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ISCP明起在沪办会，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哲学

受访者：杨国荣

采访者：李念

来源：《文汇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五月廿八日庚戌

            耶稣2022年6月26日

6月27日至7月1日，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华东师大线上平台举办

明天（27日），主题为“世界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的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将在华东师大线上平台开幕，会期持续五天。这样的国际学术盛会当然是中国哲学人、中国学术界一个相当大的荣誉，而这一切都源于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杨国荣三年前当选为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会长，作为该会会长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成功举办一期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这次大会有30多个国家600余位学者，参与近100场学术讨论，规模刷新纪录。

继2018年北京大学承办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后，中国哲学与世界对话的漫长路程中，中国又迈进了多少？本次大会对推进中国哲学的国际话语权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对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又起到怎样的助推？

文汇报记者李念独家专访了杨国荣教授。

2019年，杨国荣作为新一任会长在瑞士接过ISCP的会旗

14年后第四次落户中国，信息时代与会方式打破时空界限

文汇报：大家都记得，国际学术盛会移师中国，最大的一次是2018年由北京大学主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杜维明先生对申办功不可没。当时很多业中人都参与其中，您也是其中的主角。请问我们这次国际盛会和2018年的世界哲学大会有何关联及异同？

杨国荣：从学术上看，这是由海内外学人参与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性质和世界哲学大会相近。世界哲学大会是五年举办一次，中间因二战略有中断，所以，明年应该在墨尔本举办第25届了。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是从1976年开始，两年一次，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应该在去年举办，但因为疫情，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允许我们延后一年举办。

世界哲学大会举办地以欧美为主，中国是继韩国、土耳其之后第三个亚洲国家举办国。而这届会议是第四次落地中国。最早是1993年，由北京大学主办；第二次是2001年，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第三次是2007年，由武汉大学主办。相距上一次，这一次再度在中国举行，前后几乎时隔14年。毋庸讳言，大环境已有所不同。

上图，2007年在武汉大学举办的ISCP，下图为2019年在瑞士举办大会时与会学者合影

从规模来讲，本次会议和2018年的世界哲学大会一样，是空前的。世界哲学大会你也去参加了的。这次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约有上千人申请参会，被大会实际接纳的，则是600人左右。上一次在瑞士，到场的大概是200人左右，比较而言，规模大了不少。因为这是全球进入疫情的第三年，受此影响，我们只能借助数字技术，采用线上形式，这固然使会议少了某种“在场感”，但却也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本次大会既涉及英语学者为主的欧美时间，也关乎中文语言使用者的东八区时间。开幕式和闭幕式是中西方时间兼顾的。而发言的学者，主要是提交论文者，各国都有，但参加者就更不受国别限制，每场讲座都有线上直播，我们设置了专人负责。因此，对中国哲学爱好者来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盛宴。它也充分体现了信息化时代国际学术会议的特点。在带来便捷的同时，当然也存在不利的方面：面对面的交流毕竟更充分，也利于直接的互动，并相应地带来更丰富的信息。

内容会涵盖中国哲学传统的方方面面，具有哲学共通性

部分大会演讲议程截屏

从内容来讲，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与世界哲学大会略有区别。世界哲学大会涵盖面更广，除西方哲学外，还包括非西方的哲学系统，如非洲哲学、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等等。比较而言，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主要侧重于中国哲学。但是，既然中国哲学也是哲学，就带有所有哲学共通的问题，诸如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等。尽管会议主要聚焦于中国哲学领域，但同时也将涵盖哲学问题中的方方面面，也会有共同关注的问题。此外，这一次为纪念两位去世不久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和张祥龙教授，会议设立了讨论他们哲学思想的专场。他们的哲学关切既各有特点，也涉及一些普遍的问题，从而，与这次大会在内容上也具有相关性。

中国哲学已与世界哲学相遇，需要现代形态转化和自我特色

201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是“学以成人”

文汇报：大会的详细手册在三天前已经公布，确实非常丰富，也可以说，令人目不暇接。上午、下午、晚上，专题会、特邀会，不一而足。话题也很丰富。形式上并不亚于世界哲学大会。我记得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中一个核心话题之一是中国哲学与世界对话，它具有多大可能性和便利性。当时，我采访了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席，他提到了西方世界的狭隘，也提到了中国哲学自身的开放性还不够强大。四年已过，在您看来，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相遇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了？

杨国荣：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已经和世界哲学相遇了，这是一个事实，而中国哲学也由此成为需要正视的对象，无论是四年前，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还是本次大会关注“世界视域下的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一点。这里同时蕴含一个前提，即中国哲学是哲学。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就以“性与天道”为追问的对象，其中便包含普遍的哲学问题：性涉及人性以及人的存在，道则关乎世界原理，与之相联系，“性与天道”关切的问题，便是如何理解人与如何理解世界。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对问题的讨论和表述有自己的特定方式，后者有别于现代形态，从现代看，它在语言形式、问题内涵等方面，都需要加以转化，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所无法回避的，如果缺乏现代形态、停留于既有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系统便很难对话；同时，现代中国哲学也需要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以成为世界范围内百家中的一家。不同哲学形态都有自身独特的传统，也需要在现代展现自身的创造性。

