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研究的当代视野

作者：于超艺

来源：《现代儒学（第六辑）：儒学的多维发展》（商务印书馆，2020年）

作者近照

《公羊》学研究的当代视野——读《春秋公羊学史》于超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公羊》学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它在两汉时期作为显学，深深地渗透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汉以后《公羊》学渐渐式微，隋唐时期几乎成为绝学，到了清中叶又重新复兴，并对晚清思想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然而，在当代学术界，《公羊》学并没有引起学者太多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寥寥可数。近年来，曾亦与郭晓东师致力于《公羊》学的研究，两位作者用十年之功，推出了百万余言的《春秋公羊学史》，这是当代《公羊》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春秋公羊学史》作者：曾亦教授

《春秋公羊学史》作者：郭晓东教授

该书是目前所见到最为全面且极具深度的一部《公羊》学史。所谓“全面”，在于它将两千余年来《公羊》学的发展脉络，作了系统的阐述；又在梳理历时性发展脉络的同时，重点解读《公羊》学史上重要人物、重要著作、重要问题，作到点面结合。所谓“深度”，则是在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公羊》学自身内在的问题意识，对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从而将研究领域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春秋公羊学史》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春秋公羊学史》这本书将《公羊》学史置身于整个《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中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同于同类作品：第一，该书的写作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的《公羊》专门之学。在《春秋》学史上，受《公羊》学影响者，或与《公羊》对话者，甚至批评《公羊》者，都被纳入作者的考察范围。比如，杜预虽然以《左传》名家，但杜预之以例解《左传》，似乎受到了《公羊》、《谷梁》的影响；杜预颇讥《公羊》例，而其所立《左传》例，又恰恰可以与《公羊》例互相比较对照。因此，书中设专门一节讨论杜预，杜预之学明，而其后《公羊》之学的特色也就更加彰显了出来。再比如，虽然宋、元、明的《春秋》学主张舍传求经，但事实上，他们仍在立足于三传的基础之上，杂揉三传并折衷之，其中不乏有《公羊》的印迹。或是出于这一考虑，该书同样也将宋元明的《春秋》学研究收入其中。第二，某些学者，虽然未有《公羊》或《春秋》的专门著作行世，然而其学问实属《公羊》之学，从而也被收录于《公羊学史》中。例如清代的宋翔凤与戴望，以《公羊》义说《论语》，为晚清《公羊》学的一大特色。此前的相关著作，均不涉及宋、戴师弟，而《春秋公羊学史》则设专章予以讨论。再比如，苏舆作《春秋繁露义证》，该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公羊》学著作，但它既然是对董仲舒的疏解之作，其中便必然要论及《公羊》相关问题。而此前的相关著作却都没有将之纳入《公羊》学与《春秋》学考察的范围，本书则同样也对《春秋繁露义证》有专门的讨论。从上述两个角度可以窥见，《公羊学史》这本书考察的范围，与有限的同类作品相比要宽广得多，故可称之为目前相关领域“最为全面”的著作。

作为《春秋》公羊学的专经史，意味着它不只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或思想史，更是《春秋》作为“经”及《公羊》作为解经之“传”是如何被阐释与理解的历史，是历代解释《公羊》的逻辑与方法的发展史。因此，该书与前人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该书极其重视从《公羊》学自身的内在问题意识出发，去把握《公羊》学内在的脉络，及其思想与学术的特质。例如，何休著《公羊解诂》，他解经的最大的特质是以“例”解《公羊》。因此，该书在论述何休时，便不是泛泛地讨论何休的“思想”，而是深入《公羊解诂》的写作理路，对何休的“例”学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在“何休”一章中，论及三科九旨之外，又有专门设“时月日例”、“名例”与“褒讥贬绝例”三节讨论何休的“例”，几乎将何休所论之“例”尽数收录阐明。如“时月日例”一节中，又分“朝聘会盟”、“崩薨卒葬”、“侵伐战灭入围取邑”、“弑杀执讨贼”、“出入奔归”五个方面。而“朝聘会盟”之“朝例”则有朝天子、朝齐晋、朝楚、诸侯来朝四种不同的例，“聘例”分天王来聘、使如京师、使如齐晋、使如他国、齐晋来聘、他国来聘、外相如等七种不同的例，“会例”又分离会、参会、大会、大夫会、外诸侯会、外大夫会、遇、次等八种不同的例，而“盟例”之下则有大信时、小信月、不信日、及盟、大夫盟、大夫以下及盟等六种不同的例。在具体条目之下，作者又结合《春秋》与《公羊》的文本，或正例，或变例，凡经传中涉及该例的，全部被一一被列举了出来。可以说，通过对何休“例”的细致梳理，我们才可能真正进入何休的《公羊》世界，也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从何休到刘逢禄这样一条《公羊》学发展的脉络。

