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仙医苏耽的道教形象构建及其儒家精神探微

作者：雷定京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时间：西元2022年8月16日

摘  要：汉惠帝时期，桂阳神医苏耽化鹤升天的事件引发广泛影响。首先，彼时与后代对苏耽生平史实及神话记述的书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对二者进行对照分析足以发现其中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间的内在张力与外在矛盾。其次，苏耽之生平记述之生卒年月、身世渊源、故里籍贯等方面尚且值得细致考究。再次，苏耽之生平事迹与神话传说彰显了敬老孝亲、治病救人、抗时改命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仙医，苏耽，道教形象，儒家精神，《桂阳先贤画赞》，《桂阳列仙传》

作者雷定京，字子都，号草莽居士。1997年生，现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十五日，桂阳郡内百姓无不聚集郡城东门外马岭山瞻仰奇事：家住东门外的妇女潘元君所生独子苏耽竟于山上驾鹤飞升。直至千年之后，北宋著作佐郎张君房编成《云笈七签》将苏耽之事列入其中并加以褒扬，继而苏耽成为道教官方认可的道仙，其故事异说则更为广泛流传。[1]788苏耽由一名普通的“湘南医家”逐渐被神化为身具奇能异才的“湘南道仙”，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曲折的历史演变过程。历代典籍对其生平事迹亦是描述各异，唯一可确证的一点是：苏耽为湖南桂阳郡人，其医术极其高妙。正因苏耽胸有悬壶济世之志，且身具妙手回春之术。历代文士多对此甚为叹服且将之当做实事，如郦道元在其所著《水经注》中即已称苏耽为仙，不过此书援引大量《桂阳列仙传》之原文，且记述极略。[2]2唐代诗人李涉即在诗歌《苏仙宅枯松》中称苏耽为“仙家”。北宋大学者李昉更是尊称苏耽为“苏仙公”。[2]39近年学界对苏耽生平事迹及其神话传说颇多瞩目，其中以袁霞所作之《苏仙故事的流变与苏仙信仰的发展》论述最为精要，[3]段宗社之作品《论〈苏仙〉对神话原型的重现与改写》亦颇令人耳目一新，[4]郑云淇先生所撰之《“苏仙”自郴州飞升》亦通俗易懂，不愧为早期研究苏耽之优秀作品。[5]然而二十年来国内苏耽研究亦存在些许不足，多数学者仅粗浅地整理了苏耽成仙的相关史料，未能对个中深厚的文化内蕴进行细致挖掘。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作为“道仙”的苏耽之研究上，而忽略了作为“常人”的苏耽之研究。更有个别学者歪曲史料、篡改史实，罔置历代典籍记载而胡编乱造得出极为荒谬的结论。此外，在史料的掌握方面，相关学者也存在许多不足，他们忽视了自王维、杜甫乃至刘长卿以来对于苏耽的诗化描述资料，因而有关苏耽的历史事实及神话传说确实需要重新作一番梳理。

一、苏耽行医事迹及异能传说及其道教形象构建

记述苏耽生平事迹及仙迹的文章、诗词、碑铭、史传、仙传多达三十余种，其中最早记述苏耽事迹的专著《桂阳列仙传》、《桂阳先贤画赞》早已亡佚。今人仍可从此类已亡或未亡之文献中，推测不同记述只言片语中的内在逻辑关联。袁霞等人已对记载苏耽生平事迹之历代典籍进行了总体梳理与细致摹画，然而其对历史资料之把握及对散佚史料之钩沉确实仍存在欠缺；段宗社的作品注重分析蒲松龄《聊斋志异》对苏耽传说的文学描画与艺术改写，对苏耽生平史料之挖掘与探求则不太重视；郑云淇虽是苏耽研究之先行者，对苏耽传说的历史演变之具体情况和历史遗存之珍贵文物进行了详实细致的介绍，但毕竟有太略之嫌。因此笔者认为仍有必要依据新近发现的资料重新梳理苏耽研究的相关史料。我们应当在分析苏耽生平史实、彰显苏耽“人性”的同时，努力挖掘典籍所载仙迹、重现苏耽之“神性”。

