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章句兴衰反映经学地位之变

作者：高海云（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七月二十日壬寅

          耶稣2022年8月17日

章句是汉代儒生治学的主要体式，反映汉代经学的基本发展形态与特征。古今学者多从经学史视域探讨汉代章句的内容、规模、兴衰概况，对“章句”这一概念的衍生过程欠缺系统梳理，就宣帝、章帝时期皇权对章句兴衰所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对章句之弊以及章句“减省”“改定”的学术史意义，也有亟待澄清的必要。厘清汉代章句兴衰的史实，有助于提挈汉代经学的发展脉络，并为考察汉代士风与学风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章句”由简到繁

古代典籍在著录形式上不分章、节，也没有标点。学士解说经籍，必先学习“离章析句”的讽诵技能。这与后世所谓“句读”颇为相似，因而历代学者多主张“章句即句读”。如《礼记·学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孔颖达注释“离经”为“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吕思勉直言章句类似今日“符号”。《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十问》中有圆点符号“·”，其作用明显是帮助分割文本层次，与分章、断句相关。故此，“章句”的初义，是指初学者分章断句的基本治学技能。

《后汉书·徐防传》载：“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此处的“章句”已经突破治学技能的层面，成为一门学术。《后汉书·韩韶传》载：“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最早提到“章句学”的概念。近世学者往往将“章句”视为一种经学注述体裁，将章句与传、注、记、说、例、训诂等并举。“章句”的内涵与外延因之拓展，义理与训诂的内容逐渐被纳入章句的范畴。清儒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章句“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最早明确表达了章句与义理、训诂之间的关系。

若以长时段的视角考察“章句”概念，不难发现原初的章句极为简约。汉初申公治《诗》“为训故以教，亡传”，可见其章句质朴略易。景帝时，丁宽作《易说》三万言，有了“小章句”之称。昭宣时，章句迎来大发展。夏侯建治《尚书》“左右采获”“具文饰说”，成为章句迅速兴起的基源。秦恭延君“增师法至百万言”，已然烦琐至极。林庆彰《两汉章句之学重探》将这种烦琐章句称为“大章句”。至此，“章句”概念的衍生历程已然清晰：由“分章析句”的技能，经“举大谊”的“小章句”，到“烦琐”的“大章句”。

石渠阁会议推动章句之兴

对于汉代章句之兴的原因，班固总结为“禄利之路”的诱导，颜师古注曰：“经学者则受爵禄而获其利，所以益劝。”皮锡瑞《经学历史》沿袭此说，渐为后世学者普遍遵从。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使章句学与太学考试制度相结合，至汉宣帝确立“黄龙十二博士”，其间章句、师法的增衍确实因为皇权的鼓励而获得长足发展。光武立国，奖崇儒术，章句之士更加尊显。光武帝不仅本人喜好和研习章句，还令宗室子弟及官员学习、撰作、讨论章句。明帝甚至亲自制作《五家要说章句》《五行章句》，每每在乡射礼后，正坐自讲。这些章句既然被皇权认可，便成为太学博士们讲授的主要内容。受习章句的太学生从武帝初置五十人，宣帝时二百人，元帝时千人，成帝时三千人，至东汉顺帝时已增至三万人。

统治者的提倡确然为章句兴起的诱因，但章句兴起的关键节点却在宣帝朝。究其原因，与“石渠阁会议”的召开有莫大干系。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学获得官方学术地位，学者为博取官学地位，往往“触类而长，更为章句”，以求“别为一家之学”。五经师说分立，章句种类愈来愈多，如《易》有施、孟、梁丘章句，《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谷梁章句。再以《诗》为例，申公授瑕丘江公、徐公、许生；韦贤师从江公、许生，传子玄成及兄子赏，于是鲁《诗》有韦氏之学；王式师从徐公与许生，旋授唐长宾、张长安、褚少孙，三人皆居博士，故鲁《诗》又有唐、张、褚氏之学。五经在传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师说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家师说间为争立博士而相互论难、攻讦。

