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达林普尔】服从与自由(傻瓜与立法者)

栏目:他山之石
发布时间:2022-08-09 21:37:45
标签:自由

服从与自由(傻瓜与立法者)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德国画家乔格·贝格曼(George Bergen)的警察(1931)

 

一本题目为《服从就是自由》的书,在当今时代可能令人侧目。如今,服从这个词本身都能招致一些形象,如纳粹战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辩护“我只遵从命令”,或已故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书《对权力的服从》中描述的著名实验,其中他展示出许多普通人愿意实施他们认为可能给陌生人带来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电击,只要他们相信说话者掌握权力的话。在某些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听从他人的命令,即便在我们看来这命令是错误的,这究竟是因为这些是命令,还是米尔格拉姆对其实验的解释受到了挑战,其实并不重要(今天,我们已经不能重复这些实验了,因为它们被认为这是对受试者的自主性的不道德攻击,何况,这实验已经非常有名,不大可能找到那样幼稚的受试者了)。我们反对服从,就像我们反对权威一样强烈。有人甚至提出这个题目让人想起如下传说: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的话“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或《1984》中的口号:自由就是奴役。

 

有一次在前往爱尔兰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位社会工作者,她看见我在阅读米尔格拉姆的书(那是该书出版25周年,我曾经被邀请去写一篇书评),就说,“我们爱尔兰人知道权威,”她的意思是她成长于天主教会控制下的社会,教会被认定拥有老鹰般的眼睛和铁拳,都柏林主教往往被认为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我反对所有权威。”

 

我说,“所以你并不在乎我闯进驾驶舱替代驾驶员开飞机?”

 

她回答说,她的意思并不是指这种权威;但是,这种权威依赖很多其他权威或者至少是权威的场所比如英国、爱尔兰和国际权威机构测试和颁发许可证的飞机驾驶员。这整个系统依靠很多隐含的信任,不可能仅仅依靠武力支持下的赤裸裸权力来做到,虽然真实无误的是任何人作弊都要受到制裁。

 

本书作者,一个名为雅各布‧菲利普斯(Jacob Phillips)年轻的神学家真正考察的其实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是服从和权威。他的论述偶尔有些晦涩难解,我觉得这有些过分了。不过,他是那种哲学家,相信具体体验或例子在阐释原则方面很重要;他并不接受得到广泛传播的自由概念是完全没有任何限制,无论是来自内心还是外部的限制和局限。他认为,这种缺乏任何限制本身就是一种服从,在本案例中就是个人的心血来潮。

 

有一章特别强有力地阐述了书中的核心主张,令我十分感动。作者回顾了他在16岁时,母亲患上了一种没有诊断出来的疾病,熬过19年之后才去世。但作者的父亲在这个叙述中根本没有出现,作者甚至没有评论这种缺席,似乎这事与他要表达的要点没有任何关系。

 

这场疾病---我们从来没有得知诊断结果---使其母亲彻底切断与从前的朋友和熟人的联系。她不再工作,很快只能呆在家中,儿子成为唯一的看护者。照顾母亲的责任也影响了他在什么地方上大学的选择,因为他需要离家近些,这就排除了他本来能做的很多事,我猜想首先是旅游。(年轻人喜欢旅游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年轻人被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感到多么愤怒。他本来最美好的岁月却因为母亲的疾病而被只能在禁闭室里度过,他被绑在家里动弹不得,而他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们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思考和想象我们可能或者愿意这样做。

 

当然,他的自由受到母亲疾病的限制,他不得不照看她:但是,什么自由是能够完全摆脱环境的任何限制呢?这种想法导致我们来到危险地带,因为如果我们走得足够远,可能会赞同人类天生不受生存的任何限制,他生活其中的政治和社会安排并不重要,因为他总是有选择,环境总是有限制性。甚至在地球上最彻底的独裁国家北朝鲜,人们仍然有自由行动的空间,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在金家三世神秘的王国里,有些人可能在行动上也有自由,人们肯定仍然各种各样,如是否善良,是否友好等等。根本无法在人类身上实施全体一致,虽然常常有人尝试这样做,结果总是可怕的。

 

但是,回到我们的绵羊,正如法国人所说(研究偶然性地显示,绵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胆怯)。作者为什么没有将经历母亲患病和需要照顾母亲视为其自由遭到侵害?答案在于他拥有对母亲的前认知承诺。每次他为母亲做点事---如购物---他并没有在内心进行一场对话来决定他应该去买东西还是独自一人背着背包前往东南亚旅行。因此,根本没有内心冲突。他早先就存在的承诺使得某些选择在别人看来是选择在他眼里则根本不是,因此,他这样做并没有丧失任何东西,在其他地方,他仍然有很多自由空间。

 

这让我想到我们为何常常行为规范,至少与我们本来可能的表现相比。这里,我举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我为何从来不在公共场所乱丢垃圾?这是因为每次我有某个不再有用的东西时,我会有内心斗争吗?我会演示一遍支持随便扔垃圾的论证---比如在我方便的时候---而不是以更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留着垃圾,随后找个更合适的地方扔掉吗?这后一种论证总是占上风是因为它更好吗?

