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黑暗面

作者：马拉·范·德·卢特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我们必须确保悲观主义的火焰不熄灭，这是我们麻烦不断的当今时代的美德，而天生的乐观主义是一种罪恶。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反抗灭绝”环保组织积极分子，克里斯品拍摄（Photo by Crispin）

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一群西方哲学家开始就长期以来的罪恶问题进行激烈争吵，至少在文章中：仁慈的上帝怎么能够允许罪恶的存在和人间的痛苦？哲学家如比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和莱布尼茨（G W Leibniz）后来还有经典中的支柱如伏尔泰（Voltaire）、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跟随其后，他们激烈反对的不仅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真能够解决的话——而且还有如何谈论黑暗之事的问题。

这些神创论（为创造辩护的尝试）的某些论证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就是老古董——不过，在年轻人质疑生孩子是道德行为的时代，这些论证的相关性或许有些令人吃惊。毕竟，这个议题不仅仅关乎上帝：它还关乎创造，更具体地说，是关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创造辩护的问题，既然这个世界上的疾病和“罪恶”已经有这么多了，干嘛还要造人呢？

对我们当今来说，创造问题非常迫切。请考虑气候危机的巨大不确定性，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的情况下，创造新人的合理性何在？就算有合理性，有没有一个边界，越界之后它就不再有合理性？很多人可能赞同，创造可能显得不道德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生命究竟在何处变得太坏或者太不确定，因而不该再传承下去了？

当然，在启蒙早期，对地球的未来没有这么多担忧。但是，存在恶魔——而且有很多。犯罪、不幸、死亡、疾病、地震还有人生的种种坎坷和灾祸。这些哲学家在质问，既然有这么多恶魔，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合理性呢？

这种长期以来的哲学辩论就是我们获得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术语之所，在现代文化中，它们被频繁使用甚至被滥用了。耶稣会传教士首先创造了“乐观主义”这个词来描述莱布尼茨（Leibniz）的著名体系，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当然，如果上帝能创造出更好的世界，他会创造出来的）。不久之后，“悲观主义”这个词被用来指代诸如伏尔泰之类哲学家，他的小说《憨第德》（Candide (1759）嘲笑莱布尼茨式乐观主义，通过将其与世界上的许多罪恶相提并论。伏尔泰的主人公询问“如果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世界？那其他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但是，伏尔泰真的并不是悲观主义者：其他哲学家像培尔和休谟更进一步表现出存在的糟糕性。在培尔看来，休谟随后也有类似看法，要点不仅仅是人生的坏处比好处更多（虽然他们相信这也是事实）但它们的分量的确更重。人生可能包括同等数量的美好时刻和倒霉时刻：问题是倒霉时刻往往很多很强，很容易打破平衡。培尔说，一段倒霉时刻完全有力量把众多美好时光彻底毁掉，就像一碗海水能够让一桶淡水变成咸的一样。同样，一小时极度悲痛包含的痛苦要超过六七个快乐日子的幸福感。

在此凄惨场景中，像莱布尼茨（Leibniz）和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思想家强调人生的美好，我们有力量寻找所有事物的好处，如果我们学会调整视野，就能看到生活其实很美好：莱布尼茨写到“相对来说，人们生活中的好处要比坏处多得多，就好像世界上的家庭总要比监狱多得多。”这个世界“会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为其提供服务；如果我们希望快乐，就应该能够得到快乐。”正如悲观主义者相信乐观主义者坚持相信生活中的好处是受到了欺骗一样，乐观主义者则认为悲观主义者的眼睛被扭曲到只关注坏处：各方都指责对方没有看到正确视野。

因此，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正确视野应该是什么？

在我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时，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多么关心理论论证背后的伦理学假设。从表面上看，问题是创造有合理性吗？但是，在它背后藏着一个远非转移走了的更大问题，同样包含了丰富的伦理和情感问题：如何谈论能给人带来希望和安慰的痛苦？

这是各方提出来反对对方的意见，不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是道德上的反对意见。悲观主义者放在乐观主义者脚下的最大反对意见是，坚持认为人生即便再面对艰难和无法克服的痛苦也是好的，或者假定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幸福，我们应该感到幸福“如果我们希望幸福的话”——这种观点将让我们的痛苦变得更严重。这是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又添加了痛苦是自己造成的责任；这让受苦者增加了一种负担，觉得自己很无能。如果人生这么美好，受苦者的困境肯定是视野错误的案例——乐观主义者的确会这样说。悲观主义者说，难怪乐观主义被认为是残忍的哲学。它给了我们一些希望，却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

