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巍巍】成圣之机:孟子升格因素的多重考察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2-08-19 20:34:38
标签:孟子升格因素、成圣之机

成圣之机孟子升格因素的多重考察

作者:曹巍巍

来源:《走进孔子杂志》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七月廿一日癸卯

          耶稣2022年8月18日

 

孟子被尊为“亚圣”,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在继承、阐发、创新儒家思想方面,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对中华民族气节的塑造、精神禀赋的滋养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亚圣孟子画像

 

孟子一生的成长、成才,乃至成圣,都离不开孟母的启蒙教育,也离不开其思想本身蕴含的哲理智慧。孟子早年丧父,幼年读书立志、学礼从文都深受其母影响,成年后家庭关系的和谐、仕途方向的抉择,也颇受孟母教诲助力。可以说,孟母是孟子成圣路上的重要启蒙者、奠基者和影响者。孟子“亚圣”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汉代以前,提倡的是“周孔之道”或者“孔颜之道”,“孔孟之道”的说法是宋以后的事情;《孟子》由子入经以及孟子配享孔庙,也是宋朝的事情;孟子被册封为亚圣公发生在元朝。所以从整体上看,孟子的历史地位是在2000多年的不断更迭中,才得以逐渐确立的。孟子的成长环境对其有何影响?其思想价值为何在漫长历史岁月中逐渐得以彰显?了解清楚其背后的内容,对于认识孟子、了解孟子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早年母教助力成长成才

 

孟子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孟母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孟母教子的故事,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列女传》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荀子的文章中也有关于“孟子恶败而出妻”的记载。通过这些故事,不难发现家庭教化、熏陶对孟子的影响。

 

通过“三迁择邻”,孟母为孟子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孟子从“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最终“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通过“断织喻学”,孟母让孟子明白不认真学习的危害,一句“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让孟子醍醐灌顶,一句“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让孟子认识到玩物丧志的危害;通过“买肉实言”,不自欺欺人、不欺骗他人,孟母为孟子树立了诚信的榜样。这是孟子幼年时的故事。孟子成年后的故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阻子休妻”,一个是“释子以忧”。“阻子休妻”的故事中,孟母指出了孟子自身的礼数不当,化解了孟子的休妻问题;“释子以忧”的故事中,孟母让孟子放下了担心母亲颠簸受累的包袱,而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可以说,从孟子幼年的外部学习氛围营造,到内在的道德品质培养,从警醒明学立志,到卸下负担包袱,孟母为孟子成才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邹城孟母三迁祠

 

二、继往开来于儒学式微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期,与礼崩乐坏、战乱征伐的时代背景相伴的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儒、墨是早期思想史上的显学。孔子死后,儒家一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记载: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孟氏之儒”说的正是孟子。孟子之时,儒学已然式微,正如《孟子·滕文公下》里面提到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当时诸侯面对战乱纷争的形势,也不愿意接受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而是醉心于战乱征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变法强国的法家和合纵连横的纵横家受到当时诸侯的推崇。故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弘扬儒学、复兴儒学,是存在重重困难的。但孟子以他的实际行动,游说诸侯、宣传儒道、辩论诸家,提升扩大儒学影响,让儒学再次迸发活力。这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游说诸侯,宣传儒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孟子的思想没有被诸侯接受,齐宣王认为不能用,梁惠王认为不接地气。但诸侯不采用不代表没有价值,孟子恰恰是在这一次次的游说中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力,让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庄子发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感叹。孟子曾游历齐、宋、薛、邹、鲁、滕、梁等国家,其见梁惠王时阐发的义利之辨、仁者无敌、仁政于民的思想肯定触动了梁惠王的心扉,才能够让他应答“寡人愿安承教”;见齐宣王时宣传的与民同乐、以民为本、选贤与能的思想肯定让齐宣王认为很有道理,才会有“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的挽留,才能有“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请求,甚至在齐国稷下学宫,齐国把著名的学者都封了上大夫,而对孟子则封了更高一级的卿位。所以孟子在游历的过程中阐发宣传了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传播开来,提升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感召力和认同感。

 

 

 

《史记》书影

 

