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有寸进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吴钩《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研究者一般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评估一个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代际收入弹性”最高为1，指子代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父代；“代际收入弹性”最低为0，指子代与父代的经济地位完全不相关。“代际收入弹性”为0，必定是急剧变动的乱世；“代际收入弹性”为1，则必是死寂、凝固的社会，两者皆不可欲。正常社会的“代际收入弹性”一般都处于0与1之间，数值越小，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反之，则说明阶层固化程度越高。

如果用“代际收入弹性”衡量宋代社会，我们会得出一个怎样的印象呢？宋人自己说：“贫富无定势”，“富贵盛衰，更迭不常”，“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可见宋代的“代际收入弹性”应该不会很高。不过，宋代社会也存在着很多才俊辈出、薪火相承的百年望族，“代际收入弹性”不会很低。今天我想跟你说的便是其中一个百年望族——河南吕氏。

这个家族在北宋时期诞生了四位宰相：吕蒙正为太宗朝与真宗朝的宰相，吕夷简（吕蒙正之侄）是仁宗朝的宰相，吕公弼（吕夷简之子）是英宗朝的副枢密使、神宗朝的枢密使（相当于副宰相），吕公著（吕公弼之弟）也是神宗朝的枢密使，还是哲宗朝的宰相（以后我们还会讲到吕公著的故事）。此外，吕好问（吕公著之孙）是高宗朝的尚书右丞，也属于执政官。所以南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中大发感慨：本朝吕氏一家“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元人修《宋史·吕夷简传》，也说：“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

不过南宋时，吕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已不复显赫，但吕家又在文学与学术上延续了家族的荣耀，如吕好问之子吕本中是南宋前期的著名诗人；吕本中的侄孙吕祖谦是南宋中期的著名学者。从吕蒙正拜相至吕祖谦逝世，大约是两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河南吕氏家族在政治或文化领域至少引领了两百年风骚。非常不简单。

有意思的是，吕氏家族荣耀的开创者——吕蒙正未达之时，却是一名寄人篱下的穷孩子，换成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他能凭着后天的努力登上相位，改变自己以及家族的命运，本身便反映了宋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如果你对传统戏曲略有了解，应该听说过一个很有名的剧目“寒窑记”。相传南宋时南戏便有《寒窑记》，元代的王实甫将其改编成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明代文人王錂又改编成传奇《彩楼记》，现在的川剧、京剧、秦腔均保留有“寒窑记”剧目。

“寒窑记”的主角正是吕蒙正，说的是吕蒙正年轻时，因为一贫如洗，与好友寇准同在“洛阳城外破瓦窑中居止”。一日，二人听说洛阳城的刘员外家“结起彩楼，要招女婿”，便结伴前去看热闹，心想“等他家招了良婿之时，咱二人写一篇庆贺新婿的诗章，他家必不虚负了咱，但得些小钱钞，就是咱一二日的盘缠”。谁知刘员外的女儿刘月娥对吕蒙正一见倾心，将绣球抛入吕蒙正的怀里。刘员外见吕蒙正是个居住在破窑里的穷书生，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打算“与他些钱钞，打发回去罢”。但刘月娥心有所属，说，“父亲，您孩儿情愿跟将他去。”刘员外苦口相劝，女儿却心意已决，最后刘员外一怒之下，将女儿赶至吕蒙正的破瓦窑。

当然，戏曲故事不可当真，“寒窑记”其实是民间文人编造出来的，历史上的吕蒙正并未娶过刘姓女子，据富弼《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吕蒙正“初娶宋氏，封广平县君。再娶薛氏，封谯国夫人。皆殁于公之先”。他的结发妻子姓宋，继室姓薛。

但“寒窑记”的故事也有所本。吕蒙正居住的地方，的确跟寒窑没什么区别：按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记载，少年吕蒙正“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按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的说法，“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总而言之，少年吕蒙正无家可归，居住的地方是洛阳龙门山利涉院的一处窑洞或山洞。与他一起在窑洞里读书的，是一个叫做温仲舒的朋友，而不是戏曲所说的寇准。

吕蒙正原本可以不用住窑洞，因为他的父亲吕龟图并不是穷苦平民，而是宋朝的起居郎，一个下层文官。只是这吕龟图官儿虽小，官僚的臭毛病却不小，“多内宠”，讨了几房小妾，对正室刘氏（即吕蒙正之母）极看不顺眼，之后更是以“不睦”为由，将刘氏连同吕蒙正一并赶出家门。少年吕蒙正与母亲无处投靠，“颇沦踬窘乏”，不得不寄宿于利涉院山寺的窑洞。

吕蒙正母亲姓刘，被夫家逐出门，住在窑洞，这经历与戏曲“寒窑记”中的刘月娥有几分相似，所以有人认为刘月娥的原型正是吕蒙正的母亲刘氏。

现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流行词，叫做“吃瓜群众”，用来指称看热闹的草根。被父亲遗弃的吕蒙正却连“吃瓜群众”都不如。话说有一日，他在伊水岸边赶路，正唇焦舌干呢，“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穷得连一片甜瓜（也可能是西瓜）都买不起，只好捡起别人丢弃在地的一片烂瓜皮解解渴。后来吕蒙正当了宰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不忘贫贱也”。“饐瓜”就是烂瓜片的意思。吕蒙正盖这个亭子告诫自己与家人：富贵不忘贫贱。