但是，乐观主义者一边也证明有类似的担忧。他们反对悲观主义者的地方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痛苦很强烈，痛苦无所不在，痛苦不可避免，如果我们详细描述痛苦的深度和凄惨程度（悲观主义者的确习惯于这样），这等于是在痛苦上增加痛苦——这让痛苦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正如莱布尼茨所说，“因为得到了关注，恶魔被加倍，本来人们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乐观主义者说，悲观主义本身不能给人安慰——更糟糕的是，它让人失去希望。

这些哲学家担忧的问题不仅仅是笼统的理论问题，如人生是好还是坏，而且是具体问题：如何直面遭受痛苦的人，哲学能带来什么？哲学能像希望和安慰那样给人们提供什么呢？政客特别喜欢宣称他们是乐观主义者，甚至谈到“乐观主义义务”。

两个思想流派拥有同样的目的，但它们采取了通向目标的不同路径：悲观主义者强调我们的脆弱性，承认无论我们多么卖力地尝试都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幸福，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过错，从而提供安慰。与此同时，乐观主义者强调我们的潜能，让人看到希望，坚信无论环境多么黑暗，多么凄惨，我们总能够改变视野和方向，总能追求更好的目标。

当然，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两条道路不能融合起来，各自作为对方的必要对立面，作为解毒剂，如果不加稀释地提供，每次药剂含量太高的话，它就变成毒药了。但是，事实仍然是，这些最早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认定双方势不两立——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仍然有二分法的思维趋势，似乎生活中可以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中做出明显的选择，或者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来说，要么寻找乐观，要么寻找绝望。

“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悲观，放弃，帮助确保最糟糕之事发生。或者，我们可以乐观，抓住肯定存在的机会，或许帮助让世界变成更美好之地。算不上多好的选择。”

这后一个例子本身展现出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时的马虎粗糙和片面性。乐观主义倾向于被赋予积极的含义，悲观主义则被赋予消极的含义。当我们称某人为乐观主义者时，通常是赞美，难怪政客特别喜欢宣称他们是乐观主义者，甚至谈到“乐观主义义务”。相反，若称某人是悲观主义者，通常是对他的贬低、谴责、甚至蔑视。正如古代一本书的标题所说“悲观主义是为失败者准备的。”但是，我们的选择是非此即彼吗？如果说走向悲观主义的路上有阴影，相反的道路上也有危险啊。这些危险正是更年长的悲观主义者不断警告我们要防止的危险：如果过分强调我们拥有对思想、对生活、对命运的控制力，那太容易陷入残酷无情的境地。

我们无需看很远就能注意到乐观主义变成最黑暗形式的例子。2008年，伦敦塔一个名为“海盖特邨”（Heygate Estate）的街区被廉价抛售给外国投资者，居民首先被赶走，接着由地方市议会提供应对焦虑的正念禅修课程，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不应该为其不幸承担责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社会公平正义呢？这是暴露出流行的叙述“你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的阴影一面的方式，这种说法得到实施温和恐怖统治的社交媒体的支持，它们鼓动我们向世人宣扬我们是多么成功和幸福。

正是在这些案例中，悲观主义所拥有的安慰人的力量凸显了出来：过得不好没关系。有时候我们失败，有时候我们遭遇自身潜能或者世界边界的铁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和脆弱性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一种安慰。我们是身不由己地陷入痛苦之中。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悲伤，无论是正在失败，还是可能要失败，或者已经失败了，都是一样的，都无可厚非。

我们过快地将悲观主义等同于消极、绝望或宿命论，并以此为基础拒绝它——因为我们当然不想要一个告诉我们放弃的哲学。但是，这真是悲观主义的含义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乔书亚·福亚·迪恩斯塔（Joshua Foa Dienstag）在《悲观主义：哲学伦理学和精神》（2006）一书中论证说，悲观主义远非导致消极性，而是和道德和政治积极行动主义的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就像悲观主义的枢纽人物之一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一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勇气和积极行动主义就与他的悲观主义观点交织在一起。

