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通义&隐公元年（18）

作者：尔雅台

来源：“雅台近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五月廿三日乙巳

          耶稣2022年6月21日

（二）春秋新制

王夫之曰：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盖孔子斟酌三代之制，作春秋新制也。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盖夏时最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宜，殷辂最朴素无饰，周冕华而不靡，虞乐韵舞尽善尽美也。春秋传言“大辂越席，昭其俭也”，孔子言“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则乘殷之辂，大辂也；服周之冕，麻冕也。礼贵质俭，故以夏时商辂周冕；乐贵美善，故以虞乐。盖礼莫盛于三王，乐莫盛于五帝，故言礼则夏商周，乐则韶舞。礼记于五帝称不相袭礼，于三王称不相沿乐。放远之则舜命九官，终于夔之典乐，龙之纳言。盖有典乐则郑声放，有纳言则佞人远。为治至于郑声放佞人远，则治之至也。尹氏曰：“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盖此意也。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而见矣。”

1）素王制作

董子曰：“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殷之后）。”春秋新王，乃孔子理想国中的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上黜夏，存禹之后于小国杞；下存周、殷二王之后以大国，爵号公，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盖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近远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同禀。是王者通三统，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也。

此公羊家“托古改制”之义。盖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乃改周之旧制另立春秋新制。所以春秋一经，即是孔子改制之大章大法、新王新制之宏纲巨典（蒋庆语）。然孔子无位，以布衣而行天子改制之权，易曰“巽以行权”是也。孔子托古改制即是行权，犹如佛家欲救众而设方便法门。董子曰：“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符瑞》）哀十四年徐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时，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领缘旧经，以济当时而已。既获麟之后，见端门之书，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后王，于是选理典籍，欲为拨乱之道，以为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若欲治世，反归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义，是以得天命之后，乃作春秋矣。”故《春秋纬·演孔图》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明素王制作之义也。《春秋纬·说题辞》引孔子言：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读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孔子知天命也。子思作中庸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言圣王制作，不可僭越也。而孔子得天命为素王，故有医世行权之法，而无僭越之嫌也。

仪封人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所以振文教，夫子之天命也。盖夫子有明于礼乐之大器识，故传承礼乐教化之重任，天将降于孔子也。春秋说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将受命制作为天驾说，而号令天下，故喻夫子为天之木铎，启示天意也。盖春秋之义灿炳日月，所谓制作法度也，木铎之教莫大于是焉。虽失位在一时，而天下之易无道为有道者，非六经之教不可也。胡文定曰：春秋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則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呜呼，素王制作之义大矣哉。晋孙绰云：千载之下，若瞻仪形，其人已远，木铎未戢，乃知封人之谈，信于今矣。达哉封人，一观大圣而深明兴废，盖天假斯人以发德音乎。

2）文献证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前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故此于夏殷之礼，俱曰吾能言。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言杞宋二国均不足以证成其礼也。文，指典册。献，犹贤也。此言杞宋二国典册既亡佚，又无秉礼之遗贤，故不足为征验也。如文献犹足以资考证，则吾能证成之矣。故当知文与献乃二义，文章与贤才也。元代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方把二字凝固为一词记述历代典章制度，遂与古义有别。礼运称孔子云：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观之而已。此文不足也。而献不足可知矣，盖其鲜守文之贤也。左传载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公羊传载僖公二十五年宋三世内娶，是三世失礼而君臣道丧矣。皆非其国而变于夷故，又无贤者为之讲求典礼，故孔子伤之。

所证成者，礼意也，所谓礼以义起是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饩，生牲也。古者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之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此谓告朔也。然后回朝听政，此谓视朔也。鲁自文公始不告朔，而有司犹供此羊，故子贡欲去之。爱，犹惜也。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然礼虽废，羊存，犹得以循其迹而识礼意。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始仕，入庙助祭，有所职守，故每事详慎。每事详慎，正是礼当如此也。此是孔子明礼意于鲁之庙也。礼者，敬而已矣。敬谨之至，礼意在焉。圣人无时不敬，无时不是礼也。

礼不可空凭礼意，故须文献证成之也。礼意是本，文献是迹。文是陈迹，著于典章制度也；献则鲜活，贤者日用之率循也。倘文已散佚，献复凋残，虽断简残编之偶在，遗民野老之或传，而得其一端，忘其全体，不足矣，故不能征矣。船山先生云：使他日者，遇遗文于残缺之馀，逢故老于迁流之后，使一事而有其初终，一物而有其法制，吾则可即物以印合其义，即事以推求其意，无难取两代圣王所以齐一天下之大用，而显然证之曰「此可通万世而不易者也，此则因一时为损益者也」，于以求大中之矩以垂于后不难矣。

六经之文，皆礼也。盖礼者履也，六经皆先王之履，礼之所至也。马一浮先生云，华严家有帝网珠之喻，谓交光相罗，重重无尽，一一珠中遍含百千珠相，交参互入，不杂不坏，六艺之道亦复如是。故言《诗》则摄《礼》，言《礼》则摄《乐》，《乐》亦《诗》摄，《书》亦《礼》摄，《易》与《春秋》亦互相摄，如此总别不二，方名为通。

