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谈香港新征程发展

作者：田飞龙

来源：中评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廿三日乙亥

          耶稣2022年7月21日

田飞龙

中评社香港7月21日电（记者 林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就香港新征程中的具体发展问题给出瞭解答和建议。期间，田飞龙深入分析了“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这一重大历史论断的核心意涵，“四个必须”对“一国两制”未来在港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一国两制”香港经验对台湾方案的重要启示。同时，他也解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中香港社会应具备怎样的“两制”观，爱国者治港下的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应具备什么样的国家观和国际观，中央治港思维有何转变，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变化等问题。此外，他还就香港如何实现由治及兴、如何实现良政善治、如何解决民生难题、如何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现进程做出特殊贡献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田飞龙，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港澳基本法与涉外法治等。着有《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香港新秩序——国安与民主的双重变奏》《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等多本著作。

以下是田飞龙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的问答全文：

“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释放重大信号

中评社记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论断。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一历史论断的核心意涵？您认为，对香港未来有何深远影响？

田飞龙：习主席作出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是有背景和原因的。过去一些年，香港发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变化和制度变化，其中非常显着的方面是国家的权威和权力大大地增强；“一国两制”内部香港人原来所理解的民主传统、习惯性的自由、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感、相对内地的优越性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些巨变面前，社会上对“一国两制”50年不变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声音和信心不足的现象。因此，习主席在25周年时间节点上，提出“一国两制”长期坚持，一方面是释放了中央对“一国两制”坚定支持的信号，稳定人心；同时也在继续鼓励香港去承担联系中国内地与世界体系的枢纽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用确数如50年或50年以后，而是直接用了“长期”，这让人们对“一国两制”的坚持以及长远发展会更加有信心，也表明只要“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中央对“一国两制”的长期坚持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也注意到，他在讲话中提到“这样好的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这意味着“一国两制”会跨越50年，50年之后还会得到坚持。当然，这个坚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是一个“好制度”。它如何是一个好的制度呢？这就要坚持初心，然后在发展当中、在应对风险挑战中不断完善发展。因为僵化的制度显然不是好制度，“一国两制”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始终服务于香港繁荣稳定以及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田飞龙出席“日历上的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暨‘一国两制’知识台历编纂学术研讨会”并致辞

“一国两制”要始终表现为一个好制度，才能够长期坚持，才不会找到任何理由去做根本性的改变。这样一个内在的制度逻辑，通过此次讲话清晰地展现给了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这样的论断不仅能够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而且对于香港承担在十四五规划中的“八大中心”功能，对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对于全球投资者与中国市场的互联互通都是重大利好消息。

“四个必须”体现法理和法治思想高度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经验和启示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并提出了“四个必须”，您认为这“四个必须”对“一国两制”未来在港实践有何重要指导意义？

田飞龙：四个必须是习主席在十八大以来持续思考、指导中央治港以及香港发展过程中，不断提炼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经验。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法理体系，四个必须有统筹兼顾、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而有效展开，这样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才能够建立健全、行稳致远。这四个必须有一些是以前政策论述当中已经提过的，也有一些很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法理和法治思想高度，习主席对“一国两制”规律的准确把握。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突出“一国”的权威性。在以往处理“一国”和“两制”关系中比较疏于表达或是不够聚焦，而这一次则突出“一国”的中心地位和聚焦性。习主席讲到“一国两制”方针中，“一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最高原则，基于这个最高原则：一方面可以解释和正当化十八大以来中央积极有为治理香港的一切决策和立法；另一方面也能够矫正“一国两制”法理体系当中偏重“两制”而疏于“一国”的偏颇，为“一国两制”未来发展确立正确的法理指导原则。

习主席在第二个必须里提到，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就是“两权结合论”。“一国两制”要想健全，要想达到良政善治，就要善于将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此次论述中还具体突出了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源头，这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在宪法、基本法构成的宪制秩序中各尽其职、相互配合，共同承担起治港的重任。

