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社团角色定位、工作理念及业务特点刍议

作者：常樯（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摘要：为更好开展“美俗”事业，中国儒学社团有必要认清其角色定位、工作理念、业务特点。从角色定位上看，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应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从工作理念上看，儒学社团应坚持“人多好办事”“为社会服务”“双轮驱动”“知行合一”“创业与志愿心态”；从业务特点上看，儒学社团应体现传播与传承、研究与应用、事业与产业、专业性与跨界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等五个方面的统一。

关键词：儒学社团；美俗；人文儒学；民间儒学

引言

《荀子·儒效》有言曰：“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此言把广大儒者的使命圈定在两个领域，即政治和社会。在荀子看来，儒家社会理想的实现，端赖两途：一是儒者在朝为官则要“美政”，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来为民服务；二是儒者身处民间则要“美俗”，通过从事化民成俗的事业来造福社会。按照今人的理解，就儒学形态和开展模式而言，“美政”更大程度上对应“政治儒学”，“美俗”更大程度上对应“民间儒学”（或曰“生活儒学”）。“美政”话题在此不做关注，本文只探讨“美俗”。“美俗”亦即宋儒常讲的“一道德、同风俗”。

荀子在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儒者“在下位则美俗”的观点。对此，需要做个分析。首先，何谓“儒者”？答案必然见仁见智，如果从兼顾（或曰整合）章太炎先生借鉴墨子学说而提出的“达名”“类名”“私名”三个层面的角度而言，贺麟先生对“儒者”的定义似较为允当，他说：“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1]18换言之，儒者就是品德高尚且博学多识的人。个体儒者的集合，当然就是整个儒家。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的儒家，乃是由一群品学兼优者所组成的集合体。“品学兼优”归根结底需要表现在具体行动上，需要其主体做到知行合一。对身处“下位”的儒者而言，具体体现便是“美俗”。再看第二个问题，如何“美俗”？今天来看，从身份归属的角度上讲，“美俗”的儒者，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独立个体形态的存在，以“个体户”的形式践行儒家核心思想理念；二是以加入到某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存在，作为团队中的一分子践行儒家核心思想理念。本文重点围绕后一类从事“美俗”事业的儒者，即归属于某种社会组织的儒者开展讨论。

依据当下中国法律法规，社会组织分为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三类。具体而言，从弘扬儒家文化、发展儒学的视角来看，儒学社会组织也就包括儒学社团、儒学基金会、儒学民办非企三类。时至今日，以上三类儒学社会组织在我国分布广泛，对推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聚焦起见，本文只探讨儒学社团。

关于中国儒学社团的概念、产生背景、基本现状、主要问题、使命担当以及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等话题，笔者曾发文进行专门论述。笔者曾专门依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主办的官微“中国社会组织动态”上的“全国社会组织查询”系统，对含有“儒学”“儒家”“孔学”“孔子”等字眼的大陆儒学社团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截止到2021年3月28日，中国大陆共有儒学社团218家，其中，在近十年来（即中共十八大以后）成立的儒学社团有146家，占比近67%，可见，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儒学事业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最繁荣、最活跃的时期；目前来看，全国性儒学社团仅2家（即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地方性儒学社团占绝大多数。[2]51笔者在拙文中还提出，当下儒学社团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身份中介性；其二，人员多元性；其三，业务灵活性；其四，话题实用性。也指出，儒学社团目前存在着宗旨和业务范围不明确、“单兵作战”“闭关自守”现象突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2]52-53拙文发表后，曾得到一些秉持善意与理性的同仁同道的关注和肯定，这给笔者带来莫大支持和鼓励。本文旨在以往有关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新时代中国儒学社团角色定位、工作理念及业务特点等前文之未尽事宜。

角色定位

现在来看，泛而言之，儒学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价值层面，关乎精神家园的建设；在权力层面，关乎政治秩序的架构；在生活层面，关乎人伦日用的引领。儒学的功用还主要体现在五个领域：在个人修养上有助于“君子人格”的养成，在政治建设上有助于“贤能政治”的确立，在经济建设上有助于“信用经济”的形成，在社会建设上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国际事务上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新时代中国儒学社团有必要围绕以上职能作用来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承前启后，返本开新，把“美俗”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本文认为，从角色定位上看，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应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

