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枫《人间事——〈论语枫解〉》序

作者：宋立林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宋立林，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

《论语枫解》书影

许枫《人间事——〈论语枫解〉》序

我曾自诩“钱迷”——国学宗师钱宾四先生的粉丝。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这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奉为圭臬。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人看待自家传统的心态也悄然发生变化。正如晚清时期，从“天朝上国”迷梦中突然惊醒，文化心态便一下子跌入谷底，由自负变成了自卑与自戕；晚近二十年，心态又一下子升腾起来，变得更加自信。毫无疑问，这二十年来，“传统文化”早已不是20世纪那种被污名化、被弃之如敝履那般命运多舛，而成为炙手可热、趋之若鹜的“优秀”传统。上世纪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梦寐以求、魂牵梦绕、念兹在兹的“文化复兴”在新世纪似乎露出了曙光。文化虽然在大众生活中还仅仅占据着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通过自媒体的信息及时传播，让我们知道，今天的神州大地，不同层面的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官、商、工、艺、师、生群体所谈论、所操持。我经常说，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知，而文化自知的前提是文化自觉。当然，我说的“文化自觉”，与费孝通先生说的角度不同。窃以为，文化自觉当包括两个维度：

其一，是一个人对“文化”之于自我生命意义的“自觉”。即人的生命包含着肉体与灵魂两个维度，我们的生活也就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两千多年前的《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是揆诸现实，也是相当深刻的。这与孔孟所强调的“富而后教”是一致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是为了生存而奋斗，而难以顾及精神层面。即如先父为例。先父生于“九一八”事变那一年，去世于2000年。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后来虽然在县城做工人，也不改农民本色。我非常敬重他。但是在他的生活中，便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精神”的影子。我小时候侍弄花草，他都觉得不如重点蔬菜更加实惠，完全不理解人的“审美需求”和精神生活。而现在的中国人，便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了，虽然读书的依然不多，但通过电视、电影、剧场、旅游等来进行文化消费也变得稀松平常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随着中国人对于精神、文化的自觉需求越来越高，文化的创造力才会被激发出来，文化复兴才会真正实现。因为文化说到底离不开人。

其二，是一个中国人之于“中国文化”的“自觉”。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民族与历史、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忘记了历史，抛弃了文化，也就不复是原来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于我们而言，自然意义非同寻常。它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历史根源、文化根源。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唯我独尊，闭关锁国。确立文化主体意识与开放包容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当中国人有了对自家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才能谈得上“文化自知”，进而谈“文化自信”。毫无疑问，“文化自信”既是“文化自卑”的对立面，也是“文化自负”的对立面。文化自卑固然背离了文化自信，文化自负自大同样背离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己文化的优点与不足有清醒的认知与反思，温情而不狂热，尊重而不盲目，情理交融。

基于这一看法，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如业师杨朝明先生所一贯坚持和呼吁的那样，传统文化既要“登峰”也要“落地”。没有精深的专业学术研究，所谓文化普及往往成为“心灵鸡汤”，甚至是“江湖忽悠术”、“文化迷魂汤”；而若不注重文化普及，学者们“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所获得的宝贵成果，便会局限于学者圈子的小众传播，造成曲高和寡的窘境，难以发挥以文化人的功效。所以，尽管当前传统文化题材的图书层出不穷，甚至有点泛滥成灾的苗头，但是真正能够称得上优秀出版物的，比例并不高。仅以《论语》为例，不仅杨伯峻、钱穆的相关作品不断重印，而且学界新注本、解读本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不乏严肃的、训诂类作品，如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解》，杨逢彬先生的《论语新注新译》，鲍鹏山先生的《论语导读》及业师杨朝明先生的《论语诠解》等等，也有不少视角新颖、新意迭出的解读本，如好友四川师大李竞恒博士的《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读来便受益匪浅。这些都是《论语》研究的可喜现象。

很多朋友感慨，一部不足一万六千字的古籍，用得着这样不断去研究、注释、解读吗？况且，仅仅古人的《论语》学著作，都已经汗牛充栋了，今人再去做新注新解，岂不是炒冷饭、蹭流量且浪费资源？按理说，经典的原意应该只有一个啊，这么多不同的解说，是不是都是除了一个正确的之外，大都是错误的呢？我想，不论是根据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还是我们的人文学术的基本理路，都应该明白，之所以两千年来这么多学者去辨析章句、训诂词语、考证典章、诠释义理，无不是努力去接近或者揭示经典原意，只是我们每个提出新见的人，都自以为接近或揭示了那个原意，至少是不承认前人的成果已经解决了问题，所以才要继续研究、解读。因为即使我们坚信有原意在，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去宣称自己才绝对把握了原意，即便这样宣称，也未必得到他人的认可。所以，不仅历史上会有那么多解读，可以设想未来新的解读还会不断涌现。就我个人阅读、研习《论语》的经验而言，我个人虽然有一些自以为的独得之见，但是我更承认其他的解读，大都有或多或少的发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论语》。自然，发明多的便是好的解读。

