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儒学，人们可以从先秦儒学到现代新儒学说出一个个概念、范畴，一套套理论来，可以说出从孔、孟、荀经朱熹到王阳明等著名圣贤大儒。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他们浩繁的著述，就会发现其中大都是属于高深的哲学和艰深的学术，即使有道德箴言，也多是面对饱受儒学教育的“儒士”、“儒生”提出的，很少有适用于社会大众的道德训诫和伦理教言。可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又惊奇地发现，古代中国社会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儒学社会”或“儒教社会”或“儒家式社会”。那么，作为精英文化的儒家思想是通过何种渠道渗透、伸展影响到民间，转化为老百姓活生生的现实实践？它们是如何转化的?转化的过程及效果如何?答案是儒家蒙学教育，即中下层儒者实施的蒙学教育才是儒家思想传播到民间，促进儒学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所以，本文的重点不在于研究精英儒家的思想陈述,而着重研究儒家思想是如何通过蒙学教育灌输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中发生实际影响的。
    
    
    一、儒家的教化传统
    
    
    儒家历来重视社会教化。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官师不分而以“教”化天下的社会。这里的“教”大致包含相当于今天的宗教、教化、教育三方面的意思。《周礼》中属地官,有大小司徒、师保之属,其中大司徒的职责中有所谓的“十二教”:“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日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日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日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日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日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日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日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日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日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其教民的内容可谓具体而广泛，涉及民生的各个层面,而《礼记·王制》中亦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陈澔在这一节下注云:“此乡学教民取士之法也,而大司徒则总其政令者也。”《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见，当时的政治就是教化，教化就是政治，二者难分难解，浑然一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云:“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
    
    
    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局面在春秋又被打破了，于是出现了《庄子·天下》篇中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道术之分裂，乃是道统、政统、学统、教统的分裂。孔子不仅仅重视学校教育，也注视社会教化，即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孔子认为士人在承担了道的前提下还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推己及人，教化天下，使天下归仁。《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这段话体现的正是孔子通过教育培养士人使其担当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并进而改造社会的思路。那么如何安人、安百姓呢?孔子认为应在“富之”的基础上“教之”使安,《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的“教”就是社会性的了，其内容就是价值理性的“仁义道德”，而其教的手段则是灌注入“仁义道德”的精神的诗书礼乐。
    
    
    儒家的教化是“道”与“教”一体之教。儒家的“道”为儒家道统之哲学根本，传统道统是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升华，也是哲学思想的大本大源。孔子对春秋时代的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段话显然是孔子考察了历史和现实而得出的结论，是站在道的高度为社会的评判。要复兴礼乐，他认为不能光讲礼乐本身，还要追溯礼乐背后的“道”——用今天的话可以说就是一种历史规律、文化精神、社会理想、政治理念。“道”的失落意味着文化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价值标准的失范，是儒者的文化良知促使孔子走到了历史的前沿，立志改变“道之不行”的现状，重新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苦心孤旨要找回的“道”，就是指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孔子的“道”自然是承继春秋以来中国文化由天道转到人道的这一历史趋势而进一步探讨的，其传统资源主要是礼乐文化，其价值指向基本上是人文精神，其最后的归宿大体上是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在就使他的“道”具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蕴。
    