甚至最黑暗的悲观主义者也从来没有说过人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或者从来不能变得更好：这是对悲观主义者的丑化，为的是尽快抛弃它。最喜欢耸人听闻的哲学家像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并不赞同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恰恰因为我们不能控制事物的演变过程，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人生可能变得更好或更坏。用迪恩斯塔的话说，“悲观主义者没有任何期待。”这里，或许没有多少希望，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希望。同样，在这些作家的最黑暗篇幅里可以发现微弱的闪光。某些东西能够在黑暗视野中聚焦，这是快速的不安分的本能；我们的眼睛可能在从前没有呆过的地方睁开，在黑暗中或许能看见东西了。

这就是为什么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或许并非自相矛盾的说法，而是一种只能在人生的最黑暗力量聚集起来的狂野威力的表现，经过神奇怪异的炼金炉而被锻造成为希望。我想到当今时代的这些事情，生态资源匮乏，生态遭到破坏、洪水、火灾、人人都觉得散热顶棚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气候危机的幽灵在我们周边成形。这个时代的其他标志还有年轻人的绝望，那是静悄悄的或许不那么静悄悄的绝望。从前指向悲观主义者的批判如今都被技术乐观主义者和进步鼓吹者放在感到绝望的年轻人的脚下。在这些人看来，考虑哪怕是衰落的可能性就是软弱的表现，或者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现，是道德缺陷的表现——总之，是失败的表现。所以他们指责年轻人的呐喊是悲观主义、宿命论或“简单的”绝望。他们批判年轻人的眼光过于凄惨，说他们的宣言太过夸张，代言人都被娇惯坏了。

我们太容易错过这个事实，即我们这代人——第一代人见证了气候危机不仅仅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而是可怕的现实世界——我们真正受到丧失未来的噩梦的困扰，一直以来接受的所有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东西一下子变得要么毫无意义，要么问题重重。如学习、找到好工作、安定下来等等——但现在有什么工作是确定的？定居在哪里安全？正如瑞典激进环保分子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2018年在伦敦议会广场说的那样：“我为什么要为了不久就要灭亡的未来学习呢？这是谁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来拯救的未来？”再比如成家立业——如果孩子的未来让人看不到希望，再去繁衍后代有意义吗？更琐碎无聊之事如通过旅游改善自我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如果考虑到现代旅游的碳排放成本，自我发展又有多重要呢？

这种意义的整体垮塌，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清了。现在有一种真实的意识，年轻人经历的不仅是概念丧失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丧失，因为让生活值得过下去的问题的所有答案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人们在黑暗中竭力要寻找某种希望，某种安慰——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当然，不是给出明显不充分的答案，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或许也是公然的谎言），因为我们知道很有可能并非如此。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些。

很明显，即使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她至少将继续奋斗下去。

任何赤裸裸的乐观主义命题都不仅仅是放错了位置：这样的谎言欺骗不了任何人，尤其是具有敏锐道德意识的年轻人，他们早已看穿了政客的承诺和保证，我们明白他们的愤怒情有可原。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仅仅是空洞的话语：而且是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生活体验，正如悲观主义者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必然令他们的痛苦变得更糟糕的方式。

如果原始乐观主义失败，悲观主义能做得更好吗？我认为悲观主义能够有价值——但我们该如何更进一步？实际上，它能成为美德吗？

对有些人来说，悲观主义是美德的观念或许荒谬可笑。比如我们可能赞同休谟的观念，任何美德的标志都是，它有用且宜人。这个论证说，悲观主义没有用途，因为它让我们变得被动消极，不仅让人情绪低落而且打击“可能性意识”，正如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特别是对文化悲观主义的反驳那样认为，这已经“产生了压制灵感和可能性意识的消极后果”。它也不宜人，因为悲观主义强化了我们的痛苦，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中糟糕的一面而不是好的一面（这是极端乐观主义者莱布尼茨和卢梭可能说的话）。因此，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所谓的“道德典范”的有些研究反而辨认出了一些共同特征：积极行动、充满希望和乐观主义。

