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通义&隐公元年（16）

作者：尔雅台

来源：“尔雅台切问”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五月初三日乙酉

          耶稣2022年6月1日

3）学者，学以成人也

论语开篇曰：学而时习之。所学者何？朱子《论语精义》引范氏言曰：“学先王之道，将以行之也。”先王即圣王。先王之道，即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所谓王道是也。王道即天道，非是另作一个道，圣王与天地参而已矣。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并非是一个外在的静固的造物主视角，而是一个生生不已的演化视角。故志在学，而参天地也。《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其一，志于学。

董子曰：“治其志而归于仁。”为学之道，关键是立志。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孟子、陆九渊皆强调“先立乎其大”，便是立志。

诗言志。孔颖达曰：“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盖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后妃之志也。袁燮曰：“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辅人君之所欲为，斯可谓后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协济，所以德业巍巍，至于今仰之。”故曰：“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顶，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达于岸，斯达之矣。所期者大，则其规模亦大；所期者远，则其谋虑亦远。夫惟远且大也，故谓之志。古之人君耻以中常自处，而必欲成大有为之事业，斯可谓人君之志也。”（宋袁燮《毛诗经筳讲义》）

董子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乎志。“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志为质，礼之要在重其质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能；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右志而左物，贵志以反和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以六艺养其志也。“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玉杯》）见微知著，明其志也。“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行，可谓得其真矣。”元年之志，王者之任也。“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玉英》）不屑之君，善恶无所逃也。“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逄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邪！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精华》）听讼折狱，皆本其事而原其志也。“天之生有大经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杀殛者，行急皆不待时也，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如天之为》）天志仁，圣人承之以治也。“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束，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天地阴阳》）唯王者能配天也。春秋无王，孔子托王于鲁以治乱，孔子之志也。故曰：吾志在春秋。

今人好言信仰，志之事也。然信仰有绝对之外神，其要在治，不在学。学则自治，其志在反物归己，以内临外。大学云明德、亲民，内外通贯，上下同欲，其志一也。其以宇宙为一家，天地为一身，人我之间，性命自正，故不争。而谈信仰的后果，一定是争。盖其以人格神瞄天，视角有异，则纷争不已。或宗教战争，或主义之争，大争千年，世无宁日。故吾人不谈信仰，只谈立志。王阳明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圣人之志在是焉，圣人之学在是焉。志之事，即学之事也。

其二，六经，或曰六艺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可得而闻者，闻而未信，信而未解，解而未行，行而未证之差也。盖天道在参，不在闻也。然“出不由户”，则何以入道？夫子之文章便是“户”。盖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便成文章，文章即性道之显者也。除却性道安有文章，得闻性道原从文章起也。然文章可闻处，煞有工夫。不曾闻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闻性与天道，连文章也不是极至。故荀子曰：学不可以已。

夫子之文章，六籍也，亦曰六艺，亦曰六经，载道之文也。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艺犹树艺，以教言谓之艺。《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此四教之目也。《孔子世家》叙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晚而赞易，修春秋，及门之徒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此明孔子之门益四教而为六艺。又《太史公自序》曰“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是六艺之目也。赵岐《孟子序》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此五经之目也。至《庄》《荀》之书，并陈六艺。

《荀子·劝学》篇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又曰：“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儒效》篇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而不臧，倍是而不亡，未尝有也。”《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生之言与荀卿相同，言百家道之，则知治六艺者，不独懦家为然。其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下“判”字，尤为分晓。《礼记·经解》引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此段文人法双彰，得失并举也。《繁露·玉杯篇》云：“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太史公自序》：“余闻之董生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纪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法言》云：“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是皆据六艺以判教，其余不可殚举。要以《经解》为最精，《庄》、《荀》为最约。《汉志》叙九家，以为皆六艺之支与流裔，故推之一切学术，涂虑虽有万殊，归致原无二理。举一全该，万物悉备，得者得此，失者失此。得之，则智仁圣义中和；失之，则愚诬奢烦贼乱。六艺之教，通天地、亘古今而莫能外也；六艺之人，无圣凡、无贤否而莫能出也。（马一浮《群经大义总说》）

