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 等著《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出版目录及陈来先生序言

书名：《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

主编：杜维明 梁涛

出版社：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2020.9

【全书目录】

●序（陈来）

举孟旗，行荀学——为《伦理学纲要》一辩（李泽厚）

为什么朱熹式的性善说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占上风（李泽厚）

统合孟荀与儒学“第三期”（杜维明）

仍是一偏：论李泽厚先生的新旁出说（杨泽波）

统合孟荀创新儒学（梁涛）

受之以荀纠之以孟——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重建（郭沂）

政治与道德：孟荀之异（东方朔）

孟荀“天—性—情—心”统合论——从“心统情性”新视角兼祧孟荀（刘悦笛）

儒家真知问题与性（孟）教（荀）二重奏（邹晓东）

由孟荀统合到儒学范式的转换——基于肯·威尔伯整合哲学的探讨（梁世和）

统合孟荀的形而上学基础（张新国）

“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朱锋刚）

先秦儒家道德三重属性的递进及孟荀的统一——基于道德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刘九勇）

孟荀之外的第三条儒学进路（任剑涛）

统合孟荀的新视角——从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看（梁涛）

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梁涛）

充养与隆积：孟荀修养工夫合论（翟奎凤）

孟荀“是非”观念试探（张志强）

超越尊孟抑荀，回归孟荀齐号（梁涛）

●后记（梁涛）

【序言】

《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序（陈来）

https://mp.weixin.qq.com/s/jzRUtETztr5uXpLwY7-NiQ1

近年以来，有关孟子、荀子思想地位及对比的文章已有不少。梁涛教授将之结为一集，这对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提供了方便，也必将促进学术界对此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无疑，在这一波有关统合孟荀的讨论中，一个共有的前提是对宋明理学尊孟抑荀的不满和反思，应该说这几乎已经成为几十年来儒家学者的共识。其中的关键是重新认识荀子思想的贡献和价值。其实这一点亦已由来颇久。清代中期以后，荀子在诸子学研究的复兴中最受瞩目，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也已经打破了宋明理学贬抑荀子的束缚，1949年以后荀子所受到的赞扬已经超过孔孟，特别是文革与评法批儒期间，荀子所受的待遇与孔孟有天壤之别。回顾近二三十年的博硕士论文，在先秦儒学中，荀子为主题的研究占了大宗的部分。

不过，从关心荀学的学者角度来看，以上所说的情形还不是足够理想的，真正重要的可以说是要为荀子“讨个说法”。如果留意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有关重新评价荀子思想的主张中，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一种儒学“道统”的观念。这种主张认为，荀子应当进入这一“道统”，成为孟子之后这一“道统”的代表人物。如果参考历史的话，也可以说这是要求回到北宋三先生之一的孙复的道统观念：“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就是说，儒家的道是由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子、荀子等构成的统绪向下传承的。这一传承统绪即是所谓道统。这一统绪或谱系的孔子以前部分与道学的道统谱系完全一致，差别的重点就在孔子之后有没有荀子。应该说，不论是孙复还是现代学者的这一谱系的主张，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今天人们强调先秦儒学的传统，一定是把荀子包含在内、并且承认荀子重要地位和贡献的。

然而，除了以上的思路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思路呢？如果我们放开更长久、更宽广的历史眼界，对这样的具有传统特色的道统观念，我们也许还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思考。这就是，无论程朱的道统观念，还是如孙复那样主张把荀子列在孟子之后的道统观念，在性质上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道统是单线传承的。如朱子认为，道统是道的传承谱系，“圣圣相承”，前后“如合符节”，这种单线传承的观念，一般来说突出了一种前后同质性的概念，从而这样的观念不能是包容差异性的观念。而且，这种单线传承的道统观念还容易引发一种正统和异端的相互排斥。因此，以这样一种传统的道统观念来解决中国哲学史上类似孟荀同异的问题，是有其限制的。

