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 著《阳明学十讲》出版暨前言、自序

书名：《阳明学十讲》

作者：周志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2年08月

【内容简介】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阳明学十讲》是著名学者周志文先生基于讲稿整理而成的新作。作者有着深厚的学养，秉持“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态度，通过对阳明学之前儒学历史的溯源、阳明学出现的背景分析、阳明人生与学术的精到论述、王门后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使读者能够在平易而有力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王阳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绝当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业与文章。

【作者简介】

周志文，祖籍浙江天台，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台湾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主要从事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博涉广猎，著述颇丰，其中学术著作有《晚明学术与知识分子论丛》《汲泉室论学集》《论语讲析》等，另有散文随笔集《同学少年》《时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目　　录】

阅读经典，面向未来  杨渡

自序

第一讲

一、　为何讲阳明学

二、　从孔子讲起

三、　经的流变

四、　儒学史上的问题

第二讲

一、　唐、宋的儒学

二、　《四书》与朱熹的贡献

三、　朱学的困境与阳明的出现

四、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第三讲

一、　南、赣乱事

二、　宸濠之变

三、　丁忧下的王阳明

四、　思、田的变乱与初到广西

第四讲

一、　广西乱平

二、　死亡之旅

三、 军功与建设

四、 死后的争议

第五讲

一、　阳明对朱熹格物说的体验

二、 “格竹子”的故事

三、　致知与致良知

四、　知行合一

第六讲

一、　心即理

二、　“满街人都是圣人”

三、 关于《大学》的争议

四、　《朱子晚年定论》

第七讲

一、　“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二、　“四有”“四无”

三、　王学分派

四、　浙中王门

第八讲

一、　江右王门与“戒慎恐惧”

二、　“正学”“归寂”与“静中恍见端倪”

三、　泰州学派的“万物一体”

四、　“何独于人而异之”

第九讲

一、　“道理不行，闻见不立”

二、　阳明的高迈处

三、　阳明死后的争议与平反

四、　清以后阳明学的发展

第十讲

一、　韩、日阳明学的消长

二、　日本阳明学的发展与现况

三、　重新检视阳明学

四、　结论

后记

【前言】

阅读经典，面向未来

杨渡

每一部经典，在书写的当下，都有它的时代意义。其作者理所当然地受当时的政治清浊、经济兴衰、社会环境、文化脉络等的影响，当然，也与作者的身世背景、思想学养、境遇经验等息息相关。

经典的阅读与诠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每一个时代的读者、学者，都依据自身的生命经验，去理解、体悟古人的智慧，写成了不同脉络的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就不用说了，《春秋》有三传，而一部《老子》几千年演化为思想、信仰、宗教、医药、人生哲学等，更是明证。

然而，生存于当代的我们，又该如何阅读传统、诠释经典呢？那些古老的格言今天还有何用？那些写作于农业文明的思想，那些两千多年前的良知谏言，那些乱世隐居、放旷的对酒高歌，那些民间传唱的戏曲歌谣，那些流传千年的唐诗、宋词、元曲，还有什么意义？对生存于全球化、工业化、都市化社会的现代人，对被互联网、新媒体所笼罩的当代读者，经典是心灵历经百劫后的归宿，还是复古的逃避？当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新思维、新战略不断演化，古老的文明有什么作用？当欧美的物质与文明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饮食、生产、消费，乃至生活方式，那些古老的经典有什么当代性的意义？

汤因比曾说过：“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中国人的世纪”是什么内涵？他较为明确的说法是：世界已经陷入危机，而解决的方法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汤因比说这话的背景在1970年代，正是世界面临石油危机，各国为了抢夺资源而征战四起的时代。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个人主义的思潮，让他对西方文明有更深刻的反省。儒家的仁道思想，特别是《礼运·大同》篇所标举的大同世界的景象，相对于为了物质资源不断攻伐的欧美文明，无疑是打动人心的乌托邦。大乘佛教的慈悲与济世精神，也正是挽救资本主义的药方。

19世纪的英国，不是只有坚船利炮、“日不落国”的世界殖民地，还有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以及《国富论》等文化思想。20世纪的美国，也不是只有金融的华尔街、娱乐的好莱坞，还有高科技、资讯产业与全球化思想。21世纪如果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中国可以和世界分享的文明或者可以与其他文明分庭抗礼的是什么？