第三个必须讲到落实爱国者治港。那么，爱国者治港在法治意义上有何功能？它实际上是作为香港高度自治权如何自我构成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即基于授权而产生的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体系，其运行是有一个规范边界或是要求的，那就是要落实爱国者治港。如果香港的自治权任何一个分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不能够落实爱国者治港，就会偏离“一国两制”的轨道，造成香港管治权的变形走样或者说不安全。因此，爱国者治港用来指导高度自治权构成运作，而且还会深刻影响到香港未来管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变革。

第四个必须指向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这是“一国两制”能够发挥其服务香港、服务国家战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所以，任何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决策、立法和改革都始终有一个测试的标准和出发点，即它是否有助于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如果是要削弱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相应的改革就不符合“一国两制”的要求。因此，这个也是对中央管治权和香港自治权提的一个约束性条件。

田飞龙出席第二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

“一国两制”关系和观念要正本清源

中评社记者：长期以来，香港社会一直存在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主从关系认知混淆。您认为，在牢固树立“一国”原则之后，今后应该如何平衡“两制”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地改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是吸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旧制度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香港应该树立一个怎样的“两制”观？

田飞龙：“一国两制”以往分开来讲比较多，特别是在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范畴习惯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是优越、进步和需要被维持、被学习的，而内地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局限的、不够现代化的，是需要改革开放，对标香港进行针对性改变的。因此，“一国两制”长期给人的一个感受或者心理暗示就是“两制”中，香港“一制”优越，而内地“一制”不优越。在这样的认知下，就会产生一种对“一国两制”整体及其发展趋势的误解、误判，就会误以为“一国两制”的走向是大陆的“香港化”。甚至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引导中国内地走向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显然是完全不符合“一国两制”初衷的。因为邓小平先生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明确讲到“一国两制”50年不变，最重要的不变就是社会主义主体制度不变，因此“一国”和“两制”之间的主从、源流关系必须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习主席在此次讲话中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在第一个必须中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是一国核心的法权要素，香港社会必须要尊重和维护。这实际上是对“一国两制”中以前一些模糊的错误观点加以批驳，澄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本体性。过去，香港长期存在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二元对立，他们爱文化中国、不爱政治中国。同时，也有民主中国论，他们爱中国是为了将来中国民主化，如果不是民主中国就不爱。这些政治思潮和言论，其实长期影响到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以及爱国爱港社会政治基础的巩固。此外，还有香港一些团体和个人提出的民主反共论，民主是为了反共，反共是为了追求民主。这些其实不符合“一国两制”初衷和基本原则。因为“一国两制”的一国部分，是中国宪法界定的具体的“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依据宪法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爱国和尊重党的领导在中国宪法上是一体的，在“一国两制”范畴也是一体的。讲清楚这些法理的内在逻辑之后，香港社会以往一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话术、政治运动中的歪理邪说就可以进一步被清理了，而爱国者治港社会共识和社会政治基础就可以得到系统性的修复和巩固，这对于“一国两制”的正本清源和行稳致远非常关键。

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多方面展现，特别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球治理和人类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已经不是这个全球规则体系的简单参与者，而是变成了规则体系的维护者甚至是制定者。随着这个角色的转换，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些观念、制度、政策要素是完全有资格名正言顺地输入到香港的“一制”中，用来检讨、克服和解决香港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一些矛盾缺陷，包括社会公平问题、住房问题、青年发展问题、爱国认同问题，甚至是疫情防控等。其实，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制度都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注意到，近期在新一届特区政府领导下也开始研究借鉴内地健康码的方法。这背后其实能够反映出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开始正面积极地理解社会主义“一制”的优越性和治理成效，并且结合香港的实际作出一些引入和借鉴。

我认为，这是“一国两制”关系里非常重要的观念革命。“两制”里面不再人为地假定香港“一制”就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认知两制的差异，然后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灵活选择两制当中合理的要素。香港的制度元素好，内地可以学习；内地的制度元素好，香港也可以学习。这就推动了“一国两制”走向内部良性互动、深度交流和学习的新阶段，而不是以往那种井水不犯河水、心理对抗、制度阻隔的那个阶段。这种新阶段或新时代的两制观，牢牢立足于“一国”的框架，然后实事求是地去分析、运用两制的求同存异，从而共同促进良性发展，这对香港、对国家的发展都会更加有利。

