，代表性著作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只完成了前四卷）、杨宪邦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只完成了前三卷）、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者而言，所谓“思想改造”，是指建立阶级分析法及两个对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叙述观念和书写观念；所谓“思想解放”，是指打破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及两个对子的叙述模式，而回到黑格尔—马克思或者列宁的哲学史观那里去，运用所谓逻辑发展和“哲学史是认识史”的新观念去书写。任继愈先生说：“本书着眼于中国哲学逻辑的发展过程，所以称之为《中国哲学发展史》。”而其所谓逻辑发展，具体指人类认识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而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2】。

本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包括数套教材及郭齐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这些新编教材的撰写，都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国哲学学界内部的思想认同及中国哲学之主体性建构的思潮有关。其时，包括郭齐勇先生在内的一批青壮年学者勠力反思近百年的中国思想文化运动，力图摆脱启蒙心态、意识形态及其他思想意识的控制，而重新回归传统的正面价值，在中国哲学、文化的叙述中重新肯定、认同其特质和主体性。同时，在此一时期，熊、牟一系的文化立场及其学术思想对大陆学术界的影响日增。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的重新书写，正是在此一思想背景下发生的。不过，笔者认为，本世纪初出版的多种新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仅具有实验性质，由郭齐勇先生主编的本套《中国哲学通史》则意味着在新时代对于中国哲学史应当如何书写问题的正式回答，因此本书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概括起来说，《中国哲学通史》的主要历史功绩是，同1990年以来出版的大量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著一起，共同彰显和建构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二、主体性的彰显：《中国哲学通史》的书写观念和方法

为何要撰写长编《中国哲学通史》？这包括内因和外缘两个方面。外缘很简单，即江苏人民出版社一直在计划出版长编“通史”类著作，出版社方面找到郭齐勇教授，希望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承担此重任。内因则大体上包括三点：一是主体性思维弥漫于近三四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学术活动，因此所谓“中国哲学”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变，而这个巨变即要求中国哲学必须以其自身的身份出场，并据此来叙述其历史。二是近三四十年来学术成果的积累及观点的活跃已足够丰富，这同样要求今人必须写作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通史》来。三是已往人们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偏见和负面论述亟待消除，其不足之处则亟待弥补。

郭齐勇先生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长编《中国哲学通史》各位作者的相关观点和看法。郭先生关于哲学和中国哲学、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观点、看法集中在《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的《导论》中。依笔者的经验，郭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及其相关概念的看法有三个来源：一是对上一代，特别是对于其师萧萐父先生相关思想的继承和突破，二是对于现代新儒学，特别是对于熊、牟一系哲学观念及其相关学术成果的吸纳和消化，三是他个人本身的人生经验及在思想上的自我否定和综合创新。

如在“中国哲学”的定义及其中心问题的认识上，郭齐勇先生强调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且认为此特殊性尽管有别于西方哲学，但并不意味着不具备普遍性。或者说，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及其普遍性应当以这些所谓特殊性为基础。他引用牟宗三的话说，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它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实践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据此，郭先生说：“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接到智性直观等论说，比较发达。”【3】很显然，他首先同意港台新儒家所谓中国文化为心性文化的判断。当然，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之思想结构的认识比单纯宣称为心性文化要复杂得多。在先秦卷的《导论》中，他将中国哲学的主题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问题，三是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的关系问题，五是言象意的关系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这六个方面同样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如在中国哲学的分期问题上，郭齐勇先生提出了四阶段说，即创立期——先秦哲学，扩大期——汉唐哲学，融会期——宋至清代哲学，潜藏期——清末民初以来哲学（即现代哲学）。在其背后，这个分期法很显然隐藏了一个“主体性”的逻辑，特别是从“潜藏期”的用词及其补充说明来看更是如此。其补充说明是：“第四时期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时期，也是这两种文化及哲学开始碰撞、交融的时期，中国文化及哲学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蛰伏的时期，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哲学，再建中国文化及哲学之主体性的准备或过渡的时期。”彰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并回归对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叙述，可以说是郭齐勇先生及其同好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之一。

