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壬寅理学班会讲综述
作者:李鑫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七月十八日庚子
耶稣2022年8月15日
第七期理学班已于壬寅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西历2022年8月8日至13日)在网络平台“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期会讲主题为“理学的圣贤观”。
理学班开班首日上午,由中南大学哲学系教师莫天成作本届理学班常设议题——“理学读书法”——之引言。引言内容主要从三部分展开:首先是带领大家重温“朱子读书法”的相关内容。读书之目的在于明理进德,且当以读圣人之书为先务,由读圣贤之书以观圣贤之意,进而求自然之理。具体的读书方法则如熟读、虚心、切己、玩索等等。第二,通过对比外间读书,我们自己的读书传统具有笃信、专一、细致的特点,但可能仍存在不够虚心、未能精熟等不足。第三,如何将理学读书法与理学学术研究、写作结合起来,并在学界发声、与学界形成对话,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引言过后,师友们分别围绕主题作了发言。曾老师提到,如今大家在不同的高校读书,处在不同的读书环境下,今天一起来谈理学读书法这个话题,一方面当然是要呼应理想的读书方式,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地、有意识地谈一谈自己如何应对现实境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不能只是表达出在外的进退失据感。丁老师首先对理学班开班表示祝贺:这是一件喜事!随后老师提醒:我们师友群体中的每一位都不是以孤落落的身份、而是相互陪伴着置身于这个时代和学术世界,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可引为道友的群体一起去面对外部环境的不如意;有了这一点,孤苦无助感就会很大地被克服,自己身上就会有更多能量,就会发现自己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在具体的读书法方面,老师就圣人之言、圣人之意、圣人之理作了分说:圣人之言,实;圣人之意,亲;圣人之理,真。正因圣人之意亲,乃能兴发人、使人亲近,此所以朱子在圣人之言与自然之理之间有圣人之意一环。接着,老师从“熟其书”、“熟其人”、“熟其理”三个方面对“熟”之义进行了阐发。此外,老师就成见与定见、读书与研究写作中的公私之辨等问题皆作了解说、提醒。
开班日下午,理学班有幸邀请到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作《希贤希圣希天——理学工夫论的目标》主题报告。杨教授指出:工夫论是理学的核心知识,是一种实践知识,它深入到个人与世界存在的根基,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学问。理学在今日世界仍有不朽意义,其成圣工夫论与境界论当是关键因素。工夫需要有意识的改变现状,此过程需要时间的磨练以至精熟,并最终达成目的。故,有意识、时间、精熟、目的可视为工夫的四要素。理学工夫之目的即成为圣人这第一等人。在理学论述中,圣人是作为“本体”的人间显现而出现。体用论的思考方式是理学家的共法,伴随体用论与工夫论之思考方式而来的即为复性论,亦即对自己原初本性的永恒回归。在修养工夫上,周子的主静(静坐)对后儒产生重大影响,常常与此对提的则是主敬。由于敬贯动静,其强调随时随地都要身心凝摄专一而不走作,这当然是更高的要求。各种教派中,常常都有静坐之法,因而理学工夫论若有特殊处,亦绝不在静坐等生理层面之操作,而在于伴随静坐而来的诸种现象的诠释系统。但在由静坐体证所达成的主客一如、能所不分的活动中,如何摄取诠释的观点是个关键问题。在开放讨论的环节,杨教授为理学希贤希圣之工夫论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寻求地位的努力获得了师友们的呼应,师友们也就很多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请益、交流与问难,如:在不缺乏“理论”的当代学术中,如何形成实修实得之风?庄子“道可受,不可传”之说与程朱之间的差异如何?诠释是否具有本体地位?静坐之中所达成具有诠释成分的“主客一如”、“能所不分”的玄秘境界是否可能会有消除价值系统的危险?等等。
