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火燃烧的飞机上的人文学科

作者：布莱恩·特雷纳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本文论述了即便在熊熊燃烧的世界上，也要从事艺术、文学、诗歌和哲学的重要性。

最近，我不知不觉地在思考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作品“桑葚树”(1889)，这是位于加州帕萨迪纳诺顿西蒙艺术博物馆（the Norton Simon Museum of Art）的藏品。这幅画是梵高在陷入人生著名的特殊困难时期画成的，也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梵高刚刚进入普罗旺斯山区的圣-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的精神病院，竭力从他割掉自己耳朵的那臭名远扬的偶然事件后陷入的间歇性神志失常中康复。就是在治疗期间，他画了这幅桑葚树，同时还有其他备受推崇的作品如“星月夜”（(Starry Night）和“鸢尾花”（ Irises）”。不足一年之后，他在写给弟弟提奥（Theo）信中保证“我仍然非常热爱艺术和生活”，三周之后，他差一点亲手杀死自己。他在绘画的田野里开枪自杀，但伤口不是立刻致命的，他还能徒步走回位于拉乌客栈（the Auberge Ravoux）的房间。第二天夜晚，梵高去世了。据报道，匆匆忙忙赶来的提奥说，梵高的遗言是“悲伤永远留存”（la tristesse durera toujours）。

这幅桑葚树的画坚强有力的画笔和厚涂颜料的绘画法让我痴迷。它们将读者拉进有纹理的三维世界中，它完全不同于人们常常学到的古典绘画的清晰线条。画廊的对象标签干脆将其描述为“浅雕塑（a bas-relief sculpture）”。明亮的岩石林立的山坡与秋天树木的青绿色和蓝色天空的鲜明对比赋予这幅画特殊的生命活力和勃勃生机。它让我想起或更好地说激发起内心对自然世界的热爱。虽然普罗旺斯山区圣-雷米的景色不是我年轻时喜欢的风景，但我几乎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被带回到曾经在开阔的天空下度过的那些年，当年，我在回到大学攻读研究生之前曾在此当过一段时间的登山教练。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隆冬日子，我不知不觉地感到担忧，思想根本无法集中，无法将这幅画作和熟悉的、具体化的自然世界的记忆联系起来。就在两周之前，俄罗斯军队涌入乌克兰。这场入侵当然并不令人吃惊，就像所有独裁者和恶霸的想法一样，普京的想法是就让他们仇恨好了，只要他们感到恐惧就行（oderint dum metuant据说是一世纪残暴的罗马帝国皇帝卡利古拉的名言——译注）似乎非常明显的是，他有创立“大俄罗斯”的理想，而且很明显，西方没有人站出来足够坚定地阻止他。因此，隆冬那天发生之事并不令人吃惊或震惊。相反，当我在博物馆画廊中浏览，在悠闲地回顾后现代主义绘画时，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的人们遭受的痛苦。一处美丽的风景被彻底毁掉，文化被围困，文明被毁灭，女人受到杀戮，儿童沦为孤儿，流离失所。与此同时，我的同行博物馆观众穿过画廊的阴凉处来欣赏保罗·塞尚（Cézanne）的画作。

“花瓶里的郁金香”网上图片

在东欧展现出恐怖的战争场景中，人们怎么能恬不知耻地花费一个下午去看画展，耽于幻想和审视美学之中呢？这样琐碎的娱乐休闲似乎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邪恶的。在想到要返回学校，晚上要和学生讨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死者中的叙述者身份问题时，我觉得自己很丢人。