 

不,当然不是。相反,我感受到身体几乎做不到在街上随意扔垃圾,实际上需要下定决心才能突破这种限制。(决心并不是好的品质,其好坏取决于用这个决心来做什么。)

 

但是,这种准身体禁忌来自哪里?怎么形成的?这不是本能而是相反。东西随便丢而不是避免这么做可能更自然些。答案很明显也很平凡:那是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告诉我不要乱扔垃圾。她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也不记得她这样做过(当然,我的记忆有可能靠不住)。如果我问她,她可能会怎么回答?我猜想很可能不是建立在道德判断形而上学基础上的长篇大论。她很可能说出类似“这样做不合适”或者“人人都这样做,会怎么样?”从思想上说,这些回答在任何深刻的哲学层次上都是让人不满意的,实际上,无论人们走多远,他从来不可能在哲学层次上获得完整的、没有争议的完美答案。争论从来都不能让人满意。把时间花费在这种事的争论上将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如是否应该随意丢垃圾,是否应为为他人开门,是否应该先为自己服务等问题上。这位作者引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说“他愿意看到每个形式的权威、等级差别和每个威权主义结构都必须向民众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它没有之前的合理性论证’”;但是,花费一辈子时间去挑战过去的每个权威或者总是处于这种行为的边缘,这种人生未免过于偏执。

 

这并不是说权威总是好的或值得信任的;显然,它们不是。但是,如果我们花费人生宝贵的时间要求公交车驾驶员出示安全证书或看他的驾照,或要求测试他的视力,因为视力可能自上次测试以来又恶化了些,那我们就根本不敢坐公交车了。这只是我们信任代表我们做事的别人的一个例子。正如约翰逊博士(Doctor Johnson)所说,被人欺骗有时候好过从来不相信别人。

 

作者说,真正的服从保留了某种程度的自愿,一种在本来可以不服从的时候主动服从权威的意愿。服从不仅仅是屈服于必然的东西。它常常要求一种非正式的但普遍接受的假设,如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难怪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共同理解要求人们拥有共同的文化。

 

英国法官莫尔顿爵士(Justice Moulton)在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他所说的“服从无法强制执行的东西”,《服从自由》的作者并没有引用这位法官的话。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同意某些行为方式仅仅是因为如果我们行为不端,街角有警察等着逮捕你,那么,我们应该生活在一种因为压迫而变得温和的无政府状态,或者如从前存在的独裁社会一样强大,仅仅因为无能而变得温和。行为方式不可能被强制实施,而是必须被内置化到你已经完全忘记内置化过程的程度。

 

有时候我希望自己将行为方式内置化的过程比实际情况做得更好。真正礼貌的人无需牢记要行礼如仪,他这样做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就像路德一样,除此之外他不会做别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这或许是很古老的抱怨),很多人反对礼貌概念,正如莫尔顿爵士所说,把“服从无法强制执行的东西”当作对其自由的不可接受的限制,更进一步是当作性格软弱的标志,只要这种服从意味着对规范的屈服。莫尔顿爵士说,“服从是人们对不能强迫他遵守的东西的服从。他是在他身上实施的法律的执行者。”从这种文明的观点看,人们现在更愿意我行我素,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万物的尺度不是人而是我自己。

 

依靠规范的非正式规定当然就像任何不公正的法律一样是令人憎恶的。但是,人类事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权的可能性。规范行为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残忍的或蔑视的,它可能变得更好或者更坏。注重礼貌的人知道礼貌的目的是尽可能在更多环境中让社会关系变得顺畅,因而将有意避开造成伤害的规范,虽然未必对此大唱意识形态赞歌或者为其欢欣鼓舞。

 

在其中一章里,作者对比了改善种族关系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手段。前者使用法律和官僚机构试图改变人的灵魂。而后者有时候产生好的效果,人们是为了自己而这样做的(但并不必然如此)。作者给出的例子是在1990年代伦敦东北部的音乐场景。黑人和白人因为受到共同利益的吸引,指出种族对他们来说不再是重要范畴。温和地说,对于将各种族的人吸引到一起的美学和文明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承认有某种怀疑,但这不是我关注的要点。从抽象思想角度看,五旬节派教会在我看来是荒谬的,但它取得了同样的融合效果,好处远远大于伤害。

 

正如莫尔顿爵士担忧的那样,立法者有一种倾向,匆匆忙忙闯入礼貌不再涉足的领地。行为被区分成为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结果就造成人们举止粗鄙。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城市杂志》编辑,著作有《不是喇叭也不是小提琴轻》(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和萨缪尔胡克斯合著)、《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与肯尼斯·弗朗西斯合著)和《法老回忆录》等。

 

译自:Obedience and Freedom (and Fools and Legislators) by Theodore Dalrymple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articles/obedience-and-freedom-and-fools-and-legis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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