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还有好的？——对一种可怕情感的反思

作者：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如果一个人到了五十岁，还没有经历过悲痛，那他肯定是个幸运儿。除非那些夭折的孩子或自己成为引起他人悲伤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都可能要经历悲痛，遭受丧亲之痛的可怕体验。死去双亲或者死去丈夫或者死去妻子，死去兄弟或者死去姐妹，死去好友，还有最令人悲痛的，死去孩子，所有这些都成为引起悲痛的主要理由。悲痛能避免吗？应该避免吗？正如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最喜欢的词语所说，存在一种好的悲痛，这样的话能说得通吗？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关键使命之一就是消除死亡恐惧。苏格拉底宣称，在他自己被强迫喝下毒酒死去之时，他一直早就期待着要发现是否存在来生。蒙田写过一篇随笔，题目是“哲学探索就是学习如何死亡”，他在文中以及在其他地方一再指出，我们不是要把死亡赶出我们的头脑，而是要让死亡位于头脑的最前端。认识到自己迟早要死的，这能刺激我们更好地度过人生。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应对我们所爱的人或对我们的生活极其重要的人的死亡问题。或者至少没有人阐述得非常令人信服。最著名的尝试是瑞士心理分析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其1969年的书《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以及后来与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合著的《论悲痛和哀悼》（2005）中的论述，死亡过程被分成五个心理阶段：拒绝，愤怒，挣扎，沮丧，接受。但是，在我自己的悲痛体验中，我并没有经历其中任何一个阶段，这让我相信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心理学做梦也想不到。

或者，人们可能补充说在哲学中也是如此。担任爱丁堡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迈克尔·乔尔比（Michael Cholbi）在《悲痛》中告诉我们，哲学从来没有在任何严肃的意义上考虑过悲痛这个话题。1 他尝试给出悲痛的积极论述：“我认为悲痛中好的地方在于自我认识。”乔尔比将悲痛定义为“情感驱动下的关注过程，关注的对象是人际关系被另一个人的死亡所改造，而此人对其实践同一性（practical identity）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实践同一性”这个词，创造者美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写到，那是“你评判自身价值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值得过的，你的行动是值得进行的。”按照乔尔比的说法，悲痛的价值就是“它让脆弱性，尤其是我们的实践同一性的终极偶然性明显缓解，”理想的状况是“让我们更好地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怎么过的。”

在当今世俗时代，死者被通常认为进入地下墓穴或者随着火焰升空或者进入他人的头脑之中。但是，为那些相信来世的人感到悲痛是怎么回事呢？人家通常觉得死后去了更好的地方，不是吗？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死感到悲痛呢还是要庆贺一番呢？乔尔比写到这个事实，即“相信来世的信徒真正感到的悲痛很难与他们为死者因为死亡而消失所感到的悲痛吻合起来。”我有个邻居名叫丹·克罗斯比（Dee Crosby），是个虔诚的、每天参加礼拜的天主教徒，她未婚，之前当过中学老师，比我大十来岁。我记得她曾经告诉我，她根本不害怕死亡。她希望避免令人痛苦的或久拖不决的离世，但她相信死后自己要到哪里去。当她告诉我这些时，我感受到一种刺痛，这种感受只能被称为信仰妒忌（faith envy）。

乔尔比在悲痛和哀悼之间做出了非常有用的区分。前者属于个人，后者属于公众。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有固定的哀悼礼仪：她们需要退出社交生活一年，接着的两年中，她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只能穿黑衣。哀悼可能是自发的，如听到亚伯拉罕‧林肯去世的消息；或者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如在约翰‧肯尼迪被刺杀之后。它也可能是精心制作但仍然敷衍马虎的，如在多数政客去世之后。

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存在一种趋势，人们共同努力要让悲痛变成公众的。法院现在允许受害人陈述（victim statements），即被谋杀者家人所做的陈述。人们看到地方电视台发布的类似陈述，被害人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姑妈或朋友在电视上讲述他们的哀痛，通常是被黑帮成员和其他凶手杀害，很多时候在讲述时不哭。关于悲痛，我们现在有一整套陈词滥调，引导我们从毫无例外的“治愈悲痛程序”、“恢复元气的需要”、“完结”、“旅程结束”。如果文法学校或中学学生意外去世，学校管理者会聘用心理治疗专业人士帮助学生缓解悲痛。甚至还有专门用来缓解悲痛的工作坊。

