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是最早的教科书

作者：刘梦溪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初八日庚申

          耶稣2022年7月6日

六艺可以全提，可以合论，亦可分论。现在请合论《诗》《书》《礼》《乐》。《诗》《书》《礼》《乐》为何可以并提合论？盖缘于此四“艺”实有其特殊性。这涉及最早的学校设置何种课程的问题。我国学校起源甚早，殷商不必说，前面的夏朝甚至五帝之时，已有学校存焉。当然形成健全完整的学校建制，是在周朝。《礼记·学记》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2页）意即古时的教育是分层级的，闾里的叫“塾”，略同于后来的私塾，由做过官的人，回归闾里后每天坐于门前，而家塾就在门侧的厅堂里，是为“家有学”。按周时制度，二十五家为闾，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郑玄注谓：“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同上）“庠”指乡学。孔疏云：“凡六乡之内，州学以下皆为庠。”（同上，第1054页）而“序”，则为县以下、不超过六遂的区域所设之学。“国有学”者，依孔氏颖达的疏证，国是指天子所在的都城，以及各诸侯国的中心区域。由此可见以周朝为代表的古代教育体制，有极为完善的学校建制系统。《周礼》贾公彦疏又云：“周立太学王宫之东胶，胶之言纠也，所以纠察王事。周立小学於西郊，为有虞氏之庠制，故曰虞庠。”（《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礼记·王制》亦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礼记正义》，第370页）郑注认为：“此小学大学，殷之制。”（同上）则周之设学又是直承殷制而来。若周制，孔疏认为应是：“大学在国，小学在四郊。”（同上，第371页）

古代学校的名称和设置又不止此。《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31页）何谓“成均之法”？或者先问，何谓“成均”？郑玄引董仲舒的话为证，曰：“成均，五帝之学。”（同上）所以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写的校歌，其第二段的起句为：“国有成均，在浙之滨。”（马一浮：《浙江大学校歌》，《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8页）是以最古老的大学名谓喻示今日之大学，以明吾国重教之古老传统。至其“成均之法”，则如贾氏公彦之疏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者，是说“周人以成均学之旧法式，以立国之学内政教也”（《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831页），也是承继传统之意。马先生在所附说明中又说：“国立大学比於古之辟雍，古者飨射之礼於辟雍行之，因有燕乐歌辞。”也是引用《周礼》的典故。斯贾公彦疏又云：“五帝总名成均，当代则各有别称，谓若三代天子学，总曰辟雍，当代各有异名也。”（同上，第832页）这就是马先生又引“辟雍”的来历，则“辟雍”是为三代之学的总称。

然则古代的各级学校，都由什么人来教，又是哪些人来学呢？《白虎通》写道：“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262页）这是指比较靠下一些级次的庠序之学，师者须找那些老而有道德的人来承担。至于上层子弟，譬如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诸侯卿大夫的子弟，有个专用名称曰“国子”，就不是一般的有德行的老者能膺此任了。《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之郑司农注云：“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831页）教“国子”者，是由不仅有道德，而且通道艺的“儒”来担任。所教的内容，据《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记载，主要是“三德”和“三行”。“三德”者：“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三行”则为：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上册，第493页）虽主要是德教，这个要求可不低。国子之外的其他“民”之子弟，所学内容应大体与之相同，只是要求有高低之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其他“民”的子弟，也不是社会的劳动阶层，而是“治人”者队伍中的比较低位的一些执事者。殷周时期的教育，都是官学，绝不是面对所有人的。“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教育主张，历史上私人办学的先河是孔子所开创，孔子之前的学校，则是为有地位有身份的阶层所开设。以此在探讨三代教育之时，切不可弄错了社会历史的阶段性。

管理学校教育的专门机构，名“师氏”。《周礼·地官司徒·叙官》载：“师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依郑注，师就是“教人以道者”的称呼（同上，第313页）。看来这个机构的编制还蛮大的。问题是，与“师氏”并行的还有一个机构曰“保氏”，职能是协助师氏以教国子。而师氏和保氏上面，还有总览教育全局的的“地官司徒”，任务是统帅所属部门“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其首长则近似于主管教育的副总理。地官司徒的编制也很可观，光是教官之属就有：“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同上，第306页）这也说明盛周时期是何等重视教育。

