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密陈大计疏》与清末政治革新

作者：梁  宇（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内容摘要：清朝同治光绪之交，宗室名臣文祥向皇帝、太后上《密陈大计疏》，引用《尚书》中的“谋及卿士”和“谋及庶人”典故，首倡代议制度，对清朝“乾纲独断”的祖制家法提出了委婉质疑，但碍于形势，仍表示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随着政局的变化及内忧外患的日益加深，晚清君主、卿士与庶民的三元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三者都希望通过政治革新来救亡图存，连慈禧太后也“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以设议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至此出现转机，但仍需由执政者在君主、卿士与庶民之间凝聚共识。戊戌变法因君主不能畅行其志，也未“谋及卿士”而失败。清末新政期间，掌权的亲贵集团在立宪模式、军政、度支等重大问题上，与朝廷重臣及立宪派的分歧都不可调和，从而尽失士庶之心，最终造成朝政失序与亡国之祸。

关键词：政治革新；卿士；庶民；密陈大计疏；文祥

一、引  言

君主、卿士与庶民是中国古代宪制的重要构成性因素，其三元关系是中国古代宪制的根本问题之一。由于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清廷的君主、卿士与庶民关系有重新调整的必要；经过复杂博弈，三者共同推动了从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政治革新。值得关注的是，同光之交的1875年，大学士、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在执政大臣中首倡议会制度，其《密陈大计疏》尤以《尚书》“谋及卿士”和“谋及庶人”与议会制进行类比，可谓深意存焉。作为彼时之当轴重臣，文祥久为世人称道和学界关注。蒋廷黻即称文祥为自强运动领袖，其后的文祥研究者多聚焦其在同光年间的军政外交实践，乃至称其为晚清“枢译一体”体制建构者之一。

但既有研究对文祥的《密陈大计疏》，尤其是文祥与晚清政治革新的关联较少涉及，实为缺憾。本文拟以《密陈大计疏》为切入点，试图发掘文祥等人引入西学重构君主、卿士、庶人关系的努力，进而分析清末政治革新的内在动因，同时试图指出，君主、卿士、庶人关系的失序是导致清廷灭亡的重要原因。

二、文祥《密陈大计疏》首倡议会制

瓜尔佳·文祥是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较为活跃的宗室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长期辅佐当时主政军机处、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负朝野重望，《清史稿》说：“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同光之交，文祥上《密陈大计疏》，在谈到英国谋藏蜀，俄国逼于西疆，法国计占越南的危机局面时，笔锋一转，开始列论泰西各国议会制度：“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此番言论虽不成体系，但亦可视为其在宗室重臣中首倡议院的文献记录。

《清史稿﹒文祥传》在述及文祥《密陈大计疏》的背景时说：“穆宗崩，德宗继统即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久病请罢，温诏慰留，解诸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时国家渐多故，文祥深忧之，密陈大计。”“国家渐多故”一语，较为委婉地说明了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外患”在《密陈大计疏》里已经铺叙，主要是英法俄蠢蠢欲动之势，以及日本窥台之举。“内忧”是什么呢？那便是穆宗崩与德宗即位前后的政局变动。

举其要者有三。第一是重修圆明园风波。1873年正月穆宗皇帝亲政，十月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其后穆宗多次巡幸圆明园，次年七月停修圆明园工程，文祥也上书建议“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第二是1874年七月谕责恭亲王召对失仪。“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约同十位重臣联衔上疏，反对圆明园工程，甚至与穆宗皇帝出现了激烈争吵，文祥闻言，伏地痛哭，几近晕厥。结果是朝命尽革十重臣之职，两宫皇太后劝阻才罢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晚清国际局势极为不利的情势之下，实应国赖长君，即皇帝位的却是醇亲王奕譞冲幼之子载湉嗣文宗皇帝（而非嗣穆宗皇帝）。如此既不名正言顺，亦且主少国疑，从而开始了两宫皇太后第二次垂帘。

从维护清廷统治出发，文祥在《密陈大计疏》中探讨了若干根本性的宪制问题。第一是民心为共同体赖以依存的根本，需纳诤谏以开言路。他以公共财产的使用为例，建议“崇节俭以裕帑需”，否则“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联系到文祥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的态度，或可认为这是他对“谋及卿士”的真实态度。第二是“义可采取”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第三是顺民心以承天心。文祥指出，“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此处将民心、君心与天心的关系引申为“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