袁霞博士在其所著文章中称最早记载苏耽事迹的文献为罗含所著《湘中山水记》，此观点尚欠商量。实际上最早记述苏耽事迹的著作，乃是三国时期郴籍学者张胜所著《桂阳先贤画赞》。此书虽早亡佚，幸而学者邓晓泉近年努力钩沉，自史料中辑出数则，其中就有关涉苏耽之语句云：“苏耽尝除门庭，有众宾来，耽告母曰‘人招耽去，已种药着后园梅树下，可治百病，一叶愈一人。卖此药，过足供养’便随宾去。”[6]419-425可见由西汉至三国时，典籍中所记述之苏耽仍不过为一医术超群之普通少年罢了。记述中苏耽尚未成仙但擅长种药，喜好同故友四处云游，行前尚且不忘种植药物以供老母维持生计。《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均多处引用此书，可见《桂阳先贤画赞》至宋初尚且存世。据此应当可言：《桂阳先贤画赞》实为现存记载苏耽生平事迹的第一部典籍。紧接《桂阳先贤画赞》之后记述苏耽事迹的是西晋罗含所著《湘中山水记》，此书今亦不存，而袁霞自范晔《后汉书》中辑出其中若干语句，其中称郴州马陵山即所谓马岭山中“有仙人苏耽坛”。[7]3484因而最早至西晋时期，苏耽即已成为郴州当地供奉之仙人，并设有专门祭坛以便乡人祭祀。综合上述材料可以断定：苏耽不可能如某些类书所言是西晋时人，其一因三国郴人张胜作《桂阳先贤画赞》即已盛赞苏耽；其二则因西晋罗含亦记载彼时郴州马岭山即有专门供奉苏耽的祭坛。因而可以判断：刘华寿、刘明等学者认定苏耽为西汉桂阳郡人之判断乃确凿无疑。[8]9

稍晚于罗含后的葛洪于其《神仙传》中详尽记述了苏耽的生平所经历的事迹、所彰显的神迹。现今看来葛洪之《苏耽传》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张胜之《桂阳先贤画赞》、罗含之《湘中山水记》。葛洪之著述在继承张、罗二人关涉橘井泉香、跨鹤飞升等记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增添了牧牛自归、百里买鱼、紫云恸哭、岭上白马等传奇事迹。[9]90-92稍后的《桂阳列仙传》、《洞仙传》、《水经注》都对此有大同小异的记载，之后便未再见同时代著者再援引《桂阳先贤画赞》及《桂阳列仙传》等书了。这或许解释了此二书何故骤然亡佚之原因：葛洪之《神仙传》已经颇为详尽地对苏耽进行了记述，这种记述已经超越了前代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因而似乎葛氏《神仙传》一出，便夺去了其他著述的耀眼光辉。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由于统治阶级对道教的青睐及倡扬，苏耽其人其事备受广大才士瞩目。唐代最早以史书形式记述苏耽事迹的学者是李吉甫，其所著《元和郡县志》曰：“马岭山在县东北五里，昔苏耽学道于此得仙。”[10]707可见苏耽事迹之著名，令身为地理学家的李吉甫都颇为瞩目。稍晚于李吉甫的段成式在其所撰名著《酉阳杂俎》则在罗含《湘中山水记》记述苏仙坛之基础上进一步记载了苏耽“落花救疾”的神异之事：“仙桃，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祈之，辄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11]172-182直至唐末，郴州当地百姓对苏耽之崇拜仍旧经久不衰，以至于认为苏耽神坛前之桃树亦为仙桃，以为此仙桃可治病救疾。

