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教授：巴哈伊文明对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启示,视频及全文

受访者：蔡德贵

采访者：谌卫军

来源：“阳明学苑”微信公众号

中道讲坛第六讲

蔡德贵教授：

巴哈伊文明对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启示

中道讲坛腾讯会议5月8日9:35-11:45

谌卫军@中道文教：尊敬的蔡教授，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著名学者、巴哈伊研究专家蔡德贵教授，来给我们做一次公益讲座，今天是5月8号，母亲节，也是释迦牟尼诞辰日，非常殊胜也很巧合，这个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蔡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巴哈伊文明对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启示。中华儒家文明蕴含极有价值的内容，但是呢？他复而不兴，弘而不扬，这是当代新儒家面临的难题。相对而言，巴哈伊文明，这个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功。这些成功也可以说明宗教传统现代化的一些趋向。巴哈伊这方面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我们曾经邀请蔡德贵教授，给我们来做过公益讲座。当时我们也是非常的受启发。那么，时隔多年，我们再一次邀请蔡德贵教授给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讲座。可以向巴哈伊汲取一些有益的思想，有益的做法。将儒学真正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协同解决世界和平发展，精神家园失落，伦理道德败坏，环境资源破坏等世界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所以我们邀请巴哈伊研究专家蔡德贵教授来做这一次公益讲座。

蔡教授现在在美国加州居住。现在是5月7号的下午06:35，我们这边是5月8号上午9:35，非常荣幸我们在一起学习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转化和发展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体系和信仰生活方式——中道文教。将是我们的这个历史使命和人文追求。

蔡德贵教授，他是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学大师季羡林晚年的学术助手。曾经担任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主任，还有著名的《文史哲》杂志主编，《孔子研究》主编。他还兼任了中国孔子基金会顾问、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等，他的著作等身，尤其是出版了一本《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这本书呢，我的好好朋友洪秀平校长，推荐给我看了之后，我就非常的感兴趣，想要向作者请教。那么就得到了这个机缘，认识了蔡德贵教授，并且把他邀请到杭州来讲学，曾经在杭州图书馆，我们做过一次公益讲座。还有在万松书院，我们邀请蔡德贵教授与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吴光教授也做过了一次对话。对话主题是王阳明龙场悟道，悟的是什么道？非常精彩。那么今天，我们期待蔡德贵教授给我们同样带来一次精彩的公益讲座：巴哈伊文明对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启示。我们下面就有请蔡德贵教授。谢谢。

蔡德贵教授：尊敬的卫军先生，尊敬的中道文教的诸位同仁。大家上午好！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是国内星期天，占用朋友们星期天休息的时间。觉得对不起大家，在疫情期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要保证身体健康，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休息好。在今天大家耽误了休息的时间，来听我和大家的分享。

我前一段时间，3月28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中心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巴哈伊和中国近代的世界主义。因为中国社科院的巴哈伊研究中心刚刚换了一批年轻的负责人，陈进国先生成为新的巴哈伊研究中心的主任。所以他主持了这次演讲。卓新平，前宗教所的所长进行了点评。大约有60余人参加了这次演讲。听众当中很多人对巴哈伊是耳熟能详的。但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不知道，中道文教的朋友们，有多少人了解巴哈伊文明？

从我接触的资料，“巴哈伊文明”在境外的出现，我指的是中文版，是马来西亚出版社，有一个巴哈伊的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巴哈欧拉启示录》。这本启示录里面作者提到巴哈伊文明的创始人之一巴哈欧拉曾经提出：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达到的时候，巴哈伊文明就将诞生。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那么从中国大陆来讲。巴哈伊文明我是2010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宏的博士论文，《巴布宗教思想研究》。许宏博士邀请我为他的这篇博士论文作序。我就在序言里边正式使用了巴哈伊文明这个概念。当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巴哈欧拉启示录》里边已经使用过。为什么我用巴哈伊文明这个概念？因为从1995年我开始接触巴哈伊。从1965年的对巴哈伊觉得他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宗教，从1995年到现在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发现巴哈伊不能简单的说它是一种新兴宗教。因为它蕴含的内容非常的广博。而且从接触很多巴哈伊信徒来看，巴哈伊已然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呢，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就使用了巴哈伊文明（这个概念）。2010年以来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里边曾经设了几个分会场，有一个分会场就直接开设了儒家文明和巴哈伊文明的文明对话。后来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及其他的报纸。纷纷报道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而且多种媒体出现了巴哈伊文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也使用巴哈伊文明这个概念。

所以巴哈伊文明，在国内的学术界可以说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巴哈伊文明到底它蕴含什么样的内容？因为这个文明的博大精深，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把这个文明说清楚非常不容易。我想先从背景简略的说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轴心文明。人类发展进程当中，在2500年以前有一个轴心文明、轴心时代。那么最近一些年来，很多学者在探讨一种新的这个轴心时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可以说是轴心的时代，很多人并没有予以关照、关注。我说的是19世纪中叶这个时候。在1817、1818、1819、1820连续的四年，出现了人类文明过程当中双圣并存的时代。所谓的双圣，第一个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另一个就是巴布和巴哈欧拉。他们的出生的顺序就是巴哈欧拉是1817，马克思是1818，巴布1819，恩格斯是1820。这四年出现了这两对并列的圣人。所以到了1844年5月23号，巴布宣示了一种新文明的诞生。他就是巴哈伊文明。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已渐趋成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在想，为什么连续这四年出现了双圣并存？1844年是人类第一次发明了电报。那么电报的诞生就说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预示着未来的世界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那么在信息大量出现的时候，一个圣人可能无法掌握众多的信息来源，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对儿，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圣人的双圣时代。而且马克思主义、巴哈伊文明，正好又是相互补充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我们都知道他是提倡阶级斗争，后来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巴哈伊文明从一开始就主张阶级调和。主张世界和平，人类一家，世界大同。注重的是提倡人类的和谐。

所以有一次大概是2009年的正月16。我和SOHO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先生去301医院拜访季羡林先生。就曾经提到，季羡林先生1996年被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聘为首席顾问。当时季老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记得这件事，但是对巴哈伊文明详细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跟季老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说巴哈伊，如果简单的说就是一二三。所谓的一，就是一个字，就是和，因为巴哈伊是最主张世界和平的。然后如果用两个字就是和谐，或者是团结。用三个字，就是三个一，就是上帝独一、宗教同一（就是来自同样的一个来源）、人类一家。季羡林先生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他说，这个中国字很有意思。和，现在这个和字，左边是禾木的禾，右边是口。那就是说，人人口中有饭吃，这是和的基本要件。人人口中有粮，这是和的基础。但是，光有饭吃还不行，还要有话语权。所以这个谐字本身左边言字，右边皆字。就是人人都有话语权，别人也都有话语权。巴哈伊提倡这样，就主张和谐。就是为团结制造条件。所以我简单地说，季羡林先生说有道理有道理。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巴哈伊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他的关注点就是注重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或者说着重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那么他从1844年创立之后，怎么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呢？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说国际联盟，联合国以前的国际联盟，和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都和巴哈伊这种新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联盟的历史我们不去追究，仅从联合国的创立，我们就可以看到巴哈伊的影响。

