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三问

——“20年中国读经教育漫谈”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刘强

来源：“守中书院”微信公众号

感谢孟母堂举办这次活动，让众多朋友都能线上相会，漫谈读经教育。其实，对于读经教育，我自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只不过有十几年感同身受的体会而已。所以今天我分享的只是一些个人感想，仅供诸位交流研讨的朋友们参考。我要讲的话题可以称作——“读经三问”。

第一问是“要不要读经”？

关于这一问，我想从一个公案说起。1912年1月，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颁布了《普遍教育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我们知道，中国于1905年就废除科举制，又于1912年废除了读经教育，这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另外，蔡元培先生的老乡鲁迅先生曾在其杂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反对青年人读中国书，其中说道：“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里所说的中国书，当然大部分指中国古代的经典。我们就从这个反面公案说起。我想，关于“要不要读经”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至少是相似的答案——“要”！

我曾经总结过“不读经典的十大弊端”，也写过相关论文，但今天时间有限，没法儿展开，我就把这十大弊端的条目列下来供大家交流探讨。

第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不读经典就处理不好“人我关系”，人会变得非常自我和狭隘。

第二，“只知有己，不知有群”。不读经典就处理不好“群己关系”，没有合群、乐群的能力，更缺乏团队的精神。

第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俗话说“不知天高地厚”，不读经典的人就是如此。古代还常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等，这都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价值观念的表现。但是近代以来，由于过分强调“人定胜天”，天人关系就因此发生了紊乱。

第四，“只知有物，不知有心”。我们在体制内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这导致很多人只有唯物史观，而没有其他方面的思考判断能力，尤其是心的修为，最后很多人就成了拜物教的信徒，丢掉了自己的本性。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放失了，却不知道求，这就是现今教育中的诸多问题之一。

第五，“只知有器，不知有道”。《易传》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所谓“道器之辨”，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但今天的知识论教育只关心知识的灌输、答案的渗透、和填鸭式的学习，结果让很多孩子忙于求知而不知求道。学生们上大学选择专业时，就选择应用型和技术型这些实用型专业，其实这就是在求器，而不懂得求道，这样的选择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现在高科技飞速发展，就导致了伦理价值的崩塌，甚至许多创造发明可能也是违背道的。

第六，“只知有贤，不知有圣”。中国古代有圣贤文化，每个读书人都有圣贤追求。但是今天的中小学教育里没有圣贤教育，更没有人格向上提撕的维度和空间，很多人就只知有贤，不知有圣。

第七，“只知有利，不知有义”。因为不懂义利之辨，今天很多人见利忘义，这就违背了孔子的教育观念。孔子教育我们要“见利思义”，而不是只贪图利益，现今很多被抓起来的“大老虎”和“小苍蝇”其实就是见利忘义之徒。就其原因，我想跟他们小时候没读过经典，不知道义利之辨大有关系。

第八，“只知有用，不知有益”。这也就是实用主义。一个人活在世上不仅仅要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还要追求精神上的高度。读书人其实比较注重精神生活的，虽然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并不一定能产生直接相关的作用，但精神是无用之用，实为大用。所以我们要从教育着手，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粒种子，让他们知道人要致力于追求一个“有益的人生”，而不仅仅是“有用的人生”。现在体制内的教育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做一个有用的人才，这就是把人工具化，是工具理性带来的后果。与工具理性相对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则让人追求更大的益。

第九，“只知有家国，不知有天下”。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有相关论述，他认为亡国就是改姓异号，改朝换代，按照这个说法，中国历史几千年，已经亡了N多次国了。但是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亡天下”是什么呢？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整个天下变成了一个动物园，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象，这就是“亡天下”了。这说明“天下”高于“家国”。有时候“国家”看起来还没亡，但统治者贪残无道，与民争利，甚至与民为敌，弄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那这个时候可以说“天下”已经亡了。