接下来五天,共有六位主讲作论文报告,兹述其要。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毕冉的报告题目为《论知、仁之为天地之道——以朱子<周易·系辞传>的解释为中心》。报告提出:从仁属阳、智属阴,天属阳、地属阴的角度看,仁、智当与天、地相对应。且程朱本身就非常重视乾元与仁德的对应。但从朱子对《系辞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注解来看,“知”当理解为“智”,且朱子又将智、仁与天、地对应。这种对应之所以成立,是从阳清阴浊的角度言,智较于仁为清,故智、仁分属天、地。《系辞上》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其中“易”的含义是指当下通透、清明高远、是非判然的清明智性,而清明之“易”的根源则来自乾之至健。《系辞》谓“显著仁,藏诸用”,“显著仁”正是造化功成处,是流行发用的显现,此正与作成万物的形化之坤相对应。智与仁不仅是对天地之道的概括,亦是对圣人之德的表达,故圣人即同于天道。所不同者,天地之智仁须得圣人以发明彰显;天地之功须有圣人为之范围裁成。在本场会讲中,丁老师提醒,天和地、智和仁作一个看也可以,作两个看也可以。若天地作一个看,天即藏其所显,地即是显其所藏。以生生而论,生生之藏即天,生生之显即地。藏则见智不见仁,而仁在智中;显则见仁不见智,而智在仁中。智、仁、勇只是一个,一切不显,只见其智;显其生生,则见其仁;显其贯穿、金石可透,则见其勇,因此三者称为达德。称之为德是三,称之为达则是一。
厦门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张茹梦的报告题目为《朱子论“圣人生知安行”与“圣人可学而至”》。报告提出:朱子的圣人观不同于汉魏晋人的圣人观。汉魏晋人纯从“气命”的角度理解圣人,朱子的圣人观则根本上由“理命”得以底定,尽管朱子并未离气而言。由此,“圣人可学而至”是应当且能够的。落实到具体的圣人谱系,从成圣途径看,有生知之圣,亦有学知之圣。生知之圣于道理浑然天成、当下完具、无可非议;学知之圣则表现为一“修身史”、“成长史”,有勉力之迹,亦有可评说之余地。同为学知,学之深浅决定知之深浅,此亦朱子论评圣人之一大关节。程朱与张子就孔子是否生知亦有不同意见。张子以孔子为学知而非生知,且其以为学知较生知并非更为低下。程子坚持孔子乃生知者,取“隐圣同凡”之理解进路。朱子以为,孔子自是生知,然孔子生知亦有进学之处,具体表现在文为制度之事及对义理的精熟纯化、进进不已上,然此非学者所能窥测。对于学者来说,当从颜子、曾子之笃实工夫下手,借颜、曾以学圣人。在本场会讲中,丁老师教正说,纯正的儒家观点一定是从理上来看圣人,而不是从气上看圣人,故而绝对不会承认任何意义上的命定论。根本的任务是破命定论,而不是把朱子诠释成哪怕是弱意义上的命定论。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师李秋莎的报告题目为《可、能与应当——圣凡位秩中的才命之维》。报告提出:人因才、命的不同而有种种差异,但善才、天命人所同得,故圣凡位秩只是虚位,由人所造居于此位。即使人所禀、所遭浑浊穷蹇,致其知性全性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此亦只是“可能之不可能”。故人之希圣希贤不仅应当而且可能。应当只决于理而不决于气,就气而言的才命之维丝毫不会摇撼、遮挡应当。具体而能与外于所具体而不能,是能不能的本义。具体而能则需兼论理气。就理而言,则无不能;就气而言,即使圣人,对经验事物亦必有不知不能,且人之所禀所遭,确实会造成人在能善上的缓急难易差别。可以依据应当而选择能够。凡不应当,即使能够,亦不可。凡可以必能够,但可以并非应当且能够的充分表达,因“可”常常只是“仅可而未尽”之意。在圣贤凡愚位秩中,越进于圣,越接近在才、命上纯任道理;越退于愚,越几于在才、命上纯任气质。就可能、应当而论,愈进于圣,能愈进于无不能,可愈进于无可无不可;愈退于愚,哪怕目前所已能、已可,也会逐渐消澌磨灭,仿若不能不可。在本场会讲中,丁老师对“可”字的用法作了两种情况的分疏:一表条件,一表判断。丁老师指出,在表判断的情况中,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也”中的“可”字固然是表达“仅可”之意,但“事父如曾子,可也”中的“可”字则不是“仅可”之意,而是极高处。
