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张灏先生

——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作者：成庆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本文为成庆老师在4月27日“张灏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刊发于此，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成庆老师授权转载！

谢谢任锋兄！谢谢这次能够邀请我来参加张灏先生的追思会。

前面小兵也说了，不过我比小兵稍微早一点，我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跟着许纪霖老师读书，做思想史的研究。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张灏先生第一次来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所做了一场关于梁启超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灏先生。后来我们学习与研究思想史，我记得我读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是《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当时刚开始读张灏先生这篇文章，是觉得它提供了一个我们很好理解近代思想的一个框架。到后来，2002年许（纪霖）老师编了那本《张灏自选集》，再结合我当时正在做的一些学术训练，于是就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2002年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那是最早跟张灏先生的结缘。我们就是以他为做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模板与典范。后来虽然我的思想也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但我学术研究的范式仍然沿着这条路。

我还记得2006年我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当时我们系里的老师，认为我写的张君劢研究的论文不像是历史学研究。我想这也是思想史研究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的一些困境的体现，当然现在这种问题可能会稍好一点了。在2006年前后，我思想上也有一个大的转变，当时沃格林的一位学生来我们华东师大跟北大做讲座，我跟他有很亲密的交流。所以后来一段时间我便就转向了对沃格林思想的阅读，还翻译了一本关于沃格林的书（按：尤金·韦伯《沃格林：历史哲学家》）。那也让我重新反过来有机会去了解张灏先生的思想来源，也就是史华慈。虽然很早我也读了很多史华慈的东西，但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沃格林、史华慈他们思想的一些共同性。所以到2008年我去美国之后，有机缘跟着林同奇先生读史华慈的先秦中国的思想（《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像张灏先生、林同奇先生，他们背后研究中国思想史背后的一些共同的思想来源，包括像沃格林、尼布尔这些。

2008年当时经林同奇先生介绍，我曾专门去到D.C（华盛顿特区）拜访张灏先生。前几天许（纪霖）老师跟我讲起张灏先生去世的消息，当年那些细节一下就都浮现出来了，非常非常感人。当时我就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张灏先生年纪也不小了，那时候我跟我的同门宋宏两个人去的时候，在美国那种汽车环境下没有什么交通运输的能力，所以张先生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们两个，接到他在D.C的家里面。现在想想，张先生对我们年轻人的那种平易近人，真的很令人感动。那天的活动还蛮丰富，我印象很清楚，当时张灏先生跟师母还带我们去了一个川菜馆。今天听其他的老师分享，大概他们是真的很喜欢吃辣。然后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得很开心。那天张先生和师母都非常开心，应该是看到我们年轻人好不容易远道而来。

我们在他家里面也谈了很多关于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话题，我有几个点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张师母说张先生每天在房间里活动的细节，说他一天到晚就坐在沙发上思考。可见张灏先生做思想史研究，有一点哲人性的特色，带有哲学家的沉思性。他并不是每天都在埋头读书，他可能有大量的时间都在那里思考。这一点是我通过张师母一不小心透露出来的信息得到的，反映出他每天其实很多时间都是用来思考的。另外一个细节是，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说“中国思想史研究要也要清理门户”。从我对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理解来讲，我当然能够了解到背后的一些弦外之音。因为有可能当时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有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很多的争论其实并没有回到基本的思想的源头议题。另外，今天我还翻出来当时我跟张先生的合影，背后是他家里的客厅，挂了一幅于右任的书法。那个书法我查了一下，是于右任在1945年写的一组抗战的组诗。当然于右任先生的作品本来是非常珍贵的，另外也显示出张灏先生对中国的一种认同情怀，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一点是那一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学者普遍的共性，见到我们从大陆来的一些年轻人，他也会感觉非常亲切。

后来我回到国内翻译了一本沃格林的传记。虽然翻译得也不怎么样，但因为跟张灏先生谈过沃格林，他也表示他非常关注，所以后来也寄给了他一本。回国之后我的个人的学术研究转向了佛教思想史，但我不断再回过头来看，其实我研究佛教也是跟张灏先生、史华慈，包括林同奇先生当初通过研究与耳听面命分不开的。我在波士顿跟林同奇先生也一起读过史华慈，林同奇先生也是一见面就谈学术，直接拿个英文本就抛给你，就现场读，看你怎么理解。他们那代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对思想性的源初性的问题，比如对中国文明、中国思想的一些源初性的问题和基本的问题，他们有着非常多的思考。上个学期我带学生读近代佛教思想的一个研究生课，我推荐的要读的文章跟书，反而是余英时先生的《论天人之际》，还有张灏先生一些早年的文章《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还有2013年在台湾《思想》杂志上发表的《政教一元还是政教二元？——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的那些文章。所以说我觉得我虽然做佛教思想史，但其实回应的问题还是跟张灏先生、史华慈，包括林同奇先生这些老先生的思想研究的趣味是一脉的。因为我对人类基本的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有着更浓厚的兴趣。虽然张灏先生讨论了很多关于政治思想的问题，但我隐约感觉到他对人的生命的存在性的那种关怀是呼之欲出的，更不用说史华慈教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好像我这这么多年很少写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近代思想史的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写禅宗与佛教，但是我觉得我关注的问题的源头仍然来自于这些学者前辈，来自于曾经给我很多教益的老先生。而且我研究佛教其实也与我在研究思想史过程当中的困惑有关系。比如我的博士论文其实就跟张灏先生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里面曾谈到章太炎的佛教的元素有关系。只是当初的我还没有能力处理处理这个问题啊，后来也花了很多时间。这些问题都跟张灏先生在他的研究当中所开启的很多问题的论域有关系。所以后来我做的太虚研究，包括太虚对严复的回应，其实多少还是在这个学术脉络下做的一点工作。

所以有时候想想，当时我在他的那个房间跟他交流大概前后有六七个小时，待的时间好像还蛮长。就那样的惊鸿一瞥，其实对我而言有蛮大的影响。因为直接去亲近一位思想者——我认为张灏先生称得上是一位思想者，他的那种每天坐在那里思考的生活方式，在某个方面我也蛮倾慕，我个人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些倾向，就是有时候思考的多一点，反而读的东西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他对我们的影响，我突然间有时候能在他身上找到未来的一些，作为学者也好，作为一个老师也好，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也好，他所表现出的一种典范性的作用。今天想一想，当时在美国遇到的林同奇先生跟张灏先生，现在都去世了。我知道萧延中老师其实是在延续着林同奇先生的一些工作，相比之下我很惭愧。但是我希望以后有机会重新从佛教的角度，去对张灏先生他们所提出的很多近代思想史的问题，做一些思想史的回应。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做到的地方。

我就简单地分享这么一点，谢谢大家！谢谢任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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