因为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60年前出版的《美国人的死亡方式》，我们了解到全国各地丧葬公司如何利用了人们的悲痛发财的。英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说《亲人》滑稽地刻画了悲痛沦为感伤的描述。悲痛辅导已经成为心理疗法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死亡本身，悲痛也有很多方面；它呈现出多种形式有待需哲学或者心理学做出令人满意地解释。人们如何哀悼久拖不决的死者如癌症患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渐冻症（ALS）、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帕金森病(Parkinson），或者因为心脏病突发、中风、被食物噎死、车祸等突然死亡；或者被一帮歹徒杀害，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是随机性死亡；死在自己手里的自杀者；老年、中年、童年死者；死于战争；是的，还有因为医院用药过错导致的死亡等。悲痛呈现出多种形式如愤怒、怒不可遏、深刻的悲痛、困惑、宽慰；悲痛可能拖很长时间，也可能短期结束，但几乎从来不可能成功地摆脱。悲痛的性质就像起因一样变化很大。

就像魔鬼一样，悲痛都藏在细节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儿子在41岁时自杀。一个投身于工作的年轻人，却在中非一个国际机构工作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自杀后身边留下的遗书上说，此次事件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直到今天，他的父亲和其他亲属仍然不知道他夺去自己性命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这在我朋友的悲伤之上又增加了困惑，这种困惑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解决。

接着，是悲痛的目的这个复杂问题，还有悲痛留下痕迹的很多其他情感。乔尔比引用了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哲学教授罗伯特·C. 所罗门（Robert Solomon）有关我们对悲痛的道德义务的论述。所罗门认为，“适当数量的悲痛说明这个人以及他或她对他人的关心。”但是，这个适量究竟是多少？犹太教信徒要为死者每天说哀悼祈祷文（kaddish）持续整整一年。如果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要一天说祈祷文三次。我父亲并没有为他的正统派犹太人父亲说哀悼祈祷文，他总是半开玩笑地提到，我就是他的哀悼祈祷文。我也没有为他和我母亲说哀悼祈祷文，虽然我爱双亲，而且持续感到我自己非常幸运，在父母的彩票中，我赢得了一张入场券。

我母亲因为肝癌受了两年苦，在81岁时去世。她从来没有准备好接受自己的死亡。我记得她不止一次说过“谁想过这事将发生在我身上？”有人向我建议可以为身患不治之症的母亲推荐一个互助小组。我很乐意想象母亲对这个建议的回应可能是“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出对这个建议的看法吧。你想让我坐在一间全是陌生人的屋子里，听他们诉说自己的麻烦，然后再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这就能让我感到好受些么？这是你要的东西吗？我养个儿子，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白痴之举吗？”

父亲活到92岁，因为郁血性心脏衰竭在家中去世。他在临终前几年请保姆照顾，最初是拥有奇怪犹太人名字伊萨克‧戈登（Isaac Gordon）的黑人男性，后来是个妇女，一位没有在美国获得行医资格的阿尔巴尼亚医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说过，“如果你能满足想象力的要求，你就是个有钱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父亲是有钱人。他能够为犹太慈善机构捐献大笔金钱，他能帮助贫穷的亲戚，他能在退休之后到国外旅行见识异国风情，他能为妻子购买珠宝、貂皮大衣和他们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其他奖励。疾病中最让父亲感到恼火的是，最后几年他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他讨厌依靠别人，他更喜欢别人依赖他生活。

在62岁的年纪，我成了孤儿，这已经够幸运的了，我不能说，对父母的去世感到刺骨的悲痛，但我的确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漏掉了悲痛的一个阶段——懊悔。我希望自己曾经问过母亲若干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她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也从来没有好好感谢过父亲给我的慷慨支持，为我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男子汉典范。我从来没有为此或其他事向他表示感谢之意。

两位好朋友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和约翰‧格罗斯（John Gross）让我感到更多的是思念而不是悲痛。我想念他们的幽默、他们的智慧和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慷慨。希尔顿给了我《美国学者》主编的工作，我一干就是23年。他还鼓励我为其主编的刊物《新评论》撰稿。我最初认识约翰是在他担任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之时，他常常邀请我为其撰写文章。经过一年左右的通讯之后，约翰写给我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正如亨利‧詹姆斯在类似场合说过的话一样，我是多么希望跳过繁文缛节的限制直接称呼你的名字。”他偶尔在伦敦给我打电话，通常带着某种令人吃惊的聊天话，“乔，我敢打赌你不能告诉我，费德尔‧卡斯特罗在和谁一起睡觉。”（结果发现，是和戏剧批评家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的夫人凯瑟琳·泰南（Kathleen Tynan）。与希尔顿和约翰在一起，我们总是有很多开心的笑声和近乎完美的融洽和谐。

