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作者简介:张祥龙,男,生于西元一九四九年,卒于西元二〇二二年。一九八二年或北京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一九八八年于托莱多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一九九二年于布法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九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春秋>到荀子》《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尚书·尧典”解说:以时、孝为源的正治》《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中西印哲学导论》,译有《致死的疾病》《海德格尔》《精神的婚恋》等,主编有《西方神秘主义哲学经典》等。 |
《张祥龙文集》(十六卷)出版暨作者自撰总序
目录
第1卷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第2卷 「海德格尔传」
第3卷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
第4卷 「现象学导论七讲」
第5卷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上卷)」
第6卷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下卷)」
第7卷 「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卷一)——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
第8卷 「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卷二)——从《春秋》到荀子」
第9卷 「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卷三)——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
第10卷 「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卷四)——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
第11卷 「儒家现象学研究——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
第12卷 「儒家现象学研究——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13卷 「家与孝——从现象学视野看」
第14卷 「中德哲学浅释」
第15卷 「摸索仁道——随笔集」
第16卷 「精神的婚恋」
总序
这套《文集》有十六卷,绝大多数是我1992年留学回国后的著述,只有一篇阐释塔斯基真理定义(收于第3卷)的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发表。但是,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这些著作的源头要遥远得多,属于我们曾生活过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被表达的思想本身也经历着某种变迁,这已经被某些评论者注意到;而这思想在未来的命运,则无法预测了。
诸卷的具体特点,很难被归总,但就其思想风格而言,可以有一个极简易的形容,即“思在边缘”。“边缘”意味着它有临空涉险的一面,逼得所思摆脱现成,甚至蹈虚而行;但也有坚实的一面,言之有据,从事实到逻辑,皆不敢杜撰。而且,边缘也指哲学的特性,不像常规科学那样有范式可依,有实验可证,又不像文学那样可随发奇想,动人于无理之中。哲学要讲理,但要讲到终极处,也就是边际处,那里的道理就会放光。贺麟先生曾几次对我说:真理不只是正确,而是能够感动人的光明[1],为艰难乃至黑暗人生带来根本的希望。斯宾诺莎的生活和哲理,皆含此真理。我的哲学起点,就在这黑暗与光明的交接处。[2]说到“思”,它对我而言不限于概念化的思维,尽管也一定要厘清它们,但关键处却要破开茧壳而成为可飞翔者,也就是可应机直觉者,可意会者,可凭“纯象”[3]或时势而行者。
很粗略地讲,《文集》大致涵盖这么几个向度。(1)深度解读现象学。“深度”既指进入其文本深层、有自家领会特点(重原时间的晕流性及其被动发生性,重思想方式如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等等),也指具有东方的,首先是中国哲理的相涉意趣。现象学的重心于我似乎是海德格尔思想,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及其后的一段时间中确是如此,但实际上(詹姆士引导的)胡塞尔,特别是他的发生现象学才是真正的源头。这许多年来,舍勒、列维纳斯等也越来越被我看重。(2)对西方和中国、印度哲理的诠释和比较。这“比较”并非是现成式的,就像拉两个人来比较其身高、性格、思想等,更不是以一方为标准来比量另一方,而是意在“发生”,也就是在应机的对比中产生出在任何一边都没有的新东西,如同升音与降音、元音与辅音……的对立结合中产生语词及其意义。所以,对比可以是有形的,如我的不少著作所做的,但也可以是细微的甚至无形的,间接地表现于对东西思路的叙述和翻译的特别方式中。(3)阐发儒家哲理及相关传统。它依据原始文本乃至历代注疏,但有独特的理解(如揭示“时”是理解儒家及先秦的关键,孔子音乐出神境界及其思想后果,董仲舒“拒秦兴汉”学说与语言的特别之处,般若中观与如来藏心学的结合效应,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源头、境界与缺憾,罗近溪赤子之心说的卓越,等等)。