不会是德先生、赛先生，那是欧美的产物；更不会是经济模式，因为在国际分工下，那还不足以称为模式。中国最值得和世界分享的，仍是汤因比所说的——儒家思想。于是，学习中华文化成为欧美的时尚。然而，中华文化之美也不是只有儒家，道家、诗词、戏曲、水墨、陶瓷、禅宗等都是文明的经典，只是缺乏和世界对话的通道。

这就要回到最初的课题：当世界开始研究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要以什么方式和世界对话？当我们向世界推荐中华文化，有没有一种当代的语言，一种适合于现代的思维方式，来重新诠释中华文化和经典？

更重要的是，我们足够了解中华文化吗？我们有没有阅读过自己的经典？我们自己要如何重新了解中华文化和经典，并与之对话呢？

关键仍是要有当代的眼光。那不是古老的复制，而是以当代的世界观，面对复杂而不断变易的世情，去重看中华文化和经典中的思想、价值、人格、美感、生命抉择等，并因而对它们的内涵有新的诠释。

是的，了解中华文化、阅读经典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未来。

周志文老师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学养功底深厚，为人正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敏感的心以及温柔敦厚的性情。他写作的散文，对自己成长的历程，对人生的苦难与国族家史的刻画，既有典雅的历史感，又有一种哀而不伤的韵味。他的作品出版后，获得各方好评。如果由他来主讲，传统的文化和经典将因他的学养与感性，而有更为细致新颖的呈现。

这一本《阳明学十讲》，便是他研究王阳明毕生功力的结晶。学养深厚自不待言，智慧的观察与分析，亦时时浮现。读者会从他的叙述中，感受到王阳明那既倔强又勤思好学、既智慧又幽默、既平实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格魅力。

周志文老师认为王阳明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有所建树，是超越儒家诸子的典范。在此我也狗尾续貂，说一则王阳明“立功”的故事。

1603年，大航海时代，一艘荷兰船在马六甲海峡俘虏一艘葡萄牙大船“凯萨琳娜号”（The　Catharina），船上满载着来自中国福建的货品。

那是一个没有国际公法的时代，欧洲列强来中国南方沿海，得靠港补给。先来到的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澳门、日本做转口贸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贸易据点，晚来的荷兰人想抢占据点，就在海上到处打劫。他们这一次抢到的船上满载中国福建漳州的货物，其中以丝绸、瓷器、漆器为最大宗。这些中国商品得来不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其运回阿姆斯特丹以后举行大拍卖。船上的青花瓷太漂亮了，卖了高价，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注意。其他如丝绸等也一样，引起了很大轰动。拍卖的总收入有三百四十万荷兰盾，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认购资本的一半以上。

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些漂亮的瓷器，于是以那一艘葡萄牙船的型号“克拉克船”命名为“克拉克瓷”。“克拉克船”是欧洲中世纪发展出来的一种往来于大西洋与其他大洋之间的贸易与捕鱼船，它的两边高起，像两层高的小楼，船中间是平底，向两侧呈圆弧形张开，安装着好几门大炮，大船上可载有船员和战士两三百人，这是一种为适于防御海盗而设计的船，重量可达一百吨至三百吨。为了防水，底部常涂着黑色沥青，所以日本人又叫它“大黑船”。碰上中国船的时候，要作战，就直接撞上去，凭着它高大如楼的船首，直接将较小的亚洲船“压”入海底，战略上占尽优势。葡萄牙人靠着这种船征服非洲、印度和南洋的一些香料群岛，却不料栽在荷兰人的手上。

经过阿姆斯特丹大拍卖，“克拉克瓷”扬名欧洲。而中国的生产商也订单不断，工艺日益精湛，甚至可以在青花瓷上画出欧洲的风景。货物通过当时唯一开放的港口——福建月港（福建漳州附近的商港），源源不绝地出口到欧洲，为福建赚了大笔白银。

张燮的《东西洋考》周起之序中称这里是“天子之南库”。据统计，当时全世界的白银，有三分之一流入了以白银为货币的中国，而月港就是这个现金流的主动脉。通过丝绸、瓷器等，月港为明朝赚取了大量白银。