（一）就理论品格与内在特质而言，儒学是“人文儒学”，与之相应，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就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

梁漱溟先生曾说：“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它都不大谈。”[3]14这其实就点出了儒家的人文主义色彩。那么，何谓“人文主义”？这里可转引另外两位学界前辈的高论，以此作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张岱年先生将其定义为四句话：“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倡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4]238唐君毅先生概述“人文的思想”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5]401

观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可知，其思想精髓恰恰是由人文主义所贯穿，这种推重人、关心人、长养人、塑造人的理论品格和思维特质，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及走向。横向比较世界几大重要的古文明可知，西方文明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文明推重人与神灵的关系，而以儒学为底色的中华文明则格外推重人与人的关系，这便是儒学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的真实写照。在儒学发展史上，一直映照着人文主义的光辉，特别是在早期儒者的思想及行动中，我们更容易发现人性的光辉、人格的伟大。蒋国保先生倡导儒学要回归到“原始儒学”，他指出：“儒学要发挥当代作用，实现当代意义，当前迫切要做的事，就是要通过儒学世俗化的过程以消解儒学之精神贵族化倾向，使儒学透过汉唐的‘制度儒学’、宋明的‘形上儒学’、现代新儒学而直接回归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学’。”[6]190之所以提出这个主张，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原始儒学”中蕴含着一种“人文情怀”，他主张要“回归原始儒学，落实原始儒学人文情怀。”[6]182李承贵先生更是明确指出“儒学的本体形态应该是‘人文儒学’”，他说：“对于儒学而言，可以算作形态的的确为数不少，比如，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哲学儒学、知识儒学、生活儒学等。然而，这些形态虽然可以成为儒学开展的一种方向，但他们并不能周全地回应某些关于儒学的质疑，并不能稳妥地解释当今儒学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尤其不能创造性地为儒学的开展确立一种充满活力的根基。那么，有无一种形态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呢？我们认为有，这就是‘人文儒学’。”[7]155“儒学虽然是一庞大的思想体系，但它的核心是人文主义。”[7]174基于对以上高论的认同，我们认为，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应高扬“人文儒学”的大旗，主动做“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以人为本、以民为贵、以和为尚、以美为要，当是“人文儒学”的具体体现。

广大儒者还有必要明确以下两点：一是儒学不是科学，但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要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相信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将有助于人类更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善生活、享受生活；二是儒学也不是宗教，但儒学却离不开信仰，儒者要像虔诚的宗教徒那样，甘愿为自己的信仰而发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烈豪歌，并切实做到身心合一、知行合一。

（二）就服务对象与外在表现而言，儒学是“民间儒学”，与之相应，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就是“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

儒学的生命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美俗”之上，其能否与时俱进、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守正创新，决定着儒学有没有光明的未来，关系着儒学在社会上到底能够发挥多大功效。走向基层、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生活，才是新时代儒学实现复振的光明坦途。如蒋国保先生所言：“儒学的普世化无疑是其走出现代困境、完成现代复兴的根本出路。”[6]179李承贵先生亦有言曰：“儒学的现代出路恰在于‘日用常行’领域，在于日常人生化，因为只有这样，儒家就可以避免建制而重新产生的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问题。”[7]117

蒋国保先生曾对“民间儒学”做过一个概述，他说：“所谓民间儒学，或谓民间儒家，一般是相对于政治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精英儒学（作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的儒学）而言的，是指由普通民众的秉性、风俗、习惯、信仰所体现的儒家精神认同。”[6]168顺着蒋先生的话来说，之于“儒家精神”，普通民众可能很难做到日用而知，尚有待于广大儒者，特别是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全力做好引领的工作。

“民间儒学”致力于启发民智，引导广大民众自觉传承儒学文脉、光大儒家思想、践行儒者精神、争做儒风君子，进而走上儒家式人生道路，过上儒家式雅致生活。不得不说，“民众”是个复数，而“民间儒学”的开展最终则要落实到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人的身上。立足当下，具体到每个中国人来说，只有儒家思想才能够为他们带来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良方，舍此一途，便很难活出充实而精彩的人生。在此，笔者提出一个观点：不在儒上尽心，就难在闲上安心。这就是说，对于今日中国人而言，只有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经营儒家事业，才能在赋闲宴乐之时感到宽慰和放松，才能活出有意义且有意思的人生。