接着，想想激进环保分子格蕾塔·通贝里。正如她似乎表现的那样，如果存在“气候美德”之类，请考虑她做出的艰难个人选择，视野的稳定性，问责世界领袖的勇气，要求他们承担起三心二意不愿意充分承诺的环保事业。如果这不是美德练习，我不知道什么是——关于通贝里没有任何积极或乐观的东西。如果有希望，那是黑暗的、凄惨的希望，充满了对失落的愤怒和悲伤和痛苦——同时灌输了抵抗、忍耐和决心。很清楚的是，即使她的努力注定失败，她至少将继续努力下去。这不是乐观主义：可以说是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美德，这是理所应当的。诗人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说，“看到未来是黑暗的而且比现在更黑暗，我们有没有可能仍然拒绝虚假的希望和迫不及待的伪乐观主义，同时又不不陷入绝望的深渊？”通贝里和其他依靠现身说法的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的态度和视角打破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生锈的二分法，正好体现了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

需要回避的事不是悲观主义而是没有希望、宿命论或者放弃。甚至绝望也无需彻底回避，因为它也能让我们振奋或者鼓励我们争取转变，但我们应该避免那种可能造成崩溃的那种绝望。这些东西和悲观主义不同，悲观主义只是假设当前和未来的黑暗面，并不意味着丧失争取更好结果的勇气或坚持：相反，这些常常是悲观主义赋予的天赐礼物。

人们可能是深度灰暗的悲观主义者，陷入冷酷的绝望陷阱不能自拔，但是更好的东西到来的可能性（那只是一种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耗尽。这种付出昂贵代价换来的希望不是轻松到手的，而是在痛苦的视野中雕刻而成，这种视野承认生活中可能存在各种痛苦，而且的确遭受到各种痛苦。悲观主义者教导我们的不过是：黑暗中眼睛睁大，仍然存在给人巨大打击的奇怪的开放性，就像大门被强行破开后好东西也可能进来。既然一切都不确定，未来也是如此，就算存在变坏的可能性，变好的可能性也有啊。

睁大双眼看到我们眼前的残酷现实，这是需要勇气的。

这本身可成为道德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如果给你善，且敦促你继续行善，当然欢迎，同时也承认恶的存在，并不想方设法去解释它或者使它给意志造成太大负担。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世界，承认这一点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也能带来最大的安慰，同时并不夺走我们做出最大努力和辛苦来谋求改变的动力。

正如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在《激进的希望》（2006）中写的那样，文化破坏时期的常见现象是传统价值观丢失了意义。如果它们要在道德地平线的崩溃下幸存下来，就需要新意义，需要新概念为文化赋予新生命。最困难之事就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在传统观念还在身边之时开始往里面注入新美德。我相信，这是悲观主义可能为我们服务的方式——本身作为美德，同时作为赋予变化中的美德新意义的方式，以此面对变化的世界。睁大双眼看到我们眼前的残酷现实，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不是转过脸不去看它。我们忍让和宽容，但并不认定已经终结：仍然存在希望。

希望——不是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终结；仍然存在现代都市的游吟诗人歌手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唱的“万物皆有裂痕”，世上有坏东西也有好东西，什么都没有完全排斥我们。一切都肯定会好起来的观念已经崩溃。在危机四伏的世界，原始乐观主义不再是个美德，可能证明是令人困扰的恶念。在保证取得成功的旗帜下，我们可能更容易做出努力，但这往往带有欺骗性，因为人们可能因为消极性和宿命论而陷入精神萎靡的境地，也可能被持续不断的失望而身心疲惫。相反，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是我们努力寻求变化，但并不肯定成功，也不期待努力之外的任何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变革的时代已经做了道德行动者该做之事。这或许是最微弱的希望和最凄凉的安慰——但它也是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东西，是一种价值观，也是道德热情训练：脆弱时代的脆弱美德。

译自：Look on the dark side by Mara van der Lugt

https://aeon.co/essays/in-these-dark-times-the-virtue-we-need-is-hopeful-pessimism

作者简介：

马拉·范·德·卢特（Mara van der Lugt）圣安德鲁大学早期职业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现代早期哲学和神学，涉及罪恶、神权统治、悲观主义、怀疑主义、自然神论、伦理放荡主义、西方现代早期的伊斯兰概念、圣经批判、世俗主义、生物伦理学以及生育伦理学。目前在从事启蒙初期悲观主义和罪恶问题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