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米沃什：传统遭遇后现代虚无主义

来源：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现在这样一个时间和地点，即试图区分诗人随笔作家或者哲学家的使命似乎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有些轻率和欠考虑。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辉煌著作《被禁锢的头脑》如同加缪（Camus）的《反叛》一样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具深刻见解的和历史意义的准确批判，都在20世纪思想中占有牢固的地位。《被禁锢的头脑》在理论和抽象著作方面无可匹敌，因为它有能力刻画人性在极权主义政权下政治现实的表现。

米沃什的极权主义形成

作为诗人和随笔作家，米沃什表现出典型的文人特征，那就是像哲学家那样密切关注其思想的细节和感染力。米沃什代表了东欧作家和思想家的一种文化和政治传统，他们向美国人介绍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下令人担忧的生活现实。米沃什的伙伴还有杰出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波普尔（Popper）、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凯斯特勒（Koestler）、保罗·荷兰德（Paul Hollander）等。在这些作家中，我们遭遇某些虽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却拥有对西方民主社会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s）——教条主义者和激进意识形态理论家支配的制度中发生之事——及其必然结果——即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深刻见识。

米沃什作为个人和思想家的形成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个时期见证了欧洲陷入20世纪两大占支配地位的激进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场景。这是《被禁锢的头脑》的基石。从基督教人文主义角度看，米沃什的著作给我们机会来重新认识被极权主义铁拳专制统治下摧毁的人性。

我们在极权主义现实及其逻辑结果中的遭遇要比抽象理论确认的东西更多。我们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价值。

20世纪的极权主义摧毁了个人责任和自主性。共产主义需要理论行李来为其追求绝对权力辩护。理论这个知识分子的玩物成了共产主义进入西方民主社会的文化战争的出口：是对支撑实现人类条件的普遍之道（universal logos）的驳斥。极权主义政府承受不起公民个体仍然维持自主性的身份。这将对其追求和巩固权力造成威胁。个体自由威胁到承诺财产再分配和保证平等的乌托邦理论基础。终极而言，共产主义不能重新改造人性。

那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共产主义承诺的极乐世界就是源于一种病理学，它扎根于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辨认出的怨愤（ressentiment）。

在令人好奇的正义扭曲中，不懈努力要赢得激进意识形态胜利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坚定不移的人，这种意识形态恰恰竭力压制人的自主性。[1]

米沃什认识到，由于这两大害人的20世纪意识形态，要拿起武器——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比喻含义——就意味着践行思想上懒惰和道德上不诚实的伪善。它早年遭遇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议的结果，该条约里面包括波兰这个国家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的条款。苏联占领东波兰造成大批民众转移到苏联的中亚腹地，带来难以置信的苦难。苏联体制的残酷性一点儿也不比德国纳粹逊色。那些对波兰人仇恨苏联感到吃惊的人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每两个波兰家庭中都有人被送进苏联集中营和监狱。[2]

米沃什：从我是谁开始

米沃什的书《从我是谁开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该书是曾经在别处发表过的随笔集，涵盖范围很广泛，涉及文学批评以及他一辈子都在关注的20世纪西方文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在米沃什的读者看来，这些文章放大了他们对其思想的了解。

文笔的口吻早已经确定，作者在名为“我的意图”的序言中写到，“我不能从记忆中排除掉读过的书和相互冲突的理论和哲学，但是，我能自由地怀疑和提出幼稚的问题，而不是加入到确认和否认的大合唱中。”[3]

《从我是谁开始》见证了米沃什思想的诞生。随笔中证明的米沃什思想的突出方面就是思想家的真诚。随笔体裁的解释性本质让读者能见证其思想产生过程。人是超验性存在的信念指导了米沃什的写作。他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为差异性个体的存在辩护。他的随笔探索了确认生命价值、丧失的机会、遭受谴责的激进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罪恶和灾难的追寻。随笔作家为差异性个体的存在辩护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见证的20世纪意识形态的冲突忽略了人的本质。正如西班牙哲学家朱利安·马里亚斯（Julian Marias）所说，这个人类学问题被这样描述：它承认人是这样的存在，必须依靠将物质宇宙的力量客体化来运作。与将人类个体区别化对待相反，极权主义冲动运行的前提是人不过是客体化自然过程的案例而已。

观念的历史

人类历史很漫长，可以追溯到人们开始关注自己过去的时代。另一方面，观念的历史并不长。

观念并不拥有无限膨胀的庄严的外观。观念与根深蒂固的、普遍可靠的原则体系相对应，虽然显示出喜欢变化和改善的习性，但仍然坚持基本的、不容否认的人类真理内核。观念对应真理，就像泡沫过分膨胀后可能破裂。