这就涉及到儒学传统的传承性和丰富性的问题。我一贯主张，从儒学史的角度，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最富包容性的儒学观和儒学传统观，而那种单一的线性传递的道统观念则很难承担这一任务。任何一种儒学发展观或一种儒学传统观，如果不能富有充分的包容性，只在正统的视线下线性延伸，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儒学观。单一直线传承的局限性是，它所重视呈现的是进入这条直线的前后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完全一致，很难容纳思想发展中的差异。而事实上，如我们熟知的，在儒学史上，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汉代有今文和古文之异，宋明有朱学陆学之辩，清代有汉学与宋学之争，差异性对于儒学发展而言是必然的。因此，一种“直线”的道统观显然不如“立体”的道统观更为丰富。不仅如此，建构儒学的道统不可能截止于先秦，只要儒学不断发展，就要求道统不断向下延伸，而那种直线的道统观到唐宋以后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所以，用传统的单线传承的道统观念去解决、处理儒学发展的历史总体，不一定是唯一的办法，应该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比如，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动态的“一体多元”观念来处理儒学的发展或儒学道统？这里所说的一体多元，与理一分殊一样，其展开不是直线的约束和界限，这就有可能把儒学发展中的差异即各种不同的表达形态和论证方式，都包容起来，都肯定进来，从而容纳统一中的差异，也符合儒学自身发展的辩证法。古代所说的“一致而百虑”也是这个意思，即不把一致与百虑对立起来，而是把一与多，同一性与差异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我在这里之所以不用一致百虑、理一分殊，而用一体多元，是觉得“一体”更能显示出那种与线性思维不同的立体感。

一体不仅是指一动态的发展总体，而且用指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宗旨，它不是像朱子道统说那样以一句“允执其中”的特定观念去充当其核心传统，而是重在贞定其宗旨方向。如我多年前在讨论郭店楚简与儒家人性论时提出的，这一儒学宗旨可以表达为“宗本五经孔子，倡导王道政治，重视德性修身，强调家庭伦理，注重社会道德，崇尚礼乐教化”，而儒家内部的各种思想理论，都是对儒家基本思想宗旨的不同哲学论证。这些不同的、有差异的哲学论证不一定需要统合为一，而可以各放异彩。

也只有这样，才能确立儒学内部学派发展的意义。由此，我想到近世学术史的一个著名公案，即章学诚的朱陆说。众所周知，南宋出现的朱陆对立，是儒学内部千年以来最主要的分异。元明两代不断有合同朱陆的主张，有学者甚至把元代和明前期都看成合同（和会）朱陆的时代。这说明，面对思想的分歧、学派的发展，历史上总会有“合同异”的冲动，这些愿望都是好的，也十分自然。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是，明代中期开始，思想的发展不是沿着合同异的方向发展，而是陆氏心学发展为阳明心学，流行大江南北。阳明学的兴盛当然有其历史文化条件的配合，不是思想本身独立地发生作用，但也说明，思想的发展往往是在分化、对立的辩证展开中实现的。章学诚指出：“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这个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主张朱陆合的确有不少，但就思想的内在展开而言，朱陆之分之争是必然的。“不可合”是认为二者的理论对立无法调合为一，“不可无”是说一体之内有内在矛盾才能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合固欣然，分亦可喜，不合亦不必都是坏事。这种对差异的态度有似于黑格尔的说法，同一必然发展为差别，同一是包含了差别的同一。而儒学史的发展，直至20世纪，其真正的问题是面对分化、对立，总是用正统-别异的思维去划分、对待，这才是最需要改变的。

由于事情太多，我没有时间和精力阅读全部书稿，只是重点浏览了梁涛教授与部分学者的讨论，浏览之余，产生了一点感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陈来

二〇二〇年六月

【附录】

荀学与大陆儒学的复兴（陈来）

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的第一天，我到张岱年先生家，请教读书法，张先生说，先看《荀子》。为什么呢？因为《荀子》在难易之间，一开始太难的不容易看，太简单的，比如看《论语》达不到训练的目的。要培养、训练自己，最好是从《荀子》入手。那时候《荀子新注》还没有出来，我就去琉璃厂，十块钱买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线装书，已经没有函套了。买回来后，按照张先生的建议，拿红蓝铅笔一边圈点一边看，同时参看郝懿行的《荀子补注》。第一学期除了上课，我就看《荀子》，细细地看了一遍。

