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岗】“拔本塞源”论:阳明先生的良知政治思想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22-06-25 21: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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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岗

作者简介:刘怀岗,男,民间儒生。

“拔本塞源”论:阳明先生的良知政治思想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阳明先生在青年时期,年轻气盛,积极参加京城的文章诗会团体,针砭时事,不放过任何一个反抗强权的机会。最终在一次拯救同僚的行动中,遭到宦官刘瑾的报复迫害,被流放到贵州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经过一路的颠沛流离,到达龙场,阳明先生所面对的是万山丛棘、气候环境异常恶劣的生存环境。从昔日的京城官员到边远小吏,自从前的世家公子到流落蛮荒的失势罪人,巨大的落差,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然而,阳明先生的异人之处,正在于身处困境,既不怨天尤人,又不自暴自弃,而是反躬自省。孟子云:“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于是日日洞中静坐,省察克治,终于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体悟良知的大致经过。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阳明先生居夷处困而悟得良知在我,可谓“困而知之”的至高典范。

 

良知之学,固然是以心性为本,然而并非囿于心性而止,而是以良知格正事事物物,以及天下之事事物物。良知,正是一身的主宰,主宰不明,那么所接触应对的事事物物,就不可能得正;因此,致良知才是根本要害。由此,阳明先生体会到从前的愤世嫉俗,虽然或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发错了力。因为乱世恶人(乱世恶人即属于阳明心学中“物”的范畴)不会因为我的愤世嫉俗而变成善,反而会在愤世嫉俗的逐浪之中使良知愈加障蔽,使圣学根本更加模糊。只有以我虚灵不昧之良知,应接一切事事物物,才能使事事物物皆归于正,这正是心外无物的道理。

 

自从悟得良知乃吾性自足,阳明先生便不再积极针砭时弊,而是以弘扬良知之学为己任。然而这并非脱离政治、不问世事,而是以正确的、符合天理的方式参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阳明先生以良知之学行教,正是以孔子的方式为政。

 

唤醒世人的良知,使得世人不再游离于逐物远性之地,从而使得天下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各得其所,这正是阳明先生的政治思想所在。而“拔本塞源”论,便是阳明先生政治思想之集中体现。

 

“拔本塞源”论是阳明先生《答顾东桥书[2]》的最后一部分内容。阳明先生在讲说良知之学之初,时人多不理解,认为解决世间问题还是必须即事明理,致良知不过是牵合空虚之说。当时的顾东桥致阳明先生的书信,便持此一看法。对此,阳明先生不厌其烦,就顾东桥之质疑一一书面作答。答至最后,深感世人迷惑于邪说甚深,不得已乃拈出“拔本塞源”论,冀解大惑。阳明先生说:“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惑于异端邪说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拔本塞源,便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世人对圣人真学问的误解。

 

兹录阳明先生“拔本塞源”论全文,以具体揭明阳明先生之政治思想。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天地万物一体”,是阳明先生良知之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也可以说是阳明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便是良知之教。此一思想与春秋经的“大一统”思想如合符契。何邵公对“大一统”的解释是:“继天奉元,养成万物。[3]”这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自古圣人传续不绝的为政出发点,舍此之外,皆是利欲心,其德不配为政。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这是说初民皆具圣人气象,也就是说尧舜之民,人人自良知而行,无所障蔽。阳明先生为了说明常人之良知与与尧舜孔子之良知无异,而发有著名的“圣人精金”说。阳明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4]”然而常人毕竟与尧舜孔子不同,其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良知有差别,而是才力之不同,犹如黄金之有轻有重。如果常人是一两二两黄金,那么尧舜孔子是万两黄金。虽然轻重有所不同,然而均为足色黄金,也就是说良知是相同的。而常人之良知与尧舜孔子之良知相同,这正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基础,也即是阳明先生政治思想成立的基础。

 