辩论诸家,提升影响。孟子的雄辩滔滔让儒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得以凸显。孟子与农家陈相辩论“君臣并耕”,彰显“劳心劳力”的治国经略;与墨者夷之辩论爱有无差等,彰显儒家孝悌之道;与纵横家景春辩论大丈夫,彰显儒家以民为重、矢志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与“兼治儒墨之道”的告子辩人性之善恶,彰显“性善论”的合理性;与博学多才、滑稽多论的稷下先生淳于髡辩论“嫂嫂溺水”,彰显了通权达变的灵活处事态度。在与当时所谓的“诸子百家”的辩论中,孟子让儒家思想的影响力熠熠生辉。

 

承续文脉,创新儒学。孟子一生非常崇拜孔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者,可以跟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并列,所以他一生以“乃所愿,则学孔子”作为理想,以传播弘扬儒家思想作为目标。一方面,孟子学习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学,经世致用,以身行道、弘道。另一方面,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孟子重点丰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人性修养方面,由仁到义,居仁由义,从性相近到性本善或者向善。孟子通过“性善论”,更加圆融地解释了人性。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本来的善良如同水向下流那么自然,人没有不善的,就如同水都往下流那样。这实际上为当时生活在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混乱年代的世人,植入了向上、向善的理论力量。而且孟子进一步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四端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需要每个人通过“求放心”来涵养德性,从而铸就大丈夫的伟岸人格,滋养浩然之气。再一方面,孟子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国方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实行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君王要能实行仁政,注重民本,爱民、养民、教民、富民,就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以此为基础,孟子进而提出了社会治理的范式。孟子的创新使得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求,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也彰显了儒家思想的与时俱进性。孟子的思想最后虽然没有得到君主的采用,但是他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于承担精神和重视百姓、爱护百姓的民本、仁政思想,如同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让利益纷争的诸侯看到了儒家家国天下、仁者无敌的治国良方,同时也为后来儒家知识分子的希圣、希贤提供了新的进取方向。

 

三、沧海横流,历久弥新

 

孟子去世后,他的思想逐渐得到认可、推崇,这实际上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将这段时间大体划分为蛰伏期、上升期和形成期。

 

(一)孟子思想蛰伏期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孟子思想的蛰伏期,其思想地位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基本处于不著不察的地位。

 

秦朝时,孟子只是诸子当中的一家。东汉赵岐在给《孟子》作注时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死后,儒家大道不显。到了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残害儒生,毁灭诸子典籍,孟子的徒弟和拥护者几乎没有了,《孟子》因为篇籍属于诸子才得以留存。此时,不仅是孟子,整个儒家学派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西汉设置《孟子》传记博士。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

 

宋代孙奭在给赵岐的《孟子注》作疏时指出:

 

汉兴,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虽除挟书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为意。及孝文皇帝广游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稍出,由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当时乃有刘歆九种《孟子》,凡十一篇。

 

按照赵岐的记载,西汉孝文帝时,是设置过《孟子》传记博士的,只是后来又取消了。按照孙奭疏文的记载,当时有九种注解,十一篇文本。此时孟子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官方关注,但影响甚微。早期设立传记博士可能也只是因为“《周礼》未出时,汉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时作《王制》亦采《孟子》为说”(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亦即把《孟子》作为汉代礼治的参考。西汉末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扬雄,高度赞许孟子,在《法言》中说道,“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而且经常“窃自比于孟子”,认为孟子超出诸子之上,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传承者。

 

 

 

《孟子注疏》书影

 

东汉开始出现有关《孟子》注解的书籍。东汉古文经学盛行,“我注六经”是当时的重要学术思潮。此时,开始出现较多注解《孟子》的书籍,有程曾、郑玄、高诱、刘熙、赵岐五家《孟子》注。其中以赵岐注流传最广,而且赵岐对孟子推崇备至,认为孟子的思想“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赵岐:《孟子题辞》),认为孟子是亚圣的大才,这也是孟子首次被称为亚圣。但此时《孟子》依然只是停留在“子”部。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孝经》归入《六艺略》,附于“六经”后,而将《孟子》置于《诸子略》“儒家类”。可见此时《孟子》虽然受到了一定关注,但是地位影响一般。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动乱时期,玄学思想、佛学思想逐渐兴起,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而衰微。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孟子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很大起色,但存有一些“孔孟并称”的记录。北魏《元昭墓志》载:“识总指途,并驱孔孟。”东晋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以孔孟并称,上《请兴国学疏》说:“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

 

(二)孟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期

 

从唐朝开始,孟子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历经宋元,逐渐确立了其亚圣地位。

 