凝聚“人心”的关键是“谋及卿士”和“谋及庶人”。文祥这两句话典出《尚书·洪范》，实为上古君主谋事决疑的重要决策制度。《尚书·洪范》共分九个部分，第七部分《稽疑》载：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在举事时如有大疑，君主先自我谋虑，再征询卿士、庶人，最后再占龟与祝筮。占龟的范围很大，包括了以君主为中心的治国理政各个方面。由君主、卿士、庶人共决大疑，为“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制度之要。这项制度中，君主特指为殷王或周“天子”。卿士在商甲骨文中有卿事、卿史之称，为国家重臣、执政之官。庶人，等同于《尧典》中的“黎民”，指不在贵族之列的自由民。占卜是“一种巫术，借兽胛骨与龟甲为媒介，以求获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祝筮方法不同，其用意类似。殷人以“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廷”，而周人提出了“天”这一超自然的观念，代表了政治德性，现世中的君主作为“天子”，是行“天道”的宪制主体。“谋及卿士”与“谋及庶人”既是协商民主和“民本”的决策方式，也是承认了卿士、庶人同样是“天”之下的宪制主体。文祥是通过参考、采纳议会制度，对照上古国家共同体的精神完成当世君主、卿士、庶人秩序调整，以实现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应对内忧外患的局势。

文祥在比较议会制度时，引用“谋及卿士”与“谋及庶人”之制，实际上讨论了君主、卿士和庶人的三元关系。文祥并不仅仅将民众视为可以动员的力量，如清廷常用的“民气可用”一类的陈腐之言。“事事期符民隐”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之语表明，文祥已经清醒感受到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并将其视为驭外之大本。“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更将这种利益诉求上升到了“承天心”的现实需要和理论高度。

需要分辨的是，文祥说的上下议院，显然主要是参考了英国的议会主权制度。议会主权的实质是“君主、贵族院和众民院的合体，当三者合成一体时，他们被称为‘议会中的君主’，拥有无限立法权威和无竞争的立法权力”。16世纪法学家福蒂斯丘曾将英国宪制传统总结为“dominiumpoliticumetregale”（李红海曾意译为“君民共治”）。英国宪法是从君民共治发展为议会主权的，所以更强调“英国人的自由、专制时代的贵族自由和历史传统中人为塑造的自由”。这些从制度和思想上都迎合了士大夫对君臣共治的想象。当然文祥所说的“卿士”并不是贵族，更多指文武大臣。更深一点的说，文祥之所以引《尚书》而赞议院，实际是对清朝的君主“乾纲独断”的某种委婉质疑。文祥已经隐约感到，清政府可以通过重构“君主、卿士、庶人”关系来完成国家共同体的建构。

三、议院“势有难行”的缘由与转机

文祥提出设上下议院“势有难行”的原因是“中国天泽分严”。他已经意识到了君主、卿士、庶人三者的地位差别决定了设立议院的可能性存在与否。文祥从《尚书》中寻找古代宪制资源，也是为了对抗“天泽分严”的清朝祖制。

清朝“天泽分严”之祖制的突出特点，是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其要有四。第一，雍正设军机处，用明发上谕，君主即为政府；乾隆皇帝根本性的反对“君臣共治”，称“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这是对宋朝“天下治乱系宰相”，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精神的彻底否定，相当于根本性否定了卿士的宪制主体资格，而且不仅是制度层面的，也是价值层面的。第二，文字狱惨酷，学者绝口不谈朝政时事，卿士出现了学术和政治的分野。第三，君尊臣卑，达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宣告，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率斥为‘尔’。而满、蒙大员折奏，咸自称‘奴才’。”第四，清朝礼制，亲贵地位在大臣之上，称“王大臣”（宋朝宰相排位甚至在储君之上）。清朝重视的祖制，其实质构成了一种“宪典”（unwritten constitution），即作为“政治家的行动所依据”，而“不能被视为法律”的准则。这种宪典给政治革新造成很大的阻力，除非现实政治发生极大变化。

同治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军政大臣率领湘淮军平定“内乱”，给清朝政局内部结构带来冲击，也为君主、卿士、庶人的三元关系带来新变化。除皇位继承外，汉族勋臣在军权归属、财政、任黜大臣等方面的地位上有了巨大变化，京外督抚也可以会议朝政，实际上形成了中央政权与地方督抚的二元体制。这对清朝自顺、康、雍、乾时开始的君臣紧张关系形成了对冲。

另外，垂帘听政虽是君主专制的变种，却并无先例可以援引，清廷只能通过开放政权来取得垂帘制度的正当性，原来乾纲独断的皇权发生了第一次分解。同时，平定“内乱”的曾国藩等汉勋臣封疆一地，膺阃外重寄，出现了自筹兵、饷的局面，朝廷不仅尊重其保举委任官员之权，还经常与其商量朝政，朝有大政，咨而后行。这种君主与卿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巨大变化，正是“同治”年号的要义所在。李鸿章曾云：“中兴之初，深宫忧劳于上，将帅效命于外，而一二臣者主持于中，有请必行，不关吏议。”垂帘之制，在初期颇有一些宋政的特点。在同光年间，朝臣也自比宋朝元佑名臣，而将两宫皇太后比拟宋朝的宣仁皇太后，这不仅是对垂帘制度正当性的迎合，也是当时士大夫的一种风潮。垂帘之制以及恭亲王、文祥、汉族勋臣的努力虽没有根本改变清朝的君主“乾纲独断”制度，但当时上下维持的临时局面也有了“宪典”意义上的变化，军机处体制作了一些修补，君尊臣卑也出现了礼贤重臣的变化。