为解决“经学纷异”导致的学术纷乱问题，宣帝于甘露三年三月诏诸儒讲论五经同异，讨论结果由皇帝“称制临决”。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统治者协调和统一经学的重大学术活动，但这场经学讨论的过程与结果都受到皇权意志的影响。黄龙元年，宣帝确立“十二家博士”，包括《易》施、孟、梁丘氏，《书》欧阳、大、小夏侯氏，《诗》齐、鲁、韩，《礼》后氏，《春秋》公羊、谷梁二氏。这一博士体制的政治意图在于通过官立十二家章句师法的形式，达到限制、杜绝经学继续分异的问题。自此，学者研习经学的途径，只能在官立的十二家博士之内，以授受十二家章句内容为事。他们一方面不能割舍、改易先师的章句内容，另一方面又要力争名家求官，便只好在继承先师章句的基础上极力扩充、“增益”章句的规模，使章句迅速增繁。

以图谶改定章句

“增益”章句既然是汉儒治经的主要途径，那么在解经过程中的辗转牵引、具文饰说，必然导致章句内容日益“肿大”，从而使得弟子学习困难。《汉书·儒林传》记载章句的发展状况，“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这既是“章句”繁盛的表现，又是经学“章句化”由盛转衰的原因。章句之徒不断增繁各自师说，“积如丘山”，仅秦近君解说《尧典》篇目两字，就有十余万言；解说“曰若稽古”四字，也有三万言。如此规模庞大的章句，导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学者们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知识圈内，陷入这种内容烦琐、形式呆板而又带有学阀特征的章句之学不能自拔。大凡学术研究，烦琐极盛而思简约，门户隔绝而思融通，因而“通人恶烦，羞学章句”。

章句之学的支蔓旁衍，不仅导致烦琐臃肿，还使五经的“大义”逐渐湮没。章句学者对经文文本、辞章、字词的逐一解释，极易忽视儒家典籍所承载思想的整体性诠释。所谓“破坏大体”，就是说汉儒诠释经文不以通篇总体为纲，而以割裂经文、分章析句并逐字逐句的阐释为事，导致经书“大义”随着章句的愈益“烦琐”而隐蔽不彰。王充批评章句之徒，不过是“邮人”“门者”之类；徐干亦斥责他们是“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之流，毫无学术、思想可言。在这种“烦琐”且“僵化”思维方式的束缚下，很难出现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

鉴于章句弊端的日益凸显，汉代君臣、学者不得不思考改弊措施。章句“减省”自王莽之时即已开始，他曾减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言。大规模的章句“减省”是在东汉，史籍可考者如杜抚、伏黯、伏恭、桓荣、桓郁、杨终、樊鯈、张霸、张奂等，都是减省章句的能手。东汉末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减省章句”的工程，历新莽及东汉一代，直至郑玄删裁之后，才使得学者略知经书大义。即便如此，郑玄“删裁”后的章句，仍不免被时人讥讽为“烦琐”，可见汉末士人对于章句“烦琐”的厌恶态度。

此外，东汉君臣还要求以图谶“改定”章句。明帝诏令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谶纬之学由是成为评判《五经》章句内容正确与否的标准。不论章句解经是否准确，只要不符合图谶之说，就要被删减或改定。这种谶纬化的章句之学，相较于西汉而言，无疑是一种“变异”。需要指出的是，“皆命从谶”的“谶”是早在光武帝时就已经官定化的版本。光武帝曾令薛汉、尹敏校定图谶，历三十年，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以官定的图谶改定章句之学，显然是政治权威对章句之学的一种规范化活动。究其目的，不仅在于促成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的融合，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改定”活动，用谶纬学说内容来“替代”西汉“增益”的“烦琐”章句内容。

汉儒们或被动地接受，或主动地迎合政治权威的“改造”，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一场针对宣帝以来章句繁兴的“反动”。章帝时颁行的《白虎通》，代表着这场针对经学的“改造运动”大体完成。此后，尽管今文章句之学依然占据着官学地位，但学术权威却已不再是身具博士官的章句之儒，而转入民间经师大儒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秦汉政权合法性理论的建构与演变”（21FZSB02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