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了读研究生的日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学习哲学的价值而纠结，为什么不使用我的技能和精力来为世界做些贡献？缓解饥饿、为流离失所者提供容身之所或者保护环境等带来更直接的影响，无论我的贡献是多么微薄和渺小。很多学者写文章只是为了其他学者阅读而已，在期刊上发表一些甚至连那些目标读者也懒得阅读的文章，价值何在？我想说，学术论文写作的这抽象的、受限制的、不流血的特征让人觉得这种努力简直就是手淫，更糟糕的是，连手淫的乐趣也缺乏。波士顿的朋友试图向我保证，提醒我意识到教生活是一种牺牲，这是“精神上的慈善行为”，虽然比不上“肉体上的慈善行为”如缓解饥饿、为赤裸者提供蔽体的衣服，但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必要的、基本的善。但是，在面对可怕的不公、怪异的痛苦或生存威胁面前，我们很难不去质疑没有利益纠葛的幻想和反思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从事诗歌、艺术以及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究竟有什么用？

我想到，我的学生至少有些学生在向自己提出类似问题。我们共享的世界充斥着严峻的挑战；各处都有众多数量的潜在生存危机，它们在耐心等待中伺机登上世界舞台。我们刚刚生活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全球性疫情中，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的冲击仍然在破坏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并反过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我记得在2020年1月初，我曾经对所在大学的同事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仍然否认这个事实，即正在到来的是“人人都知道有人肯定会死于这场疫情。”令人悲哀的是，结果证明这个预测非常准确。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很幸运地躲过了新冠病毒疫情。其他动物传染病的病原体可能更糟糕得难以测量。新冠病毒的感染致死率似乎维持在1-2%左右，但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致死率是35%，禽流感（H5N1 flu）的致死率在50-60%，尼帕病毒病（Nipah）的致死率则高达40-75%。这些病毒都已经从动物传染到人，但是尚未——也就是说还没有——变成足以引发疫情的广泛传播，或成为与起源于公元542年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瘟疫（the Plague of Justinian）相提并论的大灾难。

正如乌克兰遭受入侵所证明的那样，战争也仍然是威胁。那天下午在画廊中，我对遭受战争痛苦的人感到吃惊，正是这些人在数周之前还过着像我一样的生活：追求自己的个人和专业目标，参观博物馆，品尝咖啡和葡萄酒，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活着、笑着、爱着。虽然现在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有更多人生活在没有暴力的世界，这是事实，但独裁专制死灰复燃，咄咄逼人的好战论调甚嚣尘上，令人担忧的核武威胁仍然提醒我们认识到民主、自由、和平和稳定仍然是极其脆弱的成就，它们并非可以一劳永逸让我们享受的东西。并非所有传统都是事先规划好的，甚至未必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它们可能是意料之外的或偶然的事件，而且很容易失控、急速恶化并像癌细胞一样快速扩散转移。当然，危机在这些令人担忧的前景的阴影下酝酿，是真正空前的存在威胁，我们当前并没有充分关注这样的威胁。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缓慢地威胁人类的生存，就像格言所说的温水煮青蛙，这个虚拟的青蛙恐怕已经来不及从缓慢加热的锅中跳出去了。

我在重申一遍，在这样危机四伏的世界，谁还有时间阅读英语文学的开山之作《贝奥武夫》呢？

1939年10月，作家刘易斯（C.S. Lewis）在牛津大学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做弥撒，他的题目是“战争时代的学习”。同年九月初，英国向德国宣战，那天有很多学生打算充当志愿军或期待被征招入伍。在刘易斯做弥撒的时候都，人们根本想不到即将到来的整个恐怖场景——伦敦遭空袭、诺曼底海滩的屠宰场、纳粹大屠杀、集中营。但是，即将到来的弥天大祸害肯定出现在当天在教堂里的每个人的心头。这个国家刚刚20年前在一场“终结战争的战争”中，有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刘易斯本人就是索姆河战役的退伍老兵。现在，他和他的教区居民不知不觉地再次面对“众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的黑洞，等待末日到来，虽然令人担忧地难以预测，但越来越多地被承认是一场难以逃避的“纵身一跳之前的那个深呼吸”，这是刘易斯的朋友和索姆河战役的战友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R.R. Tolkien英国作家，创作过一系列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作品如《霍比特人》和《魔戒》——译注）描述的情感。