许枫兄这部《论语枫解》，我曾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深深为其灵动的文笔、独运的文思所吸引，其中的妙语连珠令人忍俊不禁，其中的旁敲侧击令人会心一笑，其中的借古喻今令人拍案叫绝。《论语》就在那里，但是经由他独有角度的解读，《论语》便别开生面。不仅如此，通过这些古今交融的经典解读及其文风，解读者的形象也会渐渐浮现眼前。尽管我与许兄尚未谋面，但是他的文字已经自动生成了一副“画像”，我似乎看到了一位相知有年的老友，满腹经纶但毫无古板之气，潇洒飘逸但毫无骄肆之态，这大概也得益于他长期浸润于《论语》几十年的经历吧。

许兄是潮汕人，自幼以《论语》发蒙，有其家学渊源。加以曾经供职报纸，开设专栏，不仅与各路企业家打过交道，而且与饶宗颐、汤一介、钱逊等老辈学者相过从，这些都令我艳羡不已。对经典的研读，一方面需要童子功，这一点今天很多学者其实都有点先天不足，自忖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也需要识见。这“识见”便不是仅靠读书可以练就的，它依赖天赋，需要阅历。这些许兄都具备，所以无怪乎他能够在《论语》解读中匠心独运，别出心裁了。

从整体理解上说，许兄将《上论》《下论》的结构，划定为“道经”与“德经”两部分，这就属于大胆的妙论。这一说法很容易引起学者的抵触。用“道经”与“德经”的范畴，岂不是与道家的《老子》混为一谈？其实，保守如我，倒以为这样的理解，未必不能存在。关键看解读者是否能够以理服人。业师朝明夫子曾经说，道家有道家的《道德经》，儒家有儒家的《道德经》，《论语》就是儒家的“道德经”。我接着夫子的话说，从今人的“道德”观念来看，《论语》才真正是“道德经”。当然，我的这一说法与许兄的理解并不相同。他认为，道经从《学而》至《乡党》，分述孔夫子的“仁道”，其核心为生发“与人作良伴”的善念，以正己、正他两心分明之“忠”，公义、私德两心有别之“恕”，分解儒家仁道要旨。德经从《先进》至《尧曰》，剖析士团精神、士团纲领及培训士子职、身、民、行、法五正要诀，讲解仁道践行路径。道经为塑三观之论，德经为定方法之学。根据我的阅读经验，这一解读既是新颖的，也是独创的。对经典的解读，提出“新说”并不难，关键是不是“创造”，是不是有理据。我觉得许兄的见解就是独创的新说。读者不要急于抵触新见，而应该顺着解读者的思路，自己检验一番是否有其理据，值得信服。如果顺着许兄“道经为塑三观之论，德经为定方法之学”的说法，那么《上论》便是建体，《下论》则是发用。当然，《论语》的编者是否具有如此明确的谋篇布局、逻辑体系，还有太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许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论语》的新窗口，我们会发现一部新颖的《论语》。

就具体的解读而言，并不是一般译注本那样的原文、注释与译文的固有模式，而是述议相合，训诂与考史相融，以讲经人的口吻传授自己的儒家修行体会，直指本心，直击大义，一改过往注经晦涩难明的风格，一扫前人无数清规戒律的桎梏，让所有国学爱好者能更快更好更全面地领略儒家精神气韵，入道有门，修持有径。这与正在主编的《近思国学经典丛书》的理念有相通相似之处。

《中庸》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对于许兄这部三十余万言的大著，我以上所说只是“管中窥豹”“鼎尝一脔”。因此我实在不敢自诩解人，因为那必须在认真拜读其全部书稿后才有“知味”的前提。然而，已经被“勾引”起“兴味”的读者如我，尤其急迫地期盼着这部《论语》解读大著的问世！

许枫兄命序于予，以不佞的资历与学识，皆不足以胜任，故诚惶诚恐，敬谢不敏，但他再三坚持，并要我“望莫推辞”。我生怕许枫兄误会我不通人情，方才应承下来。在我，不论是一名读者，还是一名学者，都有义务推介传统文化的好书。就在这几年，《论语》重新回到国人的视域之中，越来越多的朋友或学员向我垂询《论语》读本。我郑重推荐过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尤其对初学者特别正式地推荐同济大学刘强兄的《论语新识》。我想，许枫兄的这部《论语枫解》，自然会成为我《论语》推荐书目上的另一部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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