下面来看当时的学校所学的是何种课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写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上，第499页）这是说，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教授的主要课程。当然具体所包含的内容极多。譬如礼，包括祭祀的礼仪、宴宾客的礼仪、丧礼的仪容、军旅的礼仪、朝廷举事的礼仪等，郑注将其简化为“吉凶宾军嘉”（同上，第499页）。“六艺”的“礼”最为繁杂，以致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吉凶宾军嘉”五礼只是约举而已。“乐”同样繁复之甚。主管乐的机构叫大司乐，下面执事人等一大推。教授对象为“国子”，请有道有德者担任教习。乐不单是合于乐律的好听声音，而且有教化的内涵。就是说，其中有“乐德”存焉。“乐德”体现的是中、和、祗、庸、孝、友，所采用的音乐语言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等方式（《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831-833页）。教的时候，乐和舞是结合的，教国子的舞有《云门》《大卷》《大咸》《大㲈》《大夏》《大濩》《大武》（同上，第834页）等，都是虞夏殷周的古典音乐。这里我们还需知晓，不仅乐舞是结合的，乐和礼也是结合的，不同的礼仪场合须选择不同的音乐。比如“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同上，第836页）。据传，这种“大合乐”属于六代乐，也为的是传承古乐经典。

礼和乐是“六艺”中的头两艺。后面依次为射、御、书、数。射是射箭。射箭是技能，也是武艺，也可以成为特定场合的表演项目。当王者有出入活动之时，会选拔出色的射手，在西郊虞庠学之中，举行大射之礼。配合大射，有特定的音乐，一般要演奏《王夏》和《驺虞》（同上，第851页）。《驺虞》就是《诗·召南》的最后一章：“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高亨：《诗经今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0页）这可以证明，礼乐是结合的，诗和乐也是结合的。除了大射之礼，还有著名的“乡射礼”，也是极为隆重而热闹的乡间礼仪活动，非常受民众的喜爱。《乡射礼》是“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之礼”（《仪礼注疏》[王辉点校]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州”是乡下面的设置，据《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云：“五州为乡。”（《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上册，第367页）则州属于乡没有问题。在乡射之前是“乡饮酒”，前后延续多日。对此，郑玄注、贾公彦疏的《仪礼注疏》，有专门的三章疏证此礼，读者可参看，笔者不拟多赘。但作为六艺之一的一门课程的“射”，主要是学习射箭的技能和射箭的礼仪。“御”，就是驾车，这门技能也不简单。驾车不仅需要技术，也要讲求礼仪，包括车马的仪容。“书”是识字课，因此须懂得六书，即汉字组成的规律，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直到汉以后还是这样的概括，甚至今天学习汉字，也绕不开这方面的知识。“数”则是计算课，此不多及。“六艺”的课，教“国子”如此，教“民”也是如此，这是当时共同的知识课。

孔子教弟子，也有这套作为知识课和实践课的“六艺”，但另外还有《礼》《乐》《诗》《书》《易》《春秋》的文本经典课程，也称为“六艺”。这第二套“六艺”，孔子之前就有了，当然之前不会有《春秋》，于是剩下《礼》《乐》《诗》《书》《易》“五艺”。不过《易》很特别，那是由专业人员来掌握和实施的。这就是《周礼·春官宗伯·大卜》所说的“大卜掌三兆之法”（《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中册，第921页）。值得注意的是，《周礼》尽管对以《易》法为卜的事例也讲了不少，但绝口未及此种方法是否也用来教“国子”问题。实际上，包括“三易之法”在内的“三兆之法”，直接涉及的是鬼神、祭祀等神明之事，并不用来教“国子”。所以《周礼》在胪列这一系统的各种执事编制之时，郑注或贾（公彦）疏不断注出：“列职于此。”亦即只是列出职务，并不是以《易》法来教学生。由此可以认为，孔子之前用来教国子的经典文本的“六艺”，《易》和《春秋》都可以暂时在外了。所当用的教科书是《诗》《书》《礼》《乐》四门经典。

