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寄托论、触物感兴论与朱熹的反拨

来源：「思想与文化」公众号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思与文”讲座第111期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张万民副教授主讲，主持人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胡晓明教授。2022年5月10日18：30，张万民老师在线上作了题为《比兴寄托论、触物感兴论与朱熹的反拨》的学术讲座，校内外几百名师生共同参与了这次学术盛宴。

讲座伊始，张万民老师引用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中的话，书中说到关于“比兴”说诗分为两类，一类是毛传郑笺的讲法，一类是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的比兴说诗，但是对于赋比兴的意义其实十分“缠夹”，近期学界研究朱熹赋比兴，大多有一个流行的误解，以为朱熹仅仅将赋比兴视为修辞手法或艺术技巧。接着张老师引用诸多文学研究领域和经学研究领域部分学者的观点，指出大家有一个倾向就是认为朱熹的赋比兴都是讲一个修辞技巧的问题，然而这是一个误区，朱熹的说诗法绝不仅仅于此。

张老师首先回望赋比兴传统的整个大脉络，赋比兴的各种意义主要有三个层面：伦理功能的层面；情感形态的层面；语言形式的层面。但是古人更看重政治伦理层面、情感心态这两个层面，“赋”是直陈铺叙；“比”被简化为局部的比喻句；“兴”则纠缠于伦理功能层与情感形态层。由于偏重伦理功能层、情感形态层，赋比兴传统形成了两大主线：对应伦理功能层面的比兴寄托论和对应情感形态层面的触物感兴论。长久以来，但是赋比兴以“兴”为核心，或偏重寓意、或偏重感物，但是都轻视语言形式层的特征，直到宋代触物感兴论和比兴寄托论有了突出的表现和发展。宋代《诗经》诠释，大多融合了比兴寄托论与触物感兴论，赋比兴在政治伦理层面、情感状态层面的意义都有了深化，比兴寄托论、触物感兴论也进一步交融发展。

张老师进一步展开论述。朱熹不受这两条主线的局限，并对其进行了反拨。首先，朱熹认为“兴”可取义、也可不取义，但是他更看重不取义的“兴”，这是对比兴寄托论及其偏重寓意趋势的反拨。其二，朱熹认为“兴”可以是触目所感所见、也可以非触目所感所见，并且特意强调“兴”可以“非必有感有见于此物”，这是对触物感兴论及其偏重感物趋势的反拨，尤其是对宋代流行的即目起兴论的反拨。其三，朱熹论“兴”的标准，不以伦理功能层面或情感形态层面为主，而是以诗歌的语言形式层面为主。很多学者注意到朱熹论“兴”以语言形式特征为主，但是因而产生误解，朱熹从语言形式层面论赋比兴，不是简单的修辞学问题。

最后张老师谈到，朱熹赋比兴尤其内在的理路，以语脉为原则，不是艺术技巧，不是局部修辞，而是血脉、前后的文艺关系，并从语脉文理的原则出发，强调学童读《诗》时应该以章为单位来解释。朱熹的赋比兴观，建立在语言形式层面的基础之上，但其本质是探讨如何在语言的文理语脉中寻绎意义的脉络。更深入地理解，“语脉”本身亦是“理”的体现，即所谓“文理”，背后其实是朱熹的读书法，朱熹的文理观与语脉观。

张老师汇报结束后，胡晓明老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胡老师首先是8个字的凝练概括：老吏断案，庖丁解牛。看似一团乱麻的东西，在张老师的讲解下理得很清楚，我们像坐在一座船航行在一团迷雾当中，在张老师的讲解下，穿过迷雾，看到了一个很大的风景。整个讲座脉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是一个精彩的、有学术价值的讲座。胡老师进做了三个方面的引申，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重视思维、重心理，缺少语言。近几年有一个好的趋势，就是有部分学者回归到了汉语言的本身。第二个问题，经典的东西不是固定的，在大师手中是具有突破性创造的，经典是解释的一个成果，不断的去通过一种诠释的结果。第三点，文学批评不仅仅是风格论、创作论，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读书论、阅读学，朱熹曾说：“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在当代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读书法，去潜心阅读。最后胡老师对张老师提出一点期待，在研究方面立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角度上，立足于语文、语言，回归到汉语的特点上。

最后，在胡老师的主持下，现场开放了几个问题，现场同学和张老师热烈互动，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张老师认真的解答，给予现场听众不少的启迪和发现，这场讲座让大家对于朱熹的诗学观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供稿 | 赵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