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通义&隐公元年（19）

作者：尔雅台

来源：“雅台近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五月廿六日戊申

          耶稣2022年6月24日

3）折衷于春秋

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孔子之作六经，其书虽殊，其道则未尝不同条共贯也，其折衷则在春秋，故曰志在春秋。春秋为改制之书，包括天人，而礼尤其改制之著者。故通乎春秋，而礼在所不言矣。（康有为《董氏春秋学》）

董子曰：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三代改制》）。又曰：故周爵五等，士三品，文多而实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为一爵，士二品，文少而实多（《爵国》）。其改制折衷之义大略如是也。今依蒋庆先生《公羊学引论》所举之例，以窥春秋折衷于礼之大概：

其一，曰行夏之时。

夏时虽已久远，但经孔子王心确定，而赋予了革周之弊之意义，即为一新制。然孔子以史作春秋，当时史实皆采周时记事，故孔子改制行夏之时，只能以“夏时冠周月”（胡安国语）。如：隐七年、庄六年、庄十二年、庄十八年、庄二十四年、庄二十八年、僖九年、僖十二年、僖十九年、文十年、成十一年、襄四年、襄六年、襄十二年、昭十八年、昭二十一年、昭二十八年、定十年、哀四年，春秋均书“王三月”。

蒋按：若《春秋》纯为记事之书，只可书“王正月”，不可书“王三月”，因以月系王只可用正月系王表明王道一统之义，以三月系王无任何意义。但《春秋》非记事之书，而是托事明义之书，此处书“王三月”虽是周之三月，但其所借以明之义即是夏之正月（周以十一月为正月，夏以十三月为正月，周之三月即是夏之正月），《春秋》用书“王三月”的方法来暗示改周时行夏时之意，故何休明言“三月夏之正月也”。

又哀十四年《春秋》书曰：“春，西狩获麟”。何注曰：“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徐疏曰：“今获麟之经，春言狩者，盖据鲁为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为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时，故春而言狩也。”

蒋按：哀十四年西狩获麟非王者真狩，故可不循狩书时之例，而应遵常例于“春”后书“王正月”，此条不书“王正月”而去之，即暗示《春秋》改周之正行夏之时，此条所书之春亦即是夏之冬。《春秋》于其结束处用“去間之（月）”的方试用夏之时制改周之时制，其改制之意实已深切著明，故刘逢绿解此条云：“获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讥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时也。”

我们今天的农历正月，夏时也。自汉武帝改行夏正，《白虎通》又明确夏时制之礼制规定，此后垂二千年，春秋制也。

其二，曰亲迎制。

上古虽偶有亲迎之事，如文王亲迎于渭，韩侯亲迎于蹶里，但未形成定制。至春秋时，婚娶更加混乱，至有齐恒公淫诸姑姊妹七人，及鲁惠公夺子之事自要之事。故孔子作春秋，以“讥始”“托始”之笔法，作亲迎之定礼。

隐二年，“九月，纪履输来逆女。”传曰：“纪履緰者何？纪大失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

蒋按：纪侯不亲逆女，使大夫履緰往逆女，故春秋讥纪侯不亲迎。不亲迎前此（春秋以前）已有之，故知不亲迎为孔子改定亲迎制前之旧制，各国皆行之。春秋有讥始之例，故托纪侯不亲迎为春秋之始不亲迎，从而讥之，以表明孔子于此始定亲迎之制。

何注云：“春秋正夫妇之始也。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和；君臣和，则天下治。故夫妇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荀子，大略篇》亦云：“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春秋始于隐，继而发生隐桓之祸，隐公被弑，国家大乱，鲁国从此衰颓不振。而隐桓之祸的根源则在隐桓之父惠公妃匹不正。《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初，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按，息为隐公，允为桓公，惠公夺宋女而自妻即是妃匹不正：一是宋女至见其好而夺之，是不亲迎无礼之甚，二是夺子之妻而妻之，是名不正言不顺。正由于惠公在婚娶上妃匹不正，才导致了隐桓之祸的发生。教训惨痛深刻，故孔于深痛之，特改定亲迎之制以“正夫妇之始”。

