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粹言经可传

——思想史上的《近思录》系列之一

作者：孙海燕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1期

文化本身是有生命的。一部文化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中国文化能够源远流长、举世罕见，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我们的古圣先贤能够洞察天道、世务与人心，彰显为道德、事功与文章，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文化经典。这些经典，体现着民族精神世界的宽广、强大与深沉，她们就像天空中璀璨的星群，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又像大地上奔流不息的江河，长久地滋养着整个中华民族。

八百多年前，由南宋朱熹、吕祖谦两位大儒联手，从北宋“道学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的著述中，选辑“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分类编纂而成的《近思录》一书，正是这些经典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国学大师钱穆曾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出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近思录》即为其一（其余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传习录》）。他称赞这七部书为“新七经”，是中国思想史“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所在。钱先生这种选择，无疑偏重了“文化”诸领域中的“学术思想”方面，但无论如何，将《近思录》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可算指出了此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近思录》书影

那么，《近思录》何以产生？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较之历史上的诸多典籍，包括钱先生提及的其他六本名著，其内容与特色何在？于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近思录》系列”要逐一探讨的问题。

一、朱、吕编纂《近思录》的目的

朱子、吕祖谦为何要编辑《近思录》这样一部书呢？根据朱子在“序言”中的说法：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到访他所在福建建阳的寒泉精舍，留居了十余天（按，此乃朱、吕等人前赴江西信州鹅湖寺参与江西陆九渊兄弟“鹅湖之会”的前夕），两人共读周、张、二程之书，感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崖”，担心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故选取书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以期“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朱子还告诫说：学者熟读此书后，更应“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真正窥见四子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走一条深造自得之路，“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苦心美意。即此可见，朱、吕对《近思录》的定位，首先是一部引领学者迈入北宋“四子”思想殿堂的入门书。

朱子的这种说法，还只能算一个直接、表层的说明。两人汇编《近思录》，更深的意图是要辟邪显正，救治陷溺的时代人心，引导学者走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成圣道路。不须说，作为伊洛道学的嫡系传人，朱子对周、张、二程的学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四子”的出现，使得孟子之后中辍千年的儒道焕然复明，后人只有读他们的书，才更容易窥得圣学之堂奥。朱子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里的“四子”，是指“四书”，意为“四书”是进入“六经”的阶梯，《近思录》又是进入“四书”的阶梯。朱子此言，与程颐对他的影响有关。“河南程夫子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朱子自己对“四书”的领会，也正是以二程（当然也包括二程后学）为“阶梯”的，这在他所著《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已显露无疑。

《近思录》成为“四书”之阶梯，不仅在于四子“复明”了“圣道”，还在于它具有直指人心的鲜明时代性。朱子说：“《近思录》是近来人说话，便较切”，“《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书的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切问而近思”。所谓“近思”，即要人切近自己的身心思量，不必舍近求远。至于他说的“人病”，除了学者的个人问题外，更与当时流行的学问有关，这既包括陷溺人心的功利之学，也包括无关身心性命的训诂、词章之学，当然还有他批判的，以荆公新学、佛老之学为代表的“异端邪说”。即此而论，《近思录》更是一部收拾人心、拨乱反正的弘道之书。

编纂《近思录》的实际过程，完全不像朱子“序言”中说得那样轻松，即朱、吕在寒泉精舍中“留止旬日”的结果，二人别后又会晤磋商，多次书来信往，为书中条目的编排择取可谓殚精竭虑（张载的言论就是在后期补入的），这种状况一直到吕氏的辞世。朱子尤多尽其增补删修之劳，前后经历十三年，才形成今天的文本面目。从《朱子语类》的记述看，《近思录》称得上是朱子晚年教导学生的课本，《语类》的很多问答，都是围绕书中的条目展开的。不难想见，此书的编辑刊布，大大促进了伊洛道学的传播。相比之下，当时的其他一些儒家学派，由于无人（尤其缺乏朱、陆这样有影响力的大学者）从事如此用心的编纂工作，就缺乏一部凝聚人心的传习经典，对本学派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二、《近思录》的内容结构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性著作，《近思录》共选录周、张、二程的言论622条（其中邵雍的一条，由程颢之口说出），分为14卷，内容涉及天道、性命、为学、存养、政治等方面。这一编纂体例，本身具有开创性的“典范”意义，为后来的儒家“教材”建立了规模体例，几乎可以说，明代朝廷编修的《性理大全》等科举用书，不过是此书的扩展版。