此外，历代诗人对苏耽事迹的诗化描述同样值得注意。最早关注苏耽事迹的诗人应是徐陵，其《徐孝穆集笺注》所载《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曰：“拜辞亲老，如苏耽之永别”。[12]108然而徐陵是将苏耽作为拜辞亲老时依依不舍的孝子来歌颂的。真正将苏耽之事援引入诗，并对此加以歌颂的著名诗人是王维。他在所著诗《送方尊师归嵩山》中吟咏：“借问迎来双白鹤，已曾衡岳送苏耽。”[13]233王维笔下的苏耽俨然已是颇具神采的道仙了。继而杜甫又在其《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感慨：“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14]713一代诗圣竟亦瞻仰神医苏耽之大名，甘愿借橘井之泉香治愈满身之病疾。这正说明至唐中叶，苏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相当有名了。继而严维又与刘长卿相唱和，严维作诗《酬刘员外见寄》云：“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药补清羸疾，窗吟绝妙词。”[15]487彼时严维正任郴州郡佐，其名为郡令实则为隐士。他采药以愈疾病、卧窗以咏诗词，如此清丽俊逸、洒脱自然，真可谓得苏耽之风骨。

综上言之，至少可以断言自唐代开始有关苏耽的各类描述就已经至少存在两种分歧：作为神医的苏耽与作为道仙的苏耽。然而这两种分歧并非绝然对立，而是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高超卓越的医术彰显了苏耽的神异禀赋；另一方面，超乎常人的神妙摹画又为苏耽的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作为“神医”的苏耽之生平事迹方面，可证可信之史料寥寥无几。但这些史料却可成为苏耽“文化史”及“信仰史”构建的有机组成，虽然这些材料充分反映了历史上对苏耽的宗教崇拜状况。但若要还原历史上的苏耽之真正形象，尚需充分挖掘这些材料背后的深刻内蕴。

二、西汉仙医苏耽身世行迹阐幽

历史上确有苏耽其人，这一点已经由邓晓泉等学者充分论证；澹泊所编《湖南名人志》亦将苏耽列入其中，并加以详细记述，此亦可看做相关专家认为历史上确有苏耽其人之明证。[16]2然而身为凡人的苏耽究竟生于何年、卒于何时？苏耽之故里籍贯何考？身为凡人的苏耽生平究竟有何建树？这都是值得细致探究的问题。笔者拟以葛洪《神仙传》为中心，参之以《桂阳先贤画赞》、《桂阳列仙传》及《洞仙传》，考证作为历史人物之苏耽生平的细致问题。

苏耽之出身与家庭已不可考，唐代大诗人沈佺期之《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诗记述道：“少曾读仙史，知有苏耽君。流放来南国，依然会昔闻”。[17]6沈佺期少年时便知苏耽之大名，流放至郴州时仍然仍然饶有兴致地前去探查少时所好奇的旧闻。可见沈佺期少年时便曾阅读过苏耽的传记，而这些“仙史”则是将苏耽当做道仙来记述的，因而历代典籍忽而将苏耽当做汉朝人，忽而将苏耽作为晋朝人，忽而又将苏耽作为南北朝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他们认为苏耽亦是彭祖那样的长寿仙人，认为他自西汉一直存活至南朝。

首先是苏耽的生卒年。三国时张胜所著《桂阳先贤画赞》是将苏耽作为“贤人”进行记述的，因而从现有留存文字中我们亦未曾找到任何有关苏耽具有神迹方面的论述。有关典籍将关涉苏耽生平的记述止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十五日，其中以《万历郴州志》记载最详，因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桂阳郡爆发流行性瘟疫，而史料载苏耽于瘟疫流行前一年别母而去。又《太平广记》“如十八九岁人”等语句似乎暗示了苏耽别母之时的年龄。[2]3据此可推断，苏耽别母离郴应在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前后，而其生年应大略为汉高帝六年（公元前197年）。至于刘华寿等人推断苏耽生年为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七月十五日，据言此为依名人所著《桂阳九仙传》所得，但那大体是后人根据宗教信仰需要所进行的杜撰。