明亡后，面对郑成功的抗清之战，清廷坚壁清野，不仅实施海禁，还要居民退居海岸十里，让海岸无法成为郑成功的补给。月港所建立起来的贸易景象到清初就结束了。

然而，“克拉克瓷”的名气太大，欧洲引进了漳州的瓷器工艺师，开始生产瓷器。工艺师也随着日本的贸易而来到日本。

1999年，漳州举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邀请被称为“日本古陶瓷研究之父”的楢崎彰一发表演说。楢崎以幻灯片比对漳州古窑址出土的陶瓷与日本收藏的碗、盘、碟等的类似性与传承性，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6世纪与17世纪初的中国外销的陶瓷，即是以平和县南胜、五寨窑为代表的漳州窑为产地。这解决了国际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克拉克瓷”（青花瓷）、素三彩香盒的产地在哪里。

平和县本不产陶瓷，那么它又从何而起呢？这就要回归到王阳明了。

1511年开始，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地带发生民变，范围不断扩大。1516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王阳明身负平乱重任，一到了地方上即了解军情，整备精锐部队，很快平定乱事。可贵的是，他认为地方乱源不在盗匪，而是贫困。要解决民变，唯有设立行政单位，有效管理三不管地带，所以于1518年上奏设立平和县；为让民众知学知义，设立乡学、庙宇，以收安定人心之效。他也留下一些江西兵众官员，管理行政军事事务，并希望江西干部振兴地方经济，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江西官员于是从景德镇引进陶瓷制作工艺，在平和的南胜、五寨一带生产。平和于是成为陶瓷生产基地，经济也兴盛起来了。

几十年后，当月港开放成为对欧洲商船贸易的港口，漳州的陶瓷竟变成享誉欧洲的“国际名牌”，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个“天子之南库”为明朝的北方战争筹措到不少经费，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明朝的寿命。

王阳明平南、赣之乱，在闽南也有建设，周老师在此书中已有叙及，我便不再多说，仅此而言，王阳明的贡献，又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而已！他的事迹，见证了一个具有实践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地方官，在乱世中仍能有所作为。他的建树，也让漳州有迎向大航海时代的基础，让闽南的海上英雄如郑芝龙等，在东亚争霸战中，不曾缺席。

我的祖上是福建平和县人，清朝时迁到台湾。阅读周老师《阳明学十讲》书稿时，不禁深深感念阳明先生，若非他设立平和县，使我先祖有生养之地，又岂有后来漂洋渡海开拓台湾的后代。只不知，我平和的祖先，当年是为盗呢，或是被王阳明命令留守的兵呢？那就无法考证了。但又何妨呢！王阳明不是说了嘛，只要“致良知”，匹夫匹妇亦可以为圣为贤。

【自序】

2016年的春天，台湾文化总会的秘书长杨渡先生跟我谈起，他想在交卸之前的任内完成一件文化事业的“壮举”：邀请台湾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每人讲十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或事件。演讲由教育电台播出，播出后的讲稿由文化总会出版成书，所以学者跟文化总会所签的合约，包括广播播出与出版图书两种。

承杨渡看得起，我没任何“声望”，竟也派了任务给我，派给我的是这本书的原型“阳明学十讲”。其实我原来是想讲《论语》的，我那时正在写《论语讲析》一书，自认对《论语》有点新的领受与感悟，但开会时《论语》给林安梧教授先“认”去了。林安梧当时在慈济大学任教，也是我熟识的好友，杨渡只得跟我商量改讲阳明。幸好我平日也读了点儿阳明的书，对阳明还算熟悉，也有一些感受，我想了一下，便“从善如流”地答应了。这是这次演讲与这本书最初的来由。

我答应改讲阳明还有个理由，是多年前大陆曾有个出版界的朋友拉我写本王阳明的传记，说了不少他的构想，都是很崇高的，我被他感动，便答应试试。后来我因手边琐事繁多，朋友的催促也不算紧，就因循耽误下来了。迟迟不动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我找来坊间一些有关阳明的书来看，发现阳明的事已不能再谈了。