这理解既与现象学及另一些当代西哲流派的提示相关,又受到过其他思想乃至科学如量子力学、人类学、博弈论的激发,更有一些是说不清来源,就在人生经历的熬炼和与文本对话中产生的。说到底,我对儒家、道家、佛家哲理的领会和体认,许多是超语言的,在家庭、遭遇、技艺和自然中蓦然来临。(4)自家思想的表达。与以上三者有内在关联,但更为重要的,如刚刚所言,是独自的涌现。每有心领神会处,都是人生的喜悦。要害在于,找到非对象、非概念(这于许多从事哲学的心智来说就等于不可捉摸的混沌)却更可直观领会和结构化表达的思与言的方式。斯宾诺莎哲学既是概念内涵化的,又是形式(含“象”)直观化的。从最初理解的斯宾诺莎那里,我攀行过两条路:先到康德、黑格尔,在克尔凯郭尔、叔本华那里转向,经詹姆士、柏格森引导,到达现象学,特别是其时间观和源构成观;另一条是从斯氏之“神与自然合一”之论(经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象−逻辑形式”和“不可说者”)到庄子和老子,体会自然生态化的天道,再到儒家的核心--家与孝。它们的交汇点是阴阳道论。
阴阳首先不是平衡论,更不是两点论,而是原发生论;为了能生而又生,必须有“互补对生”结构。现象学时间的发生源即时晕,由滞留与前摄这互补对生的阴阳所构成(海德格尔思想转向时,曾借重老庄的阴阳说);而道家的“万物负阴而抱阳”,要到儒家讲的“亲亲而仁”的代际时间晕流中,才获得了人际的原发道性,也才真正进入了《易》象所示“几微”之“时中”。此阴阳化的时间晕流乃意义、意识、存在的根源,是不离人生的活太极、真太极,由此而思,才能看到至情(亲情、爱情、友情)中如何有至理,情势、冲气、权能域、潜意识如何经由“纯象”或“时势”而再应机地“坍缩”为各种“对象”,比如场、势、习俗、道德、利益、关系网、系统、个体、自我意识、分子、原子,当追究到微粒子或原能波的地步时,对象性又开始消隐,“二象”“叠加”与“纠缠”无可避免。只有能看到意识源头就是时晕之阴阳发生流,既不能被全归为脑神经网络,也不能被形而上学化为笛卡尔式的“我思”,才能领会到人为什么可以“官知止而神欲行”[4],也就是在一切感性、知性的官能之前或之后,还有“阴阳不测之谓神”的“入神”可能,即神秘体验的可能。正是这种体验,往往成为历史的发端,无论是通过宗教家、诗人、艺术家、手艺家,还是通过科学家和思想家。“神就是(阴阳大化之能动)自然”,绝非虚言。
如果这个思想的确站在了“边缘”上,那么它不会不以自己的方式眺望和关心未来,既有中国哲学、中华文明的未来,也有儒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我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后,一心想搞自然保护,除了受庄子影响外,也确有追求思想内在的生命和朝向未来的隐义。老庄,于我不止于隐士的境界,而隐晦的海德格尔,则启动了我对技术化未来的深思。留学第一门课的教材中有《瓦尔登湖》,让我从此倾心于梭罗这位自然的情圣。而自身的“亲亲”(家人之间的相互亲爱)经历,为我打开了儒家之门。对于我,哲学从来都活在人生本身的内在缝隙乃至断层之中,如茫茫黑夜中一支摇曳的火把和宁静深处的背景音乐,又如危难时的一线生机和想象另类将来的出奇能力。如果你在此《文集》中找到了这样的思想,无论是古老儒家的新生命,东方与西方乃至人与自然交融共生的可能,还是助人破开各种形式的“热寂”或“黑暗森林”的契机,那就正是这套书所要追求的。因为,我们的儿女、孙儿女乃至父母和祖先,都可能通过它们而与我们相遇和重逢。
由于《文集》中少量卷册当年形成时的情势所迫,以致与其他卷册的内容有部分重合。这次勉力删除重复的部分,个别卷做了重新组合[5],但考虑到读者可能仅选读某单册,而缺失那些内容则意思不完整,所以依然有未尽处,如第2卷与第1卷内容的部分重合。尽管最早出版这两卷时就做过有关的声明并表达歉意,这里还是要向读者再次致歉!
感谢商务印书馆诸位编辑认真负责的合力工作!特别是陈小文总编和卢明静编辑,前者策划而后者具体实施,使此《文集》得以面世。
张祥龙
辛丑(2021年)兰月谨撰
注释:
[1] 贺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可参考他《我对哲学的态度》一文。见其《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86页。
[2] 参见本《文集》第15卷《摸索仁道--随笔集》第2部分。
[3] “纯象”(reines Bild)由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提出。它由人的纯粹先天的想象力(的生产性的综合)所构成,又称为“图几”(Schema,图型)。纯粹先天的想象力是人最为原发的心灵能力(《纯粹理性批判》A118、A124),而纯象指一种前概念的、使得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的结合可能的纯综合,是“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纯粹理性批判》A141),首先指先验的原时间(《纯粹理性批判》A138、A142)。它暗示着一条非概念、非对象化的致思道路,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重视。具体的解释可于此《文集》第1、2卷中讨论海德格尔的《康德书》的地方见到。它与王树人先生阐发的“象思维”也有呼应。
[4] 《庄子·养生主》。
[5] 第12卷(《儒家现象学研究——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在删除了与其他卷的重复部分后,加入《〈尚书·尧典〉解说:以时、孝为源的正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一书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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