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在传统中寻找心灵家园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1-09-2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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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作者简介:方朝晖,男,西元一九六五年生,安徽枞阳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002)《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册,2001)《儒家修身九讲》(2008/2011)《学统的迷统与再造》(2010)《文明的毁灭与新生》(2011)《“三纲”与秩序重建》(2014)《为“三纲”正名》(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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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在传统中寻找心灵家园
来源:北京晨报2011-09-18
作者:陈辉
博士毕业后,方朝晖遭遇了一次真正的心理危机。
那时,正逢全民“下海”的热潮,蹲在一家小研究所里,方朝晖看不到自己生命的方向,他不想去经商,可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又是这样寒酸。
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然而,当他痛苦时,专业却不能给他丝毫安慰。
一个不能温暖心灵的学问,有什么意义呢?方朝晖苦苦思考着,思考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他转向了国学,在哲学生眼中,那里只有粗疏而简陋的逻辑体系。
无数人劝方朝晖,但他没有回头:“我当时进入了一种困境,寄望从古人的精神世界中寻找灵感,激发活力,那时,我对其他已失去了兴趣,把这看成是救命稻草。”
就这样,方朝晖渐渐地融入到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之中,这精神,支撑着他一路走下来,于是,便有了这本《文明的毁灭与新生》。
整整100多年了,国人一直在争论,该怎样认识我们的传统,它究竟是一份宝藏,还是现代化的阻力?特别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我们终于富了起来,却发现心灵已失去目标,而脚下的道德基础,正在日益松动。
人,为什么活在天地间?我们,怎样走向未来?我们的民族与国家,该拿什么呈现给世界?
在自己的书中,方朝晖沿着多元现代化的思路,给出了他的解答:重铸中国文化理想,因为,那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国学应吸纳科学成果
北京晨报(微博):在许多学者眼中,“国学”已成贬义词,您怎么看?
方朝晖:也许是搞国学的人太多了,其中确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另一是GDP快速增长后激发出的盲目自大。我认为,如果不能对世界其他文明成果发自内心地赞美,不能对别人的伟大与优秀感同身受,那么,这就是伪国学,并非真国学。
北京晨报:为什么国学变味了呢?
方朝晖:这与学科限制有关,目前搞国学的多是哲学专业背景,将国学单纯地理解为哲学,总在寻找概念和解释概念,可国学哪有那么多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还能解释出什么新花样?人类任何传统应源自深厚的生活基础,而非概念建构起来的,如果陶醉在几个概念中,就会在情绪上与西方文化对立,甚至歧视和妖魔化对方。在今天,国学应坚持两点:首先,它不是单一学科,应充分吸纳现代科学的成果,第二,任何一种传统思想都不是形而上学,应结合其具体的历史土壤、文化环境。
信仰不需要科学来证明
北京晨报:可您这么一说,国学概念就太宽了,那么国学岂不成了一切?学它的意义何在?
方朝晖:还是举例来说吧,我上大学时也读典籍,但只是把它当成知识,到1990年代中期,个人信仰出现危机,便重新读国学,这时就换了一种心态,不再把经典当成功利的研究对象,学它是为了实践,而不是为了写书。读的方法不一样,收获也就不一样,心灵渐渐有了滋润感,生命深处得到感动。信仰与知识不同,作为人,我们不可能靠知识活着,必须依靠信仰,信仰是科学无法证明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儒家也是如此,它不是知识体系,而是精神价值传统,只有进入它,你才能真正理解它。
北京晨报:您不会说“信则灵”吧?
方朝晖:是存在这个问题,信仰有时会让人无法自拔,从而丧失了批判性,不自觉地为它辩护,所以我们既要接受精神传统,同时也要理性思考,两者并行不悖。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源自工具理性,可人家并不是完全的工具理性,在欧洲,一个三五百人的社区就会有一座教堂,信仰并没被科学毁掉。
国学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京晨报:从历史上看,国人似乎并没有神学诉求。
方朝晖:但我们对精神信仰有需求,中国人建立信仰的方式与西方完全不同,让我们相信神、乌托邦不现实,相反,几千年来,中国人努力按圣贤的方式去生活,以此践行信仰,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京晨报:可这些似乎已被宣判为守旧、传统、封建的东西了?