我当时没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只是一个读书的训练。刚才梁涛说我的新书《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里面有几篇关于荀子的文章，其实那是2006年我在哈佛访问时写的。当时国内好几位搞中国哲学的，陈静、梁涛、干春松等都在哈佛，杜维明先生就跟我商量：“这么多搞中国哲学的学者，机会难得，是不是大家凑在一起读读书？不要散了。”于是我们就在杜先生家搞一个seminar。我们上半年读《五行》，下半年读《中庸》。读《中庸》是因为杜先生一直很关心《中庸》，读《五行》则是因为有了新的出土的文本。我当时去得早，5月份就去了，梁涛他们可能是到9月份才去的。当时学校放假，没有什么人，我就到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写了四篇《五行》的论文。等到开学以后开始读书了，我就接着写了几篇荀子的论文。所以我在哈佛那一年写的几篇论文都是与先秦有关的。回国后，我关于荀子的文章没有发表在正式的刊物上，当时邓正来在办《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急着问我要文章，我就给了他，也在复旦作了演讲，后来发表在邓正来那个刊物上了。《辑刊》不是正式刊物，属于以书代刊，进不了检索系统，“中国知网”上查不到，也不属于CSSCI，所以我写的那几篇文章很多人都没看到。其实这几篇文章在2008年就发表了，所以今年我出新书就把这几篇收入其中了。

关于荀子的研究，比较起来，我觉得近些年来，在海外，荀子研究是一个重点。大家知道，海外新儒学重视的是孟学的传统，比如杜维明先生对孟子情有独钟，但在美国其实属于少数，呼应杜先生的人并不多，相反研究荀学或接近这一系统的声音反而比较大。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位分析哲学家芬格莱特。一般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都不算是有名的哲学家，但芬格莱特是一个有名的哲学家，他出版了一本书《孔子——即凡而圣》，这本书主要是讲孔子，但书的封面印了一个大大的字——“礼”。他强调应该用礼去理解孔子，虽然我们一般不接受他的看法，但反映了他对孔子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在美国学界影响很大，所以芬格莱特开启了美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关注礼学的倾向。我们知道，礼学是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芬格莱特的书在美国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人对礼也越来越关心。而国内研究孔子，包括先秦儒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强调、重视仁的，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大家知道，美国东部有“波士顿儒家”，但所谓波士顿儒家是以查尔斯河为界分，河北哈佛以杜维明先生为代表，重视的是孟子；河南边波士顿大学，以南乐山（Robert Neville）、白诗朗（John Berthrong）为代表，他们都在波大神学院任教，是基督教的传统，比较重视礼，重视荀子的研究，与杜维明先生不太一样。在美国西部，倪德卫（Nivison）先生是一个代表，他早年关注、研究荀子，他的学生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帮他编了一部书——《儒家之道》。这本书已经翻译过来了，里面有他关于荀子的研究。万白安也专门研究荀子，发表了大量作品。总体来看，美国的汉学界、思想界还是比较重视荀子研究的。故若放眼世界来看，荀子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海外汉学也是非常重视荀子研究的。

我们海峡两岸四地，孟学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由于《孟子》一书入经，孟子进入了道统，他的地位和影响自然较之荀子要大。另一方面由于港台新儒家自1949年以后在海外一直有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是从孟子的系统讲的，对孟子是比较重视的。相比较而言，荀子在大陆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1949年以后荀子是受到重视甚至是推崇的，但主要是在唯物唯心、儒法斗争框架下讲的。改革开放后，荀子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讲法，像周炽成强调荀子是性朴论，挑战过去的说法，有一些新的气象。另外，2007年在山东临沂召开了荀子思想的国际研讨会，是由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这两年梁涛在邯郸先后举办了两届荀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国际重要的研究荀子的学者都邀请到了，势头是很不错的。