自来说六艺，大旨莫简于此。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故孔子之言是以人说，庄子之言是以道说。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即六艺之道，人即六艺之人。有得六艺之全者，有得其一二者，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马一浮先生曰：六艺之道，条理粲然，圣人之知行在是，天下之事理尽是，万物之聚散，一心之体用，悉具于是；吾人欲究事物当然之极则，尽自心义理之大全，舍是未由也；圣人用是以为教，吾人依是以为学，教者教此，学者学此，外乎此者，教之所由废，学之所由失也。

其三，道统，或曰学统。

孔子开创了六经传承的圣道模式。孔子之后，吾人学术恒以孔子为依归。朱子谓之“道统”，谓“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道统者，王道之统也。朱子曰：“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六经皆先王政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在是焉。这是原典，圣道所由出也。

朱子又曰：“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子、荀子，以承先圣之统。这是第一波，圣道经孔子及其弟子所由传也。

第二波是汉唐经学。其有两派，一曰今文经学，一曰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当时学术所传，尊孔子，明其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则依据当时新的考古文献，重视周公制礼作乐的规模。正如马一浮先生指出的，今古文之分，乃是说经家异义，于本经无与。今文出口授，古文出壁中，偶有异文，非关宏旨。如《易》用费氏，《诗》用毛氏，必曰京、孟、梁丘、齐、鲁、韩过于费、毛，其义亦不具。《论语》今用张侯本，传鲁论而兼齐说。古论与鲁论同，无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义亦无阙，今古文更不可分。《周礼》决非刘歆所能造。《古文尚书》亦非梅赜所能伪。即出纂辑，亦必有依据。此以义断之而可知也。《春秋》，左氏、公羊义最硕异，然本经异文亦不多见。故必以经为主，而后今古文之见可泯也。

大抵，今文多为博士之学，古文多为经师之学。家法者，即《汉志》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刘歆所谓“党同门，妒道真也”，失在专锢。古文后出，不立学官，于是乃有经师之学。然今文家亦有精处，古文家亦有驳处。当观其通，不可偏执。如郑君今古文并用，或疑其坏家法。然郑君实通博可宗，非博士所及也。今文家如董生，实为醇儒，亦不同博士之陋。总之，六经皆因事显义，治经当以义为主。求其当于义而已，不必硁硁于今古文之别。（马一浮《尔雅台答问·答池君》）

第三波是宋明理学。宋学与汉学不同，其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由五经转向四书。亦主要有二个流派：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程朱重天理。天理即天则。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后世法家，何尝不立准则，然只是私意安排。故宋儒讲天理，还是在讲天道，讲宇宙大道。宇宙之间，何处不是天理流行？汉儒讲天道，要在经典文本，重文字训诂、名物考据，宋儒则力透纸背，把目光移向苍穹，与天地同流，与圣王符契。故程子曰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诚哉斯言！当知体贴二字，并非是凌空踏虚，而是在先王仰俯观象基础上的格物与通贯。朱子毕生之学问，要言之，亦不外格物二字。朱子曰：格物只是就事上理会。与孔子不载空言旨同。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盖空言穷理则无可捉摸，不若格物之为切。朱子格物穷理之学，蔚然大观，其基于理气论的宇宙图景，极广大而尽精微，是宋学之高峰。

当然，格物也会带来问题，法家的私心自用便是。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郑玄笺：不识古，不识今，顺天之法。而格物显然突破之，放大私意。故宋儒之困境，既格之知之，如何能“顺帝之则”，而不被私意遮蔽？心学由此出场。陆九渊于是重新发明本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盖人为天之副，心具天德，浩然之气充，则自是天理流行。王阳明则拈出良知二字，心学得以更精密。盖良知之知，知止也。止即止于至善，天命之谓性是也。良知之良，是理之灵处，故知“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故能“为善去恶”。显然，良知是性天贯注吾心，故听命于天理；而吾心以内临外之发用，故亦只是天理流行。故王阳明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心学理学一体圆融于天理。故马一浮先生曰：“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

或曰汉儒讲经术，宋儒讲义理。马一浮先生曰：“经术即是义理。离义理，岂别有经术？若离经术而言义理，则为无根之谈。离义理而言经术，则为记问之学。”故经术与义理一，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也。四库提要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钱穆先生认为，汉学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的精神在“明体达用”。皆注重“用”，经世之学也。由经学开经世，去修齐治平，去通贯天道大义，这就是“儒学”的精神，即是“经学”的家法。