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44年的冬天。大家知道在美国华盛顿顿巴顿橡树园举行了一次联合国成立的奠基会议。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里边有一位女学者，是被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技术专家来参与这次奠基活动。她叫颜雅清。这位女士在中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在1930年代，那可是在中国大陆、在美国都是知名度特别高的一个女士。他是1844年的5月23号。在美国的芝加哥庆祝巴哈伊文明创立100周年的活动上，皈依巴哈伊文明。此后她多次演讲，宣传巴哈伊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些主张。那么她作为一个巴哈伊参与了顿巴顿橡树园，联合国的奠基会议，就为联合国的宪章贡献了很多。她在国际联盟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和经验，而且特别提出《联合国宪章》应该关照精神领域的建设。这个精神领域，当时她提的是包括各大宗教应该发挥在制止战争，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但是当时的起草人并没有接受颜雅清的这个概念。所以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没有把宗教精神的重要性阐述清楚。颜雅清觉得非常遗憾。由于颜雅清对联合国的这种贡献，所以后来呢，颜雅清就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的信息发布官。在最早的办公场所，成功湖安排了颜雅清的办公室。从此之后，巴哈伊国际社团就在联合国总部成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机构的正式成员。不时地给联合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所以从联合国创立，巴哈伊就积极的参与了。而且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后来因为巴哈欧拉1892年去世，到1893年在美国的芝加哥举行了世界宗教议会。在这次议会上，来自中国的众多西方和中国人士聆听到了巴哈欧拉所提出的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这样的一种著名的论断，其中西方人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叫李佳白，另一个叫李提摩太。另外，后来京师大学堂的洋总教习丁韪良，也是会议的出席者。那么中方的代表，正式的代表是当时大清国驻美国的临时代办。因为当时的驻美大使叫崔国因。因为1882年美国通过了《华工条约》，对中国华工进行制裁。所以崔国因鉴于这个而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他就委托临时代办叫彭光誉，是一个福建人，代表清政府参加了世界宗教议会。彭光誉就为这次大会提供了一篇长达4万字的说教。后来因为光绪也看了这篇论文说教，就以《御览说教》的书名，在光绪年间正式出版。除了彭光誉，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颜雅清的祖父颜永京，第一次听到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这样一种地球村中国人和西方人。

李佳白先生本来是1882年就到了山东。在山东，他是以长老会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在山东住了长达十年。但是传教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山东这个地方是儒家文明的领地，让2000多年受儒家文明影响的山东人来接受一个新的基督教，难度之大，是李佳白没有想到的，所以他1892年回到美国，给派出他到山东传教的基督教长老会建议，说这种传教从底层做起，成功率极低，他建议基督教长老会改变方针，应该从上层开始，到大清国的上层去传播基督教，但是基督教长老会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不接受他的这个建议，所以他没有办法就宣布脱离基督教长老会，作为一个独立传教士。在芝加哥听到了巴哈欧拉的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他在1894年离开美国之前，在洛杉矶宣布成立一个后来影响中国近代文明的一个文化交流机构叫尚贤堂。当时在洛杉矶宣布的是用英文，英文的名称叫中国国际学会。1894年回到中国，李佳白就千方百计找到了帝师翁同龢。然后和大清国的上层高层李鸿章、张之洞，然后和康有为、梁启超结识，促进康梁和其他人。成立了广学会、强学会这两个变法的重要机构。所以，李佳白的尚贤堂这个时候就开始影响中国的近代文明。

到1896年李佳白又进一步的向光绪皇帝提供了一篇建议。建议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京师总学堂，就是后来叫京师大学堂，而各省再设分学堂。在这篇给光绪皇帝的建言书里，李佳白引进了西方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最先进的教育体制。据说当时清朝政府，尤其是光绪皇帝，因为据历史记载，光绪皇帝召开的御前外务会议邀请的唯一的外国人就是李佳白，所以北京京师大学堂1898年成立的时候，光绪皇帝曾经有意让李佳白担任洋总教习。但是李佳白因为有尚贤堂无法止步，所以就推荐了他的朋友丁韪良去出任了京师大学堂的洋总教习。

后来李佳白和孙中山交往。当他听说，清政府的改革意见之后，他建议孙中山不要举行暴力革命，据他所知，清政府已经开始了改革。强学会、广学会以及京师大学堂的创办都是改革的步骤之一。所以，采取一种和平演进的方式，可能对中国更为有利。但是孙中山对他的这个建言没有听。结果辛亥革命接近成功的时候。李佳白审时度势，为了避免流血。他从上海不顾基督教和天主教群体的反对，一个人乘坐火车，赶到北京，向清政府建议，让他们和平交出权力。当时的上海大报《申报》做了很多报道。而且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取，所以就避免了中国辛亥革命进一步的流血。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李佳白和孙中山的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孙中山有一段儿不得势，到海外避难，当他回归上海的时候，李佳白首先把他请到尚贤堂，让他在尚贤堂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演讲。演讲之后，在尚贤堂前边的尚贤坊，和众多朋友一起种植了一颗象征和平的棕榈树。后来孙中山对外发表演讲，对外发表施政方针，都是通过李佳白以《独立晚报》记者的身份向外发布，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好。李佳白本人呢，就在尚贤堂主办了多次宗教演讲。他举行宗教演讲的时候有一个规定：任何一个宗教在涉及其他宗教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有非议，不准批评其他宗教。所以当时在尚贤堂，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孔教以及其他的各种宗教，包括巴哈伊文明新的代表1907年也在尚贤堂发表过演讲。而且当年的上海很多阿訇，伊斯兰教的阿訇也到尚贤堂演讲。其中呢，有很多著名的伊斯兰教人士，和李佳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呢，李佳白就非常想在上海举行一次类似于芝加哥的那种世界宗教议会的大会。就在1914年邀请了包含有巴哈伊文明的第三号人物阿博都巴哈来上海发表主旨演讲。但是1914年，大家知道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博都巴哈上海之行没有成功。这样，李佳白就在1914年的十月份在尚贤堂发表了一篇，至今看来仍然确凿无疑的演讲，是用英文讲的。演讲的内容，第二年发表在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大型杂志《东方》杂志1915年5月号。题目是《论波海会的精神及作用》。这是当时出现的最早的一篇非常详细介绍巴哈伊文明三位领导人，包括两位创始人巴布、巴哈欧拉，圣约的中心阿博都巴哈，非常准确，一点儿错误都没有。这样呢，李佳白这位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他就成为在中国第一位传播巴哈伊信仰的人，因为《东方》杂志的学术地位非常非常高，所以呢，影响到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后来通过查阅，我看到当时和李佳白有交往的，中国上层有100多人。其中除了孙中山以外，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其他的很多上层人物都和李佳白结识过。