这是伊拉斯谟（Erasmus）的《愚人颂》中愚人的意思。

仔细分析一下观念史将展示出，知识分子常常把事情给搞砸了，把在常识看来透明的东西搞得混乱不堪，模糊不清。服务于极权主义政权的思想框架很有效地扎根于太过人性却极其深刻的病理学——嫉妒、自我主义和怨恨。在此，我们必须询问，人性是什么？因为这个无法否认的病理学位于人类历史的核心，我们不应该听任重写历史的需要来遮盖我们的更好人性。后者作为创造苏维埃新人的委婉语。问题是人类条件的一旦被思想化之后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4]

米沃什告诉我们，现代世界的无聊丑化污损了观念。人的思想潜能遭到破坏的最新例子就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这个活动被赋予这样的名称也算十分适当。我们是这个新的思想潮流的支持者，所有出现在我们之前的东西都压迫过我们，现在到了重新创造历史的时候。请注意，承认解构主义旨在创造历史，这里天生就带着一种伪善。

知识分子在没完没了地处置现实的过程中常常将颠倒顺序。在应对实证性问题时，很多知识分子忽略了他们周围的世界现实。米沃什的假设是正确的，他说“我们年轻时可能理解一些事情，但要消化它们，要让它们穿透外壳进入核心就需要某种体验。难怪这么多东西径直走过我们身边，很少扎下根来。”[5]

如果体验真的是是临时性的转瞬即逝的，可以说，所需要的就是将其冻结在轨道上的机制。该机制就是理性。所需要是不是理性的抽象形式。相反，将体验统一起来的涵盖一切且具有约束性的理性，它能让我们解读和分析体验。单单体验本身并不能给我们任何教导。

米沃什本质上是人生哲学家。我们对于基本存在形式的痴迷并不排除我们合理描述现实。在描述文化和哲学主题时，米沃什的人生节奏根源即使在其最投入的描述中也是毫不动摇的。

米沃什担忧的是美学的形式问题，因为形式倾向于脱离现实。米沃什观点中天生的核心是，他认为思想从最好处说不过是对现实的模仿。因为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家能做的最好之事就是对现实的本质表现出忠诚。

正如米沃什认识到的那样，形式主义思想的问题是自我指称和循环论证。他告诉我们，这是此类文学的消极一面，也是理论科学中遭遇的东西。20世纪飞扬跋扈的哲学唯物主义——将所有现实都简化为物质的观点——就像助推了科学一样，起到了为共产主义推波助澜的作用。呈现为众多不同变体的基础唯物主义（Base materialism）总出现在破坏性的社会、政治、心理理论的核心，这些理论到了21世纪仍然持续得到推崇。在一次采访中，米沃什清除表达了这个观点：

是的，自我封闭圈子的领域一直有难以置信的扩张。对于世界的基本好奇心正在消失，正是好奇心激励我们去学习和理解。在人文学科，解构主义当然是有关表达手段的彻底自我封闭的例子。因此，不再有关于说话的任何问题，这很好，但是，文本和现实有什么关系？整个问题丧失了意义，因为已经没有现实了。现实分崩离析，变成了表达手段。甚至真或者不真的观念已经消失。描述现实的一切手段都同样有效。这些手段本身成了学习对象。但是，存在一个基本的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它与那边草地上的奶牛有什么关系？没有奶牛——只有“奶牛”这个单词，它进入与其他单词的融合过程。但是，它与长着牛角和牛蹄的动物的关系如何，我们并不知道。[6]

米沃什作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先见之明让他置身于一些思想家的行列，他们拒绝将自己固定在自我放任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潮流中来迎合人生的迫切需求。那些跟风者代表了想象力的深刻失败。这种失败之所以常常出现就是在人生变得破碎不堪，我们往往选择抓住抽象理论用来理解和支配人类的生存条件。这是需要提出的永恒性存在问题：“什么时候现实让人受不了？”米沃什认为，后现代人的残暴凶猛就源自在无上帝的宇宙中重新确定指导原则的欲望。但是，即便没有上帝，我们仍然不满足于自身的命运。

米沃什指导我们重新考虑我们为什么要继续用时髦理论来猛烈攻击人类现实。我们带着毫不遮掩的傲慢自大要求人类现实在我们的要求面前低头。我们创造出魔鬼般的怪异机构来对我们实施严酷的管理，从摇篮一直到坟墓。在此过程中，精神伪装已经破产的家伙荣升为崇拜文化的牧师，他们将人解释成为原始生物学演变过程的残余。

