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以爱智为第一义
    ——王煜《东西方文哲札记》序
    作者：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历2011年9月3日
    
     
    
    与王煜教授交往已近二十年。记得最初的见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盛夏，在呼和浩特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王煜先生发表了梁漱溟是新佛家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我因为长期关注梁先生在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仰慕他传统士大夫式的生命气质与人格风范，以为儒佛之间的取舍认同，实构成了他一生思想言说及行为操履之两大面相，感到白天的讨论尚未尽意，遂于当晚约请华中师范大学的张三夕教授，共同到他的下榻处聚晤，继续纵论海内外哲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涉及不少趣人趣事，无论褒贬与夺均直言不讳，夜阑人静方始散去。会议结束后大家自然各奔东西，缘聚缘散从来都是人生常情。出乎预料的是未及两月，王煜教授又从香港转道 筑垣，参加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我作为主人，亦多有陪同。无论赴修文访问王阳明遗迹，前往沙滩凭吊黎庶昌古墓，泛舟乐安江遥想郑（珍）、莫（友芝）旧事，甚至径往街区铺肆寻觅小吃，都相互视为至交知己，非特口无遮拦，聚谈甚欢，且多历奇缘，流连忘返。记得同行者尚有南开大学的来新夏先生和湖南师大的成晓军教授。王煜兄在他后来成文的游记《贵州八天：从王守仁到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都有提及，已收入他的文集《杂感与随笔》（台湾水牛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而内蒙会议的演讲内容也以《梁漱溟是新佛家而非新儒家》为题，见载于他的另一宏著《中西哲学论文集》（台湾水牛出版社1995年再版）。
    
    从此以后，我与王煜教授交往既多，踪迹亦密，除常在各地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谋面外，他曾十余次专程赴黔，我亦三、四次应邀去港，来来去去，往往返返，几乎每年均有见面的机会。而既知其人，必读其书。他凡有新作出版，都不遗僻远，必有馈赠，时间一久，书橱竟已插满一层，总数达十余种之多，可说是几乎每年都有专著出版，令人数月奉读亦难以竟毕，笔耕之勤，著述之丰，质量之高，范围之广，均非一般时流可比，足堪叹奇称羡。尝自谓一生皆以多讲少读而不写为戒，力主勤读勤写而少讲[①]。其实他长期执教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席，开设中国哲学史、道家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要义诸多课程，读书颇多，著述甚夥，讲学亦不少，是难得的读、写、讲三者兼擅并美的学者。我多年与他交往，见面聚晤时既受惠于相互间的倾心交谈，大得所谓“讲”之乐趣；阔别遥望时又获益于其著述的披阅颂览，会心于所谓“写”之默应。窃以为广义之“讲”与“写”本不可分，“讲”即无文字之“写”，“写”则为有文字之“讲”。我们可以“听”的方式“看”，也可以“看”的方式“听”。而不能遍览古今之书，究明天下之理，作到心专虑精，思深养厚，则难以“讲”透“写”通，更遑论启发灵性，睿浚智慧，使听者或读者言下受益，恢廓薪尽火传之学术事业。足见诚于中者既深厚宽广，形于外者则高明畅达，读、写、讲三者本可互通，并非不可粹集于人之一身。
    
    与读、讲、写相应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事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周策纵认为穆叔（公孙豹）既先以“臧文仲既没，其言立”为对，则三不朽的重点仍当为立言。有趣的是，周氏尚引及萧伯纳之言“能者做，不能者教”，并以调侃嘲戏之语气云：“两不能者写。”他特别强调事功活动往往以势利为果实，尽管为时人所崇拜，但仍多虚伪或幻灭，转不若著书立说能自适性情，作到立言垂世而千古光芒万丈[②]。我认为突出“立言”固属有理，贬低“立功”则无必要。事功活动永远都为人类所必须。即使“立言”可以独立为一特殊之领域，也不能完全脱离广义之事功。原因是立言不但可以永远保存人类之集体记忆，而且也能够传承生活世界必不可少之理论或知识。西哲海德格尔甚至称语言为存在之家，则立言者之功亦可谓大矣哉！关键是如何以“立德”为前提，架构各种制度规范，即自律与他律同时兼顾，防止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避免事功活动为各种邪恶势力所左右。
    