这里面我要特别提到学者里边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胡适，另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的创校之父曹云祥。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曹云祥是1907年去美国留学，1911年在耶鲁大学毕业。1910年胡适是到康奈尔大学。1911年的夏天，曹云祥耶鲁大学毕业。他利用中国留学生主席的身份在孛可诺松林举行了一次夏令营。夏令营里边，曹云祥就邀请到了重量级两位学者。一位就是后来诺贝尔奖得主穆德先生，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另一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位李佳白。李佳白在会议上多次发表演讲。其中的一次演讲，胡适当时的日记里提到的，李佳白这样一个大鼻子的中国人，演讲的题目是《孔教的效果》，他听了以后呢，浑身出了一身汗，觉得要找一个地洞钻进去。觉得一个美国人了解的孔教的思想比自己居然多得多，所以非常感动。现在我找到了李佳白当年在这个地方和胡适和其他人的两张照片。那么在李佳白回到中国大陆以后，我们没有发现进一步的材料可以看出他和胡适和曹云祥的联系。但是这次的影响应该说很大。因为当时李佳白在美国还认识了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胡适的校友叫陈焕章。陈焕章是孔教会的创始人。他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受康有为的指示，要陈焕章创立孔教会。他首先拜访的外国人是就是李佳白，而且得到了李佳白的大力支持，这样孔教会才得以成立。再通过李佳白，可以说影响到了胡适。为此，我就顺着胡适日记那个线索，因为胡适日记里面提到，他的发小梅光迪先生也是后来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本来原来是朋友，后来成为诤友。梅光迪说胡适后来的新文学思想很多是来自于美国的，其中第三个因素就是精神文化方面，他认为在美国受到影响的首位，就是巴哈伊。当时胡适把它叫做巴哈主义。有的地方翻译为波斯泛神教，这个翻译当然很不准确，但是巴哈主义是可以的。我也就顺着这个线索就写出了《胡适大同学案》，把胡适的一生和巴哈伊文明的联系，分上下两卷，给读者展现出来。那这个还是很初步的，如果再仔细的挖掘，可能还有更多的资料。

那么另外的一个曹云祥。因为他1911年耶鲁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哈佛大学，成为中国的第一个MBA工商管理硕士。其实他在1911年是不是通过李佳白已经是一个巴哈伊文明的接受者了。所以1914年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当时就冲破各种阻力，和一个瑞典籍的女巴哈伊结为夫妻。这之后，他担任过驻英国、驻丹麦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到1922年，清华学校因为在半年之内连续赶走了三个校长。所以当时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就参考了各个前外交部长的意见，决定任命曹云祥为清华学校的校长。1922年四月份到任，当时是以代校长的身份到任，十月份发布正式命令，任命曹云祥为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进了清华，一方面是引入了耶鲁精神，所谓的耶鲁精神，在曹云祥看来，就是要培养领袖人才，另外就是引进了巴哈伊文明。最主要的就是磋商原则。他每一个星期天在自己的家里举办茶会，邀请教师、学生、职员代表座谈清华学校的发展。通过调研，曹云祥确定清华学校必须升格为清华大学。从1923年开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制定了清华学校18年发展规划。这18年的发展规划，就决定从1923年开始设立清华学校大学部。1925年招生。这个计划1925年是实现了。当年的本科生后来最出名的就是王淦昌院士，是曹云祥的第一届学生。另外的一个文科学生就是冀朝鼎。然后，曹云祥觉得清华学校升格为大学还远远不够，要提高研究水平，要建研究院。当时设计四个研究院。但是其他三个研究院，都没有条件成立。所以只能成立那个国学研究院。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胡适，请胡适来出任国学研究院的院长。胡适很谦虚，说我的国学功底不够，没有资格担任国学院的院长。但是我可以推荐几个学者给你，第一个就是章太炎，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赵元任。吴宓被曹永祥任命为研究院的秘书，就让他带着曹云祥的聘书到上海，去邀请章太炎参与清华国学院的建设，出任导师。章太炎一听说导师里边有梁启超，他们是政敌，章太炎拒绝去清华。这样就缺了一个导师，后来梁启超就向曹云祥推荐了没有学历也没有什么著作的陈寅恪先生。当时他在瑞士，1925年，还没有回到大陆，所以第一届研究生在1926年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合影，我们找到了照片，是武汉大学著名历史教授冯天瑜先生的父亲冯永轩保存下来的。这一个照片曹云祥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等，和其他的学生高亨、冯永轩等人的一张合影。冯永轩先生在这张合影的右边儿写的是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留念。那么1926年，已经出现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它的创办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位引入耶鲁精神和巴哈伊磋商原则的曹云祥。可以说这是巴哈伊文明对清华大学办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巨大影响和贡献。因为清华学校由一个留美预备学校演变为一个大学，其中的困难有多严重，我们现代人无法设想。到了1928年1月。鉴于各种压力，曹云祥辞去了清华学校校长的职务。那么后来大家知道是罗家伦接任。因为清华大学从1925年招生，已经开始排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罗家伦的时候呢，大学的招生已经好几届。但是罗家伦很聪明，他说，清华大学要发展，必须从外交部移交到教育部，变成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教育部和外交部进行反复的磋商，最后达成意见，一致意见就是由教育部管理的国立清华大学正式诞生。到钱钟书，1929年入学，是五级学生。季羡林1930年入学，是六级学生，是从1925年开的。可以说这是巴哈伊对近代的中国文明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很多人不太清楚。那么我这边找到了一些，蒋梦麟，还有胡愈之、黄炎培这些人呢，或者是通过李佳白，或者是通过别的人接触到了巴哈伊信仰。尤其是胡愈之因为1915年到《东方》杂志出任编辑。他后来就多次的发表和巴哈伊文明有关的文章。《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在李佳白发表的《论波海会的精神及作用》在同一期杂志上，为了介绍这种新的文明，他也专门写了一篇，稍微短一点的文章。题目叫《波海会》，等于为李佳白的演讲做进一步的宣传，扩大影响。

