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友】傅山经子关系思想斠评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2-07-06 12:43:51
标签:傅山

傅山经子关系思想斠评

作者: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初七日己未

          耶稣2022年7月5日

 

在明末清初的诸思想家当中,傅山个性极为鲜明,他特别提倡学者要自作主宰,对于历史、世事要有独到的审视眼光。在《看古人行事》一文中,傅山非常豪迈地说道:“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千变万状,不胜辨别,但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著便了,原不待讨论而得。”

 

在经子关系论的问题上,傅山则持有一种“子先于经”“经子一源”“经子平等”的激进思想。在《经子之争》一文中,他这样说道:“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即以字求之,经本‘巠’字。‘一’即天,‘巛’则川。《说文》:‘巠,水脉也。’而加‘工’焉,又分‘二’为天地,‘∣’以贯之。‘子’则‘一’‘了’而已。古‘子’字作‘’。巠、子皆从‘巛’者何?巛即川者,水也。巛则地下流行之理。”通过上述别具一格的字义训释方法,傅山对经与子的本义作了哲学性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道:“孔子、孟子不称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见有子而后作经者也”,从经文产生的主体角度,别出心裁地论证“子先于经”的道理。

 

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傅山将经文与经学还原为“一代之王制”,进而巧妙地否定了经与经学的普遍性意义。他说:“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注疏泛滥矣,其精处非后儒所及,不可不知。”也就是说,“五经”“四书”以及关于这些著作的注释类著作,都是具体王朝政治制度的体现,因而是历史性的文本,并不具有跨越时间的普遍性。这是变相的“五经皆史”“‘四书’之注皆史”的说法,将“五经”“四书”注释(属于“十三经”之经)等经学著作还原为历史性的文本,与后来章学诚、龚自珍提倡的“六经皆史”说,在精神实质上颇为一致。

 

如果说,同时代的王夫之对于诸子学,特别是佛老异端之学采取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继承方法,傅山在经子关系的问题上,恰恰是借助诸子学,特别是老庄之学来批评作为宋明时期经学典型形式的程朱理学。因此,他与王夫之在经子关系的问题上恰恰构成了相反的两极。在傅山的手稿中,他自我表曝道:“《老》《庄》二书,是我平生得力所在。旋旋细字旁注,当精心探索。若醒得一言半句,便有受用,可由之入道。”他不仅深爱《老子》一书,尝云“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终是软底”,而且高度评价《庄子》一书,“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

 

傅山借助先秦诸子学,特别老庄之学批评宋明经学之典型形态理学时,着重批评的是理学之“理”字,认为宋儒所说的“理”字,在先秦诸子中既不多见,也与他们所讲的“理”字意思相差很大,且不合乎先秦时期儒家经文和孔孟思想。例如,傅山说:“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在研读《老子》《庄子》文本时,他常常说没有“理”字,没有“性”字;《庄子》个别文本中虽有“理”字,绝不作宋儒的“理”字看,“庄子,学老者也,而用理字皆率而不甚著意”。在研究《老子》时,傅山说:“《老子》八十一章绝无‘理’字,何也?妙哉!无‘理’字,所以为《道经》。即道亦强名之矣,况理乎!”通过对《庄子》文本中“理”字的考察,傅山得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论:宋儒所讲的“理”正是庄子所讲的大骨头——“《老子》八十一章无理,而《庄子》有理。《庄子》之理,始于庖丁之解牛,曰:‘依乎天理,披(当为‘批’字,引者注)大郤,导大窾,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觚乎。’故善言理者,莫妙于《庄子》。世儒之理,则正所谓觚也,于刀则割,则折,高者良庖而已,下则族庖也。”傅山将宋儒程朱一系的理学之“理”看成是一个令刀刃折锋的大骨头,实际上是说,程朱理学之“理”,在理论上是一个“无理”的大疙瘩,充满着非理的成分。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庄子》文本三十三篇,每篇傅山都统计了字数,可见他对《庄子》一书研读之细心。

 

由上所引的文字可以看到,傅山对于经学典型形态理学的批评,其所使用的学术方法,就是他所擅长的字义史(概念史、观念史)的考察。由于他的思想兴奋点在于对理学展开批判,故处处刻意寻找“理”字来做文章。我们知道,《庄子》“内七篇”其实也没有“良知”二字,不仅“内七篇”没有,《庄子》三十三篇、《老子》八十一章中均无“良知”二字。傅山为什么没有特别提出来呢?原因在于,反程朱理学的学术立场,先在地规定了傅山研读老庄思想的学术视野。这样一个隐约在场的反理学思想,成为傅山研究老庄思想的“前理解”,既显示了傅山老庄思想研究的独特性,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傅山研究老子、庄子的思想视野。再者,傅山用历史还原主义方法批评“理”学,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能真正驳倒理学。古人没有讲过的,后人难道就不可以讲吗?因此,字义、观念的历史还原方法,在反对理学的理论失误时,虽然是一种可用的方法,但并不见得是一种有力且有效的方法。

 

通过对傅山诸子学,特别是他研究老庄思想态度的考察,我们发现,傅山实际上只是借诸子之思想来批评理学化的经学之僵化与狭隘,有极强的思想创新意识,但就诸子学本身而言,尚不是真正的诸子学研究。因为在傅山眼中,诸子文章与思想只是一种批判工具,并未将其作为一个思想的整体来研究。在经子关系论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以子证经、以子补经,还是以子驳经,这些对待诸子学的态度,在学术方向与目的上虽有差异,然而将诸子学作为一种工具,则是相同的。将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是晚清以后伴随着经学的彻底衰落才出现的一种学术现象。

 

(本文系贵州孔学堂2019年国学单列的重大课题“经子关系研究”(19GZGX0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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