朱熹画像

著名注家、朱子的再传弟子叶采，称赞《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依朱子之序，书的内容包括“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后来的编注者根据《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给每卷添加了“道体”“为学”等题目，这些题目在文字上略有出入，意思则大同小异，都起到了显豁题旨的作用。书的内容编排，明显受到《大学》“三纲八目”思路的影响。清代注家茅星来说：“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实具于此，而与《大学》一书相发明者也。故其书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近思录集注序》）具体来说，卷二“为学”大体上相当于《大学》篇首的“三纲领”；卷三“致知”、卷四“存养”相当于《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卷五“治己”、卷六“家道”、卷七“出处”相当于《大学》的“修身、齐家”；后面的卷八“治体”、卷九“治法”、卷一〇“政事”、卷一一“治人”、卷一二“警戒”，则相当于《大学》的“治国平天下”。以上十一卷是全书的主体，构成了一整套“格治诚正修齐治平”的工夫系统。至于最后的卷一三“异端之学”与卷一四“圣贤气象”，可算是一种补充，一辨明“异端之学”的危害，一揭示儒家圣贤的精神气度，两卷与全书倡明圣学的旨归也是一致的。

书中最特殊的，还是最前面的“道体”一卷，它类似于今人著作的“前言”，通篇在讲“天道”“性命”之类的抽象义理。叶采说，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但他以为此卷即朱子所谓的“求端”，窃以为未必准确。相比之下，卷二谈“为学大要”，标举“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诸论，才更像“求端”。与其他各卷相比，“道体”卷显得太过深奥，有违“近思”“切于日用”的初衷。朱子后来说，他最初并不想设立这一卷，是吕祖谦的建议如此，自己也“觉得无头，只得存之”。“无头”，即缺乏一个纲领性“绪论”。吕祖谦的理由是：“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近思录后引》）意思是说：这类深奥的义理，虽不宜骤然对年轻人谈论太多，但读者若对此一无所知，就不明白整个儒学的义理梗概，也缺乏一个“向望”的探求目标，不如姑且置之于书前。

难懂归难懂，就结构看，“道体”卷无疑是《近思录》极重要的板块，凸显了它作为“性理之书”的特点。如所周知，儒家思想本脱胎于周代的王官之学，乃以“六经”“六艺”为基本内容，这是一种以政教伦常为核心的礼乐文化。“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孔子所谈多是人伦日用。至于“性与天道”之论，《孟子》《中庸》中虽有一些，《易传》尤其多一些，但仍算不上原始儒学的重心，《近思录》则对此大谈特谈，从《太极图说》到《程氏易传》《张子正蒙》，可谓应有尽有。“道体”卷的文字篇幅，尽管不过全书的十分之一，但由于被放置在开篇，就占据了统摄性地位，同其余各卷构成一种“体”“用”关系，特别是与十四卷“观圣贤气象”前后呼应，一属于未发之“中”，一属于已发之“和”。一言以蔽之，“道体”卷的设立，弥补了传统儒家“本体论”的不足，解决了儒家修身实践的先天根据问题。

三、《近思录》的思想特色

《近思录》的思想特色，不仅事关濂、洛、关、闽之学的异同分化，更关系到“道学”一脉与儒门内外各家各派的义理葛藤，这是本“系列”的论述重心所在，后文的几部分都与此紧密相关。比如“文公自是经纶手”一节，介绍朱子对《近思录》里里外外的笼罩性影响；“发明实推内圣功”一节，分析宋代理学由“外王”向“内圣”偏移的风力转向；“谁入佛老归六经”一节，探究北宋“四子”对佛老之学的“入室操戈”“修本以胜之”。至于对“成圣”问题的思想史讨论，乃是以先秦儒学、阳明心学和佛教禅宗等为参照，衡论《近思录》所代表的程朱理学工夫论之是是非非。诸如此类，为避免重复，这里不详细展开。

总体来说，《近思录》的问世，掀开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篇章，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开辟了儒家心性之学的新天地，体现了宋代道学家对古典儒学的创造性发展。究原其实，乃因为周、张、二程和朱子对“四书五经”之微言大义的寻绎诠释与深造自得，实际上是出新解于陈编，化学问为人格，大大地发展，乃至重构了儒家的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后来宋明理学（包括心学）如天命气质、天理人欲、未发已发之类的许多话头，字面上虽可遥溯先秦古典，实际上更多是以此为据点引申发展出来的。

如在“道体”卷，道学家为了给心性工夫寻找形上依据（也出于对抗佛、老的需要），几乎将先秦儒家典籍中有关天道性命的话题，诸如“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之类，尽数挑选出来加以发挥。其他各卷，虽未必直接谈心性的问题，也常会往这方面引申。《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章，究竟是孔子在感叹岁月匆迫，还是伤怀时事，后世已难确诂。但程颢解释说：“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意。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慎独。”（《近思录》卷四）这就把孔子的“逝者”往“圣心”“天德”上引申，并与“慎独”工夫相结合。注家集解，也无不顺此思想脉络，如叶采引用朱子之言：“圣人见川流之不息，叹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体，惟圣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于此可见圣人‘纯亦不已’之心矣。”（《近思录集解》）这类创造性解释，未必合乎孔子本义，当时却自有深刻、合理的一面，足以让求道之人心向往之。

