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术已裂，治道何为？——在“儒家治道与人类文明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刘  强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尊敬的各位老师、前辈、同仁以及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儒家治道与人类文明”国际论坛，感谢主办方和徐治道兄的邀请，这个论坛可谓“治道请人谈治道”，也算是一个学界的佳话了。

首先，我要向方朝晖教授《治道：概念·意义》大著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与方老师有过一面之缘，平时在微信上也多有互动，所以这其实是第二次见面，而且是线上的见面。我本人对方老师非常佩服，就像刚才诸位老师所说，方老师学问做得非常好，真可谓学贯中西。我对这本书讨论的问题也很感兴趣，去年我出版的《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中，有两章专门谈的就是“治平之道”，其实就是“治道”。所以拿到这本书后，我就开始翻看，而且很快就被吸引住了。当然，由于时间紧，这几天活动也多，目前主要细读了前两章，后两章以及附录的文献性比较强，所以只是浏览了一下。

我个人认为，方朝晖教授的这本书很有特色，其出版是现在儒学研究的一个大事，我主要理出三个特色：

一是选题及研究对象非常大气，可谓“取法乎上”，立意不凡，给人先声夺人之感，很容易让人产生想要了解的冲动。“治道”一词，是儒家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表述，以“治道”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当下古典学研究的需要，也隐隐流露出基于当下的政治关怀。作者既是为古老的“治道”理想正名，也是为当下甚至是未来的治道研究和治道实践积累资料，储备能量，甚至是造成声势。我尤其认同方朝晖教授在《自序》中所言：

“儒家治道基于它对于秩序——从宇宙秩序到人间秩序——的某种崇高理念。如果把治道仅仅理解为治理方式，它就变成了类似于工具的东西，从而大大降低了地位。我们应该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原本概念出发，来完整地理解儒家治道思想。即，治道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需要而发明出来的，而是为了实现一种高远的文明理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服务，也与任何利益集团的需要无关，它致力于追求一种可在天地间永存的人类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人伦关系、一种以统治集体高度自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一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一种人民自我觉醒和道德进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第5页）

应该说，这样一种非常大中至正而又高屋建瓴的价值判断，既彰显了儒家治道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东方文明特性，又强调了儒家“治道”的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形上维度和终极价值。

二是研究方法十分多样，举凡文字学、语用学、文献学、版本学、统计学、考据学等多种方法，属于“辨章学术，考订源流”，这些方法与我们中文系的常用方法都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刚才几位老师也提到了。可以说，方教授是在用“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的科学方法进行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对于哲学研究来说，这本书又是一个观念史、思想史、概念史的梳理。这本书里作者基于共时性的研究视角，虽然还没能彻底展现出历时性的思想史的演变，但这本书是一个基础性研究，是为将来的理论研究做铺垫的。

比如，第一章先从文字学角度，对“治”和“道”二字分别进行“考义”，也就是从语言学、字源学上进行辨析和考证。方老师就“治”与“乱”、与“辞”的字形字义关系展开的探讨，将“乱”字左边的部首与与修辞的“辞”进行字形字义的关系之探讨，最终表明“乱”里边不仅也有“治”的内涵，“辞”可能是“治”的本字，等等，这些说法让我耳目一新，收获不少。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再比如，方教授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治道”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频率进行检索和统计，得出的结论表明“治道”的用法在宋代最多见，前代与后代皆少于宋代，这与宋代儒学昌明，士大夫与皇帝分庭抗礼，共商国是，出现“君臣共治天下”的局面有极大的关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对此有精到的分析。方教授的研究，可以说是从“大数据”上对余先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种运用大数据和网络资源的研究方法很有语言学研究的特点，数据的支撑也表明方老师对“治道”的研究是扎扎实实的“实学”，与实学研究会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十分契合，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三是观点颇有新意。比如，我刚才引用的第一章中的那一段，其实就是对儒家“治道”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概括性分析。再比如，在本书第二章“治道含义”中，作者对“治道”一词的内涵做了很细密的分析，理出了三个含义：一是“以道治”（“以道治天下”），“道”在这里是一种动词性表达；二是“行道”；三是“治理之道”或“致治之道”。不过，也正是因为提出了“新意”，所以也难免产生“歧义”。如果说本书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的话，我认为就在这里，所以提出来跟大家讨教。

正如方教授在《自序》中所讲，“治道”作为对儒家政治哲学的一种高度浓缩与概括，本身是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维度的。但是在处理“治道”的含义时，将“治”和“道”两个字拆分开来解释再重新组装，就把“治道”本身所具有的形而上的高度降低了。比如，在处理“治道”的“含义一：以道治”这一解读时，作者一方面强调“治道”一词，可以读为（解为）治理之道，也可以读为“以道治理”，并且举了一些如“治道衰”“治道坏”之类的例子，认为这里的“治道”若读为治理之道，道作名词，“容易被现代人理解为有一个完整、抽象、理想的治理之道悬在上方，等着今人去应用、实践，就像我们在现代数学中应用数学公式那样”。我觉得，这与《自序》中对治道的形上维度的强调是有些矛盾的。