在这本书中，作者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立足于他们独到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例如，对于徐彦所著《春秋公羊传注疏》一书，前人的评价历来都不算太高。从自宋代开始，《崇文总目》就称之为“援证浅局”，（卷二）梁启超称其“于何义一无发明”，赵伯雄先生也与梁氏持相同的见解：“徐彦的疏，也很注意对义例以及变例的解说，但他除了做一些归纳、举证的工作外，实在是鲜有发明。”黄开国先生也说：“缺乏新意，则是其不足，故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价值不大。”而《公羊学史》则深入解析了徐彦对何休注的总结与阐释、徐彦据何注而引申推衍以成之新例以及徐彦对何注之修正与弥缝等方面，认为“公羊学最终能传承且光大者，实赖徐彦述何之功”，又认为，“何氏以例说《公羊》，其例实赖徐疏之解说、举证与推衍，遂因而大明”，“徐氏又为之引申与发挥，衍生出许多为何休所忽略的新例，从而使《公羊》之条例更为庞大而周密。”就此而言，作者显然认为，徐彦不仅有功于何休，也有功于公羊。再如，在该书对刘逢禄的《解诂笺》的研究中，作者深入讨论了刘逢禄的“匡何”与“从《谷》”，又论及刘逢禄的“规何五十余事”，并从中敏锐地发现，晚年的刘逢禄背离其早年“申何难郑”之宗旨，而这又对晚清公羊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晚清公羊学界对董、何关系重新判定。作者指出：“大概而言，此种影响有两方面：其一，以陈立为代表，强调胡、董、何之一致，以为回归邵公，即是回到西汉家法。其二，如龚、魏、康之徒，强调董、何之间的差异，主张由邵公进一步回到董子。”这一观点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对晚清公羊学史的研究来说，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再比如陈立所著《公羊义疏》一书，是清代公羊学的重要著作，但传统上认为，但该书只长于考据而拙于微言大义之发挥，如杨向奎先生说，“在他的《义疏》中，一无发挥，二无判断。”又说，“《公羊》之长不在典礼，训诂云云，难用于义理。卓人用力勤，时间久而通训诂，考据是其所长，奈无用武之地何！不通义例是其所短。”受杨先生说的影响，黄开国、陈其泰等人对陈立的评价都大抵如此。但是，《公羊学史》通过对陈立《公羊义疏》的仔细爬梳，特别是通过对陈立“王鲁”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等的深入分析，认为《公羊义疏》虽然多用汉学家的本领治《公羊》，但“惟披沙沥金，则不难看到卓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与发挥”，从而指出了当代学者对陈立的批评苛责过甚。

此外，本书收录资料极为翔实，大凡所涉及、所考察对象的原始资料，作者都不厌其烦地尽可以予以罗列。例如《公羊传》与纬书的关系，作者将相关资料分门别类，一一罗列，便于查找。诸如此类的材料，可以说对学者了解《公羊》学的全貌，有着极大的帮助。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公羊》学史专著，也是一部高水平的《公羊》学研究专著。正如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在该书出版推荐时所评价的：“曾亦、郭晓东教授撰写的《春秋公羊学史》一书，共约100余万字，上自先秦，下至清末明初，对《公羊传》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作了非常系统的梳理。可以说，此书对目前经学及《春秋》学的研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该书的出版，对《公羊》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