那么，为什么巴哈伊文明在开始对中国会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巴哈伊文明的第三号人物，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阿博都巴哈，他非常欣赏中国。在中国最受西方歧视的情况下，拿破仑的比喻中国是一头睡狮，以及后来的，和奥斯曼土耳其并列的，奥斯曼土耳其被称为西亚病夫，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所以在世界范围里边对中国都有轻视的。阿博都巴哈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是未来的国家。这个论断可以说在当前的很多巴哈伊信徒心目中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阿博都巴哈为什么说中国是未来的国家？当时中国是积贫积弱的。而且在一八七几年的时候。巴哈伊，包括阿博都巴哈发现，日本原来也很落后，但是通过教育，日本的国力，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未来的国家，只要把教育发展好了，中国未来的前途不可估量。而且这个时候阿博都巴哈不仅仅提出了中国是未来国家的论断，他还进一步要求巴哈伊信仰者提出让他们到中国去，到中国去干什么？就是传播巴哈伊文明。在传播巴哈伊文明的过程当中，阿博都巴哈，特别注意到巴哈伊文明的中国化问题。我觉得这个见解太有先见之明了。阿博都巴哈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到中国。去中国传导的圣洁巴哈伊在哪里?中国具有最大的潜能。中国人的心灵最纯朴，最爱追求真理。向中国人传导，自己先要具备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经书，了解他们的习俗，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谈。传导者必须时刻惦记中国人的精神福祉，不得有任何私念。在中国，一个人可以传导很多人，可以培养出具有神圣品格的杰出人士，而他们可以成为照亮人类世界的明灯。我真切地说，中国人不爱任何形式的欺诈和伪善，易为崇高理想所激励。

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将亲自到中国去。中国是未来的国家，我希望适当的教师能够受鼓舞而到那广大的国家，建立上帝王国的基础，促进神圣文明的本质，并高举巴哈欧拉圣道的旗帜去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圣宴。

所以这段话可以说这是巴哈伊文明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要求这个文明一定要中国化。从李佳白他的经历来看，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巴哈伊信徒。但是他的一生可以说，用巴哈伊的理念来在中国建设一种和谐的新文明。所以后来经过我自己到李佳白的母校——美国的哈密尔顿学院查阅了七箱子李佳白遗留下来的资料。查阅了中文出版的《尚学堂记事》和《尚学堂月刊》。找到了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件资料就特别的珍贵。

这是美国的一位女记者，叫玛莎·儒特。最近这本书我也在美国出版了。题目叫《儒特风》，风格的风，刮风的风。副标题是玛莎·儒特与巴哈伊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她，这位女记者，非常羸弱的身体，但是她不顾自己的病躯多么严重，四次到中国，第一次1915年没有留下翔实的历史记载。到1922年，她从日本到北京然后在北京就见到了这位李佳白，而且和他还有电话通话。在尚贤堂的资料里边，当时有他的电话记录。那么玛莎·儒特这位女记者、传导师在1924年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欣赏，认为这种新的文明与儒家文明，尤其是和《礼记·大同篇》里边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世界大同的观念，是非常一致，所以很欣赏，希望以后能够多加联系，但是可惜孙中山是1925年因为肝癌去世。后来，他和儒特之间的联系就没有了。

再到1930年，儒特又一次到中国，1937年最后一次到中国。接触了大量的中国上层人士。在众多高校，大概先后在100多个高校里边演讲。她演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插曲非常值得重视，就是蔡元培先生曾经建议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世界语专门学校，后来这个学校是在北京成立了，1923年世界语专门学校开学的那一天。我找到了一张照片，是来自山东的一个是世界语学者于道泉提供的。照片的里边儿前排坐在中间的有几位是非常值得注意，一位就是这位女记者儒特，另外就是周作人和鲁迅，以及其他人都坐在一起，他们一起参加了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开学典礼。那么儒特在这个学校教的是世界语和英语，鲁迅教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略，后来这个演讲稿集成小册子，发生了很大影响。那么提到鲁迅和周作人，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乌克兰籍的爱罗先珂。也是和蔡元培有直接交往，蔡元培就委托鲁迅和周作人在他们北京的家里住了半年。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的好几部著作，周作人也翻译了很多著作。那么这位爱罗先珂在日本的时候，就翻译了巴哈欧拉的《隐言经》。他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通过世界语来传播巴哈伊信仰的。那么这个传播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发现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就曾经提到过他在日本东京。一个叫巢鸭村的一个新村里边参观。参观以后呢，觉得这个村儿整个的气氛特别和谐。他就引用了巴哈欧拉的一句话：“一切和合的根本在于相知。”说明周作人在日本已经接触到了巴哈伊文明。因为我们如果不查历史还不知道。当年日本的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就给日本天皇介绍了一个叫做亚历山大艾格尼斯的巴哈伊女学者。而且日本女子大学的校长对巴哈伊文明相当相当的了解。当年在中国北京的一批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包括钱用和，这个人后来是宋美龄女士的秘书，也是在东京见到了艾格尼斯亚历山大和玛莎·儒特，对巴哈伊十分了解。然后通过在日本这些包含学者的传播，两位人是非常重要，因为是后来傅作义的秘书叫包世杰，他是后来是，好像被任命为中将。另外一个就是周恩来南开时期的中学同学叫邓洁民。邓洁民，在日本接触了巴哈伊信仰以后，就在北京创办了一所以巴哈伊为主题的大学叫北京国际大学。但是很可惜。因为这个学校和当年北京的警察发生了矛盾，只办了一年多，邓洁民得了癌症。后来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在民国初期，一直到20年的巴哈伊文明，对中国的现代化都有一些影响，而且它是采取了巴哈伊文明中国化的方式。到1937年，曹云祥去世。这以后大概在中国活动的巴哈伊人是不多。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一个，从伊朗来的叫乌斯库里先生。他在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包含一组文章。

到中国的1956年。中国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会邀请了新加坡的一个印度籍的巴哈伊席琳富达尔来全国妇女大会巴哈伊的妇女工作经验。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接见了这位席琳富达尔女士，而且对巴哈伊文明的主要观点非常欣赏。据资料介绍。陈毅副总理对席琳富达尔女士说，假如中国政府开放会首先让巴哈伊进来。而且还告诉他，周恩来先生也是这种观点。