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道统，尧舜肇其端，孔子定其型，孟荀弘扬之，董郑张大之，至宋明则二程、朱子丰富之，象山、阳明博约之，尔后集大成于王船山、马一浮。自孔子后皆有赖于圣贤师承统绪。

孔子自觉地传承了二帝三王的道统。然孔子无位，君、师就此分离。孔子由是被尊为"素王"。孔子之后的中国政教, 恒以"素王"为依归。孔子的"素王"地位无疑源自其使命自觉。他针对政统断代，无法有效传承二帝三王圣道的历史困境, 创制了围绕《六经》诠释与实践的圣道传承模式。这个师承统绪后来依托书院讲学等方式来培养贤人君子，依赖于科举来选拔士大夫，形成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达则兼济天下，以贤能治国；穷则独善其身，树良俗于民间。王夫之曰："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读通鉴论.卷十五.一三）

道统赖圣贤师承，其要在学。清熊赐履《学统·自序》曰：“夫道也者，理也。理具于心，存而复之，学也。学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显晦屈伸，遂从而出于其间。有志者，是乌可不为之致辨乎。辨其学，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统以尊。呜呼，此固吾儒事功之决不容已者也。”周铭在该书《跋》则曰：“天下不可一日无道，斯道不可一日无统，道之存亡系乎统，统之绝续系乎学，学统即道统也，总之存乎其人而已。”学统即道统。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学统也；被尊为“素王”，道统也。皆系于孔子一身也。是道统、学统一如，非是道统之外别立一学统也。

其四，天下学术。

马一浮先生指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能明学术流别者，惟《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最有义类。据艺文志，天下学术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类下又分小类。由于体系日益庞杂，西晋荀勖《中经簿》遂约分甲、乙、丙、丁四目。《隋书·经籍志》始立经、史、子集四部，至今沿用。四部之名，本是一种目录，犹今图书馆之图书分类法耳。以学统脉络见，则六艺统四部也。

今经部立十三经、四书，而以小学附之，本为未允。六经唯《易》《诗》《春秋》是完书；《尚书》今文不完，古文是依托；《仪礼》仅存士礼：《周礼》亦缺冬官：《乐》经本无其书、《礼记》是传，不当遗大戴而独取小戴；《左氏》《公》《谷》三传亦不得名经；《尔雅》是释群经名物；唯《孝经》独专经名，其文与《礼记》诸篇相类；《论语》出孔门弟子所记：《孟子》本与《荀子》同列儒家，与二戴所采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七十子后学之书同科，应在诸子之列，但以其言最醇，故以之配《论语》。然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之言亦醇，何以不得与《孟子》并？今定经部之书为宗经论、释经论二部，皆统于经，则秩然矣。孔子晚而系《易》，《十翼》之文便开此二例，《彖》《象》《文言》《说卦》是释经；《系传》《序卦》《杂卦》是宗经。寻绎可见。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是为宗经论。《孟子》及二戴所采曾子、子思子、公孙尼子诸篇，同为宗经论。《仪礼·丧服传》子夏所作，是为释经论。三传及《尔雅》亦同为释经论。《礼记》不尽是传，有宗有释。《说文》附于《尔雅》，本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之遗。如是则经学、小学之名可不立也。