从唐朝建立到平定安史之乱,孟子的地位没有得到关注和认可。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争论国子学当祭“周孔”还是“孔颜”,没有提及孟子。唐太宗增加左丘明等22位儒者从祀孔庙,也没有提及孟子。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公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时,也只字未提孟子。当时《孟子》与《老》《庄》并列,未列入科举的明经范畴。中唐时期,韩愈成为孟子升格运动的重要倡导者。韩愈提出了儒家“道统”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集》卷一一《原道》)

 

他认为儒家学问之道,有一个传承的脉络,孔子传给了孟子,孟子死后,没能传下去。“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韩昌黎集》卷一一《读荀》)孟子是最得到孔子思想真传的。韩愈认为孟子有两个功劳:一是“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二是有“卫道”之功,辟杨、墨之说,让儒家的仁义、贵王贱霸思想,弘扬、普及开来。故而韩愈认为孟子“功不在禹下”。唐末文学家皮日休,非常认同韩愈的说法,曾上书请命:“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但即便二人奔走疾呼,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宋朝时期,孟子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和推崇。随着庆历新政的实行,学坛上兴起了一股批判的社会思潮。排斥佛道“异端”,否定汉唐经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孟子的历史地位随着这股复兴儒学的大潮而不断上升。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主导者,非常推崇孟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来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想。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欧阳文忠全集》卷六六《与张秀才第二书》),其在政治上认可孟子,对提升孟子的地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思想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宋初三先生”中,孙复和石介更是极力推崇孟子。孙复认为:

 

杨、墨暴行,孟子不作,则天下之民禽兽矣。(《孙明复小集·兖州邹县建孟庙记》)

 

石介认为:

 

孔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辟杨、墨;说齐宣、梁惠王七国之君,以行仁义。(《徂徕集》卷一四《与士建中秀才书》)

 

孙、石二人从学术思想上进一步肯定了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开启了当时“尊孟”的学术思潮。庆历新政以后,理学兴起,其中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都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且都从学术思想上肯定、尊崇孟子。程颐有“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之言,张载有“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经学理窟·义理》)之论,王安石有“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曜,万物成冬春”(《王文公文集》卷三八《扬雄三首》)之赞。孟子的历史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除了思想上的认可,王安石还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在官方给予孟子更高的地位:熙宁四年(1071),《孟子》开始进入科举考试;元丰六年(1083),孟子被册封为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孟子开始配享孔庙;宣和年间,《孟子》首次被刻石,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自此,孟子得到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高度认可、推崇。南宋时期,孟子历史地位继续提升。此时学术思潮,以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为主,而二者也都非常认可推崇孟子。朱熹年幼时读《孟子》,见到“圣人与我同类”就有“喜不可言”之感,其一生致力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将此“四书”推荐为当时的科举教材。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更是引韩愈和二程的评价作为《孟子序说》的内容。陆九渊自称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陆九渊集》卷三五《语录下》),他的思想与孟子的关系比朱熹更近,心学大师王阳明就直接指出:“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阳明全书》卷七《象山文集序》)宋儒对孟子的肯定和推崇为孟子卓越的历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孟子历史地位的形成期

 

相对于宋朝从学术思想上肯定孟子“有功于圣人”,从官方政治上对孟子予以褒奖,元明清时期则从政治上真正确立了孟子的圣人地位。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孟子获封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第一次被官方封为“亚圣”,自赵岐作《孟子注》感叹孟子有“亚圣”之大才的1000多年后,孟子的圣人地位终于得到官方肯定。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孟子由“邹国亚圣公”直接被尊为“亚圣”。

 

清代沿袭明制,仍尊称孟子为“亚圣”,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取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及“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亲撰《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其中提到《孟子》一书,始于义利之辨,终于道统继承,将“四书”作为千古帝王之枢要。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颁行“十三经”至各省府州县,又颁布《钦定四书》于官学,俾生员学习。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御制《亚圣赞》,立碑建亭于孟庙,盛赞孟子“卓哉亚圣,功在天地”。

 

四、孟子历史地位变化的原因

 

整体来看,孟子的历史地位在后世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是不断上升的。从“迂远而阔于事情”到不著不察、只是礼治的参考,从承续道统,尊圣人的“醇乎醇者”到“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再到“卓哉亚圣,功在天地”,孟子的思想历久而弥新,不断得到世人的挖掘、肯定、推崇。其变化的过程,与各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与其本身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内涵更多有关联。