其次是苏耽的家世。可以明证的是，苏耽少年失祜而仰仗其母潘元君抚养成人。最早之《桂阳先贤画赞》似乎已暗示此事：苏耽辛苦种药，只为离母云游后生母能依此谋生。苏母潘元君则因苏耽为所生独子，且丧夫守寡。无依无靠，故而“母走牵之”，对其极力挽留。[3]419-425《桂阳列仙传》也说他“少孤”，《太平广记》则直接写明：“先生早丧所祜”。[2]2-3这些史料都在字里行间为后人不经意地还原了一个真实而又平凡的苏耽形象：他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潘元君，系桂阳郡城东门外女子。苏耽医术超群，且极其孝母，历代才士都将苏耽作为孝母吟咏的对象，因而苏耽不可能所某些仙传所云抛弃母亲四处云游。笔者认为，《桂阳列仙传》所载苏耽别母之事应当为其短暂别母外出采药之经历。认为作为神医的苏耽，轻易留下一棵药树即别母而去，且留下一言“卖此药，过足供养”实在不合情理。所谓“过足供养”应是苏耽短暂别母期间，嘱托母亲暂时售卖药材的叮咛。不然张胜前则言苏耽“大孝”，后则曰苏耽别母而去，岂非自语相违？因而苏耽应是在母亲尚在之时，就近与今郴州市苏仙岭上修道采药，而母亲仙逝后苏耽才无牵无挂、离家四方云游。总之，苏耽应当是西汉初年桂阳郡一位医术高妙的神医，他少年失祜，性喜云游且喜好四方采药，或于桂阳郡某次流行性瘟疫中凭借医术救治了不少百姓，因而闻名全国。又因其性喜云游，故后世道教便逐渐将其神秘化、奇幻化，以至苏耽之形象在这些传说中由“神医”蜕变为“道仙”。

再次是苏耽的行迹。苏耽为西汉时桂阳郡人，此点已是历史事实，确凿无疑。然而史料记载苏耽一生游历甚多，行迹近曾往湖南便县，远则至江西九江。似乎全国各地皆曾有苏耽游历的迹象，这也可以从某种层面反映苏仙的这种道仙信仰存在的普遍性。然而各地研究者关于苏耽的籍贯、行迹却颇多舛误，在此有必要进行详细阐明。其一，诸如王凤林曾认为苏耽为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苏仙石乡人氏，理由是明代嘉靖年间所著《商城县志》载 ：“汉苏耽, 字子训, 商城人 , 有道术。”殊不知此为当年撰志之人不详加考述，以致贻误后人。郑云淇据此已与王凤林先生进行商讨，但郑先生似乎亦未注意到某些历史事实：嘉靖《商城县志》所载“苏子训”并非西汉桂阳郡之“苏耽”，而是葛洪所著《神仙传》所记载的齐人苏子训。[18]40苏子训确有可能到过商城县，但苏子训并非苏耽，因而云游商城县的“苏仙”绝非桂阳郡之苏耽。王凤林先生认为苏耽曾携母移居河南信阳商城，笔者则认为绝无此可能。因关山遥远，苏耽不可能携老母关山跋涉；又因居郴数代，更不可能无故移居。其二，诸如《南康府志》曾载晋苏耽居南康府元辰山上修炼，上有仙迹。又如《九江府志》曾载苏山在九江县西北，相传苏耽冲举于此。然而此二处皆言苏耽为晋人，此与《桂阳先贤画赞》所述相违。然而相关学者已对此有所论述，认为此处应为府志著者记载错误，苏耽当去过江西都昌元辰山。[19]3此外，有关史料之记述还多次出现将苏耽与他人相混之现象，袁霞于此已充分进行阐述。[3]笔者认为，湖南郴州与江西都昌相距不远，苏耽有可能曾在母亲过世后云游至此短暂停留过，亦有可能至此而修道采药终老。究竟如何，尚且待有志学者继续考证。总而言之，苏耽籍贯为郴，此确凿无疑；曾云游江西都昌，或是如此；是否移居河南商城，则尚需考察。

