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宋儒者的千古抉择：筑室于伊洛之滨

作者：钟二

来源：“儒见”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初一日癸丑

          耶稣2022年6月29日

一

这是一个北宋时期的故事。

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七十五岁的小程子伊川先生在家中过世。伊川先生是当时有名的大儒，他姓程名颐，字正叔，是理学传统中的「北宋五子」之一，同其兄长程颢并称「二程」。他曾经为哲宗皇帝主讲经筵，算是当过皇帝的老师。

图为明道先生程颢（左）和伊川先生程颐（右）图自台北故宫

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儒，他病重去世之际，身边却只有寥寥数位弟子服侍。后来为他送葬的弟子也仅有五人。这五人中有一位尹焞，他是伊川先生晚年的得意弟子，也是后世景仰的儒者，他在晚年这样记述那一个为老师送行的清晨：

先生之葬，洛人畏入党，无敢送者，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马至者，视之，邵溥也，乃附名焉。盖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后。

当时送葬的弟子，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和尹焞四人。这四位趁着夜色向城外进发，深夜十点左右，他们走到半道，发现有一位穿白衣骑白马的人悄悄跟了上来。这位白衣白马的「骑士」正是邵溥，他也是伊川先生的弟子。

尹焞说得很明白，「洛人畏入党，无敢送者」。当时洛阳人都害怕为伊川送行，害怕因此被列籍「奸党」。邵溥也是因为害怕被人察觉才趁着黄昏赶紧出城，追上自己师兄弟的队伍。

「伊川先生在时，世人迂怪之论皆归之，以为讪笑。」这是程门高弟杨时的回忆。一般人戏谑异样的目光，还有对列籍「奸党」的畏惧。这些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东西，对伊川先生和他的弟子而言却是一种日常。

张绎和尹焞这两位弟子从学于伊川先生七年时间。这七年间，朝廷的高压和威胁其实无处不在。这就是北宋时期的「元祐党禁」：

党禁源于宋神宗和王安石所倡导的熙宁变法。而司马光、二程夫子均属于「旧党」，反对新法。其后数十年间，朝廷的态度几番变化。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朝廷下旨，定「司马光等造为奸谋……其同恶相济者，亦当惩艾。」伊川先生在列，遂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同年，朝廷再下旨，以「程颐……的系奸党，宜下河南府收押，转送涪州（今涪陵）编管。」

自此之后，党禁时宽时严。元符三年（1100年），尹焞、张绎从学于伊川先生。崇宁二年（1103年），有言官上疏云：「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廷臣再度上疏，认为伊川「有轻视人主之意」，其最重大的罪状，则是「为先生、弟子名目标置」，对朝廷政令指指点点。

这时，政治见解已经不再是批评的中心，「轻视人主」和「树立师道」才是最大的罪状。

同年七月，朝廷更进一步下令，「天下之士，皆不得于在外私聚生徒」。言官则更进一步，认为民间讲学乃是「奸邪散处……妄相推称，诳惑后进」。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更立「元祐党籍碑」，碑文由皇帝亲书而颁行天下。

朝廷何以忌惮「师道」，又为何要把控民间讲学的风潮？伊川先生所授，张绎、尹焞等弟子所学究竟是什么？

我读到了张绎的经历，从他的人生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二

史载，在这段党祸之下，伊川先生曾对从四方前来问学者说过这样的话，「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一般随声附和的「学者」自然是与伊川分道扬镳，而张绎、尹焞等人则仍然随侍先生身边，力学不辍。

在今天的儒学史、哲学史上，我们恐怕很难找到张绎相关的记载。他去世很早，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著述。但他的经历却堪称传奇：

张绎是河南寿安（今宜阳县附近）人，字思叔。他的家庭条件很不好。《宋史·道学传》说他「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这或许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说得更加直接，说他「本一酒家保」。总之，他是在底层社会挣扎的一个「小人物」。

但他内心有一种不平凡的志向。《宋史》这样记载：

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

县令出巡，场面壮观。这不由得令年轻的张绎生出一股「大丈夫当如是」的豪情。他就问身边的人（或许还是酒家中的客人），怎么才能像这位县令一样，走上「人生巅峰」呢？对方的回答是「读书」。读书考上功名，就能做官，自然能拥有和这位县令一样的气派。张绎确实有不同寻常的天资，「发奋力学」了一段时间，他的文章就在乡里有了一定知名度，他也可以被称为「读书人」了。

但他之后的人生走向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

预乡里计偕，谓科举之习不足为，尝游僧舍，见僧道楷，将祝发从之。

他真参加了科举，却突然发现这些原本他所追求的并没有那么吸引他。他想拥有更崇高的生活。「科举之习不足为」，何处才能找到一个超越科举、超越当官的高度呢？他遇到了佛教。他深深地为僧人道楷的威仪和工夫所打动，甚至决意要「祝发从之」，投身佛门。他真有一种安顿身心，找到自己安身立命根本的决断。这种追求，和他少年时对「读书」的向往或许仍然是一以贯之的。

就在准备削发的时候，他遇上了周行己这位领路人。周行己也是程门弟子，史载：

时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会程颐还自涪，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颐尝言「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当时，伊川先生刚刚解除在涪州的「编管」，回到河南。张绎拜师的过程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载，但无论哪个版本都提到了一个意思，「先生之门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授之耳。」闻道从来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伊川先生面对这位出身寒微的弟子，把没有贵贱高下的「道」传给了他。在伊川门下，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找到了自己的道。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中的这句话让他「慨然若有得」。读这句经文，他的「慨然」是一种直面自己的生命，直面生死的一念。他没有止步于「文人」，他追随伊川先生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在这位老师身边，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在向上、不断提升。这一点，足以使他直面患难生死而不馁其志、不动其心。