汉代《白虎通》把孔子的亲迎制规定下来，作为婚礼中的大章大法。此后亲迎制一直在维系着中国人的婚姻生活。直到今天，亲迎制作为民俗仍存在于普通人的嫁娶礼仪中，垂二千年，春秋制也。

其三，曰选举制。

周制世卿世禄。陈立《公羊义疏》云：“古卿大夫贤者世官，不贤者世禄，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则世其族。”诸侯公卿大夫，皆世袭而来。然春秋时王纲失坠，卿大夫世世袭位，作威作福，专执国政，所谓世卿乱国是也。

如襄十六年三月，湨梁之会，鲁侯、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均往会，但春秋却书“大夫盟”，即是讥刺世卿专权，政出大夫。故《公羊传》曰：“诸侯皆在是，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

卿大失既专权擅政，在外可运行国家之权，在内则可专嗣君之废立，如《史记》所载田常弑简公而立平公，田乞弑荼而立阳生即是卿大夫专嗣君废立之例。卿大夫既可专嗣君之废立，则亦可明目张胆地弑君了。从《春秋》记载来看，弑君三十六，其中有三分之一（十一例）为卿大夫所弑，如《春秋》书“卫州吁弑其君完”，“宋督弑其君与夷”，“宋万弑其君捷”，“晋里克弑其君奚齐”，“陈夏微舒弑其君平国”，“齐崔抒弑其君光”，“齐陈乞弑其君荼”，均是卿大夫弑君显例。

故春秋“讥世卿”。隐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传》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失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何注日：“世卿者，父死子继也。贬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指孔子）疾其末则正其本，见讥于卒者。”

蒋按：经书尹氏卒，贬去其名而起其世，以明世卿非礼而讥之。此《传》所称之礼与何注所引之礼，均非周礼，而是孔子所定之礼，即“春秋礼”。周礼世卿世禄，故知“选贤而用之”是孔子新定的任官之礼，即孔子所改定的选举制。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传》曰：“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仍叔之子何？讥。何讥尔？讥父老子代从政也。”何注曰：“礼：七十悬车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

蒋按：讥父老子代从政即讥世卿之意。依孔子意，父老，子不论贤否，均不得代父从政，因贤不肖为道德评价，言人人殊，极难确定。周之旧礼“贤者世官不贤者世禄”，实为世卿留下借口，因卿大夫欲世世垄断政权，未有不以自己子孙为贤者。故知何氏所言七十悬车致仕之礼非周礼，而为孔子所定之礼。郑玄云“年老废疾，可以传事子孙，故周礼典命，有摄其君之制”是其明证。孔子定七十悬车致仕之礼，其意谓卿大夫年七十必退休，其位不可世袭，必由天子诸侯通过考试选举，择其贤能者充任之。

宣十年夏，“齐崔氏出奔卫。”《传》曰：“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何注曰：“复见讥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职重，不当世；诸侯大夫任轻，可世也。因齐大国祸着，故就可以为法戒。明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强莫大于齐国，世卿犹能危之。”

蒋按：春秋之世，世卿之祸甚多，讥不胜讥，故孔子特择其尤烈而可以为戒者讥之，周尹氏齐崔氏是也。于此二氏，足可见世卿制可以乱国害政，故须立选举制代之也。

以上皆见孔子作《春秋》改乱制创新制；讥世卿是改周之乱制，兴选举是创春秋之新制。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云：“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

董子曰：“为人君者，取象于天也。故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事实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故自汉代之察举制至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垂二千年的选官架构，春秋制也。