独立思想家米沃什

独立思想家总是少数。无论是作家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公民，依靠自己的血汗和辛苦劳作试图理解人生条件的本质和意义的人都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罕见天才。在大众为了相互交流而实施的大众交流形式中，有多少人屈服于社会政治宣传的诱惑和勾引呢？今天，成为普通公民，仅仅关心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忠诚于赢得我们爱戴和敬重的人，这已经不够。相反，我们被要求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唯物主义者觉得合适的激进意识形态工厂的一些事业中。

如果米沃什作为思想家和随笔作家是令人信服的，那是因为读者从其作品中瞥见了他那清晰的真诚的生活轨迹，从立陶宛谢泰伊涅（Szetejnie）的小孩子到后来流亡加利福尼亚的作家。

对于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价值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的最清晰情感流露或许出现在他“写给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的信”。这1942年，他写给朋友的信，当是还处于欧洲极权主义的高峰期间。信中，米沃什认为人是自主实体，不是能够被国家剥削的集体现实。这篇随笔是古典人文主义为人辩护的典范，人是特别的、自我反思的存在。该文反驳了占支配地位的抽象人性论述。米沃什令人信服地论证说，这种论述“是人受到哲学家的破坏性著作的污染，这些著作目的就是要证明‘小写字母m的人’是抽象论述，‘大写字母M的人’并不存在，只有部落、阶级、各种文明、各种法律、各种风俗习惯，而且历史充斥着人类族群间的斗争，人人都带有不同的伦理学、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世界观。”[7]

最能体现米沃什作为独立思想家的特征是他不停地将其人性置于存在事实之中的欲望，他称之为“此在”（being here）。米沃什的研究旨在传播思想家应该交流，但他人可能没有准备好理解的观念。他对存在的整体性一直保持敬畏的开放态度——他并不害怕读者或者批评家的真诚解读如何，这是谦逊的很好例子。他认为，作家的谦逊体现在他愿意将心里想的话说出来，与读者一起探索超验性。基于这种信念，他特别看重人类交际的价值，这总是承认我们个人的局限性。作家和读者之间真诚交流的目的就像苏格拉底的辩驳，是要实现相互超越的旋转上升目标。

在《从我是谁开始》中，米沃什展示出将深刻的思想与诗人的敏感结合起来的感受深刻性和复杂性的能力。在这些条件相遇的罕见例子中，人们忍不住认识到我们生活在词汇意义已经变成虚伪做作的空洞游戏的时代。因此，米沃什认为，20世纪是悲剧性的和粗野无耻的时代，人们偏离了抓住赤裸存在本质的真诚尝试。他解释说，“我非常痛彻地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动感雕塑、新音乐、时尚潮流、大城市的街道景观、社会习俗——我常常对我和1930年代维尔纽斯（Wilno）的某个年轻人之间在理论上肯定存在的纽带感到震惊。”[8]

米沃什论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列夫·舍斯托夫（Leo Shestov）

米沃什在“西蒙娜·韦伊的重要性”中对韦伊和加缪思想中有关恩典和超验性的本质做出了入木三分的观察。在米沃什看来，西蒙娜·韦伊的不妥协习性是在道德小人利力浦特人（moral Lilliputians）面前拒绝贬低自我者的标志。米沃什认为，韦伊和加缪是现代清洁派教徒（Cathars），因为如果从外表看，他们拒绝上帝，但那恰恰是因为对上帝的爱以及他们没有办法为上帝辩护。这篇论述韦伊的文章显示出他的哲学见解，这足以说明他有资格充当专业哲学家的受托人。

米沃什不赞同存在主义，这源自他对该学派的担忧，因为他觉得该派思想中的僵硬刚性可能造成思想僵化。米沃什从评论舍斯托夫的思想和习性转向西蒙娜·韦伊和加缪是令人羡慕的。米沃什在轻率的俄国特立独行者舍斯托夫和孤独的韦伊之间划了一条线探讨哲学使命的本质。

加缪和韦伊作为纯洁派教徒的问题非常有趣，不仅仅是随意性地瞥一眼。米沃什对加缪的上帝观和荒谬性本质的思想的修改是对这位法国思想家的动人致敬。他解释说“在我看来，加缪也是纯洁派教徒，一个纯洁之人，如果它拒绝上帝，那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因为他不能为上帝辩护。加缪写的最后一本小说《堕落》正是恩典的背叛——恩典的缺失。。”[9]米沃什对加缪的理解的建设性在于他抓住了加缪渴望找到真理的本质。