少年贫贱的吕蒙正后来之所以能够进入政府，并且成为政府首脑——宰相，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得益于他寒窗苦读的努力；从制度的角度而言，则应归功于当时社会存在着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这个制度化的社会上升通道，便是科举制。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汉代主要以察举制选拔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所谓察举，是说地方长官负责在辖区内发现人才并举荐给国家。但到东汉末年时，由于请托盛行，察举制已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开始改察举制为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中正官，按家世门第、道德才能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授官。但很快中正官便被世族门阀把持，“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重阶层固化。

这一等级森严的阶层固化是被科举制冲破的。科举始创于隋代，是一种跟察举不一样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从字面的含义看，“科举”是“分科举人”的意思，不过察举制也“分科举人”，汉代察举设有“孝廉”、“秀才”、“孝弟力田”、“贤良方正”诸科；而且察举制也有考试的程序，东汉时改革察举制，要求“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其实，科举制有别于察举制的关键点，并不在“分科举人”与考试，而是其开放性：察举制的选举权集中于地方长官手里，科举制则允许士子怀牒自荐、自由报考，然后以考试成绩任去留。

史有明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是在隋炀帝时代：“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当时的进士科考试要试“对策”，至于是否可以自由报考，则不得而知。唐承隋制，继续推行科举制，并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基本制度：考试一般分为“解试”与“省试”两级，解试由州郡政府主持，当地士子自由报考，考试获通过的士子取得一个“解额”，可参加中央政府举行的省试，省试及第，即具备了授官的资质。宋承唐制，但增加了殿试，仁宗朝之后，殿试一般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隋唐科举录取的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宋初取士也是每榜不过十数，宋太祖时代共开科15榜，共取进士181人、诸科168人，平均每榜取士不足24人。到了宋太宗时代，科举录取的人数扩大了10倍以上。太宗皇帝开疆拓土的能力与功绩不及乃兄宋太祖，不过他带领宋王朝完成了从“武功开国”到“文治天下”的转型。他继位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举行的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另有191人考试未及格但“赐及第”，共取士507人，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科考“扩招”。

太平兴国二年的科考，宣告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时代自此来临。

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以科举取士的时代，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

也是在太平兴国二年的科举考试中，三十四岁的吕蒙正崭露头角，夺得了殿试状元（他的叔叔吕龟祥同年进士科及第，但吕龟祥成就不大，只当过知州）。仅仅过了六年，吕蒙正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他才四十岁。有人对这位年轻的副国级很不服气，一日吕蒙正“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邪？’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之，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后，同僚还在替吕参政抱不平，说，今天就应该查查是谁说怪话。吕蒙正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问之，何损？”大家听了，都很佩服吕参政的气量，“皆服其量”。

又过了几年，端拱元年（988），宰相李昉罢相，吕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成为政府首脑——宰相。按宋朝惯例，宰相之子可以荫补为正五品的员外郎，吕蒙正拜相时不到五十岁，儿子才几岁，坚决请辞恩荫儿子五品官秩：“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我当年高中状元，第一次授官也是九品，况且天下才俊老于民间、未获朝廷赏识者不在少数，现在如果让一个刚离襁褓的小子沾宰相老子的光得到五品官秩，恐怕他无福消受，反损了他的福德。请荫补他一个九品官秩就可。其后，宰相之子仅恩荫九品“遂为定制”。

大中祥符元年（1008），吕蒙正已经致仕，闲居于洛阳。宋真宗祀汾阴，途经洛阳，专程拜访了吕家，“锡赉有加”，还问吕老先生：“卿诸子孰可用？”皇帝的言下之意，当然是表示他将会重用吕爱卿的子孙。吕蒙正却说：“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宋真宗记住了“吕夷简”这个名字。后来吕夷简果然于宋仁宗朝拜相。不过吕夷简也是科举出身，并非荫补得官。

我们不妨仿照“代际收入弹性”一词，造出一个“代际权力弹性”的概念，用来评估恩荫制与科举制。毫无疑问，恩荫制体现了一种非常高的“代际权力弹性”：一名乳臭未干的官宦子弟，可以凭着父荫获得五品官秩，十年寒窗苦读的贫家子弟听了，岂不是要哭晕在厕所？不过，吕蒙正的谦抑，毕竟降低了“代际权力弹性”。

而且，宋代的荫补官在任职、升迁诸方面都受到限制，包括不得任台谏官、两制官、史官与经筵官，有机会擢升至高层的荫补官很少见。这也是对“代际权力弹性”的控制。宋朝一些有才气、有骨气的官宦子弟，自己其实并不愿意沾老子的光，主动放弃了荫补，选择走科举考试之路，如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七岁能属文，耻以父任得官，独由乡举，第进士，授校书郎。明年，献文自荐，迁秘书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

科举则是一种“代际权力弹性”非常低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恩荫制带来的“代际权力弹性”，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在宋代，科举取士始终是主流，荫补只是一种补充性的安排。

正是有了科举制度，没有父荫可以沾光、也没有贵戚可以举荐的吕蒙正才可以通过正常的制度通道，被选拔进政府，乃至晋升为政府领袖。吕蒙正并不是特例，我们再来看看宋仁宗朝主持“庆历新政”的三位重要推手：宰相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谏官欧阳修。杜衍自幼失怙，母亲改嫁钱氏，少年时投奔母亲，却不容于继父，生活非常落魄，以帮人抄书为生；范仲淹两岁丧父，之后随母亲改嫁朱氏，读书时以稀粥为食，“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欧阳修也是四岁时失去父亲，“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家里穷得买不起纸笔，只好用荻草在地上练习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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