    
    道的下贯和落实就是所谓的“教”。“修道谓之教”，意味着知道、明道、守道、修道、得道。教之以道，就是儒教之“教”的基本含义。所以，儒家讲修道为教，这不是佛家道家离世孤修的纯粹生命修炼，而是内圣外王在儒家“教统”上的体现。例如郭店儒家竹简填补了孔孟之间的一段思想空白，探讨了性、情、心、道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缘情立教、教化成性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描述和论证了以物动性，以悦逆性，以故交性，以义厉性，以势黜性，以习养性，以道长性的情感教育过程；提出了知情体道，由义入道，内外双修的成德途径；立了“金声玉振”，内外和谐，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这些思想上承孔子，下启孟子，以情性论为特征，对我们理解儒教之“教”有多方面的启示[①]。韩愈解释他的“道统”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所谓“先王之教”，就是一种传承已久、世代接续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核心价值就是“道”。朱子之学能够“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②]其理学也可以叫做“道学”，其“道”或“理”字统摄了儒、释、道三家的基本义理，集中华文化固有的道统、教统、法统、政统、学统、文统和传统为一体，成为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但是，必须看到，在朱熹那里儒家的“道统”由“学统”下学上达得到充实、拓展与发展，使原始儒学提升为“新儒学”。“新儒学”所持“道统”之“道”则包括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又融纳了道家之道，吸收和内化了外来的佛教之道，把儒家道统推到了一个新境界，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儒家之“教”的具体应用有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世界各国史上是无与伦比，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亦罕有其匹。早在西周就有了敬德思想。敬德在周人有不同的表述，如“以德配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孔子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因为人们道德全面败坏的结果，于是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把道德教化的范围逐步扩大到重视社会的全体成员的道德教化，确立了以德教为先的原则。在《论语》中有不少条目阐述了这一观点，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是认为，青年人要首先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言行有信、博爱大众、亲近仁德等做好后，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首（《论语·先进》）。在政治上孔子要求统治者做到“为政以德”，以德化民。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告诫统治者只要实行仁政德治，便会像北极星受到众星环绕那样得到臣民的拥戴。从孔子开始明确地将道德教化置于政令刑罚之前、之上。《论语·为政》载：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颜渊》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道德人格就象清风拂草那样对社会大众产生好的影响，就是说在上位者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风范熏陶天下，而不是以赤裸裸地政治法律力量强行控制人民，这样才能实现一个“德化”的社会，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可见，孔子在治国为政上注重德教，主张以道德教化为先。孔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奠定了后代统治者以道德教化治国和后世儒者化民成俗的思想基础。儒家典籍《礼记·学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将教育的功能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与“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两个方面。《白虎通·三教》亦曰：“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浊，谓之治也。”“民有质朴，不教不成。故《孝经》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历代统治者提倡儒学，推广儒学价值，目的也在于淳厚人心，敦化风俗。
    
    
    儒家特别强调礼乐的社会教化意义。儒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就集中表现于它对作为社会生活样式的“礼乐”的关切。杜维明论证说：“在儒家的脉络中，‘礼’与人类沟通的社会视界密切相关。……由《礼记》所代表的社会视界，不是将社会定义为一种基于契约关系之上的对立系统，而是一种强调沟通的信赖社群。由士、农、工、商四民分工所组成的社会，是一种协同运作。作为对这一协同运作有所贡献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承认他人的存在并服务于公益。”[③]《礼记·经解》：“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乐的制作，乃是置根于人内在的情感生活。司马迁在《礼书》中曾阐述礼的原则和目的说：“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全唐文·卷九十七》“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礼乐之义，要在其“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故能作为与人伦日用密合无间的生活样式而化民于无迹。儒家重视礼乐之教化作用，但是，这个礼乐的系统，乃是由历史传统之延续而形成的一种普泛的社会生活形式，并非儒家自身所专有的仪式系统。礼乐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并直接关乎人的行为，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性，能够对人们的修养和社会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使儒家的“教化”与宗教的教化大异其趣。正如有学者所论：“儒学施其教化于社会的生活的方式是很巧妙的。教化之行，必须切合和影响于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之样式。儒学于此，并不另起炉灶，独创一套为自身所独有的礼仪、仪轨系统。它所据以建立和安顿其教化理念的礼仪、仪式系统，为中国古代社会所固有。一方面，这种社会生活所固有的礼仪和礼乐系统，作为一种普泛的生活样式，与一般民众之人伦日用，水乳交融，因而儒学所行教化，于中国古代社会，最具普遍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任何宗教形式的教化都无法与之相俦匹。另一方面，那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亦具有着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这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亦有根本性的区别。”[④]
    
