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研究》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年3月版

内容提要

宋代文治治国导向，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与经筵制度的定型，帝学应运而生，成为了宋代儒学发展的新动向。宋代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纷纷致力于学术思想体系的撰述与建构，通过经典诠释的优先权，影响帝王及其政治实践。与之相适应，一种以崇尚义理为特征的新经学体例──“经筵讲义”逐渐产生，成为了儒家士大夫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载体。它既是宋代学术由传统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型的结果，又是经筵制度发展与完善的产物，为理学思想发展与帝学形成的重要环节。

自范祖禹首倡帝王之学谓之“大学”以来，《大学》在帝学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正学引导帝王，以君德养成为根本，以道统规范治统的新帝学意识，并与宋之前重在功利权谋、驾驱臣民等帝王术相区别，体现出内圣之“学”的特征。帝学理论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实质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断被士大夫“期待”与“塑造”的过程。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平生精力尽在《大学》。关于朱熹对《大学》的诠释，学界多关注其《大学章句》与四书及理学关系等研究，而对其帝学著作《经筵讲义》则少有涉及，更没有将其放在宋代帝学兴起、发展的脉络下，审视朱熹在宋代帝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以朱熹《经筵讲义》为中心，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从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重视野，首次对朱熹帝学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探寻其如何以《大学》为架构，以理学思想为内涵，通过创造性的经典诠释，解答帝王学什么、为什么学、如何学等问题，为帝王学为圣王提供理论依据与论证，从而寄寓其致君尧舜，以道统规范治统，重构政治社会秩序，道济天下的王道理想，第一次完成了理学化的帝学理论建构。以理学建构帝学，这既是朱熹对范祖禹以来帝学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又为真德秀以《大学》为间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帝学提供了逻辑思路与理论框架，展现了宋代帝王之学兴起、发展、演变的逻辑线索，揭示了经筵讲义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现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丰富和拓展了朱熹思想与宋代儒学研究。

作者简介

王琦，女，湖南邵阳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98）、文学硕士（2001），湖南大学中国哲学博士（2017），上海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访问学者（2021-2022），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中国书院学会理事、中国美学学会会员等。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专案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案《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核心作者，出版了《论语探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师承》等专著。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五十多篇。

目录

后  记

日子如流水般地逝去，转眼我从岳麓书院博士毕业将近两年。虽然依然忙碌，但在书院求学的那段美好时光，却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与岳麓书院的首次结缘是在 1999 年。时值“千年论坛”邀请杜维明教授开讲，因缘际会，我与岳麓书院结下了难解之缘。当时，我正在湖南师范大学攻读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向的文学硕士学位，在导师李生龙教授的指导下，研读了《论语》《孟子》《荀子》《左传》《老子》《庄子》《诗经》等典籍。杜维明教授对孔子仁学思想的解读，激发了我的灵感，指引着我在先哲的文献中寻找开启中国思想宝库的钥匙。最终我以《孟子、荀子对孔子人性论的拓展与重构》为题，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与答辩，并立下了非中国哲学博士不读的志愿。这次参加讲座的惊鸿一瞥，是见到了远远坐在台上的朱汉民教授，虽没有机会拜会，但他“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术品格，自此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14 年后，朱汉民教授竟成为了我的博士生导师。真可谓，冥冥之中自有造化，我如愿进入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神圣殿堂。

研究生毕业后，日子在锁细的生活与程式化的工作中悄然飞逝，而原初的理想与灵气也渐渐地被消磨。2013 年 1 月 4 日的上午，坐在办公室，一道闪电突然划过脑海，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要去读博了，重新开启一段人生的旅程！”而至于报考的学校与博导选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朱汉民教授无疑是最佳人选。虽然在此之前与朱老师并无任何交往，然而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历史也是惊人的相似：与当年考硕士研究生一样，虽只准备了短短的两个多月，但却以专业与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上线并被录取。