田飞龙出席“重启23条立法---健全国安法网学术座谈会”

“一国两制”香港经验对台湾方案有三点重要启示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一国两制”在港25年的实践经验，为下一步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带来哪些重要启示？

田飞龙：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国两制”是国家决策，覆盖到港澳台三地，所以它的专利或是版权属于中央。港澳是个试验田，其中最有原创性和挑战性的是香港这块试验田。

香港回归25周年的经验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思考非常关键。“一国两制”是一个新事物，需要在探索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所以25年的经验有正面也有负面。从主要经验面向来看，对台湾方案的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高度突出“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在做方案设计时要将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放在首位作为最高原则，这是习主席总结香港25年经验得出来的，也可以应用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因为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最高原则，就不会出现对地方过度授权以及中央管治权太过节制的不予行使，否则不利于“一国两制”成为一个有机的制度整体，也不利于国家必要的权威和权力在地方扎根，更不利于地方产生国家基本认同和支持。因此，一国的法理权威和制度性权力，必须要做到周全的谋划和配置，这样“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二是要将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面管治，与地方的高度自治以及地方所承担的国际角色有机结合。“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在满足维护国家主权条件下可以充分灵活化，以保障和促进地方已有的地位和优势作为一个制度评判的标准。同样，台湾方案也要以保障台湾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制度的设计可以充分灵活，根据台湾所具有的优势，如在国际产业链、“一带一路”贸易体系以及一些核心产业、文化交流功能等方面，可以在授予自治权上做相应的设计和保障，这样更能符合“一国两制”的制度智慧，以及所追求的立体功能。

三是人心回归要久久为功，而且要尽早入手，不能拖延到后面。人心涉及到教育，教育是源头；涉及到青年，要抓好下一代；涉及到社会公平分配，因为一项社会制度或是一种治理体系如果不能对最不利者提供改进的制度安排，这个社会就会分裂对立、产生冲突、产生暴乱，这是全世界普遍的规律。因此，人心的回归要从教育、青年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些主要方面来做周全的方案思考。台湾原有的制度有助于这些目标实现的要保留，不利的要去除，而有些新的制度则要订立，以便确保方案本身要比香港经验更加系统化，更能够切合台湾实际需要，台湾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需要，以及台湾融入国家大局的需要。台湾方案要在香港经验基础上做一些增量性的建构，以便“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更加科学，更加能够回应各方的关切诉求，也更加能够接地气，然后行稳致远。

田飞龙在香港中评社总部会议室旧照

四点希望可以作为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目标

中评社记者：当前，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习主席提出了四点希望。您认为，新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如何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四点希望？站在新的出发点上，您对香港如何实现由治及兴有何建议？

田飞龙：习主席这一次讲话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对25周年“一国两制”香港经验进行最权威的总结；另外一个功能是以国家主席身份在就职典礼上对特区政府新一届官员现场指导，四点希望反映了国家主席对香港监督指导的宪制性功能。我认为，四点希望可以作为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有重点依法施政最权威的参考框架。这四点希望前后是有逻辑关系的，把治理、发展、民生以及社会稳定都包括在里面了。

第一点讲到的是提高治理水平。这是爱国者治港的深层次目标。爱国者治港基本目标是实现管治者的忠诚，如果不爱国就不能够进入管治架构，这一点通过选举制度改革以及三场全港性选举，并且通过对特区官员提出爱国者要求已经基本实现了。可以说，这一届特区政府就爱国成色上而言显然是最高的，但他们能否贤能有为？他们占据更多的席位以及权力岗位，能否比以往特区政府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考验。习主席在讲治理水平部分其实微言大义地提出了特区政府如何组织自己的班子、如何监督学习、如何提升国家视野和国际视野，如何塑造成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改变管治哲学、服务香港、服务国家。这是特区政府的必修课，也是一个硬门槛。做得好会继续得到市民和中央的信任，做不好就要能上能下，贤能者上、非贤能者下，这将会成为香港管治者面临的一个常态化考验机制。