其四，曰效制。

郊制，天子祭天之制，王者受命之义也。然周时，效祭没有定制。春秋时，鲁因周公得行天子效天之礼，亦时行时废，且多乖谬背理。如宣三年宣公养牲不敬，郊牛之口伤；成七年成公养牲不敬，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成十年成公失事天之道，使天牲被盗；定十五年定公养牲不敬，鼷鼠食郊牛，牛死。此郊祭杂乱无章，乖谬背理的情况，使郊祭徒有其表，丧失郊天应有之礼意。故孔子特予改定新郊制，以待后王实行。

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传》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则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注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又非郊时，故加用之。鲁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见百王正所当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岁首；上辛，犹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

蒋按：鲁郊时间极杂乱，并且无任何象征意义，如僖三十一年夏四月郊，成十七年秋九月郊，定十五年夏五月郊，如此不同的时间或是随意确定，或是卜郊所数，均无意义。上引《春秋》特将郊天时间改在夏时制之正月上辛日，其象征意义是正月、上辛均有首先始新之义，在每年的第一月上旬辛日郊天，含有祈天佐佑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意；新受命之王或新登位之王在此正月上辛郊天，亦含开一新时代与新政局之意。孔子改周之时而行夏之时，故改定郊天时用夏正。因正月上辛郊天有始新首先之义，故孔子以为百王所当用而定为王者之礼制。又鲁郊用博卜春三月之制，行此制的目的是欲尊天意，卜吉则郊，三卜不吉则止，因求吉之道三，但此制在实行过程中往往适得其反，由于鲁诸公郊天心切，意不精诚，竟出现四卜、五卜等乖理事件（如信三十一年夏四卜，成十年夏五卜），这种乖理非礼的强祭渎卜事件使博卜春三月之制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是对天的大不敬，故孔子特度止卜郊制度，代之以正月上辛郊祭之定时制度，此后百代之王都必在此正月上辛日效天。正因为正月上辛郊天是孔子新定之制，所以何氏直接言此制是春秋制。

故董子《郊事对》曰：“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郊语》曰：“以郊为百神始，始入岁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贵之义也。”《郊义》曰：“郊义，春秋之法，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四祭于宗庙。宗庙因四时之易，郊因于新岁之初。圣人（指孔子）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亲也。天者，百神之君，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岁更纪，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岁之事。每更纪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贵之义，尊天之道也。”

孔子所改定的郊制，经公羊家的努力，在被汉代所采用。武帝天汉年改行夏时制后，即依孔子郊制规定，以正月为郊祭之月。自汉而后，中国两千年间基本上沿用此制，春秋制也。

以上几例，皆明孔子之制作，明春秋新制。春秋新制，更详尽的礼之折衷，可求之于董子。康有为指出，董子尽闻三统，尽得文质变通，其《繁露》一书为春秋之大宗，今学之正传。据康氏从《繁露》之归纳，春秋折衷于礼者，其目甚广。曰改元、授时、三正、即位、爵国（内官附 表附)、考绩、度制、田赋（徭役征榷国用附)、器械、宫室（明堂附）、章服、乐律、卜筮、学校、选举、冠、昏、相见、丧、祭祀（牺牲附）、郊、封禅、雩（耕蚕附）、星、宗庙、禘祫、时享（荐新附）、燕飨、朝、会盟、吊唁、战伐、田狩、刑罚，虽无威仪之详目，其大端略具矣。熟而贯之，足以证伪礼者，可备通孔子之礼考焉。

4）缘律例以制义

康氏曰：国律有例，算法有例，礼有升降例。乐有宫、商谱，诗有声调谱，亦其例也。若著书，其例尤繁。而他书之例，但体裁所系，于本书宗旨尚不相蒙。惟《春秋》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以诸学言之，譬犹算哉。学算者，不通四元、借根、括弧、代数之例，则一式不可算。学《春秋》者，不知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著、得端贯连、无通辞而从变、诡名实而避文，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言《春秋》以董子为宗，则学《春秋》例亦以董子为宗。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欧几里得之于几何也。今采择要删如左：