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大的变化，是在曾国藩等人的影响下，出现了学术和政治的重新合一，甚至出现了曾国藩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江宁府刻印明遗民王夫之《船山遗书》，为之作序并行于天下的事件。言路的复振也是这一变化的产物，从天下板荡到同光中兴，士大夫终于卸下了“以言为忌”的窒息，从而出现了清流的崛起与名士的鼓荡。晚清政局的鲜明变化，使“天泽分严”的祖制出现了松动，假如君臣一心，用新的制度回应政局变化后的权力安排，这样的政治革新是有很大成功希望的。但由于统治后期满族官员尤其是亲贵势力的腐化和颟顸，君臣紧张关系并未彻底缓解。尤其到了宣统年间，由于三立幼君，隆裕皇太后不行垂帘，摄政王载沣主政，载泽、载涛、载洵等满族少年亲贵逐渐掌权，实际上分解了皇权，其与汉族士庶的关系构成了君臣紧张关系的新内容。

当然，外患的逐步加剧，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近代中国经历的历史大变局更多意义上就是如何抵御外辱和如何自救。士大夫隐隐约约觉察出了西政西学对中国传统的“衣冠文物”与“礼乐政教”的巨大挑战，也预感了政治文化之剧烈变革的到来，此挑战之剧正如殷周之变的广度与深度。到了清末新政时期，由于立宪国日本战胜了沙俄，不仅是卿士庶人均已接受了立宪，连慈禧皇太后也“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以上内政外交的巨大变化，给了清末政治革新提供了历史机遇。

四、重思清末政治革新及其失败原因

文祥提出的“谋及卿士庶人”代议制之论并非空谷足音，清末不少人都将议会制度与上古“三代之治”进行类比。郭嵩焘就曾不无沉痛地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三代圣人所以不可及，兼君师任之。周之衰而后孔孟兴焉，师道与君道固并立也。自六国争雄以讫于秦，而君道废。自汉武帝广厉学官，而师道废”。

“三代”的历史资源，在清末立宪时被赋予了时代意义。“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中国向无议院之说，今议倡设，人多视为创举。不知虞廷之明目达聪，大禹之建鞀设铎，洪范之谋及庶人，周官之询於外朝，古昔盛时，无不广采与论，以为行政之准则，特未有议院之制度耳。”

此处即将上古之制作为政治革新的重要渊源。清末之君主、卿士、庶人，也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生动阐释了其对议会制度的理解。

（一）戊戌变法未能谋及卿士

关于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陈寅恪曾提过有“南海先生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分野。历验世务者是“同光中兴”的余脉，或从湘淮军兴参与洋务运动，如陈宝箴。疆臣如刘坤一，枢臣如王文韶是其支持者。或从翰林清流出身，任职地方后也投身洋务运动，如张之洞。枢臣李鸿藻、荣禄是其支持者。

甲午前后，由于淮系李鸿章逐渐失势，为抗淮系、御外侮，湘系与清流出现了“清浊合作”的局面。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为陈宝琛识拔，且曾在张之洞幕府就是注脚。陈宝箴曾被北派李鸿藻倚重，又受到南派王文韶保举，可以视为这是李鸿藻派系与曾经被其劾罢的王文韶之间的南北和解态度。这样的合作为戊戌变法提供了舆论基础和人才储备，如陈宝箴在戊戌变法开始时的1898年8月5日上折保举陈宝琛、杨锐、刘光第。这一派源流的特点是政治经验丰富，不足是变法目标并不明确。

戊戌变法的两个源流最大的思想区别，是对于“平权”或“民权”的认识。康梁科第均多波折，属于体制外知识人或新进小臣，其“素王改制”的要义是“庶人之政”。而无论是支持变法的陈宝箴，还是同情变法的张之洞，要么是“历验世务”，要么是“金马玉堂”，膺阃外重寄，其变法要义是“卿士之政”。

从现代化视角看，康梁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而从当时的政治格局看，陈张体现了变法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的“大同三世”之说实际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时人多以其“托古改制”为非。而康氏《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发展为“康学”甚至“康教”，使得不仅朝廷重臣，甚至与其同源的新清流、名士也产生了隔膜。