吕祖谦画像

以今人的眼光，宋儒对古典儒学的诠解，当然是“旧瓶装新酒”。但这又不是把瓶中的旧酒全部倒掉，另装一完全不同的酒，而是加入新的成分，使之成为一种适合时代风味的新酒。《近思录》有着“内圣外王”的义理规模，这是儒家的“旧瓶”。就“新酒”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过静坐体悟的方式“学以成圣”，这无疑是对孔、孟修身之学的调适上遂，使得儒家“生命的学问”的性格愈发凸显。这一新成分的加入，也使《近思录》与“四书五经”相比，更像一部“谈修行”的书。之所以加入这一“新酒”，显然与佛、老二教的刺激与影响有关，倘不如此，时人就不爱喝，儒门就会继续“淡薄”，继续“收拾不住”。这种情形，正如在鸦片战争之后，倘若不积极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中华民族就无法救亡图存一样。不同的是，与后者以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为特征不同，佛教对民族精神的影响是“温水煮青蛙”式的长期浸润，很多道学家本人对此也浑然不觉，他们自然也不会承认，自己对儒家道统的复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当然，这种“新酒”随着时代的变化，学问的翻新，又会变成人们不爱喝的“旧酒”，尤其是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思想而变得日益僵化和形式化之后，就有以《传习录》为经典的阳明心学这一“新酒”来代替它。而明亡之后，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遭到各种批判，极端者如清儒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

四、《近思录》的思想史地位与反响

在朱子生前，《近思录》已刊刻流传，朱子也喜以此书赠人。朱子辞世后，随着其人其学名誉的恢复，此书更得到广泛认可，成为后世儒者的案头必备书。叶采称《近思录》为“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也”（《近思录集解序》）。四库馆臣誉之为“性理诸书之祖”。清末沈锡周说：“《近思录》一书，发明圣贤大义微言，如日中天，明彻无疑，四子、六经而外，仅见此书。”（《五子近思录发明跋》）日本人高津泰说：“学者苟志圣贤之道，而欲穷洙泗之渊源者，舍此书而无他途也。”（《近思录训蒙辑疏序》）直到今人钱穆，犹言“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这些话很有代表性，但不过是《近思录》所受赞誉中的极少一部分。

《近思录》成书后，专门为之注解者就不下30人，著名者如宋人叶采，清人张伯行、茅星来、江永等，其中叶采积三十年之力撰成的《近思录集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陈荣捷先生说：“《近思录》除儒道经书之外，注释比任何一书为多。”（《近思录详注集评》）这是信实的论断。据程水龙教授考察，在朱子身后的八百年间，各类注释、续编、仿编等整理形式的《近思录》版本，至今国内存世的近200种，韩国现藏传本计有49种268部，日本现藏传本30多种近60部，且日本人注解、讲说的文本另有近50种（《〈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近思录》的传刻，不啻为东亚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此书在近世儒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藉此也可窥一斑。

一种思想传统的生命力，总是在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中展现出来的。魏晋南北朝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儒家在民众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不突出。作为传播和普及儒家知识的教科书，唐代编纂的《五经正义》与社会人生实践是脱节的。相比之下，反倒是佛、道二教更为深入人心，尤其是佛教禅宗长期代表着思想文化的“高明面”，这种状况，一直到北宋灭亡都没有彻底改观，南宋的孝宗，还亲自撰有宣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原道论》。站在儒家的立场看，尽管只有到阳明心学的勃兴，儒家的“内圣学”才达到了顶峰，但《近思录》问世与盛传，大抵可视为儒家与佛、老在思想疆场上长期争锋拉锯而取得关键性胜利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有了北宋“四子”，有了朱子这样一位手持《近思录》登场的儒家大宗师，儒学才真正战胜了佛老，重新成为民族精神的主调。

北宋“四子”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重塑，不管后世有怎样的褒贬酷评，都无法动摇这一铁的事实，即像本文的题目一样，“一部粹言经可传”，作为一部继往开来的书，《近思录》不仅是“四子之阶梯”，是接续古典儒学的津梁，同时是支撑儒家文化赓续发展的“新约”。如果说，古典儒学是要人做一个仁礼双彰、文质彬彬的君子；那么，宋明理学则要人做一个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圣人。即此而言，《近思录》适应了时代需求，凝聚了时代精神，在义理上跨越汉唐，远祧周孔，旁汲老庄、佛禅，下启朱子、阳明，俨然中国思想殿堂的一大洞藏，中国文化江河中的一大长川。欲了解中国民族在近800年来的精神流变，《近思录》是首屈一指的必读书。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