概要而言，在与世界哲学相遇之后，进一步面临如何对话的问题，这里需要避免三种趋向，一是在西方话语面前亦步亦趋；二是囿于传统，固守“以中释中”，三是仅仅停留在标语口号式的“主张”“要求”之上，空喊“创新”“结合”“自作主张”，却不愿踏踏实实地研究具体问题，以形成建设性的研究结果。

中国哲学的国际话语权，一和国力关联，二和开放性建构有关

宋明理学对佛教东传“相拒又相融”

文汇报：确实，在当下语境中，我们会觉得中国哲学与世界对话的畅通性和广度还相当不够，但是，回望历史，国际中国哲学会创始于1975年，我曾采访过创会会长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先生，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只有东方哲学课程，中国哲学含在其中不为人所知，他为此做了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至今仅从历次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参与者和影响来讲，已非同日而语。

杨国荣：您谈到了中国哲学的话语权，我认为这与两个要素密不可分。一是背景性要素，一种文化形态之获得国际话语权，与这种文化形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综合实力无法相分，这几年中国哲学受到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

二是内涵性要素，即真正形成为其他文化形态所承认的创造力量和意义。话语权并不是靠单向之“争”而获得，唯有真切地展现自身文化创造的意义和内在力量，才能得到其他文化形态的尊重和认可。从不同文化形态的互动而言，这里重要的不是俯视或漠视其他文化价值的“自作主张”，而是范围而进退之：即深切地理解世界文化中的各类传统，通过创造性的工作而兼取其长又居其之上。在这方面，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范例：佛教东传后，宋明理学对其往往“相拒又相融”由此丰富传统的儒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的“话语权”。可以看到，关键在于是否基于人类文明形成的多重智慧资源，踏实地从事实际创造性工作，形成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呈现世界意义的成果，我想，这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100年中西交融探索中，出现哲学家式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研究的分野

冯契（中）先生提出了智慧说，李泽厚（右）先生提出了历史本体论，张世英（左）先生提出“万有相通”之论

文汇报：如果以胡适1919年2月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为起点，中国哲学已走过100年。您觉得前辈和同辈学者是走了一条怎样的与世界对话的道路，尤其近40年来，海外华语学者他们的努力应该怎样评价？

杨国荣：前辈学者一直有开放的视野。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和金岳霖为例，他们既有对中国哲学的深沉理解，也有哲学家的敏感，能够对其他哲学传统以及普遍问题作总体的把握。在如何对待其他哲学传统方面，需要区分两种方式，一种是哲学家方式，一种是专家方式。前者善于抓住问题的根本方面，后者则往往关注特定的、技术性的枝节。从中国现代哲学看，冯友兰和金岳霖都有哲学家的品格，既尊重自身传统，也有开放的视野，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更为自觉，更为系统和深入，以此为前提，他们同时能够从不同方面融合中西哲学，以形成新的哲学系统。

到了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与20世纪初类似的西学东渐思潮：世纪末与世纪初在此呈现相近的趋向。与这一现象相伴随的，是冯契、李泽厚这样的哲学家逐渐在哲学舞台上显山露水。他们在中国哲学领域做了不少有建树的工作，并试图作出某种理论建构，冯契提出了智慧说，李泽厚提出了历史本体论，张世英提出“万有相通”之论。对此当然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评说，但这些思想都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内容。总体上，对哲学的历史、对中外哲学都要高度重视，哲学创造无法从零开始，需要以前人的思想积累为出发点。

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在创造性的建构之外，还存在一种倾向，即：把哲学还原为哲学史，哲学史还原为思想史，思想史还原为学术史。这可能或多或少受汉学家影响。汉学家有地缘的优势，总体做了不少工作，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整个学术界背景来看，他们又表现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倾向：所谓“让开大道”，是指对正史或历史主导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不够充分；所谓“占领两厢”，则表现为将主要关注之点放在边缘性的、枝枝节节的方面。此外，海外的中国哲学学者对中国往往有点隔岸观照的趋向，并更多地从典籍上了解中国。这种观照不同于身临其境的关怀：即使对华裔学者而言，远隔重洋的目光，总难免伴随着对故土的隔膜感。同时，西方汉学界比较流行的是实证研究方法，这也使汉学家们在理论的建构上显得相对弱一些。受其影响，中国的哲学史研究以也常常习惯于走思想史、学术史之路。

西方知名伦理学家主动聚焦“冯契与世界哲学关系”