加缪参与到哲学精神的探索之中。他和读者大众一起大声反思。在探索真理过程中，他并没有落入教条主义陷阱，这要求作家更大程度的清晰和真诚，也要求读者找到选择要阅读和学习的一定程度的物质性，而不是迎合激进意识形态对后现代生活带来的束缚。

鉴于所有思考和写作的人肯定拥有一套基本真理，视角对于思想诚实的思想家来说不是问题，偏见才是问题。偏见事先阻断了我们拥抱真理的能力，只要这个真理位于我们的意识形态机制之外。

作为极权主义国家崛起的敏锐观察者，米沃什很快认识到加缪的思想展现出的与真理的天然纽带。加缪的反叛观念被米沃什当作存在焦虑的象征——提出“就这吗？”的一种人生观。这位阿尔及利亚思想家不屈服于自己反叛概念的勇气，对斯多葛派人生观进入恶毒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思考，所有这些都使加缪成为20世纪思想家中特立独行的人物。

很容易错过革命意图的本质，因为它总是被多愁善感的道德主义口号所掩盖。也很容易认为发生之事是本该发生之事。马克思主义渴望行动起来反对恶魔，但让他戳穿了教义中的漏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因为其科学野心而赞美必要性，而这本应该是人类自由的接生婆。在这个方式中，恐怖统治获得了世界精神（Weltgeist）的批准，那上面布满了罪恶造物主的所有陷阱。这不是对更好明天的过于友好的祝福。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统治的国家，谎言君主的表演让从前的所有剥削都黯然失色，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10]

阅读米沃什撰写的有关他人属于什么样水平的知识分子的论述是很有建设性的。他们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作品中缺乏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什么基本原则刺激作家和思想家将其存在本质写在空白页面之上？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作品中确定持久的知识和智慧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没有多少选择，只能继续走向激励我们从事的活动。这必须首先建立在私人生活的基础上，接着被允许依靠拥有常识和好意的人传播给大众。后者就是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用词语“自我认识”（autognosis）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就像自20世纪60年以来做的那样确认没有知识，所有真理和道德观念都和地方、时间、种族、性别、教义有关，我们将不知不觉陷入可笑的处境之中，甚至连小孩子解决他们的纠纷时都不会落入的困境。

成年人不是孩子。成年人到来时携带着不同的生活行李，理由的多样性多得难以一一列举，我们通常投入太多利害关系将人类现实放在括号中。人类不间断的愤怒所指向的正是人类现实。米沃什能够在此给我们启迪：“我们的时代一直被合理地称为新宗教战争时代。如果共产主义革命不是扎根于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不是一直常识通过行动为历史投入意义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11]

米沃什指出人类历史已经装满了太多新形式的自我主义暴力而过分膨胀。他认定，人们的不适应和对人类现实的讨厌最好地体现在共产主义对自由市场的蔑视上。如果不是人人都有视力，那么我们就要把所有视力正常者的眼睛挖出来。我们被告知，这样一来人人平等。

现实是商品和观念的自由交换是人类的天性。另一方面，其否定是被很早以前采取劫掠袭击的那种人带来的。在邪恶的层次上，后者似乎是人的天性。抢劫、掠夺、嫉妒、懒惰、诽谤就像花园里的杂草一样，是人性的天生弱点。米沃什并没有错过这个条件的重要性。他写到，“人从屈服于市场而获得的解放不过是摆脱自然力量的解放，因为市场是人类社会生存斗争和自然残酷性的延伸。”[12]

米沃什非常优雅。他是个谦逊之人，相信思考和写作是渴望活着的人都迫切需要关心的事。这种看法使其和其他人被称为自由思想家的理由。他对同代人列夫·舍斯托夫的评论暴露出这位1866年出生于基辅的思想家，而且暴露了哲学和哲学的使命。米沃什论舍斯托夫的随笔见解深刻而且令人回味无穷。这是米沃什作品中最优秀的部分。

米沃什写到，舍斯托夫不是存在主义者而是关心存在的人。一只狗和犬科动物的区别是什么？这是米沃什要点的核心。狗是你在街上发现的、迷路的、到处流浪的狗。另一方面，犬科动物，除非在实验室或者论述狗的演变的谱系学课文中，否则人们从来看不到。米沃什的要点很容易理解。