那么1958年以后，大家知道中国的阶级斗争日趋复杂。后来信仰领域呢？几乎一片空白。改革开放之后。巴哈伊学者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来掌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舵，成为舵手。所以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著名到什么程度？他的中文译名叫斯坦伍德·柯布。1933年，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的助手就参与了新教育方面的研究。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非常有名，叫《新教育的原则及实际》。这本书1933年由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崔载阳教授翻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所以，从1933年开始，这位巴哈伊文明的学者就在大陆广为人知了。后来这位斯坦伍德·柯布，还出任了巴哈伊在美国的一个专门杂志叫《西方之星》的主编。《西方之星》这份刊物就发表了中国的巴哈伊曹云祥以及和巴哈伊有关的晏阳初和其他人的一些文章，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斯坦伍德·柯布到了1979年，已经99岁高龄。他听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亲自给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信里边他就建议邓小平先生不要采取伊朗或用伊斯兰革命那种暴烈的形式来进行改革开放，而是要采取一种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据说邓小平先生给斯坦伍德·柯布回了信，但是到现在我通过各种渠道还没有找到这封信的原件儿。那么可以说。这个意见。非常非常的聪明。假如。当年邓小平不采取这种温和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的成就不会这么大。所以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且这个基本指导思想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文明。通过在中国的传播，通过长期的中国化的过程，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是需要疾风暴雨，像武装革命。有时候呢，就需要微雨细流。像巴哈伊文明进入中国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种微雨细流。从中国的中文报纸1874年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模糊地提到巴哈欧拉在库尔德山区隐遁到今天走过178年。过去我们的认识在大学和中学的教科书里边提到的巴哈伊文明，只是谈巴布起义运动。其他的对巴布的这种改进，没有人谈到。即使有人谈到，比方说后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著名回族学者纳忠先生，195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是长篇的，我们收入到了《巴哈伊文献集成》里边，他对巴哈欧拉是否定的，而对巴布起义是肯定的。把巴布与巴哈欧拉分解开来，是很早的一些学者的共同观点。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看到，巴哈伊的历史，官方的说法，就是从1844年5月23号开始。巴哈伊纪年也是从1844年的五月份开始。

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以及后来的圣护对巴布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个25岁的青年在1844年的5月23号，宣布一个新文明的诞生。这样的一个新文明就开启了，后来巴哈欧拉沿着巴布的路子一直走下去，走到现在178年。那么这个文明对世界性的联合国，对局部的像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大。所以这样的一种文明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可能把巴哈伊文明的现代启示都展示出来。但是通过简短的分享，我想让大家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对巴哈伊文明的了解，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的加深，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文明来推动我们的儒家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不能停止在口头上。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呢，我在美国的旧金山一个壹嘉出版也出了一本自己的儒学研究的书叫《实用儒学》，就是建议儒家文明应该借鉴巴哈伊文明，投入到更多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当中，做出儒家更多的贡献。这是我今天和各位在座的要分享的主要内容。谢谢谌卫军先生，谢谢中道文教的诸位同人。耽误大家的休息时间，再次表示抱歉，好，谢谢大家！

谌卫军@中道文教：非常感谢蔡德贵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演讲。把这个巴哈伊文明做了一个清晰的梳理，巴哈伊到中国来，对我们中国的影响，以及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做了一个介绍，非常清晰明了。我们中国儒家文明希望向巴哈伊文明汲取一些什么，能够从中得到哪些启示。比如说它的基本教义、代表人物、生活方式、组织机构、行为影响、介入社会，包括参与国际等等方面，它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发展成为分布范围仅次于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新兴的文明形态。蔡德贵教授呢，已经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实用儒学》，有很多就是很好的建议，那么请蔡德贵教授呢，再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向巴哈伊文明学习，尤其是它在实践当中的一些做法和组织机构的一些管理，向蔡教授请教。谢谢！

蔡德贵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在这里没法详细的介绍我的《实用儒学》的主要观点。但是呢，从巴哈伊的一些经验来说，当前世界范围关心的问题儒家应该参与。比方说1992年有一个环保大会，巴哈伊是派出了代表。好像在巴西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纪念碑，建议人类要认真的考虑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儒家文明对天人关系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是在世界范围里边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儒家开展多少具体活动？应该查阅一下巴哈伊文明在这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山东电视台大概在1990年代的时候，我具体记不清楚了，报道了一位丹麦的女士，在泰山索道上捡垃圾。她是泰安医学院的英语教师。每天早晨，她要步行到泰山脚下去捡垃圾。天长日久，在泰安工作了几年，她就捡了几年垃圾，临走的时候被电视台采访。她就谈到了她所接受的巴哈伊文明，特别关照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注重环保。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志愿者参与的环保活动，在巴哈伊文明里边不是个别的现象，而且他们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至于大范围的世界各种环保大会，巴哈伊都有文件。而且巴哈伊为了向世界提供自己的意见，发表过世界正义院的文告，叫做《人类之繁荣》。这个文告对人类将来的前途做出了很多的预见，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这些都应该值得我们重视，进一步的去挖掘。我就简单的说这些。

谌卫军@中道文教：好，非常感谢，感谢蔡教授的精彩的回答，接下来请我们与会者，可以向蔡教授提问，我们互动一下。

丹尼：蔡教授您好。你好。我是荀卫，我在北京看到您精神矍铄，我也特别的高兴。向您和您夫人问好，代表我的家人。您上次的写胡适的那本书呢，我在北京的巴哈伊的一些朋友里边跟他们分享一下，大家都觉得很高兴，也很震惊，原来巴哈伊文明对于中国这个现代国家开始的时候，促进作用这么大，那么刚才听了您精彩的分享，您研究的领域呢，更加的深入，而且现在让您也进入了一个著作的丰产期，不断有新的著作面世，那么您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哪个方面？对于我们现在中国，您觉得巴哈伊文明最重要的这个贡献，或者是影响力应该在哪个方面？两个问题请教一下，谢谢您。

蔡德贵教授：实际上我现在体力和精力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差了。但是我还不愿意放弃原来对巴哈伊文明的兴趣。所以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很多的文献。提到了一个人，叫陈海安。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个皈依巴哈伊的留学生。这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结论很难下。因为曹云祥，我觉得他就比陈海安要早，胡适接受巴哈伊文明也比陈海安早。至于当年陈海安是不是就填写过像类似于入教的申请书，或者登记册里边有他的名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陈海安这个人当年是在芝加哥通过一个叫巴格达迪的伊朗人接受巴哈伊信仰。那么找这个陈海安这个人，我就费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很多民国的杂志和报纸。而意外的在苏州的一个学者写的一本书里边儿发现了一个名字叫陈定谟，一看，原来陈定谟，大名鼎鼎，居然就是陈海安。那么他从美国毕业之后，在美国的时候就和胡适有一段同学关系，回到北京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的英语教师。后来他的知名度很高，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在北京的时候就和鲁迅是同事，在厦门大学和鲁迅也是同事。但是进一步的追踪，没有发现陈海安回到中国以后有任何的巴哈伊的著作，他的很多都是心理学的，甚至逻辑学的。蒋梦麟先生编了一本心理学著作的选集里边就选了陈定谟的文章。我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进一步的探讨。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把我接触到的胡愈之的有关情况提供给大家。这些情况呢，在新近刚刚出版的《儒特风》这本书里边我都提到，也提到了陈海安，就是后来的陈定谟。有的人在介绍陈海安的时候，把陈海安与陈定谟说是两个人，实际上陈海安、陈定谟，都是一个人。过去因为历史线索不清楚，我们无法了解的细节。