诸子统于六艺。欲知诸子出于六艺，须先明六艺流失。《经解》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六艺本无流失，其有流失者习也，慎勿误为六艺本体之失也。《汉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其实九家之中，举其要者，不过五家，儒、墨、名、法、道是已。墨家统于《礼》，名、法亦统于《礼》，道家统于《易》，判其得失，分为四句：一，得多失多；二，得多失少；三，得少失多；四、得少失少。例如道家体大，观变最深，故老子得于《易》为多，而流为阴谋，其失亦多，“《易》之失贼”也。庄子《齐物》好为无端厓之辞，以天下不可与庄语，得于《乐》之意为多，而不免流荡，亦是得多失多，“《乐》之失奢”也。墨子虽非乐，而《兼爱》《尚同》实出于《乐》，《节用》《尊天》《明鬼》出于《礼》，而《短丧》又与《礼》悖。墨经难读，又兼名家亦出于《礼》，如墨子之于《礼》《乐》，是得少失多也。法家往往兼道家言，如《管子》，《汉志》本在道家，韩非亦有《解老》《喻老》，自托于道。其于《礼》与《易》，亦是得少失多。馀如惠施、公孙龙子之流，虽极其辩，无益于道，可谓得少失少。其得多失少者，独有有荀卿。荀本儒家，身通六艺，而言“性恶”、“法后王”是其失也。若诬与乱之失，纵横家兼而有之，然其谈王伯皆游辞，实无所得，故不足判。杂家亦是得少失少。农家与阴阳家虽出于《礼》与《易》，末流益卑陋，无足判大少。五家之得失，可知其学皆统于六艺，而诸子学之名可不立也。

其次言史。司马迁作《史记》，自附于《春秋》，《班志》因之。纪传虽由史公所创，实兼用编年之法；多录诏令奏议，则亦《尚书》之遗意。诸志特详典制，则出于《礼》，如《地理志》祖《禹贡》，《职官志》祖《周官》，准此可推。纪事本末则左氏之遗则也。史学巨制，莫如《通典》《通志》《通考》，世称“三通”，然当并《通鉴》计之为四通。编年记事出于《春秋》，多存论议出于《尚书》，记典制者出于《礼》。判其失亦有三：日诬，曰烦，曰乱。知此、则知诸史悉统于《书》《礼《春秋》，而史学之名可不立也。

其次言集部。文章体制流别虽繁，皆统于《诗》《书》。《汉志》犹知此意，故单出“诗赋略”，便已摄尽。六朝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后世复分骈散，并弇陋之见。“《诗》以道志，《书》以道事”，文章虽极其变，不出此二门。志有浅深，故言有粗妙；事有得失，故言有纯驳。思知言不可不知人，知人又当论其世，故观文章之正变而治乱之情可见矣。今言文学，统于《诗》者为多。《诗·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三句便将一切文学判尽。《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可见《诗》教通于政事。“《书》以道事”，《书》教即政事也，故知《诗》教通于《书》教。《诗》教本仁，《书》教本知。古者教《诗》于南学，教《书》于北学，即表仁知也。《乡饮酒义》曰：“向仁”“背藏”，“左圣”“右义”。藏即是知。教《乐》于东学，表圣；教《礼》于西学，表义。故知、仁、圣、义，即是《诗书》《礼》《乐》四教也。前以六艺流失判诸子，独遗《诗》教。“《诗》之失愚”，唯屈原、杜甫足以当之，所谓“古之愚也直”。六失之中，唯失于愚者不害为仁，故《诗》教之失最少。后世修辞不立其诚，浮伪夸饰，不本于中心之侧坦，是谓“今之愚也诈”。以此判古今文学，则取舍可知矣。两汉文章近质，辞赋虽沈博极丽，多以讽谕为主，其得于《诗》《书》者最多，故后世莫能及。唐以后，集部之书充栋，其可存者，一代不过数人。至其流变，不可胜盲，今不具讲。但直抉根原，欲使诸生知其体要成统于《诗》《书》，如是则知一切文学皆《诗》教、《书》教之速，而集部之名可不立也。

马一浮先生指出，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董生言“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如今治社会科学者，亦须明自然科学，其理一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今人以数学、物理为基本科学，是皆《易》之支与流裔，以其言皆源于象数而其用在于制器。《易》传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凡言象数者，不能外于《易》也。人类历史过程皆由野而进于文，由乱而趋于治，其间盛衰兴废、分合存亡之迹，蕃变错综。欲识其因应之宜、正变之理者，必比类以求之，是即《春秋》之比事也；说明其故，即《春秋》之属辞也。属辞以正名，比事以定分。社会科学之义，亦是以道名分为归。凡言名分者，不能外于《春秋》也。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此最易知。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小大亦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唯心者《乐》之遗，唯物者《礼》之失。凡言宇宙观者皆有《易》之意，言人生观者皆有《春秋》之意，但彼皆各有封执而不能观其会通。庄子所谓“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为其所欲以自为方”者，由其习使然。若能进之以圣人之道，固皆六艺之材也。道一而已，因有得失，故有同异，同者得之，异者失之。《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夫何隔碍之有？克实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故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因其心智有明有昧，故见之行事有得有失。孟子曰：“行矣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彼虽或得或失皆在六艺之中而不自知其为六艺之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此之谓矣。苏子瞻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岂不信然哉！（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