牛津学生肯定在问自己，在纳粹德国的阴影已经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很快就要敲响英国的大门之际，一个身体功能正常的，有良心的人怎么能够参加莫德林学院（Magdalen）的正式晚宴，喋喋不休地谈论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和诗人拜伦？在即将到来的危机面前——不是在遥远的地平线而是已经看到威胁在逐渐形成，在要求人们做出牺牲勇敢面对的时候，虽然可能有丧失一切的真实可能性，你如何能为自己学习数学、创作音乐、透过望远镜观察遥远的星系或阅读史诗辩护呢？对于这样的活动，我们有现成的格言来嘲讽性地描述它们：在罗马陷入战火之中时拉小提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时擦亮铜镜。

一个人如何能够在战争期间、瘟疫期间或其他灾难之际投身于“和平时期的职业”？为什么开始一项你显然没希望完成的课题？当我们面对上文提到的这些危机时，有很多问题自然需要提出来，这些危机要求或者应该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和不懈努力。

我们说，世界现在已经不同了。红线已经被跨越，这是新情况，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杀害。马里乌波尔郊外的乱坟岗堆满无辜死去的冤魂。新冠病毒在发生变异！人类世（Anthropocene）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

所有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刘易斯正确地注意到，战争这样的危机“并不能创造绝对的新处境；它不过是将人类永恒的处境变得更恶劣了而已，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人类一直就生活在悬崖边上。”如果这种说法对于战争是真实的，对于不公不义、经济困难、疫情和其他大部分危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半夜睡不着觉的人类挑战有多少是真正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呢？任何认定乌克兰冲突和新冠疫情是前所未有的事件的人都患上了严重的历史短视症。1916年等待开船被送往佛兰德斯（Flanders）的年轻人难道不担忧和焦虑吗？“西班牙”流感中被击倒的成千上万年轻人难道不害怕吗？1962年10月，全球性的核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家长们比现在更乐观吗？

历史就是一张彩票，这的确是真实的，我们谁也不能选择自己在什么地方进入人类的宏大叙事之中。我们来到碰巧出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必须扮演交给我们的角色，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生很不公平，在历史的漫长弧度中，我们能发现财富与贫穷、饥荒与丰盈、战争时代与和平时代、瘟疫时代和健康时代。但每一代人和每个人都生活在面临经常性遭到毁灭的威胁之中——字面意思上“被简化为虚无”的生存威胁——就像降临在刘易斯和教徒身上的战争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它们会降临的。

但是，如果每代人都是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吃饭，要点并不在于“战争时间”不是阅读《贝奥武夫》的正确时间，而是在于人们或许没有时间来阅读《贝奥武夫》，任何时间都没有空去阅读，我们或许应该将焦点集中在更紧迫的问题上，或许只有当我们克服了这些具体的生存威胁时，我们才有权利和时间学习艺术和文学。因此，在革命战争期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写信给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说：

我必须学习政治学和战争以便让儿子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应该学习数学和哲学，地理、自然史、船舶工程、航海、商业和农业，以便给他们的孩子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壁毯、陶瓷的权利。

不容否认的是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逻辑性。房子着火了，当然没有时间坐在钢琴前练习钢琴音阶。好吧，地球，我们的家园着火了，在字面意思上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着火了，当然，不仅如此，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们或许应该暂停绘画、文学、音乐、哲学直到我们赢得了和平、健康和稳定，让做这些事成为切实可行的选择或至少让它们的不切实际变得无害。正如论证所说，现在到了挽起袖子加入反对不公不义、贫困、饥饿、疾病和气候变化的战争的时候。