不妨多看一些史料证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同上，第832页）贾（公彦）疏写道：“学《礼》、《乐》在瞽宗，祭《礼》先师亦在瞽宗矣。若然，则《书》在上庠，《书》之先师亦祭於上庠。其《诗》则春诵夏弦在东序，则祭亦在东序也。”（同上，第832-833页）贾君也是将《诗》《书》《礼》《乐》并提。郑康成注《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云：“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億可以为之也。”（《礼记正义》，第630页）则郑康成也是《礼》《乐》《诗》《书》齐提并论，而且区分开“先师”与“汉”的关系。孔氏颖达的疏证更为详明，兹分两段抄录如下：

凡学者，谓《礼》《乐》《诗》《书》之学，於春夏之时，所教之官各释奠於其先师。秋冬之时，所教之官亦各释奠於其先师，故云“秋冬亦如之”。犹若教《书》之官，春时於虞庠之中释奠於先代明《书》之师，四时皆然。教《礼》之官，秋时於瞽宗之中，释奠於其先代明《礼》之师，如此之类是也。

又云：

“官谓《礼》《乐》《诗》《书》之官”者，谓所教之官也。若春诵夏弦，则大师释奠也；教干戈，则小乐正、乐师等释奠也；教礼者，则执礼之官释奠也。皇氏云：“其教虽各有时，其释奠则四时各有於其学，备而行之。”引“《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礼·大司乐》文。引之者，证乐之先师也，后世释奠祭之。然则《礼》及《诗》《书》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则以为《书》《礼》之祖，后世则亦各祭於其学也，故云“此之谓先师之类也”。以大司乐掌乐，故特云“乐祖”，其馀不见者，《周礼》文不具也。云“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者，皆《汉书·儒林传》文。案《书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时博士，孝文帝时以《书》教於齐、鲁之间。《诗》有毛公者，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高堂生者，鲁人，汉兴为博士，传《礼》十七篇。《艺文志》：“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为乐官，颇能记其铿鎗鼓舞，不能言其义。”是其事也。

斯又云：

其儒林传《诗》《书》及《礼》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异也。又有传《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经唯有《诗》《书》《礼》《乐》，故不引《易》与《春秋》。云“億可以为之也”者，億是发语之声。言此等之人，后世亦可为先师也。疑而不定，故发声为億。（同上，第630页）

孔疏又是屡屡以《诗》《书》《礼》《乐》并称。而且是溯源头，连接后世。关于所引郑注说的《礼》《乐》《诗》《书》的传承情况，下面再详之。兹就孔疏最后一段先来言说。孔疏居然解释了并提《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的理由。孔氏说，所以不引《易》和《春秋》，是因为“此经唯有《诗》《书》《礼》《乐》，故不引《易》与《春秋》”。他的意思是说，所以不引，是因为《周礼·春官宗伯》这一“经”没有提到《易》和《春秋》。是啊，本人在前面论《易》时讲过了，孔子作易传之前的《易》，主要是占卜之书，那是由专业人士掌握的“秘籍”，不可能作为教学生的课本。至于《春秋》，孔子之前何来《春秋》？这就是何以最早的教科书，惟有《诗》《书》《礼》《乐》的缘故。

我们再看孔门之教。我多次说过，孔子教学生有两套“六艺”，一套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为知识课和实践课。另一套“六艺”，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文本经典课。但我想问一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可曾也教过《易》否？至少《论语》中从未提及此事。孔子是说他喜欢《易》，因读《易》，把穿《易》简的绳子都折断了好几次（“韦编三绝”），并说学《易》这件事，不能年轻时学，最好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学，就不致有大的过错了。他既有如此主张，当然不会轻易教学生了。孔子是把《易》回归为义理之学的第一人，算命打卦这些“装神弄鬼”的歪思邪行夫子最看不上眼。《论语·雍也》记载，弟子樊迟问什么是“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从让老百姓晓得道义的角度着眼，只要不亵渎鬼神就算得聪明的表现，不必为此想得太多。《论语·先进》亦载，子路问事鬼神的方法，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似乎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些不耐烦。《论语·述而》还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记载都说明孔子不想对鬼神问题作深入探究，宁可避开，也不愿给出自己进一步的看法。他的不会向学生授《易》也明矣。至于《春秋》，《论语》中确不曾有所提及。而谈《礼》说《乐》引《诗》论《书》，在《论语》里是常谈，特别讲《诗》《礼》《乐》多到不知凡几，论《书》不是太多。但《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为此持论甚坚，此不多具。