    
    宗教性教化就是指儒家礼乐祭祀传统所体现的社会教化功能。
    
    
    宗教的传统主要是指礼乐文化中祭祀传统。儒家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对于孝道的培植，当然是教化上的重点，为此，儒家使孝德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与力量。“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欤？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丧葬与祭祀是对已故的先人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奉献，不是要死者像活人一样享受一切，而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教化手段，使“民德归厚”，使人人具有仁爱之心。《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丧葬与祭祀是对已故的先人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奉献，不是要死者像活人一样享受一切，而是作为一种礼，作为一种训化手段，使“民德归厚”，使人人具有仁爱之心。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这样，通过丧祭之礼，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使人们不仅要记住自己之所从来的“根源”，更意味着永远不忘先人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这样民德民风就会归于纯厚朴素。《孝经·纪孝行章》引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意为：父母过世时，要以哀痛的心情隆重料理丧事；在行祭祀时，要以严肃的态度来追思父母，这才称得上孝。孔子这种孝道丧葬视深入当时的民心，对当时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见，儒家从古代礼乐文化中继承下来的祭祀传统是是教化的一个重要本源。对于儒学的宗教性教化功能，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进行了的论证：“儒学在中国则为整个民族所接受，它成了宗教或准宗教。我这里就广义而言，而非欧洲人所指的狭义宗教。”[⑤]辜鸿铭认为传统的儒教在古代儒生那里就是一种宗教，但这一种有理性的人的宗教，即“所有有理性的人对此达成默契、决不谈论的宗教。”[⑥]这就是说，传统的儒教就是一种以理性为主而能够发挥宗教功能的“宗教”。“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系统，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人们说儒学不是宗教，的确，儒学不是欧洲人通常所指的那种宗教。但是，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⑦]这就是说儒学不是严格狭义的欧洲人理解的那样的宗教，但同时又具有欧洲宗教同样的社会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治道与治世”中说：“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因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
    
    
    二、儒家蒙学教育
    
    
    儒学极为重视教化，其落实的基本途径就是蒙学教育。陈来教授在《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⑧]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有两种，一是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二是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简单地说，也就是精英儒家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世俗儒家伦理和精英儒家伦理不同，它主要不是通过儒学思想家的著作去陈述它，而是由中下层儒者制定的童蒙读物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这种通俗儒家伦理读物的内容，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众中流传极广，起着承载和传播儒学思想的功能和任务，从而构成了儒家思想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深入人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传统蒙学的教化功能。
    
    
    所谓蒙学，就是中国传统式的文化启蒙教育。“蒙”是幼稚、暗昧的意思，《易经•序卦》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意谓幼童于事多暗昧，故称之童蒙。开导童蒙,使之明白事理称为启蒙，或发蒙。当代人编的《辞海》对“蒙学”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词源》的释义则比较简单：“启蒙之学，犹今之小学。”这里说“小学”不尽准确，因为蒙学的施教对象除了小学生外，实际上还包括了成年人中的尚处于蒙昧状态者。目前，学术界所称的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其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上讲，专指启蒙教材，即童蒙读本。古代，儿童“开蒙”，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岁左右，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四岁恰好是儿童学习汉字的最佳年龄段。蒙学阶段主要采用的教材就是所谓的“三百千千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同时，在蒙学阶段也会让儿童接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为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蒙学教育在儒学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韩愈《答李翊书》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蒙学正是儒学的“根”和“膏”，一个人如果没有蒙学环节的教育就很难登堂入室进入儒学的学术殿堂。蒙学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是因为历代学者都意识到对儿童从小进行教育，特别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明代沈鲤在《义学约》中说：“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而混沌初开，非可以旦夕取效者。”明代霍晦在《家训》中也提出：“家之兴，由弟子多贤；弟子多贤，由乎蒙养；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把蒙养、保家、作圣看成一体，体现了蒙学教育的整体性。《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童时代应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
    
    
    蒙学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文化功能。
    
    
    蒙学教育的以“明人伦”为目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蒙学教育中首要的是教人如何做人，而且这种教育是终身的。少儿学做人，中青年要会做人，老了要教育后人做人。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绝多数人是不识字。不识字可以生存，不会做人则不行，因而蒙学教育的重点很自然地放在学做人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
    
    
    其次，强调“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小就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
    