斯洛特的大会演讲安排，题目是《冯契与世界哲学的超越》

文汇报：您觉得西方哲学人对中国哲学的关注度在提高，他们有何关注特点？

杨国荣：他们对先秦以来的古典哲学一直是相当关注的。这几年，对港台新儒家也比较重视，但是，对当代中国大陆的哲学家，如冯契的哲学，关注度和研究显然不够。其实，冯契的视野相当开阔，尤其他的智慧三论，对世界和人的把握相当独到和深沉，对一些哲学问题的看法，不像牟宗三那样充满思辨、抽象意味。遗憾的是，海内外的学人往往热衷于讨论所谓“宗教性”、“内在超越”、“圆善论”等话题，以此得到某种思辨的满足，但在对世界与人的真切理解方面，却每每显得云遮雾罩，缺乏真正的推进。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发言中，西方知名的伦理学家斯洛特的主题报告是“冯契与世界哲学”，尽管尚不知其所谈具体内容，但这一题目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有助于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哲学，也展示中国文化自信

文汇报：当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举办时，曾有人质疑一个大而全的学术会议，容易流于象征意义，您作为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会长，对这次学术盛会有何期待？

杨国荣：学术会议都是有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意义。这是一个世界现象而非中国所特有。就世界哲学大会而言，我参加过希腊和土耳其会议，与2018年北京的会议大同小异，都是非常热烈和热闹的。而在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各种年会，也都动辄有几千人规模。当然，有不同背景的学者来自各方，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野、研究进路，彼此相互了解，既有助于在实质的层面推进相关研究，也可以在形式层面扩大社会影响。比较而言，实质性的方面更为重要，学人需要专注于自己务实的研究，参加学术会议只是学术活动的一种方式。

这次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当然会有积极意义。一是有助于化解“以中释中”的学术情结；二是可以推进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三是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哲学，也让社会对中国哲学更有所知。从这一方面看，它也构成了提高中国哲学话语权以及中国知识自主生产的一种途径。同时，中国哲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此而言，这对促进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升也有积极意义。

文汇报：去年，中央特地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哲学是否又多了一种发展契机？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按需分配”的观念，可以视为基于仁道观念的“得其需得”的进一步发展

杨国荣：从大背景来讲，任何一个外来文化要扎根中国本土，都离不开本土化过程，就像佛教东来一样，佛教在中国立足发展的过程，也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的过程。从专业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哲学理论，与中国文化有很多契合点。一个有生命力的中国哲学概念、理论或体系，应该是中国哲学的，也是西方哲学的，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举例来说，正义是一个西方概念，但对正义更深入的理解，需要运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其中特别应当关注的是仁道观念。正义基于个体权利：“得其应得”常被认为正义的基本内涵，这也就是获得个体有权利获得者。对个体权利的过度强化，往往容易引向个体之间的分离，比较而言，仁道以肯定每一个的内在价值为基本内涵。要避免将正义仅仅理解为得其应得，便需肯定仁道高于权利，这一观念构成了将正义扩展为“得其需得”的前提。基于人的内在价值而引入对需要的关注，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对正义的超越提供了依据。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提出“按需分配”的观念，这种理论不同于仅仅从个体权利出发的“得其应得”意义上的正义，而可以视为基于仁道观念的“得其需得”的进一步发展。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联。

先导讲座14讲中，体现了中国哲学广阔西哲背景的新特点

王蓉蓉讲座的截屏

文汇报：华东师大作为主办方，在筹备这样一个疫情中的线上大会，过程中有哪些特别故事和特别支持？

杨国荣：国际化是目前知名高校都在追求的特色，继此前华东师大举办世界数学教育大会后，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又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世界更了解华东师范大学这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具备多领域的特长。作为国际化的一个方面，此次会议也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支持。

文汇报：从6月1日开始的先导哲学名家讲座14讲，今晚（26日晚）进入最后一讲，文汇讲堂也参与报道了一些讲座的观点，这些海内外中国哲学学者的研究看来都是比较扎实的，有些也颇为新颖。比如美国高校的王蓉蓉以“柔知”来阐释中国哲学的智慧，以弥补当前面对各类冲突时，西方资源的不足；北大的王博以“合乎秩序的人和合乎人的秩序”来探讨与西方形上学不同的路径，并提出“秩序形上学”，等等，都是做了很充分的中西交流对话。这些努力是否可以看作学术前沿的风向标？

杨国荣：这几年中国哲学人有一个明显的自觉，注重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沟通，一方面，研究中国哲学的年轻学者认真研究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以西方哲学为专业的学者也常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等等。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思想趋向。

下一届将在明年于美国举办，主题是“中国哲学的多样性”

上图：2019年在瑞士，杨国荣和同事陈赟（右）、朱承（左）举旗留念。下图，2023年夏天，第23届ISCP将在加州河滨分校举办

文汇报：您这一次要把会长之棒交到哪一国学者手里，两年后，这个国际盛会的题目是什么？

杨国荣：按照规则，我要移交给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瑞丽教授。下一次会议可能就不能延后了，所以，明年（2023年）夏天就应该在美国加州举办第23届大会。这一届大会的主题已确定为“中国哲学的多样性”。他们举办的形式可以灵活一些，包括线上线下的结合。

文汇报：经过中国举办的第22届大会，相信在形式上会更为多样，由于可以通过线上参与和了解，关注中国哲学的人也会更多。当然，希望中国哲学的话题越来越哲学化，哲学的建构也将愈益自觉，由此，中国哲学的话语权也将有所提升。也谢谢这一届大会作出的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