所以说，我们力倡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俯下身子，扎根生产生活一线，主动做“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志愿”乃是就向“内”而言，心甘情愿把推动化民成俗、立德树人、以文培元的事业笃定无私地坚持下去；“引领”乃是就向“外”而言，积极融入百姓之中，带头把儒学核心价值理念内外于心，外化于行，并引导、带领更多同道中人走上推动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康庄大道上来。

工作理念

贺麟先生曾言：“就作事的态度言，每作一事，皆须求其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即可谓为儒家的态度。”[1]19中国大陆的儒学社团，基本上都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儒学社团的出现，与时代大背景有着密切关联。文革结束后，重新认识孔子、儒学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日趋完善，直接催生了儒学社团的诞生，促进了儒学社团的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总体处在向好、向上的巨大变动之中，儒学社团也在伴着时代洪流不断向前进。当下，为更好地推进“美俗”事业，儒学社团有必要根据社会形势需要，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理念，做到贺先生所言的“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

颜炳罡先生在讨论“乡村儒学”时指出，其目标是实现传统儒学的四个转化，即，由伦理道德规范向民众信仰的转化，由小众、精英向大众、百姓的转化，由重知轻行向知行并进的转化，由区域性资源向全球性资源的转化。[8]12受以上高见之启发，我们认为，新时代儒学社团有必要在工作理念上做到以下五个方面的大转变。

（一）在团队建设上，从“人少好养活”转变为“人多好办事”

据笔者粗略统计，就全国范围而言，绝大多数儒学社团的专职人员之数量并不多，其从业人员也多为公益性兼职。由于儒学社团本身并不盈利，或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在人、财、物等方面往往显得捉襟见肘，目前最大效力可能就是“品牌输出”。特别是人才资源匮乏，已成为儒学社团发展的最大瓶颈。有些儒学社团甚至还抱有“人少好养活”的想法，仅聘用一二人员专司一般性事务工作，并将其视为“自己人”，这极不利于新时代儒学发展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今天，儒学社团应坚持“开门办会”“合作办会”，树立“大人才观”，秉持“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工作理念，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道中人，不断广结善缘，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二）在服务对象上，从“为行业服务”转变为“为社会服务”

在20世纪80、90年代，即大陆儒学社团刚刚起步的前20年，儒学社团及广大儒学从业者把更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为孔子“平反”、对儒学进行正本清源上，儒学社团服务对象多为身居各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行业属性极强，形成相对固化的“圈子”。换言之，那时儒学社团还只是为行业服务、为儒学学者服务的社会组织。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专家学者的大声疾呼、民间大众的高度关注，使得儒学再次变成显学，中国社会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儒学热”“国学热”。在这样的情形下，儒学社团就要自觉以发展壮大“民间儒学”为职志，在做好行业服务的同时，认真思索该如何更好地为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服务。

（三）在业务模式上，从“学术优先”转变为“双轮驱动”

纵观中国儒学社团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可见，今日已成长为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学术骨干、学术名家的儒学学者，大多都曾长期活跃在儒学社团所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上，儒学社团平台大大助益了儒学学者的成长与进步。直到今天，优先发展学术、优先从事学术活动已然成为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的一种“约定俗成”。但从根本上讲，儒学的最大价值还是体现在呼唤良知、净化心灵、涵养人格、弘扬美德等方面，这就要求儒学从业者主动直面大众、服务大众、惠泽大众。为适应新形势、新局面、新环境，儒学社团在业务模式上也就必须实现由“学术优先”转变为“双轮驱动”——兼顾学术阐发与普及应用。关于儒学社团、儒学机构的业务模式问题，除“双轮驱动”说以外，时贤还有相关类似表述，如杨朝明先生在主持孔子研究院工作时曾提出“登峰、接地”说。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的确是体现了智者所见略同。

（四）在工作方式上，从“坐而论道”转变为“知行合一”