    进一步分析，也可说人类如果缺少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立言”活动，则不但世界会因失去记忆而堕入虚无，即“立德”、“立功”亦将由于无从表彰而难以垂后。所谓“三不朽”云云，便只能是空言而已。蔡邕《笔赋》：“书乾坤之阳明，赞三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休德，扬荡荡之典文；纪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里之肆勤，传《六经》而缀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彝论。”虽为文人夸张之美辞，亦可见“立言”之重要。无论“立德”或“立功”，凡真能不朽者，必皆以“立言”为依赖。前者为充分条件，后者乃必要条件。惟“立言”者则可依据自身而不朽，故哲人、史家、诗才，往往受到世人之称赞，构成思、史、诗三大领域，象征文化创造之巨大成就，为人类存在之不可或缺。而倘若真能“立言”不朽者，亦往往读、讲、写三项活动同时并兼，西哲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东圣若孔子、孟子，均为最佳之例证。尤其轴心时代“立言”之大家作手，大多能建立主体世界，开出价值领域，提出原创命题，树立学术典范，更甚者则引领文化发展方向，塑造民族精神性格。凡此种种，均殊难以脱离关系个人修身之“立德”，更不能说无关乎涉及人类共业之“立功”。可见希望书生能读、能写、能讲固为常理，要求立言、立德、立功亦不能视为妄谈。至于作者之手劳笔瘁，或亦可稍得慰藉矣。只是与政治家世上之事功或行动之事功相较，书生事业则为纸上之事功或思想之事功，二者本可相互转化，古今皆不乏例证焉。
    
    与梁漱溟徘徊于儒、释之间不同，王煜兄则出入于道、儒之间。但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哲学也颇为熟悉，虽治哲学而仍好文史说部之书，无论昔贤经典或时人著述均无不涉猎，故不但多从儒、道、释三家比较之角度讨论问题，而且也常常对照异域哲学以深化扩大研究之题域，援引东西方粹语有如信手拈来，妙趣哲思恰似水银泻地。而哲学史如果不关注古代文豪，在他看来则难免半部之讥。因此，他对文学家之思想言说亦极为重视，除撰写大量散见文章外，尚汇辑有专著《儒释道与中国文豪》一书（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我以为中国传统探讨形上之问题，往往以形下之事取譬之，故思想家兼文学家者颇多，说明理趣非仅存在于逻辑抽象思维，亦可见诸诗文具象情景；即使古代纯粹以文学名世者，也大多出入于儒、释、道三家，有其思想智慧可供采撷，应引起治哲学史者之重视。如禅门人物云：“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③]；既是拟示之美句，充满灵动生气，复是诗化之哲学，饶富天然理趣。文字如果真从智慧而生，辄文、史、哲皆可涵盖之；哲学家既为爱智者，就有必要以更加宽广之视野加以关注。古代一流思想家如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王夫之等能诗固不必论，即晚近大儒马一浮亦自负其义理精义主要在诗而非文。无论玄言、禅义或经说，皆可以诗之方式自心性中流出，既如盘走珠灵活自在而不失规矩准绳，又理趣情意交错行间而足堪反复寻绎玩味。文字般若本可兼赅四部，治哲学史者岂能自小其范围？
    