当有次与朱老师及同门爬岳麓山，无意中谈到为何我会选择其做导师时，我给了朱老师三点理由：第一，研究兴趣与方向的一致性；第二，欣赏老师的胸襟与气度。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能将岳麓书院从当年萧条的教工宿舍，变成现在全国闻名的千年学府，非有大视野、大气魄、大胸襟、大担当之人不能成就；第三，敬佩老师是一名真正的学者。虽行政事务繁多，但依旧恪守学者本分，成果丰硕，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来书院读书是一场十分愉快的人生经历。每次跨进书院的大门，仿佛步入了另外一个神圣的世界，尘世的喧嚣与纷繁与我似乎再无关联，心是空灵而洁净的，精神在老师们的教诲中，在与古圣先贤的对话中，在师生的交流碰撞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与升华。尤其是朱汉民老师的“宋明理学”、肖永明老师的“中国学术史专题”、姜广辉老师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李清良老师的“诠释学”、章启辉老师的“周易研究”、吴仰湘老师的“经学”、邓洪波老师的“四库全书”、陈松长老师的“说文解字”、张松辉老师的“庄子”、董山民老师的“西方哲学”……，开阔了我的视野，启迪了我的思想，让我受益颇多。

书院的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师生之间讨论自由开放。记忆深处最美的上课场景就是，深秋枫叶飘红之时，师生在明伦堂的高台上研读经典，切磋论道，思接千载，感受圣贤智慧，思索古今变幻。温煦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轻轻地散落在书本上。偶而一阵风过，惊起几片枫叶，静静地从空中飘落。看著书院的红墙碧瓦，深秋的层林浸染，你会感受到一种生命的静美与心境的灵动！一年四季，书院景色各不相同。而深秋那飘零的银杏，散落的“金黄”，则是我最喜爱的书院美景。

我的导师朱汉民教授，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治学严谨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意志坚定、品德高尚、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书院读博的四年，我的每一步成长，都凝聚了老师的心血。从撰写第一篇课程小论文到博士论文的最终定稿，朱老师都给予了细心的指导。他仿佛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往往一句话、一个指点，便能给我莫大的启迪，指引我前进的方向，为我打开了一扇扇学术大门。每当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我就会用老师赠与我的话激励自己：“如果你遇到了困难，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挺过去了，你就进步了！”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朱老师都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与楷模。

和朱老师及同门们在一起，留下了很多人生难忘的记忆：嶽麓山的月下漫步，潇湘河畔的闲庭信步，书院的品茶聊天，读书会的唇枪舌战，孔学堂的嬉戏垂钓……。朱老师与师母，待我如同家人般温暖，同门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则如同手足；书院老师们给予的教导与帮助，弥足珍贵，值得我毕生铭记与感恩！

当然，生命中还有两位最重要的人，值得我感谢和爱护，这就是我的先生刘祚祥教授与女儿刘文心，他们一直给予我前行无穷的动力与强大的支撑。结婚二十年，我先生一直以他的宽厚与包容，让我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鼓励我不断发挥自己的潜能，去攀登学术的高峰。我读博期间，他主动地承担起诸多的家务与照顾女儿的工作，为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这也是我的毕业论文能够如期写完的原因之一。而女儿文心则是一个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的孩子。从小就深知父母的忙碌与不易，早已学会了独立与自我管理。初中三年，她都是自己搭车往返家里与学校。即使在中考前后，她也从来未要求送餐与接送，并凭藉自己的努力，以 6A 成绩考入了长郡中学。如今，她即将跨入大学的校门，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旅途，而我也如愿通过了哲学专业的教授职称评定。

同时，在我读博及成长的过程中，还要衷心感谢长沙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付宏渊教授、谈传生副校长、学工部黄自立部长、设计艺术学院的王健院长、江河书记、陶双副书记、龙海主任及同事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与支持！感谢外国语学院的钟桂蓉老师为我博士论文的英文摘要所付出的心血！感谢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的杨嘉乐主任及为这本书的出版而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们！

一路走来，感恩所有的遇见与美好！祝愿我所爱的老师、亲人、朋友、同事、同学们都能够幸福美满！也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一颗纯洁善良的心，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美丽，成就更好的自己！

王 琦

2019 年 8 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