米沃什把舍斯托夫的哲学归于独创性思想家的原始品质和清新空气。米沃什的论述涉及到俄罗斯思想的本质。因为俄罗斯在学院派、神学哲学的形成中有些滞后，其思想家的行为表现出必须独立思考的第一人原型。这部分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别尔嘉耶夫（Berdyaev）、和索洛维耶夫（Solovyov）等敏锐的思想家。米沃什将舍斯托夫归类为这个群体中。他的论证带有挑衅性：“或许舍斯托夫体现出了俄罗斯“文化时间滞后”的优势：过去没有多个世纪的学院派神学和哲学，没有可谈论的大学哲学——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而且做起来热情洋溢、兴趣浓烈。”[13]

米沃什将俄罗斯文化条件与其他地方的哲学进行对比，这对于我们当今的困境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舍斯托夫对存在问题的担忧从来没有耗尽，从来没有形成严谨的“存在主义”。米沃什认为，其思想的重要吸引力不能被低估：

“舍斯托夫是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但缺乏在西方欧洲大学接受的文雅思想灌输；他只是不在乎他的柏拉图和斯宾诺莎观是否违反游戏规则——不体面的评论。恰恰是这种自由让他的思想成为某些人天赐的礼物，他们陷入了困境，非常清楚句法约束对他们已经不再有任何用途。”[14]

米沃什的著作从来不是自我指称的写作游戏。相反，是对人与崇高性关系的严肃探索。米沃什告诉我们，写作就是承认审美价值观总是存在等级差异的结果。该书的结尾是一篇题目为“布罗茨基笔记”的文章，米沃什实践了现在并不时髦的善意：赞美。

米沃什的随笔展现出他探索多样性反思的能力：自传性随笔和政治话语的本质，有关文学价值和功能的反思。他的写作是在人们已经“习惯于周围存在的荒谬性和明显违反常识的种种荒唐之举”之时，对人性的思考和拥抱个人自主性的挣扎。

本书的结尾是“笔记”中的格言警句。在这简短章节的末尾，米沃什写到“就必要性而言，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于周围存在的荒谬性和明显违反常识的种种荒唐之举；基于这种荒谬性的体制的持续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既然曾经存在过，在上次战争中，我们相信人们已经因为缺乏理性而受到惩罚了，我们询问自己这荒谬性的新进展是否预示着某种东西，或者如果在期待惩罚的到来，我们是在犯下依靠类比思考的错误。”[15]

注释：
 1  巨大的和误入歧途的决定是萨特企图在存在主义和苏联政权的残酷现实政治（realpolitiks）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属关系。我们需要被提醒存在主义开始于关注具体的主观的“我”的情感和反思？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正好相反：为了将集体主义奉若神明就必须摧毁“我”这个主体。
 2  Ewa Czarnecka and Aleksander Fiut. Conversation with Czeslaw Milosz.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7, 83.
 3   Czeslaw Milosz. To Begin Where I Am: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2.
 4   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格鲁斯曼（Andre Glucksmann）比当今多数思想家都更好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位法国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发现他们的世界话语立场。一个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考察斯大林在莫斯科组织的大审判的速记记录。另一个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发现了同样的思想激情，这造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心中充满了恐惧，或杀死自我或者被处决。在一个半世纪中，什么都没有变化，除了深奥难懂的专业论文被重新写出来作为世界事件的速记记录。主体竭尽全力再一次抛弃主观主义，以便更好地吻合“基石，当今所知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萨特和梅洛庞蒂的思想和著作被归类为“存在主义”的目录下面，这样做他们可能很快“反驳”的。情景已经发生变化，反驳紧接着有新的反驳，但是同样的情况已经看到表演了两个世纪了。主体仍然在飞奔，后边被主观主义的影子在追赶，试图跳跃进入控制一切的中央火焰中。随着交流手段的改善，他开始启动了消毒剂、教学、自己的外部旅行，进步，历史起飞或者他不知道的人的革命，在返回之后自己受到教育。他再次宣称最终的世界冲突，改变其地理位置只是要讲述同一个故事。如果主体不能改变，或许他需要找到新的理想国？请参阅：Andre Glucksmann. The Master Thinkers.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7, 185.
 5 Ibid. Conversations with Czeslaw Milosz, 289.
 6 Ibid., 307.
 7 Ibid, 200.
 8 Ibid, 439.
 9 Ibid., To Begin Where I Am, 253.
10 Ibid., 242.
11 Ibid., 241.
12 Ibid., 241.
13 Ibid., 264.
14 Ibid., 264.
 15 Ibid., 440.

作者简介：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如《乌纳穆诺随笔》、《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新人的胜利》、《主观性、个别性和自主性随笔》、《作为激进现实的人类存在：加塞特的主观性哲学》等。

译自：Czeslaw Milosz: Tradition Confronts Postmodern Nihilism Pedro Blas Gonza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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