宏纲例：五始、时月、王鲁（附亲周故宋)、三世、内外

常变例：贵贱、屈伸详略、常变、褒诛讳绝、见得失所以然

名伦例：慎辞谨名伦等物、别嫌辨类、嫌得见其不得、矫枉明人惑

辞达例：辞不能及皆在于指、左右参错合比缘求、微辞婉辞温辞、无通辞、用辞去已明而著未明

端贯例：得一端而博达、体微若无而无物不在、诡名诡实避文、弟子推补义

法天例：元、阴阳五行、气化、天地人、天帝、人继天、物养人、天命、性情、王教之化、王道、圣王、物理、鬼神、格物、类应、灾异

成人例：仁义、义利、礼信义、贵信贱诈、中和、经权、名分、纲统、君道、任贤、同民欲、除患、夷狄

其一，曰宏纲

春秋有宏纲，春秋新制之基本框架也。以春秋作新王，盖效法三代圣王以行王道，春秋之志也。缘鲁以言王义，因其国而容天下，托鲁以行天下法度也。“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王道》）其建五始，王道之始也。“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道》）“其亲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时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观德》）其异内外、张三世，王道之中也。“亲近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王道》）“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竹林》）内外有别，王化以渐也。“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楚庄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也；太平世者，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大义。文教全备，则小康成也；小康历久而承平，则臻进于大同也。故“西狩获麟”，人事浃，王道备，王道之成也。王道之始、王道之中、王道之成，春秋之主线也。

其二，曰常变。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董子曰：《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物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玉英》）

春秋明贵贱。董子曰：《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义，则几可谕矣。又曰：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盾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竹林》）

春秋重屈伸详细。董子曰：《春秋》伤痛而敦重，是以夺晋子继位之辞与齐子成君之号，详见之也。（《精华》）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楚庄王》）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

春秋善褒诛讳绝。董子曰：《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大小，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郑”，讥亲也。“会王世子”，讥微也。祭公来逆王后，讥失礼也。（《王道》）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诛恶而不得遗细大，诸侯不得为匹夫兴师，不得执天子之大夫；执天子之大夫与伐国同罪，执凡伯言“伐”。献八佾，讳八言六。郑、鲁易地，讳易言假。晋文再致天子，讳致言狩。桓公存邢、卫、杞、不见《春秋》，内心予之，行法绝而不予，止乱之道也，非诸侯所当为也。《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故诛赵盾贼不讨者，不书葬，臣子之诛也。许世子不尝药而诛为弑父，楚公子比胁而立，而不免于死。齐桓、晋文擅封，致天子、诛乱、继绝、存亡、侵伐、会同，常为本主，曰：桓公救中国，攘夷狄，卒服楚，至为王者事；晋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诛。善其牧诸侯，奉献天子而复周室。《春秋》予之为伯，诛意不诛辞之谓也。（《王道》）

春秋明得失见所以然也。董子曰：《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竹林》）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吉凶未形，圣人所独立也，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之谓也。（《二端》）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行之时，《春秋》之志也，（《仁义法》）

其三，曰名伦。

春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盟会要》）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精华》）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深察名号》）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尊者文，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经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男女犹道也。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见善者不能无好，见不善者不能无恶，好恶去就，不能坚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义从也，故正名以明义也。（《天道施》）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行，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玉英》）

春秋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著矣。（《十指》）《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玉英》）凡百乱之源，皆出嫌疑纤微，以渐寖稍长至于大。圣人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蚤防之。（《度制》）逢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为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竹林》）故曰：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盟会要》）

春秋嫌得见其不得。董子曰：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贬矣。（《楚庄王》）

春秋矫枉明人惑也。董子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玉杯》）

其四，曰辞达。

春秋无达辞。董子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仁人。（《精华》）《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竹林》）《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楚庄王》）