今人孟晓路先生，极富创见地提出经、史、子、器的新四部分类法，以从根本上涵摄西来学术。其要如下：1）将子部儒家做精选只留下承担道统的少数大贤，其余删去后移入经部；2.）删去子部之譜录、杂考、小说家；3）将子部中兵家、法家、名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以及史部中地理、职官、政书与集部文学合并成立一器部。如此调整，则经学分易、书、诗、周禮、仪礼、礼记、乐、春秋三传、孝经四书、小学下分训诂（尔雅在此科）、字书、韵书三亚门、聖传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大程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子、阳明子十一门。史学包括正史、编年、别史、传记等门。子学，将墨家阴阳家杂家等并入道家，十家中儒家已入经部，其余或取消如纵横家小说家，或入器部如名家法家农家，如此则子学科将只包括中外诸大教——佛教、道教、婆罗门教、祆教（即波斯拜火教）、犹太教、景教、回教等。器学科包括兵学、法学、政学、农学、医学、工学、商学、名学、理学（下分算学天文等亚门）、术数（下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六个亚门）、地理、文学（下分诗文等亚门）、艺术（下分书画、音乐等亚门），计十三门。其子类或有优化余地，然新四部确实是一个充满卓见的涵盖现代学术的完备学科体系。

显而易见，新四部亦统于六艺。其将子部儒学大贤并入经部，正是遵循道统学脉，其要亦不外宗经、释经二门。新四部之中，经、史、子为道体浑整之学，器为器用分科之学。于经史子中，经史为大全之道术，子部诸教为一偏之方术。经史皆为王道之载体，经为体，史为用。盖六艺之教要在王化，以理正之，以德化之也。正化之途，诉之于史。夫子传六经，皆史也。盖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则谓之经。史者，通贯道与器，史迁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也。故所谓正史，正之于史，使异端无所遁形也。曾国藩云“经世不外看史”，此之谓也。故经史从王道从大道，圣人之学也。然亦有貌似大道而偏者，释老是也。故宋儒力辟之。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耶回等一神教亦如是也。今之所谓宗教自由者，皆别子为宗，非夫子之中道大经也。当明辨之。马一浮先生云宗教统于礼，哲学本体论近于易，但其各有封执，不能会其通，故偏。子学多为大道之偏统也。盖经、史、子为道体浑整之学，其义略于是。器为器用分科之学者，小道也。凡器物各有其用，各有其理，故有器用分科之学。一言之，器学也。现代社会，分工繁密，学科门类丰富而齐全，器学发达也。故今之所谓人才、专才，皆从器学皆从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观，然致远则泥。囿于小道而治则必异化。专务小道而致失大道，则失生命之整全也。故道体器用，不可割裂。宋儒所谓“大纲正，万目举”是也。要之，经、史、子、器，自有其脉络，正道之经从，学问之大端也。

故马一浮先生曰：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已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若于此信不及，则是于六艺之道犹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认识也。诸君勿疑此为估价太高，圣人之道，实是如此。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若使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

其五，大学之道。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文则学六艺，盖文之教也；约礼则忠信以行礼，盖行忠信之教也。故博约之教，文行忠信也，六艺盖四教之文也。当孔子时，六籍则古今之学备焉。其在于今，本六经而通十三经也。曰《孝经》，此始乎孝也；曰《大学》曰《中庸》，其出于礼记者；曰《论语》曰《孟子》，此经之四书不可缓也；曰《诗》，尊诗序而辩其失，则朱子亦佐毛郑矣；曰《书》，伪古文毋乱也；曰《仪礼》曰《礼记》曰《周官》，从郑注而其失者不从也；《乐经》虽亡，而乐有存乎诗书礼焉；曰《春秋》曰《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也，以三传明春秋，据春秋及他经而知三传之失也；曰《周易》，诸经之原也，程子易传而参之汉宋诸家也；曰《尔雅》，诸经之释也。《书》与《春秋》皆经之史也，二十四史所由接也。曰《史记》曰《汉书》曰《后汉书》曰《三国志》，此四史也，史法参焉。《资治通鉴》，读史者宜先也，毕氏之续，亦稽也。《明史》其近也，《国史》其著也，外国史其兼也。礼之制易世不皆同矣，曰《通典》曰《通志》曰《文献通考》，其续三通而至今无遗也，统言之，皆礼之制也。其余诸子百家及时务之书，有旁通斯文者欤，皆博学也。又乐记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君子之于文也，学焉既博，而以理之不可易者约之，则文而有忠信之行也。