最近几年，台湾荀子的研究也开始升温。牟宗三先生去世后，压力不那么大了，儒学研究出现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新儒家还是主流，但孟子之外荀子也受到重视，这方面政治大学的刘又铭教授算是一个代表，他不仅从事荀子的研究，还提出要发展荀学，搞出一套新荀学来。此外台湾中兴大学的王庆光教授长期研究荀子，他年龄与我们差不多，去年他送我一本新书——《荀子与齐道家的比较》，是讲荀子与黄老关系的。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佐藤将之教授在荀子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文献工作。台湾荀子研究的气象或者说元气在回升，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其实新儒家也是重视荀子的，只是评价不够高。牟宗三在1953年出版《荀子大略》，对荀子定了一个调：大本不正，大源不清。以后牟宗三的弟子如蔡仁厚等，基本是在这个思路下研究荀子的。现在刘又铭、佐藤江之起来，就是要扭转这一研究范式的。这个趋势我认为值得肯定，代表了台湾荀子研究的新方向。

刚才梁涛讲，我们现在面临大陆新儒学的建构，荀子或荀学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之间的确存在着呼应的关系。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虽然也重视《诗》《书》，但更关注的是礼义秩序，是制度建构，是一种政治儒学。《荀子》书中有关于儒的讨论，有俗儒、雅儒、小儒、大儒各种说法，他最推崇的是能够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大儒。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不同，是不走心性儒学的路子，而强调政治儒学的意义。这个路子大的方向当然是从公羊学来的，但也应该注意与荀子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下，研究荀学，角度更多地发现荀学的当代价值，这个与现在注重政治儒学的诠释，好像也是可以相呼应的。

另外，在我们这里关注政治哲学已经有十几年了，政治哲学从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热了，这两年反而有些降温。受此影响，我也留意政治哲学研究。我在哈佛写的几篇荀子的论文，有一篇就是讲荀子政治哲学的。当时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很大，国内在积极引进。我写那篇文章，就是想借鉴施特劳斯研究霍布斯的方法来研究荀子的政治哲学，因为以前有学者提过荀子和霍布斯的类似处。这些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还可以加强，即如何从西方古今政治哲学，包括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到20世纪的政治哲学里面，找到能够对照、借鉴、理解、诠释荀子的一些理论资源，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只是做了一点，但是我刚才说，这篇文章好多人没有看到，没有起到带动作用。其实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进一步研究荀子，特别是了解欧洲早期、现代和美国20世纪政治哲学的发展，我觉得对荀子研究应该能有新的促进。一方面要加强传统的研究，包括思想、文献的研究，但是也要发展新的研究，结合欧美思想史与现代思想的一些资源，把荀子的研究再提高一步。

这种比较研究也不限于政治哲学，还可利用其他理论资源，比如说社群主义，美国汉学对礼学的关注就与社群主义兴起有关。社群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就开始兴起，美国学者重视礼的一个背景也是与社群主义的兴起有关。为什么强调礼？强调礼必然接近社群主义的立场，因为礼就是社群的规范体系。这个思潮在美国当代政治思潮和哲学里面，可以算是三分天下居一分吧。但是国内好像利用社群主义来从事儒学研究的还不多，这点是可以加强的。

司马迁说荀子是赵人，就是今天河北，我觉得河北的儒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战国有荀子，汉代有董仲舒，两位儒学大家都出在河北。可以将荀子和董仲舒也做一个综合的比较研究，不一定只是把荀子与孟子去比，与孔子去比，也可以与董仲舒比。因为这两个人时代是比较接近的，二人的思想有承继的关系，当然也有巨大变化，但是为什么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现这样两位大的思想家？出现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这也是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河北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这是从先秦到汉代，若要讲到唐代人物就更多了，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孔颖达是河北衡水人，河北的儒学研究大有可为。

梁涛近些年提出了“新四书”的说法，也关注儒家道统的研究，希望将《荀子》一书由子入经，以此重新肯定、评价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实朱熹编“四书”的时候，本来叫“四子”，比如朱熹写的《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当时题的是“四子”，叫“四子”或者“四书”，不是一开始就称经的。但是由于朱熹著《四书集注》，通过“四书”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儒学思想做了创造性的发展，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使“四书”逐步超越了“五经”，在实际的传承过程当中，具有了与经相等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才将“四书”放到经类。所以我觉得“新四书”的说法比较好，容易立住。朱熹一开始也没有说作为经，只是称“书”，在实际传承过程当中，地位高了以后，就被后人称为经了。

（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17日第15版）

【以上林桂榛汇编整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