人的良知本来清明,只是后来“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导致良知障蔽,这才需要尧舜孔子先觉者起而行教,以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政,“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这是政教所以兴起的缘由,即:一方面是人的良知障蔽,一方面是圣王仁心良知之自然流行。若无圣王仁心良知生生,则亦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化。这就是蒋先生“圣王再兴[5]”说的根本。圣王起而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天下之人人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如此,天理流行大畅而无所壅塞,这便是尧舜之治,这便是大道之行。这是阳明先生的政治理想,也是所有圣贤君子的政治理想。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圣王政教的根本,就是“允执厥中”。“中”就是天理良知,“允执厥中”就是诚允以行,不失天理,一切作为皆自良知发出,而不是起“意”妄作、随“意”逐物。尧、舜、禹以“允执厥中”相授受,《论语》所记载的大同小异:“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6]”孔门亦以“允执厥中”行教,《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便是良知之教,这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政教必须不偏离这一根本,允执厥中。

 

政教的根本是天理良知,是“允执厥中”;政教的节目,也就是具体表现,便相应地为襄赞天理流行。襄赞天理流行,是智者利仁之事[7]。天理良知是仁,圣王导天理良知流行于人道就是义。天理流行而为人道,以成五伦之义,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有亲”,是人之所以为人之义。至于禽兽,父子不相识,安在乎仁?因此,“父子有亲”之义,正是天理流行于人之根本。以“亲”义系于父子之伦,方有人道可言。因此,“父子有亲”,便是人道之始。圣王之教,天理流行自“父子有亲”始,仁及尊卑上下,然后有国,这便是“君臣有义”。因此,人伦之本建于“亲”之上,邦国因于“义”而存在。“夫妇有别”,亦即男女有别,因有别而相敬,能相敬则不相亵乱。因亲而有尊,因别而生敬,尊与敬,是人道之大端,亦即政道之大端,礼乐之梁柱。因于相敬,故而同姓不婚,异姓联姻,仁之流行更加广大,这是礼的根本。“长幼有序”,然后才有“緜緜瓜瓞[8]”,使得仁之流行至于久远成为可能,这是智之义方。至于信及朋友,莫非天理普遍之流行也。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圣王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天下之大本,其节目发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之义,为天下之达道。只有行此道,才可以保证天理流行无阻,而无一民不得安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一脉相承,千万年坚守不易。阳明先生之政治思想,祖述尧舜,本乎此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这就是“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义之所在。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信得过良知,相信人人之良知皆“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这是政教之所以可行的根本。王道之世,人人皆自觉勤勉精进于人所同者,所拥护的只有良知,所向慕的只有德性。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士农工商,虽其职业有所不同,其心则一致,皆是良知之自然流行,人人都沐浴在如此和煦春风之中,这便是生活的真谛。而一旦心被外物客气所转,良知障蔽,形成“意见”,天理之流行便被隔断,邪气趁机僭入,生活便很容易被打乱,人将陷入被邪道驱使之境地。这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钙质均衡分布。而一旦身体钙质不均,就会造成一方面骨质缺钙,一方面骨质增生的现象。失去生活的社会,与此类似,大部分人“缺钙”,少数人“骨质增生”,这便是不均的表现,社会其实处于各种“权阀”、“财阀”的驱使之下。只有王道之下,良知普遍清明,天理普遍流行,才可能实现均平。

 

“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这里提到的闻见、记诵、辞章、功利,便是“物”。阳明先生在答徐曰仁问时,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9]”这是自天理良知自然发用上说。良知澄明之人自然可以以良知体物,所谓“率性之谓道”。然而一旦率性之几不能“允执厥中”,那么由心体物的良知自然发用,就会逆转而为人被物化的良知障蔽状态,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被物转,便会生出许多“意见”来,被“意见”牵着走,而失却由良知自然发用的生活。这,便是阳明先生毕生致力于扭转的谬见俚俗。而通过教化,恢复唐虞三代之善政,使得人人生活于“性分之所固有”,便是阳明先生的政治理想。而坚守此理想而不移的,正在于对良知的切身体悟而深信不移。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之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对良知之学持怀疑态度的,大多误以为良知之学重内而遗外,对此阳明先生多有反覆辨明,良知之学即内即外,心物一体,无内外之分,体物而不可遗。阳明先生于此处不仅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良知不遗外,更进一步揭示了政教的一个重要原则:政教应当致力于人所同者,而不可舍本逐末求乎人所异者。人所同者,便是良知。人所异者,便是知识技能。致力于人所同者,则人所异者皆可以各致其才而尽其用。

 