相对于萧萐父先生而言，郭齐勇先生在方法论上作了很大改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萧先生那一代突破了“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重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强调普遍、特殊和个别的辩证联结，探究了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和哲学观念史发展的历史圆圈，他和李锦全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在叙述上使用了螺旋结构来代替对子结构。但对于郭先生来说，这些观念进步还是很不够的。郭齐勇先生在1990年代将其中国哲学史观念逐渐演进到中国哲学之主体性的建构和叙述上来。具体说来，他认为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法论要点：（1）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2）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他引用牟宗三的话说，中国哲学的解释应当“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3）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他认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定要坚持“内在理路”原则，应持“同情的了解”的态度。缺乏同情的了解，是过去叙述中国哲学史之所以失败的一大主观原因。

郭齐勇先生又将中国哲学的特质或中国哲学的精神、特点概括为七点，即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和知行合一。这七点是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的产物，是真知灼见。它们同时是郭先生所谓中国哲学之主体性的基本内涵和价值。

三、先秦哲学史的新书写

《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是由郭齐勇先生主撰的。除《导论》外，本卷共分十八章，它们是：第一章，《殷商时期的宗教和政治》；第二章，《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学》；第三章，《春秋时期的哲学》；第四章，《孔子的哲学》；第五章，《老子的哲学》；第六章，《墨子的哲学》；第七章，《孙子的军事哲学》；第八章，《孟子的哲学》；第九章，《庄子的哲学》；第十章，《名辩思潮与惠施、公孙龙》；第十一章，《后期墨家的哲学》；第十二章，《〈易经〉与〈易传〉》；第十三章，《〈管子〉与稷下学宫的学术》；第十四章，《〈礼记〉中的哲学思想》；第十五章，《郭店、上博楚简的思想》；第十六章，《荀子哲学》；第十七章，《法家商鞅、韩非的哲学》；第十八章，《战国阴阳家的思想》。概括起来说，本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充分注意先秦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及叙述的相应性。所谓主体性，即我们对于先秦哲学的叙述不再自外观之，不再被高度西方化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而成为单纯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应当是自内观之，先秦哲学的叙述应当充分体现其自身所内含的问题、概念、线索、思想系统、独特价值及其历史背景。从本卷来看，郭先生不但主张应当如此，而且实际上做到如此。郭著同时注意先秦哲学史叙述的相应性，而这个相应性之义即体现在对先秦诸家思想之主次关系及其多元性、多样性的充分尊重上。

其二，认为儒家哲学在先秦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得出：一是本卷认为孔子与儒家继承了三代的大传统——天命论，并在次序上将孔子哲学一章放在老子哲学一章之前；二是本卷认为儒家哲学以“天人性命”问题为枢纽，实现了天命、天道的下贯；三是本卷认为儒家哲学建立了彰显人性尊严、人道自觉和人格独立的仁学系统，解决了人的类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四是本卷认为孔子思想及其所创立的儒学是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前提。

其三，重视对道家、墨家、名辩和阴阳等家思想的叙述，不持学派偏见和随意贬斥的态度，尽量客观而平允地加以梳理和表彰。这一点对于郭齐勇先生来说是难能的，因为他本人是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和推崇者，是一名活着的当代新儒家。他认为，道家继承了上古与春秋有关“天”的叩问、“气”的传统及其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了连续而整体的宇宙观和宇宙生成论。老子和道家创立了凸显天道与超越境界的“道”学系统，侧重解决了在天人之际问题中“天是什么”及万物所以为万物的问题，提出了“自然”的存在理念和“无为”的政治原则。又认为，墨家与儒家同源，墨子与老子、孔子一样反思文明源头，思考天人性命问题以及文化制度对于人的限制问题。不过，墨子继承的是民间小宗教的传统，其学因自身的限制而未能成为大统。这不是说墨家没有价值，而是中国社会历史的选择使然，它需要儒道思想作为补充和救弊。