三、西汉仙医苏耽儒家精神探微

西汉仙医苏耽的生平和传说既然已被成功进行道教化形象构建，那么这一形象背后究竟又有何儒家文化意义？其传说及故事为何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恐怕与苏耽曾多次受到历代帝王的封赏及褒奖密切相关，苏耽于宋代曾受到统治者两次加封，其一封为“冲素真人”，其二则加封为“冲素普应真人”。[3]苏耽其人其事曾多次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固然与其传说的神秘性与离奇性息息相关。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苏耽之“道仙”形象所彰显的文化意义符合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种儒家核心价值元素不但在后世不断丰富之作为“道仙”的苏耽身上体现了出来，更在作为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神医”苏耽身上得以彰显。概括说来，苏耽身上所彰显的独特儒教宗教文化精神既融于世俗又高于尘世；既有其普适性，又颇富独特性。具体而言这种儒教文化精神主要有三：其一，敬老孝亲的贤良精神；其二，治病救人的神医精神；其三，抗时改命的斗争精神。

首先是敬老孝亲的贤良精神，苏耽之仙事自西汉传至今日仍为广大国民所称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其具有孝敬母亲、尊敬长辈的贤良精神。如前文所述，最初之《桂阳先贤画赞》即已记载了苏耽别母前辛勤种药、以此供养生母的事迹，只不过其中苏耽的“孝子”形象尚且不甚分明。《桂阳列仙传》首次称赞了苏耽孝顺贤良的崇高品性，称其“少孤，养母至孝”，并且将要成仙别母之时还言辞恳切地向母亲“涕泗”告别称“受性应仙，当违奉养”。[2]2苏耽孝母之形象已初露典籍。继而南朝时人所著《洞仙传》中的苏耽“孝子”形象则逐渐丰满了起来，其中云苏耽“少以至孝著称”。苏耽不仅对母亲“至孝”，而且还以此著称乡里。其何以“至孝”著称呢？《洞仙传》言其母欲食“鱼羮”，吩咐苏耽出门购买。苏耽为让母亲能食鲜美肥鱼，特意运用仙术移至湘州集市中购买，此一行则“去家一千四百里”。[20]195奔波千余里只为寡母能食鲜美肥鱼，苏耽确实可称为“孝子”。在《神仙传》之描述中，苏耽对母亲更是百依百顺、不敢违逆。葛洪在《神仙传》中称其“乡中以仁孝闻”，至此苏耽不但秉持孝道，并且还富有仁心，完全像是一位颇具仁道的“神医”。[2]3这一“仁孝”精神亦为日后苏耽作为“神医”事迹之流传埋下了伏笔。《神仙传》描绘苏耽为母亲买鱼的事迹大体与《洞仙传》相似，只不过苏耽买鱼处不再是“湘州市”而是“便县市”。母亲听闻苏耽前往便县买鱼亦是心生疑惑，由此对苏耽大加嗔怒。然而《神仙传》中的苏耽依旧对母亲百依百顺，面对母亲的疑惑也是耐心解释、不急不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桂阳先贤画赞》，《洞仙传》与《神仙传》中的苏耽不仅为母亲种植了能治瘟疫的药树，还为母亲留下了能变化所需万物的“神器”，如《洞仙传》中苏耽为母亲留下的是能生财货的“聚宝盘”，[2]3而《神仙传》中苏耽为母亲留下的则是能生财货的“聚宝柜”。[20]195并且二书都不同程度地描写了苏母潘元君殁后苏耽于仙山上恸哭的情节，这些描述都在《桂阳先贤画赞》的基础之上极大地丰富了苏耽“敬老孝亲”的贤良形象。

