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为利”抑或“以利为利”

——壬寅年《孟子》研读札记（之一）

作者：高小强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五月十八日庚子

          耶稣2022年6月16日

谨案：壬寅年是钦明书院实体教学开展以来的第四个年头，继前三年院生分别研读了《大学》、《论语》，《诗经》、《尚书》，以及周子与二程之后，今又接着研读《孟子》、《中庸》。本期即壬寅年二月至五月研读《孟子》，除了书院院生，还有在校的辅仁读书会的同学一道参与研读。我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做了些研读札记，有心整理出来，以供大家参考与批评指正。以下是之一，以后可能还会有之二、之三，等等。札记内容就基本上是朱子的《孟子集注》，想借此搭建认知与理解孟子的核心骨架与依凭，倘未来仍行有余力，可考虑在此基础上，再做进一步拓展与深入的研读与研究。

“以义为利”抑或“以利为利”

——壬寅年《孟子》研读札记（之一）

高小强

钦明书院院师

《大学》终篇反复声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而《孟子》开篇就也反复对梁惠王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总章一）朱子以为：“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而程子亦以为：“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02）强调义利之辨而主张“以义为利”，正是孟子秉承儒家的一貫传统，而这在《孟子》亦是一以贯之的。孟子对墨者宋牼亦明确讲，切勿以利，而当“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总章一六四）所以，朱子以为：“此章言休兵息民，为事则一，然其心有义利之殊，而其效有兴亡之异，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四书章句集注》页347）一心为利而全不顾仁义，这就是“以利为利”，甚至“以利为义”，亦即假仁义之名而变本加厉地“以利为利”，以至牟取暴利而伤天害理，终究难免国破家亡的结局，而利又安在呢？相反，一心为义，“以义为利”，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从而落实仁政王道，义在，利亦在，所以“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讲：“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总章二O二）杨子可谓当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朱子以为：“为我害仁，兼爱害义，执中者害于时中，皆举一而废百者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64）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及“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情况下，孟子深“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总章六O）孟子并断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孟子》总章二四八）朱子以为：“此章见圣贤之于异端，距之甚严，而于其来归，待之甚恕。距之严，故人知彼说之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义之尽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79）为此，孟子的实际所为，莫过于针对墨者夷之，其既主张薄葬，却又“葬其亲厚”之矛盾，从而指出“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以令夷之有所觉悟。所谓二本，即“爱无差等，施由亲始”，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孟子》总章五一）而所谓一本，那就是爱全源于亲亲之仁，而推扩至他人他物，故爱有差等，亦即：“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总章二二一）如程子所说：“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四书章句集注》页370）

之所以说“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盖“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总章二O一）圣贤与盗跖间天壤之别，一开初却只在善与利或义与利、公与私的抉择上。所以程子断言盗跖之徒等“才出于善，便以利言也”。不“以义为利”，就必“以利为利”，甚至“以利为义”。所以杨氏以为，我们在言行上，“是岂可以不谨”？而在道理上，更不可不明，“然讲之不熟，见之不明，未有不以利为义者，又学者所当深察也”。（《四书章句集注》页364）

孟子尝断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总章三三）所谓“人和”，朱子以为，“得民心之和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43）而如何才可能得民心之和呢？那首先就得让民有恒心。诚如孟子所指出的那样，“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总章七）也就是，“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故而“仁者无敌”。（《孟子》总章三）这也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总章三三）

制民之产，勿与民争利，从而让民安居乐业，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那就是在上者与民同乐。孟子指出，齐“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而“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当然是“不若与人”，“不若与众”。于是，“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总章八）再者，“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况且，“《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而齐王之囿，“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孟子》总章二、九）而且，在上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总章一一）即便齐王好勇，则请好文武之大勇，“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而其好货，好色，若都能同公刘、大王一般，“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总章一O、一二）为此，朱子总结道：“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四书章句集注》页22O）倘若君臣仕人等皆能如此，而不能王者，则未之有矣。

孟子所主张的儒家仁政王道，还尤其突出首要关照老者及鳏寡孤独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尤其“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这恰恰是与“以利为利”反其道而行之的“以义为利”之道的最好体现。孟子尝反复强调：“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总章三、七）以及，“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孟子》总章一二）朱子亦以为：“先王养民之政：导其妻子，使之养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鳏寡孤独之人，无父母妻子之养，则尤宜怜恤，故必以为先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19）孟子还反复提及，伯夷、太公“闻西伯善养老者”而“盍归乎来”！“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而“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总章七四、一九八）其实，何止文王，整个三王三代皆如此，亦即：“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即便“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桓公召集诸侯葵丘会盟，依然命曰“诛不孝”，“敬老慈幼”，等等。（《孟子》总章一六七）这个传统由华夏上古兴起，像“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总章八九）下迄中华至今，战役抗役，救治新冠感染者，不落下任何一人，百岁老人亦然。始终不计成败利钝地坚持生命至上，动态清零，成为全球唯一一片净土。泱泱华夏，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球文明的中流砥柱，整个人类的希望之光。

“以利为利”，以至惟利是图，为富不仁，商人尤甚，所以，孟子讲：“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士农工商，商人欲垄断而惟利是图，尚且必征税而抑之，更何况士人为官，若仅为谋利，甚至还欲让自己弟子亲信等垄断富贵利益，岂非大乱之道与！士人不仅不可只为谋利而做官，甚至也不可因君上以利诱之而为官，因此，孟子拒绝了齐王授室，“养弟子以万钟”之请。（《孟子》总章四二）盖如程子所言：“齐王所以处孟子者，未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为国人矜式者。但齐王实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诱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四书章句集注》页251）士人为仕，尤其做大官，惟为行道。一旦道不可行，则断不可为大官，否则，仅会尸位素餐，甚至为虎作伥，祸国殃民。顶多也就为了生计，养家糊口，而谋求一个小吏的职务，也就是孟子所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总章一三六）所以，即便有人主张所谓“枉尺而直寻”，屈己、枉己以实现“大则以王，小则以霸”的远大目标。然则，“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总章五二）因而杨氏以为：“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四书章句集注》页269）

孟子尝袒露心迹：“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总章二五）而其义利之辨亦显然秉承于圣人孔子。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总章八二、三四四）而孟子亦主张“士尚志”，即：“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总章二O九）而且，“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总章二O八）君子尚志而食功，尚仁义之志，食仁义之功。（《孟子》总章五五）而且，“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若形象地说，即“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因而所谓农家的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无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等等，终究不出“以利为利”之窠臼，“恶能治国家”？（《孟子》总章五O）利莫大于生死，可孟子依然坚定地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总章一五O）生死且可置之度外，又何况财富利益呢！孔子亦尝叮咛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其为政，则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总章一三O、三一八）谢氏以为：“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四书章句集注》页88）再者，“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总章二六八）对此，孟子则特别指出“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故为孔子所不齿。而且，“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总章七五）“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总章一六九）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总章二一八）而之所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总章一六七）终究而言，他们皆是“以道殉乎人者也”。还有一类人，人称乡原者，他们亦是“以道殉乎人者也”，而被孔子断为“德之贼也”。（《论语》总章四四六）他们一心谋求私利，却总以貌似公允面目示人，“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四书章句集注》页180）孔子甚至表示：“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孟子亦尝断之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总章二五九）所以，朱子以为：“世衰道微，大经不正，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幷起，不可胜正，君子于此，亦复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亦即尹氏所谓“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绝之之术无他焉，亦曰反经而已矣。”（《四书章句集注》页384—385）

太史公为此亦大为感慨，他讲：“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四书章句集注》页202）

壬寅年五月十七于西物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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