    尽管王煜兄之治学范围极为广博，有人甚至称他为当代新杂家，但他的真正得力处仍为道家，有早年之著述《老庄思想论集》可为例证（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他曾撰《研习道家哲学的效益》一文云：“理学家与新儒家视儒学为中哲主流，道佛（释老）为旁支，陈鼓应、王葆玹师徒独宗道家思想为中哲主流，堪称新道家的成心偏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侧重道教炼丹术是中国化学兼医学先驱。我认为儒道乃中哲双璧；赞同吴重庆……所倡儒道哲思在形上、形下的双层会通，统一‘中庸’与‘高明’。倘若未研习道家哲学，尤其是《老》、《庄》、《列》及《淮南》四子书，根本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史政法诸多方面。”[④]我愿意补充慧海禅师一段对答公案：“问：‘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用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也。’”[⑤]三教异同历来争论不休，然晚近以来皆严重受挫而同趋消歇，从重新谋求现代性复兴及发展之视域进行观察，三家之互融互补及创造性转化仍极为重要，孰高孰低或何轻何重之争议已属无谓，否则便难免不坠入器识狭隘之“小机者”窠臼。王煜兄重道而不轻儒，好释而不废文，也可说他是内道外儒而多杂，是真正能兼容并包之“大量者”。“内道”（道家哲学）使他生活态度轻松，能不断地旅游，观赏自然人文之美，逍遥于世俗世间是非善恶的争论之外；“外儒”（儒学哲学）让他严肃认真地对己待人，一丝不苟地从事著述大业，认真履行人生责任伦理，绝不逃避任何个人应有的道义担当；“多杂”（儒道之外的其他思想）则表明他治学兴趣广泛，著述多征引古今中外典籍，常常举一书而牵连数书，述一事而旁及四、五事，表面看似汗漫无际，实际则始终不离中心主旨。但无论柏林（Sir Isaiah Berlin）“狐狸型”（博雅型学者）、“刺猬型”（专精型学者）的分类，或哈耶克（F·A·Hayek）“头脑清晰型”、“头脑困惑型”的界划，似乎都不甚适合于他。他好像从来都不受任何分类或界划的限制，根本就游离于二者之间，始终保持着老子所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罕见的现代学人特征，以真实的生命长期不懈地按照自己的性格和知性从事思想探索的工作。
    
    与钱钟书博雅而未建立体系一样，王煜兄也从未有心从事体系建构之工作。我曾以此事问过他，他矜慎含笑而未答。其实体系的建构固然重要，因为它可以理论的方式涵盖更广泛的范围，拥有内部自圆一致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尤其是前后哲理逻辑线索的连续性或通惯性，对宇宙人生作出周延系统的分析或讨论；但灵活随机的创造性解释也不能忽视，历代通过注释疏解成为一流大家的学者亦不少，只要不流于穿凿或附会，能在古今中西之间形成相互呼应的合理性张力，一样能表现洞见慧识，恢复文化发展应有的思想生机，符合哲学“爱智”的本质性要求。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有言：“一条原理尽可以十分近乎正确，在理论方面值得尊重，然而仍可能产生我们感觉荒谬的实际结论。”[⑥]换成中国式的表述，也可说尽管理论体系或逻辑结构无懈可击，但仍有可能陷入“理障”或“知识障”之迷阵。如果在体系与智慧之间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想绝大多数学者必然会选择智慧而非体系。智慧永远属于第一义，服务于智慧的言说形式则为第二义。因此，我们无权苛责一切哲人都像独立的山峰那样建立自己的体系，但却有权要求他们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知性的智慧和神明。
    
    《东西方文哲札记》是王煜教授新近结集的一部重要著述，收入各类文稿凡26篇。与过去已出版之其他撰作一样，衡哲评文，谈古论今，风趣深厚，睿智雅赡。足证他不但始终保持自己一贯之文章风格，坚持特立独行地走自己的道路，而且创造力也长期处于活跃旺盛之高峰，能够源源不断为社会贡献有分量的新作。书中《滑稽与谐隐》一文开篇即说：“佛门以律宗最严肃而禅宗最轻松，譬如唐代禅师马祖道一‘一丝不挂’指心无忧虑而非裸体。佛徒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主张诙谐必须义正辞严以免‘空我滑稽，德音大坏’。”就颇具风趣慧识而能引发读者不卒读则不心甘之兴趣，一旦竟读又会掩卷长思以为收获颇多意外。尽管禅宗之悟道过程仍极为艰辛困难，所谓“小死小活，大死大活”便是很好的说明，但一旦真正大彻大悟又必然通体轻松自在，表现出无拘无束、随缘任运的实存风姿。这是真见本体流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本来无事”转化为生活态度的自然归宿。《阅王步高<司空图评传>感言三十一则》一文首条则云：“朱温谐音猪瘟，何以为他起名的长辈未曾考虑？香港人极喜谐音，如英文vincent译为瘟神。古代判官常骂人为刁民，恰巧英国姓氏DILLMAN酷肖刁民之粤音。”读来也让人忍俊不住大笑，表面不经意的叙述仍然深藏着博厚。不识古代避讳学颇为发达，禁忌的方式种类亦很多，何以朱温谐音“猪瘟”取名时竟欠考虑，乃至引起越岁千载的今人的联类比况和遥想笑谈？我随便举出以上两条例证，不仅是想向读者推荐此书，更重要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著述虽已有了众多的港台读者，但大陆学界知之者仍显得相对零落稀少，倘若有更多的类似著作引荐给读者，一定会促进学术空气的活跃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王煜兄的著述能在大陆出版发行，是我多年来蓄积在心中的一个心愿。此书作为先导，必流播士林，嘉惠来学，则断可知之也。今值剞劂之际，承王煜兄嫂引为同调，属为一言，因略抒管见，发其奥趣，抉其微旨，以俟玄鉴君子择焉。
    