对香港来说，发展始终是硬道理。过去十年社会的冲突、新冠疫情影响，再迭加中美冲突对香港的连锁波及效应，香港确实错失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包括大湾区战略中香港融入发展也有一些欠缺的功课。因此，在融合发展和新的全球化发展双重维度中，如何展现香港的地位和优势，转化香港的产能和动能，是特区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特区政府必须要跟产业界以及社会民众同心同德，去寻找香港再出发的一个发展大计。其中，我认为，新发展的指导性框架是十四五规划的八大中心，它的重要抓手是北部都会区创新科技产业的新兴发展。这背后需要的动能或是有利背景，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框架，尤其是从去年以来推出的三个引擎性方案：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要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利用好北部都会区、利用好爱国者治港，形成以结果为目标的新的一种管治哲学和管治风格，来促进香港新一轮的发展。

关于排解民生忧难这一点，既是人心回归工程，也是社会正义工程。这对李家超政府来说，是必须要立即着手去做的。至于如何破局、如何通过民生来凝聚民众信心，凝聚民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信任与认同，是必须要交出的答卷。

最后一个希望是社会和谐稳定，实际上是社会和解与团结。就是你所有美好的目标都需要人心齐整、人心团结。这个是针对当前香港社会经历了很多冲突和事件之后，导致社会群体有所撕裂，人们经常表现出迷茫，移民现象也提示了这样一种危险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否实现和解和团结，是对新一届政府很大的挑战。但和解不等于放弃法治原则进行无条件的赦免。

我认为，这四点希望都可以展开作为特区政府非常具体的施政纲领和目标，要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有为方式去制定政策并且有效执行。另外，在新的出发点上，香港要实现由治及兴就要背靠祖国的优势，利用好融入发展的机遇，激发香港社会团结力和创造力，从过去的过度政治化陷阱中走出来，整个社会矫正价值观，建立社会性和制度性信任。从目前条件看来，香港由治及兴还是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和前景的。

田飞龙接受新闻联播采访

中央治港思维发生阶段性变化

中评社记者：我们注意到，相比五年前，习主席对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不仅篇幅更大，而且更加明确。您如何看待中央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加强指导性？您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央在治港思维上的转变？

田飞龙：中央治港思维确实是有了阶段性变化，从原来的井水不犯河水，到后来的有所作为，到现在的积极作为。这个阶段性变化也反映了中央对于在“一国两制”中应当承担何种角色、作用，有了更加科学完整的认知。特别是习主席在四个必须中提到全面管治权要和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就能理解中央为何会对特区政府提出这么细致而且直接可用的指导意见了。这些年“一国两制”制度的内涵以及法理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特区政府来说短时间内适应和运用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客观上也需要中央进行持续性的指导。

习主席的指导是一个来自最高领导人的示范性指导，中央涉港部门还应当在今后特区政府的工作中保持一个持续性指导，以便特区政府能够准确地理解和运用“一国两制”来实现香港的良政善治。

田飞龙参加国新办组织的涉港问题记者会

管治者忠诚度和能力是香港良政善治关键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寄希望于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在您的观察看来，过去25年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您认为，香港要实现良政善治，特区政府应从哪些方面努力？

田飞龙：香港回归25年政府管治长时间出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管治者忠诚长期存在赤字、有欠账，也就是爱国者治港没有落到实处，导致特区政府里有很多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三心二意或是两面派。这使得回归以来无论是政治问题的处理，还是政策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处理都存在很多欠账，社会越来越冲突撕裂，政府施政的效能低下，该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然后横生枝节、内耗严重。管治者不够忠诚也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一国两制”在全面准确实施上留下了很多欠账功课；二是因为社会民怨沸腾、无法得到有效回应和解决，导致社会运动越来越激进，制度性的信任越来越走低。

另一方面是管治者的能力问题。能力问题有两个核心指标：一是素质或是知识视野，二是主观态度或是责任伦理。对于特区政府很多高官而言，习惯于接受港英公务员的消极管理模式，就是说打好一份工，只要符合法律规定要求就可以，不会积极地去面对危机、作出决断，然后制定政策进行执行。同时，他们在知识视野上也过多的局限于香港本地，以及他们所理解和习惯的西方政治理论和行政理论，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政治行政的文化、习惯、制度以及如何跟国家打交道，如何理解国家战略，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关系，缺乏一种知识上有效的把握和转化，常常显得跟不上国家节奏，丧失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机遇。以上这两个方面是香港回归以来管治上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大的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内部的混乱，而且政府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也会形成对国家的疏离，甚至出现一种本土分离主义倾向，这都有政府管治责任在里面。

