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君子——敬悼张祥龙兄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时间：西元2022年6月9日

称张祥龙老师为兄，实在有点托大。我比他差了一代，叫他张老师更合适。只是虽然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1989年-1996年），他已经回北大任教，但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跟他第一次打交道，还是我已经在美国泽维尔（Xavier）大学任教，收到Philosophy East&West的一篇投稿，让我做匿名评审人。这篇稿子里面提到了作者的一篇文章，我好奇搜了一下，知道了作者是他。那篇文章，试图论述海德格尔晚年哲学受了《道德经》的影响。文章写得很清楚，文本证据很多，但并没有完全说服我。我反而觉得，海德格尔对《道德经》是误用的，而这种误用，展示了海德格尔只不过是想通过在他的哲学和老子之间建立关系，来论证他哲学的普世。并且，为了展示老子思想的深邃，我们也不需要论证他影响了海德格尔，而只要论证老子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共鸣就可以了。这一点，这篇文章其实是充分论证了。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了评审意见里面，但最终是推荐发表。后来祥龙兄还修改了文章，并且回应了我的批评，我们之后也开始有电邮往来，虽然在老子影响海德格尔这一点上，我还是没有完全被他说服。

之后我在泽维尔大学请过一位学者讲座。在海德格尔与老子关系的问题上，她的论证，我更接受一些。讲座之后，带她在辛辛那提游览的时候，她跟我说，张祥龙很坏，压制她。我很惊讶地问她为什么。结果是她有一篇中文文章，批评张祥龙的观点，希望在一个中文期刊发表。结果对方希望张祥龙写一篇回应文章，才能发表。祥龙兄写了，当然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但说明，如果不合适，可以不发他的文章，但支持这位年轻学者的文章发表。我听到这里，觉得这明摆着是祥龙兄仁义与大方的表现。于是我为他辩护了几句。结果这位学者质问我，你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张祥龙的朋友。我没再说什么，虽然我很明确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

2008年夏天，我回国参加了祥龙兄组织的一个比较哲学的会议，他也很热情地邀请我做了讲座。讲座时他提的问题，对我的思考，特别有帮助。我们之后还在勺园坐下聊天。在我的《旧邦新命》的致谢中，我特别感谢了他：“笔者也为他的谦谦君子的儒家风范、对儒家的真挚情感、但又是不拘门派的严肃反思所深深打动。”

虽然也是在美国拿的哲学博士，但祥龙兄做的是海德格尔。我自己虽然受到施特劳斯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的很大的影响，但我做学术的路数，分析哲学更多一些。祥龙兄提出过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而我自己更认同韩非子的尧舜时代不再的论证。他虽然是北京长大，但京腔几乎没有，一看就是大家风范。而我身上有改不了并且也不想改的胡同串子的气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更喜欢有一股坏劲儿和玩世不恭的人。并且，对那些正儿八经的人，我有一种抑制不住地想去调侃甚至贬损一下的念头，或者被其严肃无聊烦得想投河的冲动（我游泳还行，投河是为了清爽一下）。但祥龙兄是极少有的例外。哪怕是后来蓄须，穿着传统些的服装，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看着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君子，因为祥龙兄就是君子。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损人的话。即使是不愉快的事情，他都是很平静地讲出来，没有一丝恶毒。他虽然不嬉笑调侃，但他说话有他的意思，一点儿都不让人厌烦。他也并不是不知道韩非子的批评。他的儒家保护区，也并非出自无知的天真，而是在知道世道凶险之后的坚持。他的很多观点，是带着现象学的背景和话语的。但即使对我这种于现象学无感的人，还是会被他的观点启发，因为他的观点，完全可以去掉现象学的包装，而依然充满哲学的深邃。并且，即使他的论证没有说服我，他的存在、他的气象，却有着让人很难抵御的说服力。

祥龙兄对我，也一直包容。他来复旦讲座，我主持，当面挑战他的说法，甚至我自己都觉得挑战得太直接、甚至有点尖刻，他并不以为忤。后来因为美国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多数意见中，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引用了孔子，在大陆儒者中引起轩然大波。祥龙兄写的评论文章（最终版在《人大学报》发表），是各种讨论中考据最充分、也是在坚持儒家立场上能同情了解同性恋立场的最温和的文章之一。但他最终还是反对同性婚姻。我写了一篇报纸文章（发表在《澎湃新闻》上），其中回应了他的反对，最终论证儒家可以接受同性婚姻。他知道了，还鼓励我把这篇东西好好写写，写成学术文章。

去年秋季，我们学院请祥龙兄来做系列讲座。不过主题是文学现象学，我实在不懂，并没有去听。但还是请他和他夫人在大学路吃了午饭。他不用微信。我是先通过电邮和短信联系了他，然后跟他夫人微信联系，最终定下来吃饭的地方。他们很客气，还带了一瓶威士忌来作为礼物。那是一家意大利餐厅，叫Momenti，相当于英语的moments，时间、瞬间、时刻的意思。现在想起来，在这个地方最后一次吃饭，也是与祥龙兄这位现象学家的种种时刻的一个冥冥中的巧合。

今年一月，我有事情要麻烦他一下，还比较急。打电话给他，他欣然答应，但很平静地说，他现在刚刚检查出问题，体力不一定能允许他充分和及时地帮到我。我说没关系。但结果他很快就处理好了我的请求。其实我特别内疚，因为他跟我说的身体上的问题，不但是不治之症，并且给病人的时间都不长，而我在这个时候还要勉强他。再之后，我就一直忐忑。希望能有并不可能的好消息。希望能问问寒暖，但又怕给他们添乱。我与祥龙兄的儿子、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张泰苏教授是Facebook上的朋友。他对学术和政治的很多观点，我都很认同，因此我经常会看他发的东西。知道祥龙兄的病情以后，我更是每天都去看泰苏的Facebook page，希望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知道一些消息。后来泰苏说要回国。当时正值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飞回来公干，隔离快结束的时候，知道公干无望，买了机票直接飞了回去。后来看看一些更加惊险的故事，觉得这个朋友的决定很对。于是我跟泰苏说了这个情况。还好他是飞到其他地方。隔离结束，也终于到了北京。这也算老天眷顾了。

今天也看到，《茶馆》里面演实业救国的秦二爷的蓝天野在同一天也走了。他戏不多，但是最后与王掌柜和常四爷自己给自己、给他们的时代撒纸钱的一幕，每次我看了都要流泪。二十世纪的儒者梁漱溟被称作最后的儒家。看到祥龙兄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词，就是“最后的君子”。

我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之一的物理学家泡利，得的是类似的病。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这种病，也知道了这种病的厉害。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常数，137，是与时空紧密相关的一个数，可谓万物的最终秘密。有犹太血统的泡利后来还知道，137也与犹太的一个神秘思想Kabbahlah紧密相关。结果，在他得病后，他发现他住院的房间号也是137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刻到了。祥龙兄1949年生人，今年73岁，是孔子的年龄。对一个真君子，也许这是他的时间到了吧。但这么想，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世间失去了最后的君子而感到伤感与哀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