春秋多微辞。“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是婉辞也。”“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于所见，微其辞。”（《楚庄王》）

辞不能及，皆在于指。董子曰：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竹林》）《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玉杯》）故贯此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诛盾无传，弗诛无传，不交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繙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玉杯》）

其五，曰端贯。

春秋得一端而博达也。董子曰：吾见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此之谓也。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楚庄王》）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鲁僖公以乱即位，而知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卒之后，鲁不支邻国之患，直乞师楚耳。僖公之情非辄不肖而国益衰危者，何也？以无季子也。以鲁人之若是也，亦如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谓连而贯之。故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精华》）

春秋体微若无，而无物不在。董子曰：《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与晋郤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穆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玉英》）

春秋诡名诡实避文。董子曰：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患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籴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讳其辞以予臧孙辰；以酅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雠，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为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玉英》）

春秋贯类而推补。董子曰：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玉杯》）康氏曰：《艺文志》讥后苍以士礼推于天子，不知孔子改制举其大纲，其余条目皆任弟子之推补，故孔门后学皆有推补之权，观此可明。

其六，曰法天。

春秋重元始。董子曰：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王道》）又曰：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重政》）一即太一之天，无对，只有一没有二。天为大气举之，气化流行，而万物生生，乃演化之宇宙观。溯其太初之气始，大始也，元也。《春秋纬》曰：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阴阳。阴、阳是气，一阴一阳是理，所谓“布精”是也。故“元”好比初生之种子，是合理气言。种子要饱满，方可苗秀，此董子所谓之“本正”。康氏曰：易曰太极生两仪，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故谓为万物本，终始天地。孔子本所从来以发育万物，穷极混茫，如繁果之本于一核，萌芽未启，如群鸡之本于一卵，元黄已具，而核、卵之本尚有本焉，属万物而贯于一，合储始而源其大，无臭无声，至精至奥。董子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孔子系万物而统之元，以立其一；又散元以为天地、阴阳、五行与人，而后万物生焉。此孔子大道之统也。

人元在天前。董子曰：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重政》）康氏曰：易曰先天而天不违人，安得先天，则易为讆说乎？岂知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犹波涛与沤同起于海，人与天实同起也。然天地自元而分别为有形象之物矣。人之性命虽变化于天道，实不知几经百千万变化而来，其神气之本，由于元。溯其未分，则在天地之前矣。人之所以最贵而先天者，在参天地为十端，在此也。（《董氏春秋学》）

人居天地，犹鱼在水中。董子曰：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又曰：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故人气调和，而天地化美。治乱之气，邪正之风，是殽天地之化者也。故曰：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天地阴阳》）故天是父宇宙，人是子宇宙。董子曰：为人者天也，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谓也。（《为人者天》）人类化于天，人性生于天，故人道即法天道。天人分合，本原贯通。

人副天继天。董子曰：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人副天数》）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故其治乱之政，动静顺逆之气，乃损益阴阳之化，而摇荡四海之内。物之难知者若神，不可谓不然也。今投地死伤而不腾相助，投淖相动而近，投水相动而逾远。由此观之，夫物逾淖而逾易变动摇荡也。今气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众动之无已时，是故常以治乱之气，与天地之化相殽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灾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润草木，泽流四海，功过神明。乱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败物，乘阴阳之资，以任其所为，故为恶愆，人力而功伤，名自过也。（《天地阴阳》）是故天长之而人伤之者，其长损。天短之而人养之者，其短益。夫损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继欤？出其质而人弗继，岂独立哉！（《循天之道》）故康氏曰：鸿濛开辟之始，鸟兽榛狉，山河莽莽，圣人作而后田野、道路、舟车、都邑、宫室、康物、采章、礼乐出，作成器以为天下利，垂教义以为万世法，所谓继天也。继者，天所断而续之，天所缺而补之，裁成辅相之极则也。