就像颜雅清，我追踪颜雅清的资料是追踪了17年。一开始知道有一位女士，叫Hild Yen，是美国的英文名字。后来才慢慢发现她的中文名叫颜雅清。她在1930年代的知名度，可以说是相当高。因为他的父亲是颜福庆，耶鲁大学的第一个西医中国籍的博士，后来治过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病。当年毛泽东披着一件蓑衣，背着杨开慧去找在长沙雅礼大学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杨开慧得的是疟疾。后来毛泽东本人也请颜福庆看过病。195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宴请颜福庆吃饭。但是对他的女儿，过去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我用了17年把他的线索基本搞清楚了,也在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公民颜雅清传》。

这样的一位传奇女士，为了中国的抗日，受天主教大主教于斌的感召，到美国参与一碗饭运动。驾驶美国的一个空军上校罗斯科·窦尼尔赠送给她的单翼飞机到处演讲募捐。募捐的款项直接打到中国的抗日账号。后来飞机失事，摔到玉米地里边儿，昏迷了18个小时，被抢救完了之后，不能获得重新驾机飞行演讲的资格，所以就坐火车到处演讲，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后来颜雅清担任了宋美龄在联合国活动的机要秘书，为宋美龄起草了著名的美国国会的演讲，这个演讲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演讲稿是颜雅清起草的。在联合国创建以后，因为她被任命为联合国的信息发布官。所以到了1948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艾琳诺·罗斯福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受联合国委托主持起草联合国人权宣言。艾琳诺·罗斯福就任命了三位秘书，其中一位就是颜雅清，她也提供了在国际联盟工作的经验，以及联合国信息发布官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写成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颜雅清提供的是英文版，但是后来，据说联合国人权宣言正式发布的时候是发布的西班牙文版。这个翻译是怎么周转不知道。

我刚才说有疾风暴雨，有微雨细流。巴哈伊文明，因为很多人士的参与，都是在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贡献，所以要求进一步挖掘还要再费些工夫。所以刚才荀卫问我未来有什么打算，现在我只能说，因为《巴哈伊文献集成》是2018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长达386万字。但是这个文献集成出版之后，我有不断的追踪，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而且中国大陆从2010年以后，也出版了一些新的研究著作。包括许宏博士的《巴布宗教思想研究》，庞秀成博士的《巴哈伊思想史》的著作。还有其他的很多论著里边的论文。都出现了不少，而且从1915年以后的很多报纸里边也有遗漏的文章。我想把这个遗漏的文章和新出版的大陆的著作再编为《巴哈伊文献集成续编》。这是我要做的工作。另外因为我在季羡林先生晚年，做过他的将近一年的学术助手。我完成了三本书。本来和有的出版社也签署了这个出版合同，但是后来出版社可能考虑利润的问题就不准备再出版。一本就是《季羡林年谱长编增订本》。这本我们可以说把季羡林从1911年到2009年去世这长达98年的大事全部收集，无疑是研究季羡林的非常重要的参考。另一本儿就是我和季羡林先生的儿子季承先生取得他的授权编的一本《季羡林先生遗墨汇编》。就是季羡林先生的书法，大概有1000多个书法作品。但是现在出版社也因为资金的问题不能出版。第三本书就是《季羡林先生最后五年实录》。这个实录可以说包括他后来在301医院所有的细节都记录在案。哪一天某某某去拜访季羡林，谈了什么问题，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先生的著作，去给送了多少钱的稿费，都是非常细的一个实录。但是这本书也因为出版合同，现在还不能执行。所以我希望在《巴哈伊文献集成续编》以后，如果能够出版季羡林先生这三本书也能够找到合适的出版社，哪怕是在境外的出版社出中文版也可以，因为这些将来是季羡林的研究不可缺的资料。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季羡林的人格怎么看？就可以从年谱里边才能看出来。季羡林关系密切的有几个人，一个是储安平，大家知道，这是没摘帽的七个极右之一。1934年他们就有联系，而且季羡林到德国留学，第一篇稿子就是给储安平。储安平发表了季羡林的稿子，而且写了一个编者按。然后又发表了季羡林给储安平的信，这个信谈到他在莫斯科的访问，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假的，骗人的。这是1935年。另外他和胡适的关系，大家知道季羡林进北大是胡适的提携，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让季羡林揭发胡适的资料，季羡林一个字没说。说明什么？还有陈寅恪先生，他是季羡林的恩师，也是请季羡林揭发，但是他没有一个字的揭发。另外，季羡林在主持东语系工作的过程当中，他还聘请了郑孝胥的孙子叫郑颖达到东语系担任日语教师。假如没有一定的胆量，不是为了考虑学术发展，一个东语系系主任，怎么敢请郑孝胥的孙子来当东语系的教员？这些都要通过这个年谱长编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季羡林先生的人格。我就简单的回答这个提问。因为时间关系，其他问题我就不展开了，谢谢！

舒大刚教授：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刚才听到蔡先生这个长篇的演讲，看到你风采依旧，精神依旧，非常的高兴。我有一个小问题请教一下。蔡兄对推动巴哈伊在我们国内的研究很有成就，当然对孔子研究，儒学研究都是非常有贡献的，你们是一个家庭，对这个的贡献非常大，现在我想问的就是巴哈伊教，它毕竟是在伊斯兰那个环境当中脱胎出来的，它也吸收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早期的犹太教，还有佛教这方面的一些思想智慧，当然据这个蔡兄的研究呢，也吸取了儒家的东西，那我在想这种宗教在目前来看，或者在历史上来看，它确实是一种主张和为贵的这样一个宗教。那么，这种宗教对我们儒学，尤其是孔子的学术走出去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因为我们如果要这个弘扬中华文化，要宣扬儒家的，孔子的这些思想，可能有很多人家成功的东西是值得借鉴的。我们不能完全靠他，因为任何一个宗教，因为它毕竟是信神的，一神教。如果你最后剥就像剥笋子剥笋子，剥到最后，剩下的就是神。所以这个跟儒家的最终的追求可能还是有一点影响，因为孔老夫子是“不语怪力乱神”，我们是以人为依据的。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设想，那以后如果它也涉及到地盘、信众的争夺的时候，会不会最终还是又归到那个神的本位上去，甚至可能又归到伊斯兰那个大的文化背景下面去。这个我没有研究，纯粹是一种设想而已。