要说孔子所治学，则《诗》《书》《礼》《乐》《易》《春秋》都包括在内，但作为教弟子的教科书，只有《诗》《书》《礼》《乐》，而不包括《易》和作为文本的《春秋》，应可以肯定。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金华应氏之言曰：“《易》虽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2页上栏）按此说深获我心。晚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一章《经学开辟时代》也引金氏语，谓其说“近是而未尽”，乃有此申论：“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36-37页）又以此反证“六艺”之成典过程，但对周代学校以及孔门施教是以《诗》《书》《礼》《乐》教之说并未持反对意见。

再看战国时期诸子中的荀、墨两家持何种态度。《荀子·荣辱篇》写道：“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又说：“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68—69页）《荀子·儒效篇》又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同上，第133页）一则以“仁义之统”来概括《诗》《书》《礼》《乐》的地位，一则以为《诗》《书》《礼》《乐》是“天下之道管”，是“百王之道”的代表，其评价也至高矣。

《墨子·贵义篇》也有一段极有趣的对话：“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这段对话，在于公孟提出：既然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那他就是圣王了。既然可以当圣王，岂不是也可以当天子吗？墨子认为公孟的逻辑非常混乱，讽刺说，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就等于以年龄的大小来论富贵，似乎年龄越大就会越富有，因此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里且不说他们讨论本身的是与非，至少公孟和墨子都承认，孔子因通晓《诗》《书》《礼》《乐》，并能“详于万物”，而成为至高的圣哲。可以说在荀、墨那里，也都是以《诗》《书》《礼》《乐》四种文本经典，作为孔子所以为圣哲的标识。

太史公是在孔子之后，给予孔子最高评价的最早的历史家。《史记》给孔子以极尊崇的地位。单是列孔子于“世家”，就是破其史例之举。不仅有《孔子世家》，还有《仲尼弟子列传》，都是专门为孔子立传。《儒林传》也是以孔子为发端。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尤三致意焉，以致高调而真切地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则史迁已经是以继先圣之诗书礼乐之统自居了。这有点像孟子的豪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之后，只有司马迁敢如是宣称也。他说的不是空话，《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足可为之证实。除了一《世家》、一《列传》专为孔子而设，百三十篇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孝文本纪》《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外戚世家》《留侯世家》《伯夷列传》《留侯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伍子胥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田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计五十篇，都提到了孔子。或者引录孔子的话以为立义，或者以孔子的生平事迹记录其中，或者竟是在《太史公曰》的笔书中借孔子的言说发为感叹。孔子几乎成为史迁结构《史记》的一条引线，更不要说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的依尊了。

关于孔子和“六艺”的关系，司马迁有多种笔法。最有名的是《孔子世家》的一段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第1938页）又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第1947页）其在《滑稽列传》中亦记孔子之言曰：“六艺於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同上，第3197页）又《秦本纪》有载：“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同上，第192页）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即属于诸夏的王国，是以《诗》《书》《礼》《乐》为政本，为何还时有乱政发生。由余的意思，认为是没有真正践履，而是向《诗》《书》《礼》《乐》的反方向运行，岂有不乱之理。这且不管，从上述几段《史记》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为当时最熟悉孔子的大史学家，作为孔子的推崇者和崇仰者，他当然深知孔子所治为“六艺”之学，但在书写时，也是常常以《诗》《书》《礼》《乐》来代表孔子的思想，而略去了《易》和《春秋》。

职是之故，我的结论是，当孔子在世时作为教科书的“六艺”，只有《诗》《书》《礼》《乐》，而无《易》和《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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