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的用意

作者：余英时

来源：《余英时谈话录》，允晨文化2021年，第231-234页

我的朱熹研究中，理学最早是要限制皇帝的权力，后面反过来被皇帝运用：有了权力就有理了·但是理学家从二程丶朱熹到明朝的王阳明，都是以理限势，见了理一定要低头，这是最高的法则，等于西方的自然法是比人的法律高的。戴震想把理学的传统颠倒过来，回到原来的状态。章学诚也认为要把大的原则先把握住，才能谈细节，否则细节没有意义，支持哪一个原则是很要紧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地方，乾嘉学派不是讲考据。我强调他们两人就是要打掉一个偏见：以为乾嘉学派就是零零碎碎地东考西考。章学诚强调的是要建成一个“道”。

《朱熹的历史世界》是很复杂的，一般人看不大懂的，因为里面曲曲折折的。上篇《绪说》等于一个概论，就有十万字，是一个思想史：思想上、政治上的含义是什么？没有人从政治文化的观点去研究过理学。这是我第一次做的事情，大家以为理学就是讲道德，讲形而上学，讲抽象的问题。我认为宋朝是要改革社会，是要把政治变得清明、合理，所以提倡“三代”。“三代”就是理想的政治。理想的政治是皇帝不要做什麽事情，皇帝只是一个虚君，他们推动的是“虚君制”，让懂知识、懂道理的人来做宰相、做百官，然后大家讨论怎么样制定大的政策，这样改造社会，这是他们的想法，意思是限制君权。二程、尤其是程頣，认为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是要有一个好宰相，是选出来的，因为皇帝是世袭的，没有办法保证好坏，唯一的办法是要选一个最好的人做宰相，关系天下兴衰治乱；第二件是要识懂得中国经典的大师给皇帝天天讲道理，让他懂得理道，就可以遵守，因为没有办法限制君权。所以形而上学是跟政治配合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过去研究理学只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或者拿西方某些体系来配合。我认为是隔靴搔痒，并没有抓到要点，因为中国就没有讲抽象理论的想法，首先想到这个理论放在世界上实行起来是什么样的结果，不像西方是思辨式的：纯粹在思想世界里面转。中国走出另外一条路，从孔子就如此，没有好多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胜残去杀”是孔子很重要的观点，宋朝的理学也是走这个方向的，因为它认为要以理来统治人的话，就不会有残暴的问题了。严格讲·宋朝的法律最宽，包括王安石在法律上也是宽的。

宋朝对知识人是最尊重的，因为宋朝是从五代来的，都是军人做主，所以要把军权解掉。宋朝像范仲淹都是将领，是儒将。这样的话，对皇帝没有威胁，不会抢皇位。另外，士人夫要借这个机会，“以天下为已任”，这话只有在宋朝讲得出来，前面是讲不出来的。在《论语》上·也不过是“仁以为己任”，仁还是道德。东汉就讲“以天下风教为己任”，那还是讲树立道德典范。只有在宋朝才提出这个口号，从前我都不清楚，以为“以天下为己任”是一路下来。其实孔子还不会讲“以天下为己任”的，因为那时候是封建的时代，诸侯有道就可以变成天下有道，否则就天下无道。如果天下好了，就不用要求去改变，但是天下明明是无道，孔子就要议天下了，要批评的。到了东汉也是讲“以风教为已任”，道德水准要维持，宦官专政是不行的，但是没有说士大夫要拿过来。只有到宋朝才提出“以天下为己任”，不但范仲淹这样提，王安石也是这样说的，这是宋朝特有的，表示士已经可以自己承担天下了，皇帝只是做一个虚君，其原因就是宋朝已经没有唐朝的贵族制度了，门阀制度没有了，每个人都是凭藉考试坐到他的位子。这是宋朝给中国奠定了一个士大夫式的民主。我讲理学思想怎么跟政治挂钩，你看程颐写的《易传》，讲了许多政治道理，并不是讲《易经》，讲得更多的是士要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变法的时候，包括保守派的文彦博跟神宗争辩，神宗说：“如果不改的话·百姓恐怕不方便。”他说:“陛下不是跟百姓共治天下，是跟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代表民，一般老百姓觉得一个政策不满意，当然埋怨，但是埋怨是一回事，他们不懂得道理，士懂得道理，可以代表民的利益，而且能够在理性层面代表。这是他们的理论，我现在不讲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理论就是限制皇权的：不要做什么事情，只要有一个好的宰相，有一个好的老师，皇帝的道德好就行，道德不好的话就

当然，那时候不会想到用宪法制约，但是会想到用政治制度上，比如皇帝并不能随便做决定，要幸相底下的各部门共同讨论，共同签字，这从唐朝就有了，叫“五花判事”。如果皇帝下的诏令没有经过底下的讨论，就是非法的，臣下可以退回去，他们就是希望中国在制度上落实，不光是空的观念。朱熹跟皇帝讲的那一套道理，都是从制度上说话的，一个东西下来，哪几个部门讨论，讨论完了，皇帝最后批准。这也像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制度，不过没有宪法的观念。这开始是限制君权的，可是后来变成唯我独尊：我有势就有理。士大夫讲：理比势更高。理不在皇帝手上。所以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有民主思想，基本上是从宋朝传下来的，不是他发明的，不过他集中表现得最清楚：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东林党人反抗不合理的皇权，还没有想到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最好是一个象征性，是权力象征，而真正的权力应该在士大夫的手上，士大夫应该根据多少年相传的制度来实行，这样就不会错了。这里面在某种限制之内可以说是民主制度的实现，虽然不是选举的民主，可是不能一个人作主，不能一个人专断。这是大家欣赏黄宗羲讲君与臣，是一前一后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天下不是皇帝个人的家产，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看儒家做皇权工具的那一面，另外一面永远有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