蔡德贵教授：大刚先生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谢谢！我是这样看。就儒家文明本来看，是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但是呢，个别的儒学的研究者觉得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国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孔子，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就狭隘了一点，这方面就应该学习巴哈伊的那种更为包容态度。比方说巴哈伊呢，他主张宗教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人类之被创造就是为推进不断演进的文明。假如一个宗教不能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那么信仰这种宗教还不如没有这种宗教。所以巴哈伊被认为是把宗教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把神秘主义也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一种新的信仰。所以我就特别倾向于把它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文明来看待。那么这样的一种新文明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避免了其他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创立发展到现在分为众多派别，比方说犹太教有很多派别，基督教据说有2400多个教派，伊斯兰教有1300多个教派。而巴哈伊文明，它因为主张和，主张团结，主张人类一体，所以从创立之初就避免了巴哈伊文明要分裂的这种局面，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不能让巴哈伊文明分裂的很好的措施。后来呢，在阿博都巴哈去世，守基·埃芬迪去世之后，统一掌握这种新信仰的最高领导机构，在以色列的海法，叫世界正义院。那么他们的这个决策机构这九个人是由全球的巴哈伊举行大会投票选出来的。而且这九个最高的领导人，他们在世界正义院的工作是没有工资的，可能就一点儿汽油补贴，饮食补贴，退休之后可能有一点房屋补贴。

他们有的成员，世界正义院的成员，我认识一个叫法赞·阿尔巴博，前几年刚刚在圣地亚哥去世。80多岁的一个物理学家。很多人认为他如果不出任世界正义院成员长达几十年。而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可能在物理学方面有非常高的学术成就，甚至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但是他作为一个不拿工资的巴哈伊最高领导成员，一直默默奉献到将近80岁了，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最终到美国来定居，然后去世。我觉得像这种宗教机构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因为他主张虽然是上帝独一论，而且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独立修行。每个人可以直接和最高的本体，它把这个上帝认为是最高的一种精神本体，上帝是一种不可知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地和祂交流，不需要牧师，不需要阿訇。那么这样就杜绝了巴哈伊文明里边的权力滥用，因为权力会导致腐败，这个在其他宗教里边都有腐败现象，天主教的一些性丑闻也都有。所以我觉得吧，巴哈伊这方面是值得儒家学者来借鉴的，将来可以与大刚先生再进一步的磋商，谢谢。

谌卫军@中道文教：好，刚才蔡德贵教授与舒大刚教授作了非常精彩的互动，非常受益！我最后呢，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蔡教授，就是我们现在的中道文教，星期天做一个公益活动日。公益活动日上午呢，西湖文学社采风游学加敬天爱人，敬天爱人呢，我们做过祭天仪式，在抱朴道院下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道场，崖壁上写着：天地者，无形之父母也，父母者，有形之天地也。我们觉得呢，我们都是天地所生，父母所养，都是上天的子民，都有权利向上天汇报自己的工作，贡献自己的成果，祈求上天的福佑，这样呢，就跟上天连接在一起呢。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敬天的作用，那么爱人呢，就是能够生发出来，也通过我们的活动当中，大家是团结友爱的，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社团。那么然后这个中午呢，我们是在这个杭州灵隐大隐清心素食，我们是吃素食，然后下午呢，是这个弘毅读书会的经典阅读。经典阅读当中，我们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当然还包括《易经》、《黄帝内经》这些经典，然后呢，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周日的一个公益活动日做的比较丰满，既敬天爱人，又安身立命，就是建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信仰生活和精神家园。那么还通过中道讲坛，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请一些著名的学者专家来探讨我们中国的这个古老智慧，还有中道思想，以及它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转化和应用。这方面的话可以引起广大的这个学者、爱好者的关注共同来学习，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可不可行，还有哪些宝贵的建议。这个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蔡教授，谢谢！

蔡德贵教授：因为这个，你们这具体的怎么进行，我不是太清楚，我想大刚先生等大家在场，你可以多多请教，他是非常非常内行，比我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更多好的建议。我希望到时候能参加你们的活动。不过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1907年以前，李佳白在中国的时候，他和丁韪良特别尊重儒家的祭祖习俗。而另外一派就认为信基督教就不能信祖宗，就不能祭祖宗，应该只信奉上帝。那么基督教如何中国化，我觉得李佳白做得好的，丁韪良也做得好的，其他人不尊重中国人的习惯就不对。那么儒教的很多的风俗习惯是不是能够起作用，就当做别论了。但是有一些礼仪和自然界之间的沟通的那种渠道，我觉得进行一些也未尝不可，这方面我想你们应该请大刚先生多多提一些，他是大专家。

舒大刚教授：哈哈，蔡教授是非常有经验的，就我在对这个中道文教的诸位同仁的初步的接触，我感觉到这个组织做得相当不错。在推广阳明心学，甚至在东坡文化和杭州的历史文化这方面都做得不错，你们这个组织，真是有信仰，有追求，也有担当。在某种情况下，有一点，从中国自己来说呢，就是阳明精神，就是那种重在知行合一，远一点，有东坡的那种接地气的情怀，那么再近一点，就刚才我们蔡教授讲的这个巴哈伊教，我想能够推动人类向善向上，又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样的组织活动或者理念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中道文教这些同人做这个工作非常好。我上一次在浙江图书馆讲苏东坡的时候，跟中道文教的谌先生接触过，我回来还给我的同仁们介绍。