然后方教授就提出“为了避免上述混淆，我读作以道治理”。我查了一下，作者前面讲到“以道治理”的时候，用了一些“以道治理天下”的例子，“以道治理天下”与“治道”毕竟还是两个词汇。汉语的表达非常灵活，词性有时候可以根据上下文语境发生变化，如果变化“治道”本身的词性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作者在27、28页所举的例子，就不是“治道”的用法，而是“以道治天下”的用法。我以为这里似乎有一个“概念的偷换”，“治道”被偷换称“道治”。“道治”当然应该是动词的概念，可以解为“以道治理”，但“治道”本身却基本上是名词性的。如果把“治道”动词化，则正如作者自己也意识到的，“道”就应该“读若导”。而事实上，一旦把“道”动词化，“治道”本身的概念价值和范畴内涵反而稀释了。“治道”如果都成了“治导”，恐怕也就不是我们关注的“儒家治道”这一论域的焦点了。这一方面缩小了问题的论域，另一方面似乎也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事实上，在“治道”的用法中，的确有动词性的用例，方老师自己也举了《管子》中的例子。《管子·侈靡》说：“缘故修法，以政治道。”方教授的解读是：“‘以政治道’实指以政治的方式践道或行道，故戴望释为‘为政不违于道’。”我倒觉得，这里“以政治道”的关键词是“政”和“道”，其实“治”是“对治”的意思，相当于以政统对治道统，这是法家思想，因为《管子》本身就是法家典籍。相似的表达在《管子·揆度》篇也有：“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这里的“治”又有些重视、推崇之意，说明法家的思想更重视“政”“权”和“势”，而不是“道”。这与儒家的“从道不从君”“道尊于势”大相径庭。这里如果仅仅把“治道”当作一个词汇来理解，而没有与文献和思想层面进行衔接，就很容易出现偏离。所以，这里的“治道”已经是各自独立的一个动宾词组，而不是作为偏重词组的“治道”了。

我觉得，“治道”的动词性意涵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以实现的，没有必要给一个固定的名词性短语做动词性的“赋能”——它本身完全可以在上下文的语境及句法位置的变换中自然形成词性的变化。如果我们要对“治道”的含义进行分析，并给予一个约定俗成的理解，我觉得“治道”应该有以下三个含义：

1. 治理之道（中性词，这是最为常见的义项）；

2. 致治之道（褒义词，即达成天下大治的治平之道，用例亦不少）；

3. 行道、践道（动宾短语，原则上并非“治道”的讨论范围。）

方教授此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很有新意，也因此会对我们的固定思维产生冲击。在我的理解中，即使不对“治道”进行词性转换，也可以从多个维度去理解这个词。正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对“治道”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治术”“治具”“治法”等技术性层面——如果可以展开的话，我觉得可以从本末、有无、道器、一多、天人等多个方面去展开。这是个大课题，这里我也没有能力和办法去一一展开。

我还想表达一点，我很佩服方老师以“治道”为对象进行课题研究，我想他其实有一个抱负，就是想对当今的“治道”研究进行“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文科的研究多数都仅仅停留在象牙塔里，很多成果没有办法进行转化，所以“治道”能不能转化恰恰就是一个问题。目前的社会生态，和古代大有不同。《庄子·天下篇》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的情况可以说是“道术已为天下裂”，具体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与教的分离。也可以说是政统与道统的分离。前面说的“以政治道”就相当于以政统来“对治”道统，即“势尊于道”。这必然导致对君权霸道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天理王道，法家的治理就往往如此。儒家的“治道”以前虽说不是政教合一的，但至少是政教统一的，正如孟子所言，有时候“善教”比“善政”更能化人。儒家的“治道”与文教、礼乐、祭祀、天道等都有关系。现在，政教分离后，政统果然形成对道统的垄断和宰制，礼乐教化和天道信仰反而无法落实。

其次，是政与学的分离。也可以说是政统与学统的分离。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天仕而优未必学，学而优无须仕。官员可以不学无术；体制内的学者虽然忙于知识生产，但无法学以致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纸上谈兵，其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无法对当下的现实政治产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这与在古代，学者就是官员，就是士大夫，官员也就是学者，学与政相辅相成，读书人视参政议政言政为“天职”，必欲尽“言责”而后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坐而论道，而且是论“治道”，其实是何等奢侈的一件事！

再次，是知与行的分离。就学者本身而言，能力有限，资源有限，研究治道的人未必真有机会践行治道，将其转化为对当下社会政治的有益尝试。所以，方教授的书重视训诂和考据，就给我一种乾嘉学派的“实学”气象。幸耶？非耶？恐怕很难一言以蔽之。

所以，如果要给我今天的发言加上一个标题的话，我想应该是——“道术已裂，治道何为？”或者说，“道术已裂，儒者何为？”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后，正如方教授自己也说过的，本书仅仅是一种关于儒家治道的“基础性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阐发也许已经提上日程，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便能看到方教授的又一部新著问世，我对此充满期待。

我就说到这里，不当之处，请各位老师及方教授批评！谢谢大家！

根据2022年7月23日的发言录音整理 

整理人：惠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