人始生，有天命。董子曰：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弃其天伦。又曰：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卫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卫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则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顺命》）《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为人者天》）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顺逆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惟人道可以参天。（《王道通》）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而不生于大辱。（《竹林》）

因天地之性情而王化。董子曰：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保位权》）圣人之为道，亦但因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故曰：是以必明其统于施之宜，故知其气矣，然后能食其志也。知其声矣，而后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后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后能别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则言虽约，说必布矣。事虽小，功必大矣。声响盛化运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并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颂声咏。《书》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乃是谓也。故明于情性乃可与论为政，不然，虽劳无功。夙夜无寤，思虑倦心，犹不能睹。（《正贯》）凡道民者，因人情所必趋，物性所不能遁者，其道必行。故曰：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喜。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盟会要》）此所谓性，气质之性也。董子曰：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玉杯》）康氏曰：董子发此，是性善之说，孔门固有之。盖既以为人副天数，自贵于物，则不能不以性为善矣。但所异者，此善即孟子所谓“善端”，荀子所谓“质朴”，其加之纲纪、礼文，所谓圣人之善，乃所谓教以继之、成之也。董子曰：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故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质，而不可谓善。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按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设名不正，故弃重任而违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辞，内事之待外者，从外言之。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与性，则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无圣贤，此世长者之所误出也。非《春秋》为辞之术也。（《深察名号》）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岂敢美辞？其实然也。天之所为，止于茧麻与禾。以麻为布，以茧为丝，以米为饭，以性为善，此皆圣人所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故曰：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质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实性》）又曰：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盟会要》

天者，百神之大君。董子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岁更纪，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岁之事。每更纪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贵之义，尊天之道也。（《郊义》）天之道，终而复始。（《阴阳终始》）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离合根》）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远，踔而致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容，虚而盈。（《天容》）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束，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天者其道长万物，而王者长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天地阴阳》）生育养长，成面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赠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圣人视天面行。是故其禁而审好、恶、喜、怒之处也，欲合诸天之其时，不出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风之清微也，欲合诸天之颠倒其一而以成岁也。其羞浅未华虚而贵教厚忠信也，欲合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积成也，其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也，欲合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内自省以是而外显，不可以不时，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时。可亦为时，时亦为义，喜怒以内合，其理一也。故义不义者，时之合类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别气也。（《天容》）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庙、山川、鬼神，不以其道，无灾无害。至于祭天不享，其卜不从，使其牛口伤，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过有深浅薄厚，而灾有简甚，不可不察也。犹郊之变，因其灾而之变，应而无为也。见百事之变之所不知而自然者，胜言与？以此见其可畏。专诛绝者其唯天乎？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余，诸其贱者则损。以此观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国五十有余，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大人专诛之。君之灭者，何日之有哉？鲁宣违圣人之言，变古易常，而灾立至。圣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异指而同致，故圣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顺命》）是故天之所加，虽为灾害，犹承而大之，其钦无穷，震夷伯之庙是也。天无错舛之灾，地有震动之异。（《奉本》）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鸡》）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名号》）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废郊礼？郊礼者，人所最甚重也，废圣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于冥冥不可得见之中。虽已多受其病，何从知之，故曰：问圣人者，问其所为而无问其所以为也。问其所以为，终弗能见，不如勿问。问为而为之，所以为而勿为，是与圣人同实也，何过之有？《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旧章者，先圣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从之也。此言先圣人之故文章者，虽不能深见而详知其则，犹不知其美誉之功矣。今郊事天之义，此圣人故。故古之圣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从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至于秦而独阙然废之，一何其不率由旧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郊语》）