当然我们走的路数不一样。我这边呢，基本上走的是文献、学术这样一个路数，那么在前几年呢，我们也试着跟地方接触，跟地方政府帮他们建一些书院，搞一些国家的培训，推动一些游学，比如说我们在乐山，就是郭沫若，还有廖季平，他们的老家那边设了一个经学堂，现在这里成了他们的国学、经学、儒学、地方文化的一个讲坛。我们又在眉山，就是苏东坡故里，设一个东坡书院。现在呢，四川大学的眉山校区也要在这里搞一个东坡书院，昨天还正在敲定最后一版的这个规划。然后在温江，就是成都的附近，那边也靠近都江堰，这里设一个民间书院，那里也成了他们乡村振兴讲蜀学，讲儒释道甚至讲其他六艺的重要的平台。还在成都的北边，彭州那个地方呢，参与他们的白鹿上书院的某些活动。这些确实现在地方非常的需要，他们需要了解真正的传统文化。有人从五四以来给民众灌输的传统文化都是黑暗的，都是腐朽的、落后的，但是呢？这个老百姓他需要文化的浸润。从哪里来，在哪里找得到念得到真经，能够知道中华文化的本性，他确实就需要一帮有情怀的学人下去跟他们讲，所以我们下去的基本上还是很受欢迎。但是现在呢，我这边也想推动，把这几个地方串起来。比如像廖季平那边郭沫若那边，是以经学为主。然后苏东坡那边呢，以宋学和文学为主，那么临江书院的以蜀学，还有特别是蜀中的儒释道兼容的这种文化为主，那么到尹昌衡那边呢，他就以辛亥革命近代这个蜀学转型西学。尹昌衡也是提倡五教合一。在蜀中，宗教它之间没有矛盾，所以就像刚才蔡先生所说的巴哈伊教，在蜀中这个蜀学，他就是提倡早先是三教合一，在近代是五教合一，而且像尹昌衡，他自己辛亥革命之后，保路运动之后，他就隐退下来，写了很多书，就是以五教合一的方式，他创立一个白学，杨雄是玄学，它是白学。还有一个像那个段正元，他是四川威远那边的人，他建道德学社。他提倡的这个最高理念就是道德，他实际也是用儒家为主，把其他诸教的这个优秀的东西进来，所以当时他在成都讲。然后在北京讲，北京很多北洋政府的，从政府总理以下的，甚至很多将军都是他的弟子，他在册弟子有30多万，甚至包括后来镇守长沙的何健，都是拜门的弟子，当然他也见过这个蒋介石。这个人也是主张这个多教合一。所以我在想呢，从近代以来，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也是讲究包容的，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更是具有天时地利。苏东坡他是也是包容的，这个王阳明，当然它有对别的学派有辩论，但是他也是吸纳儒释道相关的一些内涵。我想以包容的姿态利用我们那里这样好的好山好水，那么多的文化名人。又有像蔡先生这样的当代大家来加持，来支持，咱们中道文教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非常向往你们那里，祝福你们，谢谢！

谌卫军@中道文教：非常感谢，感谢舒大刚教授的这个精彩的回应，我也是很受这个启发，很受鼓舞，向这个舒教授学习啊，也像蔡教授学习，多多请教。你们对中道文教都是很大的加持，接下来我们会更紧密的向你们学习，向你们靠拢。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中国人的一个信仰生活，还有精神家园给建设好，服务更多的民众，让他们生活的更加的安乐幸福。接下来蔡教授您最后再讲几句。

蔡德贵教授：好，我非常欣赏中道文教，我建议中道文教将来就成为当代的尚贤堂。这个地方呢，把中道文教办成一个开放式的讲学的场所也好，文化交流的场所也好。我觉得现在国内呢，一个是重视王阳明，这没问题，重视孔子没问题，重视儒家也没有问题，但是应该响应一下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大国学的概念。就是56个民族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到大国学的范围里边，所以儒释道是一个大国学。现在我们的学术界忽视了一个墨家，你如果仔细的考虑的话，他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墨家学派，它的力量那么大。解放前的时候，卫聚贤先生对墨家评价非常高，现在台湾有的学者认为墨家，有量子力学，造出木鸢，就是载人飞机啊。木鸢能飞的，能载人的。那么科技发展得非常好，同时墨家有主张名轨。所以我有一次跟美国朋友讲，墨家就是最早的巴哈伊。他主张宗教和科学是两只翅膀，缺一只不可。墨家做得很好。所以墨家一开始，学儒家，最后使自己成为了学派，可惜后来湮灭了。但是它的贡献实在也不小，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所以中道文教如果办成像战国时期稷下学宫那样的一个学术机构，我觉得将来的影响，你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非常光辉的这个一页，甚至将来会名垂千古，谢谢。

谌卫军@中道文教：

非常感谢，感谢蔡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很大的期望，很大的厚爱，也感谢舒大刚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加持，鼓励。我们中道文教也是想在这个方面做一点事情，能够把中华文化的主体建构，做一个梳理，做一个推广。希望得到更多的专家学者给我们帮助和支持，非常的感谢！今天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就快到中午12点啦，蔡教授那边也过了八点半了吧，非常感谢蔡教授，在非常百忙当中，抽出这个专门的时间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专门给我们做这么一个演讲，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老师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中道讲坛，非常成功！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厚爱，我们下一期再会。非常感谢蔡蔡教授，非常感谢舒教授，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谢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拜读一下蔡教授的这一本著作《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这本著作非常好，我读了之后，非常受益，大家可以到网上面去订购，我们还可以来继续交流，以后再向蔡教授请教，谢谢大家，谢谢。好，再见。

蔡德贵教授：

好，再见。

舒大刚教授：

蔡教授保重，也向刘老师问好，回来一定过来坐坐。

蔡德贵教授：

好的，多谢大家。

舒大刚教授：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

谌卫军@中道文教：

再见。保重保重。

蔡德贵简介Cai De Gui

蔡德贵，男，1945年生，山东招远人。1970年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大师季羡林晚年学术助手。现任大理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教育为21世纪（EDU21）董事。曾任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主任、《文史哲》主编、《孔子研究》主编。现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顾问、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巴哈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和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巴哈伊文献翻译项目顾问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九五”、“十五”规划宗教学科评审组专家等。先后在科威特、埃及、美国、瑞士、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日本和香港、澳门、加拿大访问研究、工作和参加学术活动。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宗教。学术专著有：《十大思想家》（中文简体、繁体版、朝鲜文版）、《修身之道》《阿拉伯哲学史》《沙漠里的沉思--阿拉伯人的哲学与宗教》《中国哲学流行曲》《道统文化新编》《季羡林传》《东方学人季羡林》《季羡林写真》《季羡林之谜》《五大家说儒》《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羡林口述史》《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修订版）、《孔子vs基督》（中文版、朝鲜文版）、《筷子、手指和刀叉》《世界公民颜雅清传》《儒学与巴哈伊信仰比较研究》《季羡林师友录》《季羡林的一生》《西来巨儒李佳白的中国心》《晚清民初的新学和巴哈伊文明》《实用儒学》等；主编著作《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中文版、维吾尔文版）、《巴哈伊文献集成》（5卷）、《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5卷、《阿拉伯近现代哲学》《当代东方儒学》《世界哲学家词典》《东方思想宝库》《中国儒学年鉴》《阳明学与当代儒学》《齐鲁文化新编》。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写作》《季羡林谈翻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7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阅世心语》《忆往述怀》《志虑心物》《贤行润身》4卷、中国书店《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季羡林说写作》《季羡林说国学》《季羡林说和谐人生》、长春出版社《季羡林文集》（《季羡林书信集》《季羡林讲演集》《季羡林散文集》《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文化》《季羡林谈文学》《季羡林哲言录》《季羡林的一生》8卷）等多部；参著的有《世界人学史》《东方哲学史》，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为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编辑出版《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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