最近，好友米吉‧戴克特尔（Midge Decter）在94岁的高龄去世。对于90多岁的人的去世，人们不可能感到震惊甚至不会觉得惊讶，但是，人们还是能感受到她的离世留下的失落。我喜欢听她那智慧的笑声，我从来没有想到尝试以任何方式诱惑她全场紧逼（full-court-press）的悟性见识。上年纪的悲哀之一就是眼看所欣赏之人越来越少，而我欣赏米吉的地方就是她的明智、敏锐和思想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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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名为《悲痛的几何学》的书中，米歇尔‧弗雷姆（Michael Frame）写到，“时间折叠起来了。这么多幽灵挤进我的脑子里，有父母、祖父母、伯父伯母、好朋友、学生等，还有还多猫。”活得年纪足够大，你就意识到朋友和亲属中一大半都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说过，他们“被召唤前往宇宙的宏大旅行了”。在此之前，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对自己仍然还在这个游戏中感到既悲哀又感激。不过，有些孔洞从来不可能成功填满。

就我的情况来说，孔洞就是小儿子的去世，他是在28岁时去世的，让我正式成为最不受羡慕的俱乐部——丧子家长俱乐部的成员。当有陌生人或不怎么熟悉的熟人问我是否有孩子时，我说有两个儿子，但有一个年轻时就死掉了。他们在必然露出悲哀的表情后，往往会问到他是怎么死的，我撒谎说是车祸。其实，我儿子伯顿是死于吸毒过量，一个人呆在芝加哥海德公园附近的公寓里。我之所以对其死亡原因撒谎，是因为我不希望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可怜，我撒谎是因为要承认自己的儿子染上吸毒恶习，这说明做父母的不怎么够格。

伯特是个野孩子。他不想上学，经常与人打架，但是很有风度。小时候，在一次所谓的安全剪刀（safety scissors）事故中，他一只眼睛失明，因此戴上了假眼，但这并没有让他的行动慢下来，甚至让他变得更加狂野了。因为对上学感到厌烦，他决定不上大学，但一年后在拉斯维加斯工作期间，他又改变了主意，给我打电话，问我能否让他上大学。我帮助他进入爱荷华州的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他的考试成绩很高，令人印象深刻），但一年之后他离开那里，前往马萨诸塞大学读书，并取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之后，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推销员，接着从他爷爷为他购买的以色列债券中获利之后，购买了两辆旅游大巴车做生意。由于某些我并不很清楚的原因，这种生意并不好。他有个很漂亮的女友名字叫保拉‧布莱克（Paula Black）。这女孩儿患上了忧郁症，在他不在家时自杀，是从他在位于谢里顿路（Sheridan Road）的9层公寓阳台上跳下去的。

听到儿子去世的噩耗，在某种程度上，我并没有立刻陷入悲痛之中。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悲痛方式相反，事件过去一些年之后，我的悲痛才慢慢变得越来越强烈。当我半年一次前往墓地祭拜时，我注意到他的墓碑伯顿‧爱波斯坦（Burton Epstein—1962–1990），我能够想到的词只是浪费，他挥霍掉的那些岁月。我保留了他的一张照片，那是在我书桌旁边书架上微笑的8岁男孩，我将他的名字写进我的各种电脑密码。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也60岁了，但我对于他长大成人后的成人形象并没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他女儿之外，我从来没有向别人谈起过他。儿子在她一岁时，就去世了，对她来说，对于一个漂亮的、聪明的、拥有艺术气质的、对父亲几乎一无所知的女孩来说，我能提供一些逸闻趣事，讲述他的一些零散事实。

儿子去世，我收到的唯一一份哀悼信来自朋友诺曼‧波多维茨（Norman Podhoretz），他写到，我能够从儿子去世中得到的一份安慰是，生活中再也不会发生比这更悲哀的事了。为陷入悲痛的人写哀悼信或许是所有文章中最难写的文章了。你必须避免老生常谈，必须消除陈词滥调，必须排除所有虚假情感。但是，人们能写出什么真正安慰的话呢？政客和电视新闻在宣布死亡时，都会例行公事地宣称“我们为死者家属祈祷，希望他们节哀”，但这不过暴露出他们的冷漠和缺乏真正尊重罢了。