博约之教，孔门教人定本也。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盖君子之学，将以求道也，始焉借途于耳目之广，而履其事者頥，故曰文。继焉归宿于身心之近，而造其礼者精，故曰礼。礼即文之体也。阳明先生曰：博文是约礼工夫，约礼是博文主意。博而不约，俗学也；约而不博，异端也。故就功夫言，则博约无先后，即所博而约之也。博约合一，即事即理，即理即心，道在是矣。学者一切聪明意见皆足畔道，只格此二关，有始有卒，有伦有要，是入道之正路。然学者初入门只可就文上着力，未便是礼；逮循习之久，方有天则可归，方是约。逮即博即约，则一贯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便是博约的样子。博约固是一事。

博约固是何事？成人之事也。成人者，成为一个大写之人，朱子所谓“大人”是也。朱子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尤重《大学》一书，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或曰：《大学》与《中庸》为中国学说之胆，将《大易》与《春秋》缩小。是也。《易》上经首乾坤，言天道，下经首咸恒，言人道；而《中庸》常兼天道、人道而言。此《中庸》其准《周易》而作乎。春秋奉元正始，以正为最高理想；而《大学》则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其道一也。《春秋》旨在政，《大学》旨在学，而教摄于其中（以政摄教谓之教化，以学摄教谓之教学），政、教、学相维，王道之成也。

王道之成在文王。唐文治先生曰：文王我师也，其谓大学之师范乎？《大学》一书，其周文王之教乎？《尚书》叙文王之德，莫详于《康诰》篇，而《大学》引“克明德”一语外，复引《康诰》曰“作新民”，又引《康诰》曰“如保赤子”，又引《康诰》曰“惟命不于常”，共四引之，是《康诰》一篇，为成周大学生徒所常诵习可知也。《诗》颂文王之德，莫详于《文王》篇。《大学》引《文王》之诗，则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又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又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共三引之，是《文王》一篇，为成周大学生徒所常诵习可知也。盖周初开国建学，菁莪棫朴，皆沾文王之化泽。济济多士，高山仰止者，文王而已矣；对越骏奔者，文王而已矣；秉文之德，岂非学校之彝训然哉？是故《文王世子》言弦诵之制，而不言学之道；《王制》言选士之法，而不言学之道；《学记》言教授之规程，而不言学之道；惟《大学》一书言其道。仁敬孝慈信，文王之道也；则孝弟慈仁让，固皆文王之道也；絜矩忠信，好仁好义，亦皆文王之道也。学者居其国，思其创学之人，步武其模范，想像其典型，故曰“于戏，前王不忘”。伟哉八百年之基业，其萌柢于《大学》之教乎！（唐文治《大学大义》）

《大学》之教，要在三纲领。《尚书·尧典》开篇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大学之纲领也。《尚书·康诰》叙文王之德，曰“克明德慎罚”。夫明德即文王之“缉熙敬止”，德行也；慎罚即文王之“视民如伤”，亲民之政事也。德行者，修身也，要在明明德；政事者，家国天下也，要在亲民。论语讲孔门四科，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其序以德行为先。而一部《尚书》通篇不过言政事当以德行为本也。故大学先言“在明明德”，又曰“物有本末”，盖申先王之教法也。

明德为本，亲民为未。又或言内外，或言厚薄，一也。而本末一如，更无二事，又安得有三？盖明德、亲民各有极至之则也。止至善者，如学圣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汉、唐不足效之谓也。后世学术之谬，正在此一纲领上差去。江西顿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亲民，而不知亲民之有至善也。方知圣人于明、亲下急着此一纲领，吃紧人处，是圣学之定盘星、指南针，若少此一纲领，则上两纲领都无根柢。  （吕留良）