其七，曰成人。

春秋疾不仁。董子曰：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俞序》）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顺逆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惟人道可以参天。（《王道通》）故曰：在天曰五行，在地曰五势，在人曰五常。一言之曰仁，分言之则仁、义、礼、智、信是也。董子曰：何谓仁？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事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对胶西王》）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葵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义法》）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何以知之？今人有大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天折之民是也。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身之养》）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玉英》）君子笃于礼，薄于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祥。（《王道》）礼者，庶于仁、文，质面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竹林》）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竹林》）礼，文，让，皆以仁为体，故孔子本仁。董子曰：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财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其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有否心者，不可借便势；其质愚者，不与利器。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别此等也。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知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无敢，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知。（《必仁且智》）《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楚庄王》）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矣。（《对胶西王》）故世子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王之道，莫美于恕。（《俞序》）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推心加彼，理明道顺，终身正行。故曰：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竹林》）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三代改制》）

春秋贵中和。董子曰：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是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其动于下者，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是故和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欤？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循天之道》）康氏曰：《诗》中和且平，《乐》贵中声，贵克谐，《易》以二五、中爻为贵，以相和应为亨，天产作中，地产作和，《礼》之用和为贵，其节文皆要于中。《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取春秋而不取冬夏者，为中和也。此孔子大道之本，养身、参天，皆在此矣。故董子曰：纯仁淳粹，而有知之贵也，择于身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积美阳芬香，以通之天，畅亦取百香之心。（《执贽》）“德者”。“润泽”、“美阳芬香”，盛德也。上通天，畅中和之极，其与畸行异矣。又曰：玉至清而不蔽其恶，内有瑕秽，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廉而不杀，是义而不害也。坚而不〔竖〕，过而不濡。视之如庸，展之如石，状如石，搔而不可从绕，洁白如素，而不受污。（《执贽》）外物之动性，若神之不守也，积习渐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习忘乃为，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纯知轻思则虑达，节欲顺行则伦得，以谏争僴静为宅，以礼义为道则文德。是故至诚遗物而不与变，躬宽无争而不以与俗推，众强弗能人。蜩蜕浊秽之中，含得命施之理，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者，圣人之心也。（《天道施》）康氏曰：《孟子》物交物、则引之。《乐记》物之感人无穷，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荀子》道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不足，以决庶理。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以己为物役，重己役物。外物动，神渐靡入人，习忘为性，浸渍至微，纯知节欲，则纯想即飞，生于天上也。遗物不与变，与物迁徒而不自知，蜩蜕浊秽，则出泥不染，入水不湍，入火不热，铁轮虽旋，圆明自在，天道之极也。董子曰：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王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道通》）故圣王在上位，天覆地载，风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风令者，言令直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弗能知识，而效天之所为云尔。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尧视民如子，民视尧如父。《尚书》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三年阳气厌于阴，阴气大兴，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残贼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阳也，故汤有早之名。皆适遭之变，非禹、汤之过。毋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常，则所守不失，则正道益明。（《煖燠孰多》

春秋著经权。董子曰：是故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阴阳终始》）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鄫取乎莒以之为同居，目日莒人灭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人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巨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萄息死而不听，卫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者，事异面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君之命耳。（《玉英》）明所从生不可为源，善所从出不可为端，量势立权因事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写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考功名》）人有五常，天有五行，地有五势。孔子创制，皆本权与势也。明善至美，不本为制，以权与势者法天也，气也。圣人受形于气，受理于天，斟之、酌之，因其大小、多少以为宜。故康氏曰：势生道，道生理，理生礼。势者，道之父，而礼之曾祖也。

春秋正纲统。董子曰：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大礼之终也。（《观德》）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动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干天（《基义》）所尊皆天，亦统于天也。董子曰：天之所弃，天下弗佑，桀、纣是也。天子之所诛绝，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逄丑父是也。王父父所绝，子孙不得属，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是也。故受命面海内顺之。（《观德》）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弃其天伦。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臣子大受命于君，辞而出疆，唯有社稷、国家之危，犹得发辞而专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卫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卫世子蒯瞆是也。臣不奉君父,虽善，以叛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则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顺于天者，其非如此。（《顺命》）