至于如何实现良政善治，第一是要确保爱国者治港落到实处，管治者忠诚要基本实现，而且要在制度上持续性保障；第二是要着力全方位提升管治者的能力，包括其知识视野、责任担当意识。这方面显然要在招录公务员的时候，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国家知识水平。同时，要增加一些香港公务员来内地进行交流挂职或是培养课程，让他们善于从完整的“一国两制”来认知香港，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香港的视野。我也注意到特区政府已经开展了一些有关工作，但覆盖面应该更宽一点，有关课程培训项目也可以更加深入一点以保证切实产生成效。

田飞龙

解决民生问题官民互信、社会团结也能连带解决

中评社记者：过去25年，虽然香港经济保持繁荣稳定，但民生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始终悬而未决。习主席也提出要切实排解民生忧难，您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如何解决民生难题有何建议？

田飞龙：民生难题是全世界尤其资本主义发达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贫富分化会不断加大，少部分富人和大部分贫困民众共处一个体制之下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严格来讲属于阶级矛盾。毕竟社会主义是“一国两制”的主体制度，政府要承担解决民生疾苦的责任。这在“一国两制”下的内地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去排解民生忧难。我觉得在政治文化上的转变已经基本完成，这些年不断通过中央对特区政府的指导，包括有些中央领导人直接提出香港住房问题、青年发展问题等。来自中央的监督指导意见，可以推动特区政府转变其管治思维，催生其责任感与行动力。

对新一届特区政府而言，民生议题在竞选纲领中非常突出，民生答卷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期待。这种普遍期待必须转化为特区政府优先交出的施政答卷，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和合法性才能得到确认和增强。实际上，以往的一些思路和政策还是有效的，只不过在执行中打了折扣，有了很多阻力。新一届特区政府要排除这些困难，真正做到以结果为目标，然后逐项解决、早期收获，让民众切切实实地看到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效、政府的决心，以及要建立他们期望和希望的具体框架，这样民生问题就能一步步得到解决。经由民生问题的解决，官民之间的互信、社会团结就能连带得到解决。

田飞龙

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新政表现已有新意

中评社记者：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已经上任半个多月，您对他们这段时间来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观察？

田飞龙：我觉得半个月的新政已经有一些新意了。首先，特区政府能够将自己的聚焦点放在民众关切的事项上，比如在疫情防控和通关上，明显可以看到新一届特区政府开始研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管控本地疫情、探讨通关方案。通关问题实际上和民生问题的解决也有关系，不能通关已经累及了香港很多人的日常生计、生活愿景，还有融入大湾区所带来的希望和收益，因此通关也变成了民生工程的一部分，特区政府推动控制疫情和通关是做对了方向。

其次，特区政府在有关不同议题之间的处理先后顺序上也能够有合理的理解和安排。比如在23条立法上，李家超理解到立法会影响到香港与国家关系、香港民众的安全感和自由权利，以及香港与国际之间的关系，所以表现出了谨慎立法的态度，然后研究如何使这部法律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适时地推出。这是非常谨慎的，兼顾了安全法治的建设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国际联系之间的关系。这已经显示出特区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具备了一定的国家视野和国际视野。

再者，爱国者治港开始在政府的指导和推动下，得到香港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从历史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有序展开，可以看到特区政府也很重视爱国者治港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打造。在这方面稳扎稳打地推动下去，由治及兴的内功会练得比较好，基础会比较扎实，不至于因为推动单一目标而导致系统性失衡，显示出新一届特区政府重点突出、稳健有为的特点。

田飞龙

行政立法关系不能祗有和谐必须要做到配合和制衡相统一、相结合

中评社记者：立法会日前举行首次“前厅交流会”，特首李家超率领6名正副司长以及特首办主任与一众议员会面。您如何看待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变化？