他记述的老师的语录，还有他自己仅存的文字能为我们证明。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图自《四书纂疏》

现存的《二程遗书》中，我们仍能看见他记录的伊川先生的讲学场景——外部世界谤议蜂起，而他们的生活却简单、干净，只是做工夫，要闻道、传道，只是「人不知而不愠」「不见知而不悔」，他们属于另一片神圣、明净的空间。他们的孤独，是面对道的孤独，从这份孤独中才能生发出大勇的精神，至死不变。老师死后，他带着全部的生命，写下了这篇《祭伊川夫子文》：

呜呼！利害生于身，礼义根于心。伊此心丧于利害，而礼义以为虚也，故先生踽踽独行斯世，而众乃以为迂也。惟尚德者以为卓绝之行，而忠信者以为孚也；立义者以为不可犯，而达权者以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与道合，泯然无际。无欲可以系羁兮，自克者知其难也；不立意以为言兮，知言者识其要也。德

在昔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数，或观于礼，学者趣之，世济其美。独吾先生，淡乎无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见，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亲其临我兮，夫子其成之。欲报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见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绘于丹青者有七分之仪。七分之仪，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犹或可推。而今而后，将筑室于伊、雒之滨，望先生之墓，以毕吾此生也。

呜呼！夫子没而微言绝，则固不可得而闻也。然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与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为未亡也。……百年之恨，并此以倾。

这篇文章把伊川先生所授和程门弟子所学谈得清清楚楚。老师这七年的「含孕化育」，带给弟子们的是生命的大转变。一个人的生命在「道」中得以成就，这种「恩情」（说「恩情」也显得轻了），又能怎样去报答呢？面对逝去的老师，他的心中只有缅怀，他用万钧的力量，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今而后，将筑室于伊、雒之滨，望先生之墓，以毕吾此生也。」是不是被朝廷封锁，是不是被目为「奸党」的「羽翼」，他不在乎了。

他所在乎的，是老师传给他的道。是「洗心去智，格物去意」的工夫，这让他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布衣拥有了独立、决绝的状态。

一千多年前，孔子的弟子也做出了这个选择。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史记·孔子世家》）

我似乎能看到这样一批儒者，重新面对这个社会说：我们要把老师的道传下去，我们以道的名义相聚在老师曾经生活、讲学的地方，这个让我们倍感温暖、倍感坚定的地方。千年前的孔门弟子如此，千年后的程门弟子也是如此。 

图为伊川先生墓。朱颐钊摄。

三

伊川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是特立独行的。祭文里说，伊川先生之道同「诸儒」不同，是「淡乎无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朝堂上的纷纷议论和「世济其美」的优裕境地都无法让他们动摇自己的选择、动摇自己的信仰。「踽踽独行」，张绎用这个词形容伊川先生在世间的样子，我感到，这正是人面对自己、面对道的样子。

据说，伊川先生去世前，随侍的一位门人对先生说，「先生平日所学，正要在此时用。」先生吃力地抬起头，看着这名弟子，说：「道着用便不是。」

张绎的祭文中说，「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与道合，泯然无际。无欲可以系羁兮，自克者知其难也；不立意以为言兮，知言者识其要也。」这真是伊川先生的真实写照。「心与道合，泯然无际」。直面生死的时刻，没有什么「用」与「不用」，只有一个人精纯的一念。说「此时用」，是把它看得小了、看低了。

这是伊川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此刻，他还在让弟子警醒、超越，再上一层。

儒家的大门中，只有道，只有传道的老师、弟子，这里没有其他人，更没有朝廷、没有纷纷扰扰的倾轧。

岳麓书院祭祀二程夫子。朱颐钊摄。

我想到了近百年后的朱子，想到了四百年后的王阳明。这些大儒都曾经历了党祸倾轧，患难生死。朱子易箦前，给弟子们说了这样一句话，「误诸生远来。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甚坚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方有进步处。」当有人说「斩朱熹以谢天下」的时候，朱子仍然讲学、安之若素。朱子去世后，朝廷仍然勒令各地严查，禁止百姓聚集起来为这位「伪学之魁」发丧。但朱子下葬之日，四方学者、百姓「会葬者将近千人」。

王阳明则有诗云：「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阳明临终之际，四方弟子也会集到老师身边，送老师最后一程。王门弟子也在民间讲学、传道，把「个个人心有仲尼」的道理在最普通的百姓心中点明。

朱子、阳明身后，则有了一批独立于朝廷政令，在民间做事的儒者。一代代儒者，以生命的名义传承儒者之道。这里有儒门的老师，用生命「含孕化育」，把直指向上的道路给弟子们指出。也有儒家弟子，用无限的真诚，面对老师、面对自己，立身于天地之间。

他们从做工夫开始，「死而后已」。

我想到了《孔子世家》中，太史公对孔子的赞叹：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纷纷扰扰的怨谤和訾议，打不破这些大儒用生命撑起的儒门。

朝闻道，夕死可矣。

参考文献：

李心传《道命录》

《二程集》

《宋史·道学传》

陈荣捷《朱熹》

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

卢连章《程颢程颐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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