    
                         己丑年立春日止善谨识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
    
    
    作者附识：
    
    作文撰就后，曾分增二、三素心好友指疵，云南简孝平教授回函，补充部分文字，兹录之如下，或可供读者参考。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多年从事道家文化研究，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融会贯通，成就了《东西方文哲札记》一书。虽云“札记”，却颇为可观。何以？智者心血呕成，也抱朴守初，不自为大，不居其华，而况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乎？他反对宋儒倡灭欲以压抑生活情趣，主张廿一世纪的中国哲学还应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我族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即可见其宏论之基础。
    
    与梁漱溟徘徊于儒、释之间不同，王煜兄则出入于道、儒之间。王煜先生将学界认可的梁漱溟归入新佛家而非新儒家，其必为新道家乎？新道家以老庄为宗，以现实为基，以国学为本，明达西学，贯通儒佛，意欲重振道家思想体系，疗救时代疾病，争取自然、朴实与和谐的回归。儒家以“仁”入世而燮理阴阳，道家则以“道”临（凌）世而批点乱世（象）；哲学是思想的思想，批判是其的生命，思辨是其的锋芒，没有批判精神的哲学是没有生气的，一切不许人批判或怕人反思的理论及其行为都是虚伪的，因为本真只有一个。西方哲学从寻找逻各斯λoyos(logos)开始，就不断进行着批判与否定。正是这种否定的否定，批判的批判，构成了西哲的发展史，孕育了现代科技，促成了人类精神的升华，社会的进步。在这个“厮杀的战场”上，哲学家们互相讨伐，提高哲学思想的价值。故而道家最具哲学精神，王煜先生内蕴庄周而用西学，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其学宏博，其思精微，其法思辨，其语戏谑而略带讽弄。表现在这本《札记》中。激发和引导读者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正如王煜教授认为比较哲学常令人吃力不讨好，但是富于启发性，因为两种文化(包含哲学)必须比较然后融会。
    
    王煜先生常要求学生多读“原典”，通达训诂学和文字学，以此深化哲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并认为“廿一世纪必须由文哲两系合作，培养比较哲学新秀。当然历史系亦可出思想家，不限于思想史家”（《廿一世纪中国哲学走向的断想》），文史哲的合并方能贯通文化领域内的事。
    
    曾有人言：“书无趣不读”， 趣则显灵气，王煜先生岂止如此，许多文章都能体现其训诂学和文字学的功底。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新儒家宁有不知新道家乎？
    
    
    注释
    
    
    [①] 参阅王煜《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台湾明文书局1994年版，第1页。
    
    [②] 周策纵《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③] 《大乘玄论》卷三：“若以无所得人，不但空为佛性，一切草木并是佛性。”牛头禅则将此意发挥为诗话言说，以言文行远的方式广泛流传于后世。又《祖堂集》卷十五“归宗和尚”：“肇有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则附会为僧肇所说，文字亦略有歧义；又有传为道生所说者，见《祖庭事苑》卷五；后世争论则参阅《五灯会元》卷三“大珠慧海禅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157页。
    
    [④] 王煜《精神探幽》，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页。
    
    [⑤] 《五灯会元》卷三“大珠慧海禅师”，第158页。
    
    [⑥]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下册，第136页。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