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怀信】孔子与周文化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2-07-23 18:02:40
标签:周文化、孔子

孔子与周文化

作者:黄怀信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2期

 

关于孔子文化的渊源,很少有人细究。即或有究,最多也只是说他“学无常师”。事实究竟如何?搞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拟从孔子对文武之道的熟悉与崇敬,孔子诸思想概念和主张与文、武、周公的关系等两方面,对之略作考察。

 

 

关于孔子“学无常师”说,最早出于《论语》。《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在子贡看来,孔子学无常师,虽然学无常师,但所学无不来自“文武之道”。《孔子家语·观乡射》记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可见孔子确实讲究“文武之道”。所以,子贡所言当非虚造。而所谓“文武之道”,自然就是周道,就是周文化。所以《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篇记季桓子问礼,孔子曰:“同姓为宗,有合族之义,故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文武之道又称“周道”。可见孔子对周道即周文化之熟知。

 

孔子之所以熟知并喜欢周文化或“文武之道”,首先是因为他崇敬其人。《论语·子罕》载:“子畏(围)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可见孔子把文王看作文化的化身。《论语·子路》篇载,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其“善人”,亦指文王。又《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篇载宰我问鬼神之事,孔子曰:“……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则必哀,称讳则如见亲,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见亲之所爱。祭欲见亲之颜色者,其唯文王与!《诗》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则文王之谓与!祭之明日,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敬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为能得之矣。”可见其对文王之敬重。《孔子家语·致思》篇载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太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不仅赞美文王、武王,而且连及周公。《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亦以文、武、周公连言。

 

 

 

《孔氏家语》书影

 

孔子对武王及武王之道的崇敬,还体现在《论语》之中。如《论语·尧曰》所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据《尚书》可知其本为武王之言,而这里乃为孔子所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亦是孔子所述武王灭商以后在商地行政的措施与结果;“所重:民、食、丧、祭”,完全是指武王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也是对武王行事的总结。可见孔子对武王亦很崇敬。齐太史子与称孔子“宪章文武”(《孔子家语·本姓解》),看来是真实的。

 

正因为孔子尊崇并“宪章”文武,所以他甚至认为“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孔子家语·五刑解》),把诬文武作为仅次于逆天地之大罪,可见文武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而孔子对周公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他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以下所引《论语》只注篇名)说明在其未衰以前,经常梦见周公。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经常梦见周公,说明他心里经常想着周公、思慕周公。为什么想着周公、思慕周公?原因不难知道:因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而礼乐则正是周文化的象征。可见实质还是周文化。

 

孔子为什么热衷于周文化?原因之一,如他自己所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郁郁乎“文”哉,本身就具有文化的特质。所以,他首先把自己打造成“文”的化身。“子畏(围)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即使孔子平时比较谦虚,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但在这时候,也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承认自己为天下之“文”的化身,而且明确指出其“文”为文王既没之文。可见他完全把自己看成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者。原因之二,是敬重周人之德。《论语·泰伯》载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就是对周人之德的赞美。而这里的周人,显然是指文王。《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表现了对周人之德的向往与追求。

 

 

 

周文王画像

 

另外,《孔丛子·论书》载孟懿子问:“《书》曰‘钦四邻’,何谓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周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侮,谓之四邻,以免乎牖里之害。”又载齐景公问孔子曰:“《周书》所谓‘明德慎罚’,陈子明德也。罚人而有辞,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卫,统三监之地,命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诰》焉,称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诫之文。其书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明确讲“文王之德”。《论书》又载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更明确提到“周公之德”。可见孔子确实敬重周人之德。

 

正因为孔子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者,敬重文武之道和周人之德,所以他始终不忘创导礼乐,宣传道德,并把创建西周式的文明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其为东周,就是要在东方建立一个“周”,而这个“周”,自然只能是文化面貌上的相似。可见孔子最终的追求是建立蕴含周文化的社会。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因为在当时,周文化最为“郁郁”。

 

 

关于孔子创导礼乐,宣传道德,重视并提倡仁、义、智、勇、孝、悌等,充塞于《论语》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具体到各个道德概念与思想主张,似乎也无不可以在文、武、周公那里找到源头。比如“仁”:《尚书·泰誓中》载武王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武成》记武王曰“予小子既获仁人”;《逸周书·文酌解》记文王“七信(慎)”有“仁之慎散”;《文儆解》记文王告太子发“利维生痛(同),痛(同)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文政解》述文王之政“昭九行”,第一即为“仁”;《酆保解》言武王“内备五祥、六卫”,“六卫”第一为“明仁怀恕”;《小开武解》周公曰“在我文考……戒视七顺……六顺仁无失”;《宝典解》记周公言“既能生宝,未能生仁,恐无后亲”,武王曰“仁以爱禄,允维典程”“上下咸劝,孰不竞仁”;《本典解》周公曰“臣闻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狱者义也,能督民过者德也,为民犯难者武也”,等等。可见文、武、周公皆讲“仁”。尤其是“明仁怀恕”和“与民利”,最与孔子之仁接近。比如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明仁怀恕”。而所谓“为政以德(恩德)”(《为政》),更是对“与民利”思想的具体化。

 