故大学开篇三个在字，得三代治法之精髓也。盖以二言之有本有未，打开而三言之则是体大、相大、用大也。三纲领，止是体大，明是相大，亲是用大。明德是相大，从性起修，止于圣，此心性义理之著微幽明也。亲民是用大，家国天下，法天而治，止于王，此政制礼法之深切著明也。止于至善是体大，各正性命，天地和序也。朱子曰“三代之隆，其法寖备”，夫如是也。又明德即自觉，亲民即觉他，止至善即觉满。此从体起用，一气呵成，中庸谓率性之谓道也。而止至善一纲领专重知，有个知所止，此中庸谓修道之谓教也。阳明子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语极精辟。

三纲领详之，则有八目功夫。大学之道，三纲领是内容，是言理，所谓物有本末是也；八条目则是工夫次第，是言养气、养浩然之气，修道之谓教是也。大学是文王之教，故从平天下开始。然后由远及近，由国而家而身。身者，整全之生命也。家国天下并为身摄，返物归己也。心为身之主，心正则一切皆正。而心的本然状态即定静安，需诚此意方可良也。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此从平天下开始，连用六个先推到了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知所先后也，故不言先而言在。盖格物其实是上面过程的影子过程，由其观照而得来之见地便是知。知家国天下皆本于身之明德，是谓知本；知一身之修为皆本于诚意之极，便是知之至。知本、知之至，便是物格。物格即是知止，一知而定静安，便是诚意。然后自然能虑而临事审几得中，心正也。然后自然能得而中礼，身修也。措之于外，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也。此从物格而后知至开始，连续七个而后又推到天下平。如此回环往返，周而复始，八目之次第是一个明体达用的闭环。是八目详释三纲领也：格物、致知释止至善，诚意、正心、修身释明明德，家、国、天下释亲民。而其玄关则在身，壹是以修身为本。（尔雅台《大学贯解》）

故朱子曰：“《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又曰：“《大学》如一部行程历，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处，明日行得到何处，方可渐到那田地。”（《朱子语类》卷十四）到何般田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是也。

经籍中多言君子。自孔子创制，君子者，唯是成德之名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此其显证矣。仁者，心之本体，德之全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明君子体仁，其所存无间也。又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此见君子必兼是三德。又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此言君子之制事，本于义而成于信，而行之则为礼、逊。“义以为质”，亦犹“仁以为体”，皆性德之符也。又曰：“君子不器。”朱子云：“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是知器者，智效一官，行效一能；德则充塞周遍，无有限量。《学记》亦言“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器因材异而德唯性成，故不同也。君子所以为君子，观于此亦可以明矣。（马一浮《泰山宜山会语》）

经籍中亦多以君子与小人对举。盖所以题别人流，辨其贤否，因有是名。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与比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此夫子拈出公私分界，为千古立之防制也。以义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周是博遍之法，故谓为忠信；比是亲狎之法，故谓为偏党。比是知器者，智效一官，行效一能；周是不器者，德充塞周遍，无有限量。故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小人则唯知徇物，不知有性，通体是欲也。君子是仁，小人是不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与小人迥然不同也。君子从天下起见，其心常公，公则自有民胞物与之度。小人止从一身起见，其心常私，私则因势附利，伐异党同。周则不比，比则不周，天理人欲不并立也。

荀子曰：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性恶》）。荀子是以“治”言，孔孟则多以“自治”言也。程朱解“亲民”为“新民”，自新之民，亦是著自治之义。自治者，即学也。学先王之道，成圣人之德也。

成德之道，乃在心术。心术，隐微之地，人所不及知。蔽之久者，习熟而不自知其非也。故念虑之间，毫忽之际，一有不存，则徇物而忘己，见利而忘义也。此一念为君子，一念为小人也。世间只有此二途，不入于此，则入于彼，其间更无中立之地。学者果能有志于孔子之学，当知此学即圣人之道，即君子之道，亟须在日用间自家严密勘验，反复省察也。人苟非甚不肖，必不肯甘于为小人。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闲，而审其取舍之几也。

亨：通三统，以著礼制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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