其四，重视对简帛思想和《礼记》思想的叙述，专门撰写了《〈礼记〉中的哲学思想》和《郭店、上博楚简的思想》两章。出土简帛思想是近三四十年来汉学界的研究热点，出土简帛材料对于解决先秦哲学问题及其思想的构成问题都有巨大作用。在大部头中国哲学史著作中，本书是首先列专章来专门叙述出土简帛思想的，值得充分肯定。而由于郭店简、上博简等的发现，《礼记》大部分篇目作为研究先秦思想的可靠材料也已得到证实，本书因时而动，单列《〈礼记〉中的哲学思想》一章，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五，认为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环绕天人性命之学这一中心论域展开的，又认为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范畴，且儒道两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这些观点都值得肯定，都体现了本卷的新意。

总之，郭著《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进步和成绩，特别是它彰显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笔者认为，它是先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是学者今后探讨先秦哲学的重要参考书。

四、秦汉哲学史的新书写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由丁四新、龚建平教授主撰。这两位作者都是在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思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除《导言》外，本卷共分十六章，它们依次是：第一章，《从秦国到秦朝：以法家为主导的政治哲学》；第二章，《杂糅与会通：〈吕氏春秋〉的哲学思想》；第三章，《汉初的思想斗争与黄老思潮》；第四章，《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哲学》；第五章，《〈淮南子〉的哲学思想》；第六章，《诸子分派观念的演进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第七章，《西汉周易哲学与谶纬思潮》；第八章，《刘向、刘歆的哲学思想》；第九章，《严遵与扬雄的哲学思想》；第十章，《桓谭与张衡的哲学思想》；第十一章，《〈白虎通德论〉的儒学理论系统与思想贡献》；第十二章，《王充的自然哲学》；第十三章，《王符、崔寔、仲长统、徐干哲学思想合论》；第十四章，《荀悦的哲学思想》；第十五章，《汉末易学与易学在汉魏之际的转变》；第十六章，《道教的形成与〈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的哲学思想》。本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以正向的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心态来看待、发掘和梳理秦汉哲学思想，彻底抛弃了曾经长期笼罩在秦汉思想论述上的启蒙心态和买办心态。清末民初以来，启蒙思潮和文化上的买办心态泛滥。反映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上，秦汉思想，特别是汉代经学和儒学遂成为替罪羔羊，受到启蒙思想家及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学者的大肆诋毁、攻击、践踏和近乎谩骂式的批判，致使秦汉哲学沦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叙述中最薄弱和最负面的环节。本卷《中国哲学通史》的书写一扫“救亡图存”时代意识给人留下的心灵阴影，摆脱了中国人给自己布下的迷魂阵，而直面秦汉哲学的思想和精神本身，并予以正面而积极的梳理、发掘、阐扬和总结。此种观念即决定了本卷在性质上迥异于过往的同类著作，而超越于它们之上。

其二，彻底摆脱了旧的研究范式及话语体系的限制，对秦汉时期的哲学观念、命题、思潮、人物、著作等作出了直截了当的梳理、归纳、诠释和省思。回顾过往的秦汉哲学史研究，由于受到各阶段时代风潮和政治风向的严重影响，研究者常常将其浓重的主观意见和刻板的批判意识作为立论前提，于是秦汉哲学或思想一方面遭到严重掩盖和扭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另一方面又成为一面破鼓，而任人捶打。反观本卷的写作，已完全跳出了上述“陈规陋习”。从此卷的《导言》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完全是站在新的哲学及哲学史观念的立场上来开展其研究工作的。而秦汉哲学的主体性，近百年来首次得以在本卷《中国哲学通史》中出场，并彰显其正面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

其三，将秦汉哲学的主题定位为“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哲学是秦汉哲学的重头戏”【4】。此一判定不仅为读者正确认识秦汉哲学指明了方向，而且避免了由于问题错位而造成对秦汉哲学的误读，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有失公允的负面评判。这些情况在过往的中国哲学史叙述中十分常见，例如，1970年代，牟宗三认为“两汉经学之中较少哲学问题，因此我们略过不提”【5】；劳思光则认为汉代儒学背离了原始儒家的宗旨，致使孔孟心性之精义不传，其“思想混杂之结果，使中国哲学思想退入‘宇宙论中心之哲学’之幼稚阶段”【6】。这些先生根据他们所持有的哲学定义，而径直宣称秦汉时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泥潭和低谷。本卷以“政治哲学”为本期哲学的核心议题，在笔者看来，是符合实际的。本卷对于秦汉思想的相关梳理和描述呈现出一幅恢弘画卷，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此期哲学思想的认知境界和研究兴趣。