第十，“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非常宝贵，但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还有慧命。慧命是佛教的说法，在儒家里则叫“斯文”，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生命。文化生命可以超越肉体的存亡而存在，真可以永垂不朽。孔夫子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的肉体生命早已终结，但他的慧命到今天依然非常的健旺——保持着健康的旺盛的活力和生机。所以我们今天读经，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经？孔子是我们的圣，而儒家的四书五经，包括《十三经》，就是我们的经。生命虽然短暂，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每个人都是整个民族血脉中的一个链条，也都是整个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我们都不是“来自星星的你”，而是有来处，也有去向的。关于要不要读经这个问题，我想我已经做了回答，而且是用反证法来回答的，也就是着眼于不读经的这十个弊端。有这十个弊端的人连人都做不好，更别说将来能有什么成就。所以读经是必须的、必要的、应该的。

第二问是“读什么经”？

经者，常也，常者，道也。中国的经有其特殊性。广义来讲，经史子集的内容都可算是经典，但这个说法其实降低了“经”的价值和地位。我认为经有正经、旁经和歪经之分。首先，我们要多读正经。《论语》就是正经，儒家经典都是正经。其次，要少读旁经。旁经就是旁门左道的经，如《商君书》《鬼谷子》之类。当然少读也不是不读，还是要多少读一点，了解一些。最后，尽量不读歪经。比如，《厚黑学》之类就是歪经，虽然其内容很“正经”，但读多了就有可能中毒，带来许多问题。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经常提到的传统文化经典并非每一本都是正经。“正经”首先指儒家经典，也即《十三经》。如果把旁经，也就是经、史、子、集中的内容也纳入进来的话，那就更多了。“歪经”就是会带来流弊的一些经典。比如，《弟子规》就不是正经（有些读经的朋友可能不大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第一句就错了。《弟子规》开篇说“《弟子规》，圣人训”，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孔子从来没读过《弟子规》，《弟子规》是从《论语·学而篇》的“弟子”章引申出的少儿蒙学读物，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弟子章，圣人训”。《弟子规》是“规”，是对孩子进行早期规训，有它的合理性。但它产生于清代乾隆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厉害的时代，而作者也不是圣人，只是一个穷秀才，所以这本书很可能是作者本人被严重奴化的结果。作者认为他应该帮助皇帝教化天下的孩子，让孩子们都做规规矩矩的顺民。中华文化从汉至唐到宋都在蒸蒸日上，但到了元明清就开始走下坡路，时至今日都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所以我们读书还是要分辨清楚该读什么书。

其次，今天我们所谓的读经教育往往都集中在古代经典，这是不够的。古典的经是古人必读的，但你如果想在当今社会成为一个有学养的人，那么不仅要读古代的经典，还要读当今时代的经典，虽然这些经典还不能跟《十三经》相提并论，但它们毕竟形成了文化传播的链条。而且，汉唐以后，直到今天21世纪，许多经典著作都在不断被重新阐发，这些时至今日仍在不断更新的文化创造，也不能偏废，也要读一读。

最后，我认为中学要与西学会通，这一点无须多言。但我要强调一点，今天我们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时常常会立足于“古今之辨”和“中西之辨”这两个视角，这两个视角导致我们看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偏颇。“古今之辨”是立足于今天看待古代，或者说把古今的时间维度做了进化论式的线性处理，认为今天一定胜过古代，一定比古代进步，这其实就有些数典忘祖，上面提到的蔡元培废除读经就犯了这个错误。“中西之辨”则是立足于西方近代科技文明的发展，以此反观中国，认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科技文明处于劣势，所以西比中强，甚至认为西学也比中学好，这就是“中西之辨”。我觉得这两个视角都难免会出现失焦的状态，所以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有没有进步性、现代性这一问题，还要基于“人禽之辨”的视角，即人和禽兽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其实中国文化从古到今都在捍卫“人禽之辨”。有关这一点，我在《四书通讲》里有专门介绍，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第三问是“该怎么读经”？

我提出了“五相结合”与“三不主张”供大家参考。

第一，“诵读与背诵相结合”。背诵在读经教育中适用的，也是必要的，至于是否要全部包本背诵，则可折中调和，未必苛求一律。

第二，“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精读是在阅读的同时给孩子讲解经典，不能让孩子死背，要给孩子解答疑问，让孩子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泛读是广泛地阅读，除了《十三经》外，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杜甫的诗歌，如果想要研究杜甫的诗歌，一定要读他的全集，要精读和泛读相结合。