在戊戌变法中，德宗皇帝多启用在野维新派或“新进小臣”，而撇开了洋务重臣，“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以至旋起旋败。重臣中唯有张之洞不仅接纳沈曾植、陈三立等热心变法的新清流或名士，甚至对梁启超的“卓老”报章文字也曾表示过欣赏，也以调和帝后新旧自任，实在是革新运动的最大公约数。

根据张之洞档案的相关记载，1898年4月23日，由于军机章京杨锐、刘光第等策动，军机处曾电召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大计。另外陈宝箴也于1898年9月22日上折保举张之洞入朝主持变法大局，他说：“惟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置施行。方今危疑待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可惜的是，这两次张之洞均因故未能入朝主持变法。德宗求治心切，重用小臣，而忽略了洋务大臣对新政的同情，对“康学”的疏离。戊戌之败，实际上也有“谋及庶人”而未“谋及卿士”的原因。《洪范》之义，“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戊戌变法时，德宗及其班底的权力基础就不稳固，大权尽在皇太后，可谓“汝逆”；重臣不与，可谓“卿士逆”；仅仅谋及庶人，其结果也就不待卜筮可知了。

（二）清末新政败于尽失士庶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清末政治革新的终结。庚子之后，尤其是立宪国日本战胜沙俄，给了国人巨大的刺激，清廷终于有了“预备立宪”的措施。另外，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落海外，开始具体研究立宪事宜，梁启超成为海内外首屈一指的君主立宪大家，尤其是其开始从官绅视角转向“民”的视角；清末绅士、商人开始活跃，且有了权利觉醒，绅士将绅权与“潜扶民权”统一了起来，逐渐形成了立宪派。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联名会奏请变政体。而自一些少壮亲贵也在受到国外刺激后出现了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的现象，载泽就是五大臣海外考察的灵魂人物。朝廷重臣尤其是地方督抚与在野绅士的互动是立宪活动开展的诱因。由于立宪派的“民权”主张为从同治时期活跃的地方势力提供了权力正当性，代表地方向朝廷争权，受到地方一些热心督抚支持。立宪派的活跃人物张謇与袁世凯早有交往，江浙的立宪派张元济等人策动盛宣怀等大臣，张美翊、汤寿潜策动军机大臣瞿鸿禨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

清末立宪中，假如执政者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使早在同治年间崛起的地方督抚权力得到宪法确认，使活跃的立宪派获得部分权力，那便是做到了国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组织议会以决大政。但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却与文祥《密陈大计疏》规范君权的英式宪制明显有别，君主尤其是依傍皇权已经身居要津而德不配位的少年亲贵与汉族大臣、在野绅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实则构成了立宪的误会和难题。特别是皇族不与大政，这不仅是立宪要义，也是中国古代汉、唐、宋、明等朝代的传统，在清朝自雍正以后到咸丰之前也是清朝家法严厉杜绝的。慈禧皇太后在光绪末年逐渐培植亲贵掌权，这不仅不合宪制之义，也不合清朝的家法。亲贵掌权的事情在宣统年间更甚，尤其是在载沣摄政期间还让宗室亲贵多掌军权。五大臣海外考察，载泽在日本会见伊藤博文时，伊藤告知：“贵国是君主国，主权必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断不可旁落于臣民；臣民的自由权由法律规定，是政府所给予的，而非按照人民的意志的自由”。

君主独揽大权，在日本为“尊王”“废藩”的明治新政，其要在于提高皇权以废诸藩；于中国则既不恰于《尚书》之义，又不惬于从辛酉到庚子的时变。这样的粗陋见识，却被写入了《钦定宪法大纲》。载泽尚且是满人亲贵的通达者，并非全然昏聩，至于载涛、载洵之辈，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少壮亲贵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时，列强认为中国没有海军，不具备头等国家资格，遂大受刺激，出任海军大臣的载洵责成度支部筹银1800万两，清末财政经费短绌，连“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张之洞也议缓立海军却争之不得。

凡此立宪模式、军政、度支，亲贵与朝廷重臣及立宪派的分歧都不可调和，且少年亲贵的虚骄之气使人寒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宣统幼冲，亲贵和摄政王共管朝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失序，摄政王没有力量和政治资源可以裁抑其他亲贵，支持立宪的亲贵也无法解决自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立宪悖论。迨皇族内阁出，清朝亲贵完全把持政权，卿士庶人一律被排除在清廷统治之外，鼎革之变也就如期而至，最终辛亥军兴，举国倒向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当国者不学，全不知尚书之义，以肇亡国之祸。 民元修前朝史，《清史稿》修史者不仅全文抄录了《密陈大计疏》，并称文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这或许是修史者的沉痛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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