方朝晖:因为近代以来,我们被文化进化论所误导,以为文化是从低向高逐步演进的,为了实现现代化,便急于否定自己的文化,引入别人的文化,于是,我们的传统被看成是守旧、落后的东西。然而,本世纪以来,几代西方学者通过大量实证材料证明,文化是相对的,很难说孰优孰劣,每个文化都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不能将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给另一种文化,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沉浸在摩尔根等人的学说中,其实在西方,那都是很落伍的观点了。
鲁迅思想有误区
北京晨报:鲁迅等前贤对中国传统文化曾进行过尖锐的批判,难道他们都错了?
方朝晖:鲁迅一代的批判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为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他们更关注如何让中国富强,他们的文化逻辑是富强逻辑。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可时代已经进步了,我们需重新思考。从古至今,富强的大帝国有很多,可它们很少能传承下来,为什么?因为文化不行。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多次遭遇失败,可中华文明却没有中断。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去突破老一代学者的强国思维了,应看到:国家强大不等于民族长治久安,只有伟大的文明才会延续下来。
北京晨报:可传统是不是也会遗忘呢?
方朝晖:传统看似无形,但其实很强大,“文革”时,大家都在反传统,可照样喊“万岁”、“万寿无疆”,这不是封建文化吗?看一看《春秋》,2700多年前的东西,其中人与人的勾心斗角、权谋、倾轧等,与后来何其相似?从中可见传统的力量。所以说,每个民族的情况不同,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人心灵的问题。
失去信仰将失去一切
北京晨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传统中找个信仰给自己套上呢?
方朝晖:失去信仰,一切只能靠当下利益来衡量,则道德无底线,行为无规范,一个社会很容易崩溃。可以看到,当下确实有一部分国人已失去了起码的廉耻感,他们损人利己的创意总在不断升级。我在韩国时,都是网上订机票,直接把钱划过去,到机场拿票,我找的是一家小网站,没几天就倒闭了,可根本不用担心他会卷钱跑路。可在国内,到陌生城市打出租车我都会高度紧张,生怕司机绕路,多收我钱。一个人与人不信任的环境,会拖累国家的进步,提高交易成本,许多事根本做不成。古人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被连根拔起,人人皆无廉耻感,那就会人人作恶,人人无所不用其极。
道德比权力更大
北京晨报:话虽这么说,可当下最需要的是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解决方案,说了也没用。
方朝晖:当然有解决方案,孔子几千年前就给出了成熟的解决方案,主要是两点:一是统治者要自律,做好表率作用,人民讲不讲信用,关键看政府,官员和精英对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负主要责任,在古代,出现天灾人祸,皇帝首先要下罪己诏,向天下人道歉,为什么?因为道德比权力更大,这样人民才会信任道德。二是道德基础应从家庭做起,所以历朝历代表彰孝行,因为这是道德的起点,相反,片面强调奉献,甚至家人死了却依然工作,这是违反人性的,长此以往,道德就成了表演,员工看领导在场,就讲大话空话,领导不在场,就肆无忌惮,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能建立稳固的道德根基呢?道德从亲亲爱人开始,从爱自己的家人开始,只有保全了每个人的私有幸福,整体福祉才有保障,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总以公的名义压抑个体,那么人们只会反感道德,认为都是一些空洞的大道理,甚至认为谁总提这个词就代表不诚实。
我们不能成为世界的玩物
北京晨报:既然国学这么重要,为什么没得到应有的重视?
方朝晖:因为受意识形态影响大,把国学与封建文化简单等同。其实,任何一种传统都是前人总结无数经验教训而来,我们应慎重对待。
北京晨报:失去信仰,只靠几个传统文化的符号,我们会不会成为世界的玩物?
方朝晖:有这种可能,在现代化大潮下,东方文明被西方文明彻底压倒,使我们丧失了自信心,觉得古人挡了我们的路,想一脚踢开,然而,事情并没这么简单。我在德国时,有很多亚洲学生,他们都不说自己的国家与传统文化不好,可中国学生最喜欢批判自己的文化和国家,外国人还没问,他们就主动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想明白了,这样做无非是迎合外国人的偏见,以讨好他们,让对方好把他当成“特殊”华人,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陈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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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1]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曾赴哈佛大学、首尔大学进修,并在美国、韩国、台湾等多处讲学。以儒学研究及中西思想比较研究闻名学界。出版学术论著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成果近三百万字。多年讲授的“儒家经典导读”一课被评为清华大学精品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