其四，重视对汉代经学哲学的梳理和研究，特别是易学哲学的梳理和研究。本卷《中国哲学通史》指出盖天说和浑天说为汉代经学的宇宙论背景，又指出律历之学是汉儒天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盖天说和浑天说，以往的哲学史著作也有论及，但一般只停留在探讨其真理性的层面。本卷《中国哲学通史》所作的推进主要在于，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种宇宙论学说对古人哲学思考的影响。作者指出，“浑天说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历法上”，并且在汉代宇宙论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盖天说则扮演了价值观念建构之基础的角色。具体而言，“由盖天说所导致的天上地下、天阳地阴和天尊地卑等观念”，被理解为“天道”的基本内涵，而“人道世界的价值基础”和“人伦世界的基本秩序”，就是在这种天道观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7】。作者的这些说法，是以往同类著作几乎未曾言及的。关于汉代经学哲学的具体内容，本卷高度重视对汉代易学哲学的叙述和研究，这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本卷第七、第十五两章即分别阐述了西汉和东汉的易学哲学，特别在后一章，作者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易例（象数解易方法），而是汉代象数易学建构的符号逻辑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主旨；同时，作者高度关注汉末象数易学与王弼易学的批判性关系，指出：“汉末易学在着重建构一个宇宙图景的同时，力图建构一个人文化的世界。”【8】笔者以为，作者的此一论断揭示了汉末象数易学的深层内蕴，对于整个象数易学史的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其五，重视“天道观”的概念，笔者似乎感到，本卷暗中以“天道观”为总摄，来观照和梳理秦汉时期的哲学思想。作者指出，“在汉代，‘天道’成为一个表示‘普遍原理’的概念，它贯穿于古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之中，而汉人即以‘天道’作为人事的根本依据和原理”。结合汉代黄老学和儒学等思想流派及其代表性著作来看，作者的这种见解，确实把握到了汉代哲学与思想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本卷一改过去同类著作的沉冗、散漫，而使得叙述变得有趣、有序和明亮起来。

除以上所论五条，本卷还有许多特点和优长。例如，在章节的安排上，新著打破以往的惯例，将《吕氏春秋》的位置调后，以“从秦国到秦朝：以法家为主导的政治哲学”为全书的第一章。这种安排不仅更贴合历史自身与思想发展的顺序，而且更加凸显了政治哲学作为秦汉时期首要议题的特殊地位。又如，在材料的选用上，新著不仅对传世文献做了细致的遴选，对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与帛书《易传》等）也进行了积极、合理的运用。另外，本卷在总体上除了以秦代、西汉和东汉为主导线索外，还辅之以汉代经学发展的逻辑，这也是本书写作很成功的原因之一。

总之，与以往同类型著作相较，《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无论是在研究心态、观念、方法还是在章节设置、具体叙述和诠释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有了质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本卷的叙述，秦汉哲学不再是以往所显示的那种可憎可恶的邋遢、塌陷形象，而是换了一副新面孔，具有新时代气象。而本卷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哲学史，特别是秦汉哲学史书写的一个新范本，并为以后的秦汉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起点。

注释
 
本文前三部分由丁四新撰稿，第四部分由冯鹏撰稿。
 
1 参看曹峰：《井上哲次郎与内田周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5日。
 
2 以上引文，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导言”部分，第4-11页。
 
3 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导论”部分。本文第二、三部分凡引郭著及转引牟宗三等人的说法，均参见此书“导论”部分，下不再作注。
 
4 丁四新、龚建平：《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后记”部分，第719页。
 
5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6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7 丁四新、龚建平：《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导言”，第8-26页。本书凡概括引文或暗引，大多见于“导言”，少数则请参见此书的相关部分。
 
8 丁四新、龚建平：《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第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