同样的情况对于葬礼悼词也是真实的，它通常是由并不很熟悉死者的牧师宣读，往往落入陈词滥调的隐喻和老生常谈。这样空洞的悼词被伯恩鲍姆先生（Mr. Birnbaum）的故事砸得稀巴烂，他要求拉比为他刚去世的狗“破坏者”（Buster）说哀悼祈祷文。拉比告诉他，犹太人通常不会对动物说哀悼祈祷文。伯恩鲍姆先生向拉比求情，说自己没有活着的家人，最近一些年，这条狗“破坏者”就是他的家人。然后他提出，如果拉比能够满足他的要求，愿意给拉比的内城青年基金会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拉比非常勉强地同意了。第二天下午，在犹太教堂的小型私人分教堂里，这个拉比花了20分钟时间说哀悼祈祷文，并为“破坏者”致悼词。最后，伯恩鲍姆先生满含热泪登上颂经台，递给拉比他的支票，一再表示感谢。还补充说“你知道，拉比，在今天下午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条狗“破坏者”为以色列做出了多大贡献。”

在《论悲痛和哀悼》中，本身都是悲痛治疗师的作者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和大卫·凯斯勒呼吁使用精神疗法作为治疗悲痛的终极镇痛软膏，无论是作为私人辅导还是丧亲群体。她们也鼓励人们哭喊出来，无论是男是女。她们承认悲痛是“对丧亲之痛的反思，这种痛苦永远也摆脱不了。”她们暗示一种适当的、充分的悲痛，但在确定它可能是什么样子方面并不十分成功。她们甚至让悲痛似乎变成一种自我改善的练习：“悲痛向我们呈现出罕见的机会让我们更充分、理性和充满关爱地认识自我。”她们写到，“实际上我们有不完美的义务——或者缺乏这种义务和强有力的道德理由去感到悲痛，这扎根于我们追求自我认识的更大义务。”在悲痛中，我们展示出对自我的爱和尊重。”这最后一句呼应了《悲痛》中迈克尔·乔尔比（Michael Cholbi）的话，而且一字不差。

乔尔比虽然承认悲痛“或许是人生中最大的刺激，”但并没有觉得它是疯狂，也不值得进行医学治疗，悲痛既不是疾病也不是精神失常。相反，他认为这是“人类困境”的组成部分，甚至是逃避我们哲学理解的部分。他写到“我们能更聪明地表达悲痛，但说到底，我们不能打败悲痛，我们也不应该打败悲痛。”终极而言，我们不可能从悲痛中恢复；幸运的话，我们最多能适应悲痛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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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桌上有一张150美元的账单，是从瓦尔德墓地（the Waldheim Cemetery）寄来的，是为我外祖母的坟墓植树费用。外婆在我很小时就去世，根本没有给我的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象。她自己的丈夫也是年轻时就去世，那是真正的家庭主妇（materfamilias），一人拉扯大五个孩子。我知道，我母亲非常钦佩她的母亲。对于我母亲，我每年都会支付为其坟墓植树费用，虽然并不为在韦斯特劳恩公墓（Westlawn Cemetery）的父亲和儿子的坟墓支付植树费用，我觉得他们在活着时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我根本就不了解的外婆呢？150美元不是多么惊人的一大笔钱，但也不是小数目，我该支付这笔钱吗？

我相信，因为我们都拥有对死者的义务，即使不认识他们。法国历史学家甫斯泰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在《古代城市》中提醒我们认识到，古代希腊人、拉丁人和印度人相信灵魂也随着身体一起埋在地下了，也是神圣的。他们在死者的坟墓前摆放食物，为他们的墓碑上浇葡萄酒。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剧中人物依菲琴尼亚（迈锡尼王阿迦门家的女儿）（Iphigenia）高喊“我为坟墓上倾倒牛奶、蜂蜜和葡萄酒；因为我们要用这些东西和死者一起庆祝。”宗教情感似乎就开始于死者崇拜。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写到，“或许在观看死者时，人们第一次设想超自然观念，开始希望超越眼前内容的希望。死亡是第一个神秘事件，它将人置于其他神秘地带，它提出了一种思想转变，从看见之物到看不见之物，从短暂到永恒，从人到神的重大转变。”

我今天就给瓦尔德墓地开支票。

注释：

1 Grief: A Philosophical Gui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2 pages)

译自：Good Grief Reflections on a dreaded emotion by Joseph Epstein 

https://www.commentary.org/articles/joseph-epstein/grief-psychology-philosophy/ 

作者简介：

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为《评论》撰稿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