成德,便是致良知。“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便是政教致力于人所同者。一个好的社会,善的社会,是人人以良知为同,而才能各异。由此,才可以人人各安其职,各尽其能。对于有才能之人,“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那么能人便不至于驰逐于功利之中,而陷溺于物化之地。“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揭示了善政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一是能发明良知,也就是顺应天理良知,唯德是举;二是克用才能,使有才能之人可以终身居其职而不易。做不到这两个原则,就容易堕落至于驱民驰逐于功利的恶政。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所谓善政,是可以人尽其才,而无有错位的。才力浅的,可以安于其所从事的职业,不致于希高慕外。才力深的,可以“出而各效其能”,以济天下。而无论才力深浅,皆能“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一个善政社会,其良知德性是人人共同的土壤,而才能则是百花齐放。人人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志向养成自己的才能,使才能得到自由发挥。而各自的才能表现虽然不同,但“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的终极表现。

 

因此,人才不必由国家刻意培养,在良知善政之下,人自然耻其不能,而自勉精进于才能。就像尧舜之朝的皋陶、夔、稷、契,均是因其本来之才而受到举用,而非事先培养而成。刻意培养,未有不拔苗助长的,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因此,善政执政的重点,应该是着力于人所同者,而非强制于人所不同者。人所同者,天理良知也。人所不同者,才能也。正是因为知识才能是个人才华的自由发挥,不应该受到干涉,所以说“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如果一个社会,悖其道而行之,着力于人所不同者,而无视于人所同者,那么这样的社会,短期内或许可以靠强力维系,必然不可能长久。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如果一家需要盖房子,那么同村会做土坯的就会带着他的石锤来帮捣土坯,会砌墻的就会带着他的瓦刀来帮砌墻,会木工的就会带着他的刨子锯子来帮做梁柱门窗,其他没有手艺的就过来帮搬的搬、挑的挑,总之就是各人都可以自然贡献其所擅长的才能手艺,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做,这就是“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

 

阳明先生在此指出的“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就是政教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致力于人所同者,而非求乎人所异者。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如果以道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代,那么尧舜是帝道时代,夏商周是王道时代,三代以后秦汉以降是霸道时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0]”阳明先生所说的“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就是孟子说的“以力假仁者霸”。

 

霸道有两个特点:一是必然追求成为大国,二是只能以力服人,做不到让人心悦诚服。霸道之世,政教不从天理良知出,而是由“意”发出。意有诚有不诚,遇到能大体诚意的明君,政治就会清明一些,而对于不知诚意为何物者,政治就不可预期了。这样的政治,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得不到培护,人所不同的才能技艺无所用处,自然也很难得到自由发挥;这样的社会,人心驰骛,得权势者必然贪污横行,乡野也必然是恶霸地痞猖獗。这种现象,不仅使在下之民遭受苦难,同样也危及在上之君,贪官恶霸往往是君民同所愤恨的对象。因此一旦贪官恶霸被正法,民众便“欢虞如也[11]”,感恩戴德,奔走相告。民对君的感情于是更加深厚,更加拥护,然而等平静下来,便一切照旧。

 

贪官恶霸现象屡禁不绝、屡杀不尽的根源,恰恰在于所行的是霸道而非王道。霸道体制之下,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得不到培护,蔽而不申,自然是禽兽之道横行,而人道往往被压制。“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这种现象,就是良知障蔽的普遍表现,它可以解释一切不可理喻的“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要知道,良知是有力量的。良知的力量,“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只有建立在良知之上的政治,才可以征服一切野蛮。

 

然而霸道之所以能维持,在于其一方面假行仁义以惑众,“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一方面假借民心以成己之私,屡行小惠以博取民众的拥护。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12]”“惠而不知为政”,这是霸道的通病。王道之下,人人由良知而行。而霸道之下,在位者长行小惠,民众便不再知有良知,而唯在位者之意是从,因此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任意兴起,“一切欺天罔人”。行小惠而坏大义,这恰恰是三代以降往往被称誉为政治清明的表现,却不知早已偏离圣学远甚。人治不免于意必固我。以良知教,行良知之政,使得人人“复心体之同然”,人人由良知而行,主宰于良知,而非被人主宰。摒弃人治,普遍发明良知,从而恢复尧舜之治,这就是阳明先生达致政治理想的仁术。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可复覩。于是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力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不明良知之学,则虽欲挽救世道,不仅枉费心力,更多情况下反而会助纣为虐。蒋先生说,世之儒者,仁心担当很容易做到,气魄担当也不难,难的是义理担当。义理不明,便可能连良知的门也望不到,虽依于仁心气魄,所为所行难免意必固我,反而越来越使得圣学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引进其他学术思想,众说纷纭,于是人民人心成了各家各派群起角力之场域。到这地步,民众沦为执牛耳者之利渊,人已不成其为人,更不用说良知了。世道沦落如此,与天下之人皆相视如一家之亲的尧舜之治,已不啻千里万里。

