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应之作者:周应之,男,西历1967年生,浙江文成人。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主修植物遗传。曾先后供职于中国银行,中国新技创业投资公司,后受南怀瑾先生影响,跟随王财贵先生推广儿童读经,为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孟母堂、“诗礼春秋”创办人,现为孟母堂塾师。 |
性善论止争
作者:周应之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元2022年8月12日
孟子的性善论,又称性本善,早有荀子反对之,以为性本恶,孰是孰非,千年争论不休,今日不妨述解以息之。
性,人性也。何为人性?一者可言人心所本处即人性,二者可言人心所生时是人性。而“性”字左心右生,似乎已自做注脚。
人性是人心所本处,可归结为“心本之性”,人性是人心所生时,可归结为“心生之性”。而心有所本方能心有所生,心有所生方能心有所本,所谓方本方生,方生方本,二者虽有先后,却成一体,无可分割。
用心有善恶,故“心生之性”有善有恶,自不必疑,那“心本之性”,其性质如何呢?
或有人说,“心本之性”,人心尚未显用,并无善恶,故其性质本无善恶。但“心本之性”既为人心所本,它提供了人心发用所需之一切,即一切具备于人心,是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因此人心方能大用,若无“心本之性”的大备,则无人心之大用,从此意义而言,“心本之性”为至善,是谓性本善。
或有人说,性本善指天生性善,是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并非大备之说。此言差矣,试问出生婴儿隔绝于人世,疏离于文明,待其长大,岂有人性与性善可言?此非否定先天,而是人性及人性之善恶皆为人类文明的概念,人性虽有先天所禀,犹需后天所习,方能显现真实的人性,故而“心本之性”非先天之性,性本善亦非先天性善。
于是有人问,人性中既有后天之习,而后天之习有善有恶,岂非“心本之性”亦有善有恶?
其实不然,何也?盖“心本之性”谓当下人心所本,于当下而言,所有曾经所习,无论善恶,皆可成为人心当下生发的资用,既为资用,无不为善。譬如新国承袭旧邦之财,其来源虽为剥削,无碍其成为新国造福人民的资用,既为造福之资,则此剥削之财无有不善;又譬如盗窃之技从恶行中来,一旦弃恶从善,则此技俩可以为反盗之用,亦无不为善。但若继续剥削、继续为盗而生新恶,却又如何?我们仍然可以说,为心所资的剥削之财、盗窃之技无有不善,新生之恶与之无关,因为新恶不是旧恶的延续,而是当下用心不当所致,是人心显用的结果,已属“心生之性”,而非“心本之性”。故而孟子坦然入于污君之朝,无问其君是否曾经为恶,但劝之以行仁义;且孟子受诸侯之馈,亦无分其来源善恶,但准礼义。而齐国廉士陈仲子则反之,一切以善恶论,以至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最终不免于饥毙。君子若效孟子,则无有不可拯拔之世,若效陈仲子,则无有立锥之地。
人心时时有所本,亦时时有所生,“心本之性”与“心生之性”同时存有。“心生之性”虽有善有恶,而善恶又随时化为可用之资,充实于“心本之性”,成大备之善,成为当下人心之出发。也正是因为“心生之性”的有善有恶,且此善恶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故而君子需时时惕若,分明于善恶,笃实于善行,而非相信存在所谓先天性善,然后准其而行。若存在所谓先天性善,圣人则不必大费周章以言明分辩善恶的法要,只须给出绝对善恶的标准便可以了。
或有人问,既然人性本善,何以人心生恶?要知人性本善,是指人性大备于人心,为大备之善;而心生之恶,是人心一时昧于是非善恶,以至错用大备而生恶,属用心之失。此处不妨引出良知之说,良知自然是人性,大备于人心,它知善恶,而人心所以生恶,是昧于良知,从此而言,人心生恶亦辜负于大备也。
或有人问,良知岂非先天性善?不可否认良知有先天性,但同样可以反驳的是,隔绝人世与文明之人最终无法获得良知,只有社会的参与与文明的薰习,方能将良知的先天性化为现实可用的良知,而不能将良知直接等同于先天性善。良知与文明的关系,试举一例以说明之,譬如有星体奔来地球,于无知者眼中,不过流星而已,无甚危险,而于天文学家看来,地球将有灭顶之灾,遂思动用手段阻断之以拯救人类,此时良知的发现若无天文知识必无可行。
或又有人问,孟子所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所以生怵惕恻隐之心”,此处的良知岂非纯然心生,焉有文明之迹?不然,要知井之开掘,文明也,而危险生焉,经验也,亦属文明,故无文明之佐,则于孺子入井,何能生怵惕侧隐之心?故知良知决非先天性善。
此处可借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以说明,良知的先天性即良能,其不学而能,譬如天生能好能学,能知能明等种种本能,待后天充分学习及实践之后,人心敏锐灵利,则不待思虑便可知晓与判断是非善恶,此谓良知,它是良能经知识文明浸润后的显用,故而良能良知用时虽一体,二者却有先天后天之分。亦因此可知晓,良能虽从属于“心本之性”,却并非其全体,故不能以良能之先天,遂将性本善定义为先天性善。而阳明在《大学问》中将良知直述为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者,显然是将良知与良能混为一说,已非孟子原述。良知提觉时良能自在其中,故将二者混为一说,未尝不可,但因此将良知等同于良能,将“心本之性”等同于先天之性,便于理上偏失,则去孟子远矣。
至于良知何以有时不彰,可另具文章以说明,此处不赘。
又有人问,此番之论岂非与《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的先天之性相悖?亦不然也,要知绝非有一所谓脱离现实现象而超然存在的先天实体。所谓天,于当下而言即一切大有,包括四方上下,人心内外,历史古今,唯其广大无穷,含藏无尽,又变化无限,故天总有难言的神秘,它可不问人心是否善恶,唯将一切大有充为人性之大备,以资人心之大用,故而人心当下所本,是人性,也是天,此天方为“天命之谓性”之天,故何来相悖?若有人一定要将人性强分先天后天,不妨将当下“心本之性”视为先天之性,而将“心生之性”视为后天之性,若随时以观之,则不难了解先天后天相生相有,永于变化之中,似又不必强分之。
于是可知,孟子所谓的性本善,是论在“心本之性”,而荀子所谓的性本恶,是论在“心生之性”,两者虽为一体,却分先后,权可分判。
孟子道性善,并非不知人有恶意恶行,但孟子于当下的体认中,即觉人性之大备与大善,遂将人性直接通述于“心本之性”,自然提出人性本善,可谓天纵之才,可列超凡之圣。而荀子徘徊善恶,则不免落于“心生之性”而强调人性本恶,而其化性起伪之说,则又不失为大贤矣。
最后需说明者,以上种种论在人性,而非道德法律,未犯之恶但有道德以戒慎之,既犯之罪即以法律以惩罚之,而其心之曾经之恶皆不碍其“心本之性”善,否则改过自新便无从谈起,“苟日新,日日新”亦无所依据了。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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