但是，我担心，如果我们的标准是等待危机结束之后再转向艺术、诗歌、文学、哲学，我们将从来没有时间做这些事。虽然否认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the pax Romana）时代罗马公民的生活与坎尼战役（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216年8月，罗马（伦蒂乌斯·瓦罗）VS迦太基（汉尼拔）罗马军战死沙场的步兵多达5万,骑兵也有4千,留守罗马大营的1万士兵全数被擒，罗马帝国遭受重创。——译注）之后罗马公民的生活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愚蠢的，但生活在危机和威胁中的每个时代和每个个体似乎都更容易轻视和淡化“人文学科”。刘易斯的同代人艾略特（T.S. Eliot）注意到，对于追求真理或者在生活中发现意义的探索任务而言，其条件总是不顺遂的，总是存在一些更紧迫的事需要我们从追求真理和欣赏美的过程中转移开来，总有一些其他事令人担忧，有些别的威胁或危机已经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正如亚当斯暗示的那样，那不是历史上我们特定时刻的后果或我们现代道德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失败，那正是人的生存条件。

因此，如果我们渴望真理，渴望美，渴望艺术、诗歌、文学、哲学，我们就需要决心现在就追求它们，即便条件还不顺遂。如果我们等待适当的时机再开始，将永远没有办法开始，因为从来没有绝对安全的港湾，没有乌托邦堡垒，我们可以从那里追求这些美好，根本无需担忧缺失的困扰或丢失的威胁。

当然，这不是忽略威胁压垮我们的危机或授权让他人陷入危险之中的人随意胡来。为和平而努力，为流离失所者提供藏身之地，救治病人，创建安全网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任务来帮助人们维持生存或至少延长寿命。我们应该追求这些目标，努力促其实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但是，虽然这些实际举动是政治、经济和科学的焦点，是让生活成为可能的东西，但是，真、善、美——以及所有“不切实际的”事业如艺术、诗歌、文学、哲学或让它们作为研究主题的东西——是首先让生活值得过的东西。一个没有时间追求美或想象或幻想或反思的世界——一个对这些东西没有感恩之心的世界——将是缺乏人性的世界，是不值得生活其中的世界。出于为安全而战的承诺而放弃真与美的追求就等于在加入战斗之前就承认失败，就等于放弃我们的人性，然后去徒劳地追求人性并永远保持人性。

作为人，至少我们有些人不愿意做这事。他们拒绝在功利性和美在进步和艺术之间做出虚假选择。正如刘易斯所说，这些人“在被围困的城市里进行深刻的数学定理推算，在死囚牢房里进行形而上学论证，在断头台上开玩笑，在前往魁北克城墙进发时讨论最后的新诗，在塞莫皮莱山口（Thermopylae）梳头。这不是神气十足的耍派头，这是我们的人性。”

议题不是危机——不公不义、痛苦、死亡、希望破灭——是否要求我们关注，它们当然要求我们关注。议题是这些危机是否要求我们投入所有的关注。诗歌和艺术不能免除我们改善世界的义务，但拯救世界或改善世界的需要也不免除我们见证生活中美和善的义务。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怀特（E.B. White）写到，“如果世界只是诱惑人，那将很容易。如果它只是具有挑战性，那也不是问题。但是，每天早上醒来，我都陷入改善世界（拯救世界）的欲望和享受世界（品尝世界）的欲望争夺中不能自拔。这让做出一天的计划都非常困难。”这似乎是合适的。如果制订一天的计划都很困难，制订一生的计划就更困难了。

我们被召唤去拯救世界，我们也被召唤去享受和品味这个世界；我的论证是，通过品味享受这个世界，我们能见证和帮助提醒他人见证为什么拯救这个世界是值得做的，或许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在为拯救世界做出微薄的贡献。

作者简介：

布莱恩·特雷纳（Brian Treanor），加州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哲学系查尔斯·卡萨萨（Charles S. Casassa）主任和教授。著有《忧郁的快乐：值得过的生活》（Bloomsbury 2021)、《为美德编织情节》(SUNY 2014)、《异他性的多个方面》 (Fordham 2006）。

译自：Humanities on a Burning Planet by Brian Treanor

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288-humanities-on-a-burning-pl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