第三，“通读与选读相结合”。通读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整本书阅读，曾国藩和钱穆先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读书方法——不读完这本书就不读第二本，这样读书就会对整本书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但说实话，我不太做得到整本阅读，我喜欢广泛阅读；另外喜欢选读，有的书可能看看前言后记，如果发现阅读价值不大，我就不读了。因为时间宝贵，我们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读那些伟大的经典上。

第四，“正读与反读相结合”。正读指我们要尽量从正面去解读圣贤的教诲。读经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困惑，即对经典中不懂的东西产生一种基于今天的人的一种误读，甚至是一种批判式的误读。这时就一定要参考古代的注释和今人的见解，也要尽量从正面去理解圣贤的教诲。但是话又说回来，圣贤也会有千虑一失的情况，经典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有些提法可能已经不适合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了，这时我们就要有反思批判的能力，因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能把书读死，要把书读活——这就是反读。

第五，“苦读与悦读相结合”。读经之初可能比较辛苦，因为经典的阅读并不容易，这时硬着头皮也要读一些艰深的书。因为阅读的难度将直接决定一个人将来的高度、厚度和深度，总是进行轻阅读对我们的成长没有帮助。另外，我们也要快乐地阅读。读书的苦和乐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候也可以苦中作乐，但最终都会苦尽甘来，所以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

另外，我还有“三不主张”。

首先，我不主张“强制的运动式读经”。强制的运动式往往带有“权力意志”，带有大人对孩子的强势的干预。孩子小的时候需要父母的强势干预，但一定不能过度，任何事情都要像孔子所说的“不为已甚”，不能做过头了，因为“过犹不及”。

其次，我不主张“封闭的绝缘式读经”。我们不能让孩子因为读经而完全脱离现代教育体系。我自己在体制内做老师，我的孩子也是从体制内教育中走出来的。虽然今天体制内的教育有许多问题，我自己也经常批判这些问题，但人不能完全逃离时代和社会。所以，还是应该让孩子跟世界建立联系，进行沟通，这是孩子这一辈子的“缘”，不能被剥夺。

最后，我也不主张“迷狂的宗教式的读经”。有的人读经读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每天强制性地记数读了多少遍，一定要读够成百上千遍，这种读经方式就带有格式化了，我也不认同。读经是想读的时候就读，某一天累了就可以不读，没有必要强求自己每天必须读。孔子绝对没有这样教育他的学生。《论语》为什么是经典？因为孔子从来不强制，《论语》里没有多少祈使句，但《弟子规》里却有很多祈使句。比如，“父母呼，应勿缓”，万一孩子将来有逆反，就“缓”了呢？你怎么办？那就容易陷入孟子所说的“父子责善”。所以我们读书其实是为了做人。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清华大学有一位留美但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的现代学者，她对中国文化说了一些风凉话，但本着“兼听则明”的原则，这些风凉话我们也要听。她说：“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国子监建成立时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儿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刘瑜语）我不完全同意这位学者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所有对自己不利的观点我们都要尊重，甚至都要重视。所以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俗话说得好：“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把这句话运用到读经上来，就是：“读经不是万能的，但不读经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今天我偏偏想倒过来表达一点，“不读经是万万不能的，但只读经也不是万能的”！我要给痴迷于读经的朋友泼一瓢冷水。因为读经只是教育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更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但是对于从事文化教育的人来讲，就如我本人一样，读经是必须的，但对于其他人就不一定是必须的！

最后我对我的文化观做一个小结，共四句话：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是人的不断的优化、雅化、良化和深化。“国学的核心是人学”，做一天人就要学一天，活到老学到老。“教育的功能是化人”，不是把人培养成机器。“化人的关键在化心”，如果心灵得不到滋润，情商得不到提高，灵魂也不通达，那么读再多经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平情理解读经教育。

我就说到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学业有成，谢谢大家！

根据2022年7月22日的发言录音整理

整理人：惠江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