六经直接言礼之文，三礼是也。首先，是《仪礼》。据《史记》、《汉书》、《儒林传》，汉初言《礼》者，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仪礼》。礼经十七篇，不纯是士礼，其题《士礼》者，惟《冠》、《昏》、《丧》、《相见》；若《少牢馈食》、《有司彻》，明是大夫礼；《乡饮》、《射》，则士、大夫同之；《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皆诸侯礼；《觐礼》，是诸侯见天子礼。何云皆士礼也？天子之元子犹士，天下无生而贵者，则虽天子之子，亦当用士礼。“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自谅闇之制行后世，帝王乃以日易月废，丧而临政、最无义理。郑注诸礼，每曰“准此可知”，是即推致之义。礼文阙面不具者，以义推之，可以依准。又处礼之变者，不以义推，将何所措邪？如《曾子问》全是疑礼，孔子皆据义以答之，非必在三百、三千之数也，故今谓治礼当以义为主。

其次，是《礼记》。《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按，今仅存三十九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朱子编《仪礼经传通解》，定《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后儒并遵用之。元儒熊朋来曰：“《士冠礼》自记冠义，以后即《冠礼》之记，《七昏礼》自记士昏礼凡行事，以后即《昏礼》之记。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不言记，其有记者十有三篇。其《丧服》一篇，子夏既为之传。而记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别为《丧服》之记。其记亦有传，是此记子夏以前已有之。”其言甚是。二戴记中实并录《逸礼》，如《迁庙》、《衅庙》、《公冠》、《投壶》、《奔丧》诸篇是也。又郑注亦引烝尝礼、禘于太庙礼、朝贡礼、巡狩礼、中溜礼、王居明堂礼，二戴记有古经也。又如《明堂》、《月令》、《王制》诸篇亦非是传，《曲礼》、《内则》、《少仪》、《玉藻》则是“威仪三千”之属，故亦未可克定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也。

再次，是《周礼》。《周礼》本名《周官》，西汉诸师无得见者。《后汉书·儒林传》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指《仪礼》)，后以古经校之（古经指《逸礼》，即所谓礼古经，与十七篇同者)，取其义长者训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董钧传》)盖自郑君书行，始有三礼之目。《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此言三百、三千者，特言礼之具备盛美，非克指其条文也。言“经”“曲”者，举其小大之节耳。郑君以《周官》三百六十当经礼之数，而以《仪礼》为曲礼，其言实误。后之儒说礼者皆宗郑氏，莫之能易，唯《汉书》臣瓒注不误，臣瓒曰：“经礼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盖官制自是礼中制度之目。礼包制度，官制又是制度之一耳。《仲尼燕居篇》云：“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又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故言制度者，当详其义。制度是文，义是其本也。

马一浮先生指出，今谓沿三礼之名，义实未当。《周官》与《王制》同为制度，不必苦分今古，定别殷周，务求其义，皆可以备损益。《王制》与周礼制度显然不同，郑乃以《王制》为殷制，后儒尊信周礼者，又以《王制》为汉博士所为。其实《周官》不必制自周公，《王制》亦断非出于博士，皆七十子后学所记，以为一王之法耳。其言制度，虽有所本，颇加损益，故致不同如此。学者苟得其意，自不泥矣。故谓《礼记》当与《仪礼》并重，二戴所录，多出七十子后学所记，不专说礼，多存六艺大旨。自《论语》外，记圣言独多而可信者，莫如此书。欲明礼以义起，于此可得损益之旨，不专以说古制为能事。故治礼不可以但明郑学为极，当求之二戴，直追游、夏之传。观孔子勺弟子言礼，皆直抉根原。故制度可以损益，宫室衣服器用古今异宜，不可施之于今。苟得其义，则尽未来际不可易也。（马一浮《礼教绪论》）

此以文证礼也。朱子曰：“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如将一碗干硬底饭来吃，有甚滋味！若白地将自家所见揣摸他本来意思不如此，也不济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会这个，下梢溺于器数，一齐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然犹不足也，还需献证成之。朱子曰：“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于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尽如古人衣服冠屦之纤悉毕备，其势也行不得。”礼从俗者，有献证成之也。

故文献合证，则礼义自明。朱子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文献证成，皆从仪则明礼，摄用归体也。而礼之本体，为天理之自然也。朱子曰：“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圣人制礼的典范意义，乃在于体现天理。故曰：“这个典礼，自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圣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其间曲折厚薄浅深，莫不恰好。这都不是圣人白撰出，都是天理决定合着如此。后之人此心未得似圣人之心，只得将圣人已行底，圣人所传于后世底，依这样子做。做得合时，便是合天理之自然。”故三代圣王，无不法天而治。礼以义起，圣王制作之真义在焉。

3）折衷于春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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