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协和万邦的民族观

作者：刘文剑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1期

华夏族自起源始便是由多邦族、多文化融合而来，这就难怪乎华夏族自古对民族关系抱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血与火的战斗并没有让华夏族得出对抗冲突、以暴制暴的历史结论，而是在开放、包容的态度下，融合、交流的历史习惯中，得出了另一种处理民族关系更为有效的方法。作为三代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对此做过总结，形成了协和万邦的民族观。

一、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礼乐文化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就已存在着华夏及夷蛮戎狄五大民族集团。孔子的民族观首先回答的是“华夷之辨”，这也是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他在民族观上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就文化方面论夷夏，他把当时人们区分民族界限的心理、语言、礼俗、服饰等标志，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所以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这是因为整个华夏民族毕竟还是长期受周文化的熏陶，是文明水平高于夷狄的礼义之邦。

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首要标准，而不是种族或血缘。华夏族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而其中又有一部分分化出去融入其他民族。《史记》载夏、商、周、楚、秦、赵及姜姓诸侯，都有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情况，说明不同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个民族之间在血缘或种族上已没有绝对的界限。不管地理位置如何、血统怎样，只要接受先进文化，就是华夏族；反之，就是夷狄。正如韩愈在《原道》中的评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画像

孔子用文化区分民族的思想，不重视血缘上的差异，克服了种族主义倾向。这使以后的统治者在推行民族政策时，不搞种族隔离。对于少数民族，不是采取军事征服、血缘灭绝的民族政策，而是用先进文化吸引他们，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前来归附。这对我们今天多民族大团结大繁荣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四海一家

孔子以文化作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并承认诸夏之文化先进于夷狄之文化，但这并不代表孔子歧视少数民族，相反，他完全不抱民族偏见，绝无歧视边远地区后进民族的沙文主义情愫，其根源在于他那四海一家天下同气的仁者襟怀。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述：“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子是上古时期东夷族少昊氏的后裔，孔子见其来鲁而前去问学，可见他所倡导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包括异族学者。同时，孔子认为，郯子所讲的内容其实是失传的“官学”，仍属华夏文化一脉。所以孔子反复教导他的弟子，对待夷狄蛮貊，也要充分尊重礼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因此他们宣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吕氏春秋·贵公》记载：“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可见孔子有意否定春秋诸国的此疆彼界而保持一种“天下人”的超越态度，绝不将他国异族看作化外异教贱类而歧视虐杀，这也便是后世儒家那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人和谐境界。

少昊画像

三、处理民族矛盾的方法——以文化成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诸夏和夷狄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是难免的。所以春秋时期，各个诸侯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意在掠夺人口、侵占土地。

孔子对这种血与火的战斗是坚决反对的。针对民族矛盾，孔子主张以文化成：“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句话是孔子民族政策的最好阐释。《论语·子路》亦云：“子曰：‘近者说，远者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里的“远人”“四方之民”，无疑包括了甚至主要是指华夏之外的夷狄之民。孔子并不主张用对抗来解决冲突，也反对暴力征服，而是倡导通过华夏国家内部的“修文德”“好礼”“好义”“好信”等，来吸引夷狄之人的主动归附。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即使不宣扬也会有很多人因仰慕、憧憬而来投奔。对于四方归附之民要“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妥善地加以安顿，给他们土地等生产资料，尽量减轻赋税，使他们尽快富裕起来，坚定他们在中原的生活信心，并用先进的华夏礼义文明来感染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华夏族的一员。这也与传统的“安迩民，徕远人”的政治理想相合。

“修文德以来之”，寥寥数字，却包含了孔子处理民族关系的几个核心要素：开放、包容、自信、和平以及道德。其中，道德是根本，因为如果没有道德，就不会有自信，没有民族自信，很难去开放和包容，更不要说和平了。后世的中国执行了孔子处理民族关系的理念，用文化的、和平的方式，开放的、包容的态度去处理民族问题，而不是歧视和暴力。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在历史上，不用强制手段而使落后民族接受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实现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仍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象。孔子协和万邦的民族观在历史上就发挥了这种进步作用：一方面，它使少数民族文明水平迅速提高，加速了他们社会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又使华夏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兼容并蓄、荟萃精华的开放性特点，可以与其他民族在血统上、文化上相互吸收补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可以说，孔子的民族观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作者简介：

刘文剑，山东胶南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伦理学、先秦儒学研究。在《光明日报》《齐鲁学刊》等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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