看过的书中，有点学术气息的，所谈都几乎一个样子，都在一点已熟知的材料上兜圈子，而且圈子也兜不太大；没学术气息的变化稍多，但很少谈阳明在思想上的启发与贡献，都比较偏重在阳明的事功方面，讲他如何避自己的祸、平国家的乱，弄得阳明像传统演义里面的诸葛亮、刘伯温似的，神机妙算得很，又身手不凡，仿佛有奇门遁甲的功夫。在他们眼中，阳明不只是人，还“神”得很呢！这些书当然不能看。

不论在有明一代，或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阳明都是值得谈的，一般书写得不好，所以更需要谈。我如要写阳明，就想写点儿别人没写的东西。问题是我手中所能掌握的材料，却让我不太能施展得开。我出身学院，总有点考据的训练的。所谓考据即现在说的科学，讲的是证据，学术上要求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杜撰事实。有关阳明的书，不论史部、集部还是现代人的专著都不算少，但可供我使用的材料却十分有限。

我想这是源自我们中国人编文集的一项传统。古代文集很少是自己编的，别人帮你编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总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几个议题上打转。万一发现有点争议文字，便发挥“为贤者讳”的心理，将那些东西删之弃之了事。北宋的欧阳修，算是个重要人物吧，我们看后代所编的《欧阳文忠公集》，其中“内制”“外制”“奏议”“奏事”“濮议”（宋英宗时一种特殊的奏议名称，由“台官所论濮园事”而得名）等一大堆，加起来超过全集的一半，以之研究欧阳修的政治生涯，材料不虞匮乏。而欧阳修一生的成就，除了政治之外尚多，就算只研究他的为官经过，这些材料都太公开了，也太正式了，内容都是冠冕堂皇的，用处不大。研究一个人，还需要一些“私”领域的资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饮食起居的习惯，以及人际关系或与人相处的细节等，就算是缺点，也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些材料，传记才可以算是活生生的传记，所记的人是高矮胖瘦、会思考、有行动的人，而非只是一个薄薄的“纸片人”了。

这得怪编书人的不察，他们欠缺多元观念。文集也有些是自己编的，却也一样有这毛病。编自己文集的，也许没想到要朝自己脸上贴金，但总希望能帮自己留下“流芳万世”之作，其他自认不登大雅的东西，都投入废纸篓了。像徐文长那样自著《畸谱》，专曝自己的短，讽刺自己说“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或如王船山自题画像，说“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说得这样颓废、真实，是少数中的少数。大量删除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作品，这是古代编书的习惯。你不能说他们都错了，以往刻书不易，去芜存精是必要的手段，但什么是芜什么是精，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研究一个人，不能光凭他只想示人的一面。尽管那些原想示人的资料不见得不可信，但对一个人跌宕的一生，正面的资料其实没有太大佐证的作用。一个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后的阴影来衬托，所以阴影是重要的。举个例子，贝多芬一生写了九部光辉的交响曲，在音乐史上，都是最重要的作品，而就在贝多芬写他第三号交响曲《英雄》之前，发现得了耳疾，这对音乐家而言，不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吗？他当然伤心欲绝，写了令人回肠荡气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几次想到自杀。所幸他没有死成，后来也没有被命运打倒，他最后几个交响曲与中期之后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庄严弥撒曲》等，都写在几乎全聋之后。他所有作品，都充满了意志与张力，多是斗志昂扬而充满正面的生命能量的。说起贝多芬，绝不能忽略他大部分晦暗的人生——他的疾病，还有他残破的感情生活。不知道贝多芬的晦暗，便无法体会他充满意志力的艺术的伟大。因此那些不是很正面的材料，反而是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凭据。

回过头来说说本书的主角王阳明。王阳明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挣脱了几百年以来“理学”的束缚，提出了“良知”这个观念。良知是个人的，用一句现在人的话来说，所谓良知便是我权衡世上所有价值的标准。阳明又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不是要到大学读了个学士、博士才会有的，也不是做了大官发了大财才有的。这良知的标准早深植于我们的心中，无须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们只要依着这既有的良知去为善去恶，每个人都有机会完成自己，也可以成圣成贤。阳明的良知学，让很多人走上善途，而且充满信心，这是阳明对学术、对世人的主要贡献。

...