复旦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吴婕的报告题目为《“参也,竟以鲁得之”——曾子气象的理学塑造》。报告首先对曾子配享孔庙的历程作简要梳理,此过程始于唐代、定型于宋元,历经一升格过程,此又和理学家的表彰分不开。前理学时代,对曾子之表彰尤着意于其为孔门仁孝之典范,理学家亦看到此点,但特别就曾子“鲁”之气质作了深入且积极的论述表彰。曾子虽质鲁,但亦凭借其鲁而能诚笃用力,不至落为浮泛,此正助力学问之资。相较于孔门其他弟子,如颜子闻一知十却又“如愚”,子贡闻一知二,程子亦称其“钝”,此皆不恃其才。故圣人以下,皆须用此“鲁”之工夫。比较曾点、曾参父子,理学家虽肯认曾点见处极高,然亦指其工夫疏略,易流为浮泛;若曾参则笃实践履、真积实见,由下学而上达,此尤为理学家所赞善。就孔曾之间而言,曾子亦以其随事精察、笃实用功而终得闻一贯之旨,而其所答“忠恕”亦见其已能担负传道之任。在本场会讲中,丁老师提醒道,汉唐儒与宋儒虽皆注意到曾子之仁孝,然其着眼点完全不同。汉唐儒乃以曾子天性如此,宋儒则认为曾子“非有得于道,能如是乎”,突出曾子学道而得道的自我造就工夫。丁老师指出曾子只是“以鲁用鲁”,并无鲁外之巧。颜子“如愚”、曾子“鲁”、子贡“钝”、程子自道“戆直”、朱子自道“迂拙”,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要计较才之高低。就着报告中所引用的“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有德之言、造道之言”等处,丁老师也一如既往地提醒大家仔细读书的工夫。
复旦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刘晓飞的报告题目为《“光风霁月”与周子气象》。报告首先借周子之行实介绍其尽职爱民、刚直不阿、安贫乐道、雅好山林等方面形象。周子光风霁月的洒落气象为李延平所推崇,然周子乃自然所得,延平则有作意求之之意。朱子认肯周子本身的洒落气象,但批评怀期必之心而刻意求之。朱子以后的学者对周子评价出现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周子见识虽高妙,但在行实上却有清高出世之意;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周子不仅在行实上与释老之学完全不同,其著述的思想理路也与异端之说处处相反。这些争议评价背后,反映不同哲学观念及人物品评标准的差异。比较周子、颜子、大程子三人,其气象虽有相近但亦有差别。颜子、周子皆有温润春生之和气,皆能处贫贱之中而不改其乐,然周子之“不卑小官”与颜子之“用行舍藏”仍有一定距离。大程、周子在观天地生物气象等方面亦十分相似,然大程说话浑沦超迈、周子则严肃精密。在本场会讲中,丁老师指出“光风霁月”的“洒落”气象主要是对应于主静的涵养工夫与“廓然大公”的心地,并以最近倪梁康教授为张祥龙教授所写的《孑然弗伦,洗然无尘》一文提示大家对相关“气象”的感受与理解。
清华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闫雷雷的报告题目为《论清初的<道学传>设置及文庙从祀问题——以陆桴亭为中心的考察》。报告指出:陆桴亭与顾亭林在《五经》、《四书》与理学书的关系论定上非常相似。陆桴亭认为,就体例而言,《五经》非理学书;然又以为《五经》“不谓之理学之书不可”,此与亭林“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之说相近。桴亭又以《四书》为理学诸书之祖,此又与亭林“圣人语录为学问之本”之说颇同。这种对“理学”“语录”的认识影响到对《道学传》设置的看法。陆桴亭、黄梨洲皆对《道学传》的体例设置持否定意见,但二人用心则有不同。陆桴亭反对以道学作为名目标榜,不愿看到此举导致学术纷乱、各陷门户之见。黄梨洲则将《道学传》视为对《儒林传》之分裂,且怀有为阳明争地位,贬黜薛文清、胡敬斋等程朱一系学者之私心。如果说《道学传》是从史书方面体现对儒学传统的解释,文庙从祀则从制度方面体现对圣人之学的解释。在文庙从祀方面,陆桴亭反对专以老儒、经生从祀孔子,认为如此则不免偏于文学一科而多学究气,故欲以孔门四科为标准开广儒门。而其终衡诸德行一科,亦可自纠其从祀人选冒滥之失。黄梨洲从气节、事功着眼,为韩琦、范仲淹等七人争从祀地位,此与桴亭有接近处。顾亭林则专主文学科,注重从传注上论从祀。在本场会讲中,丁老师提醒说,需要考虑“《道学传》设置”与“文庙从祀”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另外,丁老师说道,《明儒学案》是黄梨洲的私学著作,未能平心而为之。梁任公以为,若由陆桴亭来作一版《明儒学案》肯定会比黄梨洲的更可取,老师对此看法表示深以为然。
本届理学班本有望在线下举办,但终因疫情影响而转移线上,少师友相聚之乐,颇为遗憾。希望大家怀着希贤希圣的勇气与信心,学颜、曾之所学,在相与勉励、笃实进学中期待来年的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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