其次是治病救人的神医精神。作为仙医之苏耽为全国百姓所称赞的另一重要原因主要还在于其治病救人的“橘井”精神，“橘井”精神是道仙苏耽牵挂人间百姓的博爱精神，是神医苏耽悬壶济世的仁心精神。“橘井”之事于《桂阳先贤画赞》中尚未明确记载，张胜只是在此书中简略记述了苏耽为母亲培植药树的事迹，其中药树“可治百病，一叶愈一人”的记载似乎隐约彰显了苏耽医术之高超。真正将“橘井”与神医苏耽之医术紧密联系的典籍是《桂阳列仙传》，书中曾提及苏耽告诫母亲凿井取水可治病救人，但此书未明确苏耽所言之井即为“橘井”。真正将桂阳郡橘井与仙医苏耽联系起来的仍是葛洪之《神仙传》，其中苏耽云：“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2]3至此后苏耽“橘井泉香”治病救人之故事广传全国、流传至今。何故苏耽穿凿一井浸泡泉水，就能得神医之名而流芳千古呢？其一离不开历代神话的构建。如果说《桂阳先贤画赞》中描绘的神医苏耽形象仍旧较为模糊，那么《桂阳列仙传》至《洞仙传》、《神仙传》中所构建的神医苏耽形象则逐渐变得生动鲜明。《桂阳列仙传》所载苏耽得道成仙前不忘百姓，告诫母亲说：“年将大疫，死者略半。”[2]3为避免这种“白骨露野”的悲惨情况出现，他劝母亲为民凿井、保全苍生。成仙离去前苏耽尚且不忘百姓，并为即将罹难的百姓涕泗甚哀。其牵挂苍生、悬壶济世的神医精神深深感动了天下百姓，诸如汪森在《粤西丛载校注》中称赞其仁心救疾之高尚行为之诗文作品更是不可胜数。[21]454

再此是抗时改命的斗争精神。神话传说中所构建的苏耽形象确实隐含着某种反抗命运的斗争精神，这一点似乎不为当今方家所注目。《桂阳列仙传》就已暗含这一伟大精神，其书记载苏耽儿时常与众多儿童一起牧牛，他们相约定轮流值班负责放牛，以保证牧牛不分散逃亡。每当轮到苏耽牧牛之时，众牛总是徘徊围绕在其左右，不用驱赶便自觉回来。当众多儿童好奇前来询问苏耽这是何故之时，苏耽竟然答曰：“非汝曹所知。”[2]2大有陈涉当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风范。可见《桂阳列仙传》意欲说明幼年苏耽即敢于反抗世俗、与俗相异。苏耽之斗争精神还主要反映在对时命之反抗上，如沈德潜《古诗源》第四卷所收录的所谓苏耽所作的诗歌《东城楼歌》即已有所反映。这首诗应当作于南北朝时期，乃是桂阳郡时人假借苏耽之名号所撰。其首二句曰“乡原一别，重来事非；甲子不记，陵谷迁移。”时过境迁，山陵已被抹去、山谷已被填埋，正是物是人非，然而道仙苏耽却依旧遨游于天地之间，这不正彰显着此诗作者借由道仙苏耽之名抗拒时光之愿想么？最关键在于此诗第三句“白骨蔽野，青山旧时”。[2]1遥想苏耽生时，桂阳郡正处于长沙国与南越国之交界处。公元前184年正是吕后掌权的第四年，长沙国与南越国交恶进而爆发战乱，彼时南越王赵佗掠夺长沙国数县凯旋而归。长沙国所依附的汉王朝又派大将周灶助攻南越国。周灶部队因流行瘟疫不能翻越五岭，滞留在郴县一带最后无功而返。彼时苏耽正生活于战乱频仍之艰难年代，边界人民不但不幸被卷入残酷战争，且作战部队还带来了可怕瘟疫。数百年后，南北朝不幸又逢战乱年代。因而《东城楼歌》之作者借“白骨蔽野”所表达的愤慨与抗争之情，并希求自己能与苏耽一样不为时间所束缚、不为战乱所痛苦、不为生死所桎梏，亦不难为读者所理解了。

综上所述，笔者并不满足于仅仅阐明作为平凡神医之苏耽的生平籍贯，亦不满足于重述苏耽化鹤飞升的神话传说，而是希望依照历代珍贵之史料，通过文本细读和文化阐扬说明记载苏耽生平之真实史料与神仙传记的复杂细微关系。对苏耽生平史料与神仙传记的复杂性的揭示与探索，有利于后人深入了解郴州道教历史乃至湖南道教历史中的道教文化与道教人物的内在关系，更有利于后人珍惜此类文化遗产，在述说与研究之过程中更好地保护之、开发之、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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