 

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良知泯失,则良治善政亦不可得,于是人人生而自危,难免于向利而生。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3]”施政均平,使得天下人人居处安和,这是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做到如此,只有致良知,行“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于天下。发政施为,能做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充遍,就是“均”;使民养生送死无憾,就是“安”。政均而教安,天下人人甘之若饴,虽有大诱深惑不可动其心,权势名利自然见耻。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难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阳明先生此语虽为勉励君子而发,然直与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之气概相同。大概龙场悟道之初,阳明先生尚着意于生死焦虑[14],至此已然扩充良知之学至于政治焦虑、历史文化焦虑[15],从而形成其以良知为本的政治思想。此一政治思想,远绍尧舜,直承孔子,可称之为“良知政治思想”。对于“良知政治思想”,阳明先生深信虽处“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以下,虽面对的是人人不解而极度“劳苦而繁难”之世,“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

 

阳明先生的政治思想,以致良知为根本一贯之道,以“天地万物一体”为统系,以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仁流行,而无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为终极目标。如此,天下人人皆能行乎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如此,功利之毒自然无所入间,民安而物美,万般百为皆可得而兴。然而,将良知之学推行于天下,不可能像平时教训弟子那般,人人启发之以精微、示之以心性工夫,必须有赖于政教施为。具体就是以“允执厥中”为根本,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之义为节目。由是可知,阳明先生所提倡之良知之教,实属“时义之大”。良知之教与良知政治思想合驱并行,则尧舜王道之治可期。

 

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点,在于通过政教,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这其实就是蒋先生以“政治儒学”保证“心性儒学”之说的先声,所谓“先圣后圣,若合符节”。然而有一点是阳明先生对于政治思想的独到贡献,这一原则虽尧舜孔子复起,亦不可易。这一原则就是:政教应当致力于人人所同之上,而非人人相异之上。人人所同,就是天理良知,圣贤与常人的良知并无二致。人人所异,就是才能秉赋。政教致力于人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允执厥中”,是政均人和的根本。只有政均人和,才能使人人所异的才能秉赋得到自由发挥。政教致力于人人所同的天理良知,才可以避免以“君意”、“民意”、“权意”、“阀意”干政,从而避免各种主观臆断的人治,由此才可以避免使得人民沦为“君意”、“民意”、“权意”、“阀意”等等非法政权下的良知障蔽的奴隶,从而使得人人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良知人、自由人。若心体同然之良知不明于世,那么再沧海桑田,君权换了民权,只是风景不同罢了。

 

刘怀岗 夏历壬寅岁五月望

西元2022年6月14日于深圳


注释:
 
[1] 见《论语·为政第二》。
 
[2] 见《传习录中》
 
[3] 见《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传文何休注。
 
[4] 见《传习录上》,阳明先生答希渊问。
 
[5] 见蒋庆先生《政治儒学默想录》一书,或发表于儒家网的“圣王再兴说”一文。
 
[6] 见《论语·尧曰第二十》。
 
[7]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见《论语·里仁第四》。
 
[8]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緜》诗句。
 
[9] 见《传习录上》。
 
[10] 见《孟子·公孙丑上》。
 
[11] 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见《孟子·尽心上》。
 
[12] 見《孟子·離婁下》。
 
[13] 见《论语·季氏第十六》。
 
[14]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阳明先生至龙场,“时瑾憾末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云云。
 
[15] 蒋庆先生于《心学散论》一文中指明,吾人之焦虑有两种:“生死焦虑”与“历史文化焦虑”。“人处世间,见草木枯荣,有情无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遂生出离解脱之想,此乃生死焦虑。”“压迫吾人心灵使吾人不安者,除自然生命之生死外,尚有非出于自然生命者。此种焦虑,吾名之曰‘历史文化之焦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圣贤大学问,一定是“能将生死焦虑与历史文化焦虑以‘中和之道’解决之”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