必须要明确，儒学社团从业者本人当然要认同儒学、研习儒学、精通儒学，其职务当然可以由专家学者担任，但担任者本人却不应只甘于做专家学者，或利用社团职务谋取一己之私，而应朝着做一个合格的社会活动家的方向前进。笔者曾撰文指出：“社会大众在研习传扬儒学时，往往会呈现出盲目性、片面性、功利性、短视性，故而特别需要儒学机构及其从业者做引领者。这是从宏观上、抽象上而言。那么，从微观上、具体上而言，儒学机构及其从业者就应当做社会活动家。”[9]彩插2-3基于这样的认识，儒学社团在工作方式上就不能再单纯地“坐而论道”，更应在“明”道、“知”道、“信”道的基础上去“护”道、“弘”道、“行”道，特别是要通过以身示范、以身“行”道来引导更多人去“行”道，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我们热切期待儒学社团能够发挥自身平台优势，整合利用好各种社会资源，尽可能多的打造儒学发展的“实验田”“样板间”。

（五）在职业心态上，从“打工心态”转变为“创业与志愿心态”

社会组织本身便具有公益性，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高目标，因此，儒学社团从业者不应抱着出名、发财的功利心开展工作，不应以“打工心态”谋划业务、推进事业。时代在快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儒学社团从业者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也要做好与时偕行的充分准备，随时应对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确保能够把握住每一个新机遇。这就需要儒学社团从业者积极调整职业心态，完全摒弃“打工心态”，秉持进取心、公益心，以“创业心态”和“志愿心态”践行公益性“美俗”事业。在此，我们仍要呼吁，以创业者和志愿者自居的儒学社团从业者，一定要带着情怀和胸怀去干事——有情怀才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有胸怀才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惟其如此，方能不断开辟儒学发展事业之新天地。

业务特点

儒学社团的一切工作业绩，都是从其具体业务中呈现出来的。那么，其业务模式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从业务特点上看，儒学社团应体现出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即传播与传承的统一、研究与应用的统一、事业与产业的统一、专业性与跨界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一）传播与传承的统一

就业务特点而言，新时代儒学发展事业应首先体现出传承与传播的有机统一。“传播”，是就横向而言，旨在解决从“无”到“有”的创造性问题，其业务范畴主要体现在“学术→生活”“理论→实践”“观点→共识”“专业→跨界”方面；“传承”，是就纵向而言，旨在解决从“上”到“下”的延续性问题，其业务范畴主要体现在“先辈→后辈”“师者→学生”“传统→当下”“旧学→新知”方面。“传播”与“传承”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的“一体两面”，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共同进步，共同提升。新时代儒学社团不能只满足于做“经典转运站”，不能在一些简单劳作和粗狂运作上乐此不疲，需要不断创新思路方法，力争取得创造性业绩。基于这样的认知，儒学社团就有必要统筹做好推动儒学“传播开来”与“传承下去”两方面的工夫。当务之急，便是重新检视“儒学”这座宝藏，彻底搞清楚以下问题：哪些是“传播开来”的内容，谁是“传播开来”的对象？哪些是“传承下去”的内容，谁是“传承下去”的对象？我们认为，对于以上问题，采取动态把握、特事特办、精准施策的思路，或许将会取得较好效果。

（二）研究与应用的统一

早在原始儒学时代，儒学并不涉及“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就是“应用”，“应用”也就是“研究”。但随着儒学庞大理论体系的不断建构与完善，及儒学理念向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渗透，儒学开始呈现出研究型与应用型的不同面向，儒者也被分为义理派与事功派，至今，二者边界甚至已非常清晰。但我们要说，“研究”与“应用”本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研究是儒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应用是儒学发展的归宿和目的。若从“分割”的角度看，当下儒学学术“研究”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围绕经典释读不断建构、完善哲学化的学术体系；二是为着生活世界、世俗社会更加美好而去阐述、释读往圣先贤的真知灼见。后者体现出较强的经世致用性，也是推动研究与应用相统一的主要理论根据。儒学社团推动研究与应用的统一，就是要引导广大专家学者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精神，走出“象牙塔”，进一步发扬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化民成俗的理论品格，推动学术成果更好融入百姓生活、滋养文艺创作、铸魂国民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社团从业者不仅要会研究，还要懂服务；不仅要懂服务，更要善引领。换言之，儒学社团从业者应充当好学者的“娘家人”、百姓的“传教士”、工农学商兵等千行百业的“智囊团”。