但他面对比自己高的政府与官僚，往往过于严正，不假辞色，偶尔会有比较放肆的行为。比如，他因戴铣案而遭“廷杖”，后被贬贵州龙场；平宸濠之乱后曾上书皇帝，要求武宗：“罢息巡幸，建立国本，端拱励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绝奸雄之觊觎。”说得直接又严正，这都是他十分特别的地方。他虽然有功于国家，却没受到朝廷太大的礼遇，原因在此。

这些事，我在书中都设法点出了，但受限于记载过于表面，细节往往不好讨论，我认为这样的阳明是不足的。我说过，我受的学术训练，不容我在没有根据的情形下“杜撰”一个“新”的阳明。我虽尽力追求灵动，但还是觉得说的、写的不够精彩，这一方面有我个人的问题，而受限于材料，使我不容易探到他人格的“纵深”，也是事实。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对阳明这个人与阳明学的整体感受。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他从小就不太受绳墨约束，不喜欢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少年喜欢兵法韬略，十五岁登居庸关，便有经略四方之志，之后喜欢道教、佛教，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可由结婚当天还夜宿道观见出。婚后一年见到当时大儒娄谅，才“折节”做起正统儒家的学问来，但他做儒家学问也充满冲突性，波折不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冲突与波折源自他的怀疑，他对任何既存的道理都抱着怀疑的态度，高潮是他跟同样年轻的朋友一起“格竹子”的故事。

“格竹子”的故事发生在阳明二十一岁时，他照朱熹在《大学·格物补传》上说的“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说法，他与朋友都用这种“格”法以图做到经书上的“格物”，但物没格成，他们都病倒了，他因而认定朱熹的格物说是有问题的。其实朱熹并没要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格物，是阳明误会了，不过这场误会却造成了阳明的大发现，也就是《大学》讲的“格物”，不是研究科学上的“格物”，“格物”也不能单独地讲，而是要与下面的“致知”连在一起讲。照阳明后来的发现，“格物致知”讲的就该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而唯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衔接后面的“诚意”“正心”，“《大学》八目”才是所谓的一贯之学。

“格竹子”对阳明来说是一个困顿与挫折，被贬龙场是他的另一个困顿与挫折，但龙场三年，让他体察出“良知”的意义，而良知又与他“格竹子”失败后发现的《大学》格物致知之旨相结合，最后成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

因好奇与怀疑，加上不断地思考与探索，阳明发现了许多真相，而阳明发现的真相，对道德的建设与人的完成，是有积极贡献的。儒家文化自孔、孟以来都讲贡献所学、有益社会，但格于现实，真正能实践有成的，却是少数又少数，所以阳明的成就，益觉珍贵。

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真是一段倔强又有见地的话，可以把阳明怀疑与探索的精神表露无遗。

《阳明学十讲》是从电台的演讲整理出来的，因为是给一般人听的，所以要尽量简单明白。我想最好的方法是有话就直说，一句能说完不说第二句，避免书成为人见人“畏”的学术著作，也不作烦琐的注解，书后也不附引用书目了。当然谈的是阳明，还是要征引一些历史资料的，我在引证资料时也尽量求简明通顺，不让它过于夹缠。阳明哲学的特色就是化烦琐为简约，又强调身体力行，我认为真正的孔子与真正的儒学，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明儒学案》卷首载刘宗周评阳明语：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刘宗周说得很对，阳明之学来自孔、孟，“深切著明”，是指阳明把握了孔孟之学最深切的部分，却把这个学问发展成浅明易懂的力行哲学，刘宗周对阳明的这个判断可谓十分精准。《论语·宪问》又有段子路夜宿石门的记录，晨间司门的人问子路从何处来，子路答以“自孔氏”，说我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子路的回答很有意思。

两千多年来，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几乎人人与孔子思想有关。阳明的良知，渊源于孟子的四端之说，而孟子自认是孔门的传人，因此说阳明之学即洙泗遗响，是绝不为过的。如果有一天司晨门的人要阳明表明来处，我想他也会像子路一样说“自孔氏”的。原来只要自认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只要思想行动带有儒家的成分，也都算孔门的一分子，这么说来，孔子之家便是我家，孔子之国便是我国，这是子路“自孔氏”的最高意义。

典型在昔，古人未远，想到这里，心中又有一段奇特的感受了。

辛丑（2021）年春月，序于台北永昌里旧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