父子之道，类之属也。董子曰：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要之，乃天之道也。（《五行对》）《孝经》之语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与父，同礼也。（《尧舜汤武》）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是故以得辞也，圣人知之。故多其爱而少严，厚养生而谨送终，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五行之义》）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不辟，去厥祗。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庙，乱其群祖以逆先公。（《玉杯》）父子之道不昌也。

夫妇之道，生产之属也。董子曰：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与阴俱近，与阳远也。天地之气，不致盛满，不交阴阳。是故君子甚爱气而游于房，以体天也。气不伤于以盛通，而伤于不时、天并。不与阴阳俱往来，谓之不时。恣其欲而不顾天数，谓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违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牡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循天之道》）阳气起于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极而合乎阴。阴气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极而合乎阳。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一俱盛，终岁而乃再合。天地久节，以此为常，是故先法之内矣。养身以全，使男子不坚牡不家室，阴不极盛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难衰而坚固，寿考无忒。此天地之道也。天地先盛牡而后施精，故其精固。地气盛北面后化，故其化良。（《循天之道》）推阴阳中和之理，以定生产之道，造端夫妇，语小无不破也。生产有二：人之生产，物之生产。今世物之生产虽脱离夫妇，其和合之道则仍一如也。

君臣之道，王化之属也。董子曰：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通，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玉杯》）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也群也。是故君意不比于元则动而失本，动而失本则所为不立，所为不立则不效于原，不效于原则自委舍，自委舍则化不行，用权于变则失中适之宜，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深察名号》）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险易、坚更、刚柔、肥臞、美恶，累可就财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财也。为人臣者，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为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见其短长，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犹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财也。（《离合根》）君臣之道，法于天地。凡孔子一切创法、立制之本，皆是。则是天道，非孔子道矣。

春秋重君道。董子曰：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体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立元神》）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所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礼，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立元神》）且天之住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尧舜汤武》）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事实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君。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天地之行》）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音，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驳，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法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法而不得过也。所好多，则作福；所恶多，则作威。作威则君亡权，天下相怨；作福则君亡德，天下相贼。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保位权》)

春秋重任贤。董子曰：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悚。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谏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智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其若是何邪？以庄公不知季子贤邪，安知病将死，召而授以国政。以殇公为不知孔父贤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贤，而不决不能任。故鲁庄以危，宋殇以弑。使庄公早用季子，而宋殇素任孔父，尚将兴邻国，岂直免弑哉！（《精华》)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通国身》)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面国安。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莫见其所为，而功德成，是谓尊神也。（《立元神》)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盛其精而一其阳，众其贤而同其心。一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以致其功。是以建制之术，责得贤而同心。（《立元神》)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天地之行》)董氏述孔子微言若此，从古治国皆在尊贤使能，未闻尊资使格也。

春秋同民欲。董子曰：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十指》)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乐、货、勇、色、园、囿、池、沼、皆与民间、同民所歌，孔子之至义也。董子曰：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赢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禾齐〕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防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度制》)康氏曰：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体民至精。此井田、采邑所由起也。董子曰：天之气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冻，暑不暍，以其有余徐来，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然则上坚不逾等，果是天之所为，弗作而成也。人之所为，亦当勿作而极也。凡有兴者，稍稍上之以逊顺往，使人心说而安之，无使人心恐而不安。故曰君子以人治人，慬而愿，此之谓也。圣人之道，同诸天地，荡诸四海，变习易俗。（《基义》)康氏曰：变法欲逊顺而说，勿强骤之。圣人之道为千万世，不以期月。故王民皞日，迁善远罪，不知不识，顺帝之则也。董子曰：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符瑞》)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以为本于见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谓哉？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盟会要》）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押，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俞序》）康氏曰：天下无利也，但有患而已。至于其极，患犹未尽。故竭圣人之聪明才力，以除民患而已。佛氏“三藏”但欲除烦临，孔子“六经”但以除民患。

5）以行事加王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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