“义”,除了上所引已见者,还有很多。比如《逸周书·度训解》记文王称“长幼成而生义曰顺极”,《命训解》曰“伤人则不义”“福莫大于行义”;《程典解》记文王曰“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文政解》述文王之政“昭九行”,七为“义”;《柔武解》记武王曰“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宝典解》记武王曰“准德以义”;《大匡解》记武王曰“思义丑贪”;《武穆解》记周公论“五备”,四曰“明义倡尔众,教之以服”,等等。而《论语·宪问》载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又曰“务民之义”,完全与之有关。又《尚书·泰誓上》记武王曰“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武成》记武王曰“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康诰》记周公曰“用其义刑义杀”,《立政》记周公曰“不敢替厥义德”,而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可见也有关系。

 

“智”,《尚书·召诰》记太保奭称殷终以后“智藏瘝在”;《逸周书·文酌解》记文王所酌“五大”,一曰“大智率谋”;“七信(慎)”,二曰“智之完巧”;《程典解》记文王称“轻其行,多其愚,不智”;《本典解》记周公曰“能求士者智也”“智能亲智”;《文政解》述文王“九守”,二曰“智守以等”;《酆保解》言武王“内备五祥、六卫”,“六卫”之二为“明智设谋”;《宝典解》记周公曰“辩惠干智”等,可见皆讲究“智”。而孔子认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未知,焉得仁”(《公冶长》),“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亦可与之对应。

 

“勇”,《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记文王曰“示之难以观其勇”“诚勇必有难慑之色”;《逸周书·文酌解》记文王所酌“五大”,二曰“大武剑(敛)勇”,“七信(慎)”,“一仁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文政解》述文王之政“昭九行”,九曰“勇”,又曰“思勇丑忘”;《酆保解》言武王“内备五祥、六卫”,“六卫”第三曰“明戒摄勇”;《宝典解》云“死勇干武”等。可见文王、武王、周公都讲勇。而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等,无疑是受其影响。

 

又如《逸周书·本典解》记周公答武王曰:“臣闻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狱者义也,能督民过者德也,为民犯难者武也。智能亲智,仁能亲仁,义能亲义,德能亲德,武能亲武,五者昌于国曰明。”以仁、智、义、德、武并举。而《大戴礼记·劝学》篇记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亦言仁、智、义、德、勇(武),可见确有关系。

 

 

 

《逸周书》书影

 

再如“孝”“悌”。“孝”“悌”之说最早见今《逸周书》,如《逸周书·宝典解》篇记周公告成王修身之“九德”:“一孝,子畏哉(裁),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大匡解》篇记周公曰:“士惟都人,孝悌子孙。”《大戒解》篇记周公告成王曰:“予惟重告尔:……无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皆与周公有关。另外《诗经·卷阿》篇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悌)君子,四方为则。”亦言“孝”“悌”。而据《诗序》,《卷阿》乃召康公戒成王之诗。召康公晚于周公,其说当本周公。可见连言“孝”“悌”,源头在于周公。而“孝,德之始也;弟(悌),德之序也”(《孔子家语·弟子行》)的说法,正与周公“九德”之“一孝”“二悌”说相同。因为“始”,就是一;“序(次)”,就是二。可见孔子之说有可能直接本于周公。

 

再如“慈”“孝”。“慈”“孝”连言,是强调父子双方的责任。孔子有连言“慈”“孝”的习惯。如云“哀爱无失节,是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为父不慈妨于政,为子不孝妨于政”(《大戴礼记·四代》);“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为政》)。而《逸周书·官人解》篇记周公述文王官人之法曰:“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同)《宝典解》篇记周公告成王修身之“九德”,“一孝……二悌……三慈惠”,可见都与周公有关。无怪乎鲁之乡里也讲“慈”“孝”,看来当是西周以来的遗俗。所以,孔子讲“慈”“孝”,其源头亦当在周公那里,或者更要早到文王。

 

再如“孝”“友”。“孝”“友”连言,主要是强调同时善事父母、善待兄弟。《论语·为政》篇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是他主张“孝”“友”,而直接引用于《书》。考今《尚书》无此文,当是佚《书》。但今本《尚书》也有类似的话,如《康诰》篇记:“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这里的“王”,正是摄政王周公。可见周公有此思想。又《周礼·司徒》“六行”以“孝”“友”为首,《仪礼·士冠礼》有言“兄弟具来,孝友时格”。周公“制礼”,人所共知。所以《仪礼》中之言,也当与周公有关。另外,《诗经·六月》篇也有“张仲孝友”的话。而《六月》篇,则正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又《逸周书·官人解》篇周公述文王官人之法曰:“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看来“孝”“友”之言,确与周公有关。所以,孔子言“孝”“友”,亦当学于周公。

 

另外,孔子关于“天命”“敬让”“忠信”“礼乐”等的论述与思想,也都可以在周文化中找到源头,这里不再列举。

 

 

还有孔子与《诗》《书》等周文献的关系,也可以证明孔子文化来源于周文化。比如孔子“以《诗》《书》教”,动辄引用《诗》《书》以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与补充,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等,说明他对周文献的重视。又如《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妇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周文化的吸收。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从周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元素,继承和发展了周文化。当然,孔子也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文化,如“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就是一例。但这种继承,无疑又是通过周文化而实现的。所以我们说,孔子文化还是来源于周文化。故而在大谈孔子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忘记周文化,否则便是数典忘祖,因为文化总是有继承的一面。

 

作者简介:

 

 

 

黄怀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经典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出版《论语汇校集释》《鹖冠子校注》等著作30余部,曾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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