田飞龙：新选制下立法会变成爱国者立法会，特区政府变成了爱国者特区政府，因此一群共同的爱国者之间如何依据基本法分担立法和行政的职能，这是一个新课题。之前的立法会和特区政府的关系不是这样的，而是陷入了一种恶意拉布造成的对抗旋涡和僵局，现在的行政立法关系理顺了，变成良性的，立法会积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但同时也对立法会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立法会如何增强对政府的监督能力？如何在监督政府以及制定政策的时候体现专业性与政策水准？

行政立法关系不能祗有和谐、一团和气的一面，它还需要依据基本法各司其职的另一面。要显示出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因为立法代表民意，有民主基础、民主代议的宪制性功能。这些实质性的方面包括新立法会议事能力、监督能力，以及赢得社会民众关注和信任的能力，要逐步地去形成。新的立法行政关系必须是双向的，既有配合又有制衡，不能只讲配合、不讲制衡，只讲配合就变成了橡皮图章，会丧失基本法所授予的宪制性功能。香港立法会也会失去民心。因此，行政立法关系必须做到配合和制衡相统一、相结合。

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国家观和国际观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在希望中提出，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您认为，爱国者治港下的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国家观和国际观？

田飞龙：国家观问题在习主席讲的四个必须中的前两个比较突出显示出来，国家观就是要理解到“一国两制”是以国家为本的国家顶层战略和顶层决策，认识到“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是国家对地方高度自治授权与地方对国家持续贡献的理性结合。在这样一种国家理性的公式中去理解“一国两制”、理解香港角色，就有了一个基本正确的国家观。如果要有更高的国家观，就要从国家历史政治体制以及战略的角度形成一个完备的国家知识体系。

国际观就是要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以及香港归属有清晰的定位。一方面，香港当然是国际化大都市，联通国家与西方的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自身内涵，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所以对大湾区、一带一路要积极理解和参与，要对西方体系的霸权性质、价值观的偏颇有一定批判视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平衡的国际观。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关键在地产霸权和产业改革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表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您认为，下一步香港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田飞龙：我认为，这其实是对香港社会改革发展的指导和期待。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香港地产霸权对住房正义、社会分配的捆绑，这个必须要进行松绑并且进行问题的解决，用社会正义回击地产霸权，推动特区政府对社会分配承担更加积极、有效的责任。

二是产业改革。目前香港社会产业体系不够完整，而且产业转型升级也遇到了困境，长期依靠金融业等一些少数产业来支撑，使得香港竞争力和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受益面变窄、变弱。因此，产业政策上要突围、突破，要打破既有产业利益的一些束缚，那就要形成新的产业抓手。新的产业抓手非常突出的一个领域就是创新科技，要通过整个创新科技的新兴发展来激活香港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培养一大批人才、吸引一大批人才，形成一大批优质的高科技企业，然后通过创新科技产业对接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形成香港新的增长优势。

香港越能为民族复兴做贡献“一国两制”越有活力、越不会变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在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您认为，香港未来应该如何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做出特殊的贡献？

田飞龙：这其实就是在讲国家所需、香港所长。香港所长的部分是容易去理解和寻找的。去年9月份特区政府发布了回归以来第一份香港营商环境报告，里面讲到香港三层次优势：固有优势、法治优势和背靠国家的优势。

从中央规划文件角度来讲，十四五规划所列出的八大中心定位也包含了香港的固有优势和新发展优势。这个时候从中央到特区政府层面就要进行对标性地谋篇布局，即如何把这些独特优势和地位保持好，用香港的优势和地位去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事业，这就非常经典地诠释了“一国两制”的内在逻辑。

通过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来持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而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现在被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概念叫“民族复兴”。香港的“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如何服务民族复兴，这也是习主席七一讲话落脚之处提出的一个定位和期待：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放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去定位、去发展。所以，香港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还要想着如何为民族复兴做贡献。香港越能够用自己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为民族复兴做贡献，香港“一国两制”就越具有正当性，越能够充满活力，“一国两制”长期坚持不变也就具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本专访为香港回归25周年系列深度专访之一，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