（三）事业与产业的统一

当下，我们身处市场经济时代，在这个大有可为的好时代中，文化工作者应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力争推动“公益”与“生意”的有机结合，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丰收。放眼未来，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才是推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的长久之策和必由之路。文化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紧贴百姓生活，具有柔和而深邃的文化穿透力，其产品开发利用得当，将更容易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传播与传承效果。遗憾的是，当下多数儒学社团往往只注重文化事业，而忽视了文化产业；或者在壮大文化产业上，有心无力，有想法却没办法！这的确是个大课题、硬骨头，出题容易解题难，在此或许我们很难通过三言两语表达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招、硬照。纵是如此，我们仍坚信“不怕慢，就怕站”的行动逻辑，仍有必要强调，儒学社团应注重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通过不断发挥自身资源密集、机制灵活、号召力强的平台优势和品牌优势，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科学合理、持续高效地推进儒学事业与产业的有机统一。

（四）专业性与跨界性的统一

必须承认，任何一门学问、一个专业群体，其实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有圈子就有“圈子文化”“圈子意识”，这是确保专业性的必要前提。如，儒学学者的文章，首先应是写给本专业的同事同行看的，其次才是写给对儒学有兴趣的同道同修看的，不可能一味固守“同行是仇家”的偏见，而刻意把同事同行“屏蔽”掉。我们始终都在呼吁一切儒学爱好者、研究者、践行者及儒学社团从业者携起手来，共同建构一个“儒学事业命运共同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为确保儒学事业健康发展，儒学社团从业者也不应与圈外“老死不相往来”，而应广结善缘，积极“走出去”，大胆“请进来”，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结交新朋友，拥抱新理念，引入新方法，做到专业性与跨界性的统一。事实上，儒学社团本身原就具有人员多元性的特点，当务之急是如何科学跨界、高质量跨界、恰如其分地跨界。在未来，在由儒学社团主办的学术活动上，除了儒学学者讲儒学之外，我们更乐意看到院士讲儒学、科学家讲儒学、工程师讲儒学、医生讲儒学、企业家讲儒学；更乐意研讨诸如“工匠精神与儒学”“经略海洋与儒学”“官德建设与儒学”“家风建设与儒学”“黄河文明与儒学”“运河文化与儒学”等经世致用的跨界性话题。此外，儒学社团欲推动专业性与跨界性的统一，还有必要恰当引入政治力量。借用葛兆光先生在研讨新思想与新文化发展时所提出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10]25之说，我们认为，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要在新时代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就应经过三“化”——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就“分工”而言，儒学社团作为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第三方，主要承担儒学常识化，即把儒学核心价值理念转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常识；政治力量主要承担儒学制度化，即把儒学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制度和规范；民众主要承担儒学世俗化，即把儒学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到生活中，落实到行动上，形成公序良俗。在三“化”中，儒学社团一方面发挥着上通政治力量、下启民众的中介调和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当着责权边界相对清晰、自身相对独立的儒学发展之引领者。为了更好地“美俗”，儒学社团便有必要与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保持一种良性的张力与互动。

（五）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颜炳罡先生指出：“我们应走出‘儒化天下’的迷思，以成就‘儒行天下’的梦想。”[11]6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坚决摒弃“儒化天下”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应抱定并积极促成“儒行天下”的梦想，不仅要让中国人认同儒学、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还要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推动儒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实现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儒行天下”将为我们从事“美俗”事业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这其实就涉及到儒学的国际传播，笔者认为，推动儒学国际传播，首先应明确其主体与立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可分为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三类人。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应持奉两大立场：一是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性”当做儒学国际传播的根本立足点。可喜的是，今日由儒学社团策划组织的交流研讨活动，至少在外在表现上做到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融合。但我们也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反思：其中形式主义的东西有多少？中外交流对话的成效如何？交流对话对推动“儒行天下”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搞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将更有利于“美俗”事业的发展壮大。

新时代中国儒学社团正逢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其发展壮大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广大儒学社团从业者应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全力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各方资源，促进科学规范发展，力争在开展“美俗”事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振、促进中外文明深度交流互鉴、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发挥更加积极与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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