 

(一)政治社会环境对孟子历史地位的影响

 

秦朝以法建国,以法治国。其“焚书坑儒”的政策,使包括孟子其人在内的儒家思想都没能得以彰显。汉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黄老”之学的休养生息之策得到当时君主的认可。其后,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文经学成为主流,《孟子》不在经列,不得彰显。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承续汉朝经学的士族后裔,醉心玄学。道家思想蔚为时尚、风靡一时,冲击挑战儒家思想。隋唐时期,三教并行,一尊未定,儒学主要是经学,《孟子》不在其列。而且此时的思想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道教与儒家思想,由于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冲突还可以调和的话,那么由国外传入、迅速发展起来的佛教思想,与本土道教和儒家思想就对立明显。从两汉到隋唐,儒学一直以经学为主,其伦理纲常在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人文关怀、伦理指向、理性精神为士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导向。但自董仲舒以来,其依靠的“天人感应”旧形态的理论模式和以章句、训诂为表现形式的学术风气,使儒学陷入窠臼,缺乏生气。面对佛教思辨的繁复巧密,儒家思想在宇宙论、心性论方面暴露出不足,导致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的尴尬境地。儒学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一场重塑,不论是内部理论架构,还是外部章句、训诂治学思想上,都要重新调整,进一步丰富完善,焕发思想活力,才能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

 

(二)《孟子》思想内涵对其历史地位的影响

 

唐宋之际,孟子历史地位的提升与儒学的自我完善有着必然的联系。面对佛、道竞争,儒学要寻找源头活水,以弥补自身的理论缺陷。《孟子》中的思想,恰恰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求、社会的需要乃至时代的发展。具体内容有:

 

直抵人心的“心性论”。心、性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是既抽象又现实的问题。隋唐之际,佛、道思想的兴盛就是通过心、性等方面的立论,系统地诠释人的超越性以及其与当下现实的联系,从而获得世人的支持与认可。《孟子》中关于心、性有关问题的讨论,很好地弥补了儒学在超越性方面的不足。孟子以性善为根基立论,建构出“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心性修养工夫,既为士人找到了内心向上、向善的依托,植入了向上、向善的力量,同时也描绘了个体主体性超越的一面——通过个人心性修养,就能“知天、事天”。宋代心学大师陆九渊说:“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如果说孔子还停留在“天道远,人道迩”,对于人心、天命阐发比较模糊的阶段的话,那么孟子则是进一步居仁由义、下学上达,较为清楚地描绘了成圣、成贤的道路。

 

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义与利的选择问题,关系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隋唐之际,佛、道思想的扩散,客观上消弭了当时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儒家的仁义道德需要更有力度的宣传和弘扬。《孟子》中有许多关于“义”的精彩描述:有“舍生取义”的大仁大义,有“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的坚守、执着,有“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有“大丈夫”人格下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对义的描述,传递出一种积极有为、积极承担的价值取向,成为唐宋之际提振社会风气,唤醒士族阶层勇担道义的重要依托。

 

行王道、重民本的社会观。《孟子》中对国家治理范式的诸多提及,迎合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成为唐宋之际韩愈、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大力推崇孟子的重要原因。《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民本思想,以及崇仁尚礼,追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思想,都为时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借鉴。

 

“以意逆志”的解《诗》说和“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读书观。唐人延续汉代经学的治学路径,致使儒学更多停留在章句、训诂的考究和比对上,内容上却缺乏生气和活力。佛、道的思想冲击,客观上倒逼着宋代儒家更加关注文本内容与当下实际的彼此结合。注重义理阐发,成为宋明理学重要的学术特色,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孟子读书论的影响。孟子认为,理解《诗》不能脱离语境、断章取义,而要顾及作者对诗的心志,去理解作者表达的含义,“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而且孟子认为《尚书》中的内容不能全信,要有怀疑精神。这也为唐宋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将其从辞句、训诂中解放出来,使之关注义理发微,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新演变与新发展。

 

整体来看,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与他承续儒脉,倾尽毕生精力弘扬、宣传儒学,是分不开的;与他迎合时代,居仁由义、发微性善,创新儒学,是分不开的;与他提倡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是分不开的。即便受外部环境影响,孟子也曾暗淡消沉、折戟沉沙、抑郁不得志,但沧海横流,时光终不能掩盖孟子历久弥新的精神文化价值。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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