    
    其次，培养理想的人格，最普遍的目标是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有理想的“君子”，最高目标是希贤希圣，成为圣贤人物。成为圣贤是古人读书求学的方向及理想目标，尽管古来成圣成贤的人凤毛麟角，但是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希圣希贤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的追求，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蒙学教育内容主要孝悌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如《三字经》中明确提出“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观念，“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千字文》中也有类似的句子：“资文事君，曰严与敬，严当竭力，忠则尽命。”在一些习字书中，也不乏“尊卑长幼、忤慢谨防”，“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好善恶恶、积德累仁”的道德说教，就连各类韵对中，也夹杂有“诗对礼”、“忠对信”、“道范对儒宗”、“父子对君臣”的价值观念的渗透。对此，朱熹《小学》引杨亿的话说：“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可见，伦理道德教育是蒙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蒙学”的教育方法主要是“背诵”。公开宣称“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让学生滚瓜烂熟地背诵，牢记于心中，让学生慢慢地去理解，在今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去领悟和体会其中的深刻道理。古代的教学方法就是“渎书”(背诵)，其实这也是一种寓“美育”于日常教学中，通过反复的背诵，把课文的语言节奏熟记于口耳之问，课文的精美的语言通过感性认识逐渐变成自己的语言，文从字顺，日后作文就凭语感而不是凭语法。
    
    
    蒙学教育始终肩负着承载和传播儒家思想的使命，具有化民成俗，促进社会和谐的文化功能。宋代以后蒙学繁荣，大量蒙学读物出现，儒学社会化得以在更大的力度和广度上展开。元代以后兴起社学。所谓社学即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小学。创立于元二十三年。元制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并以教劝农桑为主要任务。明承元制，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教育内容更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经史历算之类。清初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充补。凡近乡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肄业，入学者得免差役。社学不仅使受教育者接受初级教育，还在于化民成俗，推行乡村社会教化，向基层民众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明代士大夫对社学教化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如“社学者,社立一学……所以养蒙端始观化善俗者也”[⑨]“社学为教之地，葆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将以训致乎。……社学之建在今日所以正人心美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⑩]明代士大夫王阳明、魏校、叶春及、吕坤等认为社学具教化风俗的作用，在其辖境以社学教育童蒙，注重读书和礼乐等文化教养。明代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
    
    
    掌印官晓谕百姓，今后子弟，可读书之年，即送社学读书。纵使穷忙，也须十月以后在学，三月以后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无可望，省令归业。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
    
    
    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有司先将此书，令善书人，写姜字体。刊布社学师弟，令之习学。
    
    
    可见，社学所用教材就是“三、百、千”这些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能够发挥文化普及和伦理教化功能的蒙学读物。
    
    
    蒙学教育怎样把抽象高深的儒家思想通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给儿童甚至部分成年人的？
    
    
    第一，在儒家伦理思想的指导下形成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
    
    
    儒家伦理主要有五，即孟子所说的“五伦”：“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万章上》）五伦是自尧舜以降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达道”的意思，一是言其四通八达，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路，二是言其下学上达，为尽己、尽人、尽物，赞化育，参天地的阶梯。“五达道”就是说通过处理好五伦这人类社会当中人与人的五种基本关系，一个人就可以在社会中畅通无阻。《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里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人们所应尽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其实是五种人伦关系展开的具体要求。五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普世意义，只要人们社会存在一天，这五种基本关系就起着作用，就必须讲这五种伦理。
    
    
    儒家蒙学教材当中有儒家伦理的具体规范，如清代《童蒙须知韵语》中就如何对待父母、朋友、长者、众人等作出了详尽的规范：
    
    
    父母长者前，应对必自名。即与朋友交，称谓莫忘形。
    
    十年长于我，呼之勿以字。称某姓几兄，始得谦逊意。
    
    年若长以倍，但当称某丈。兄事父事间，毫厘不可爽。
    
    一出一入间，必向长者揖。为时虽暂尔，礼莫厌重习。
    
    凡侍长者侧，拱手立正方。问则诚实对，所言不可忘。
    
    凡从长者行，步履须安妥。行居路之右，住则必居左。
    
    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近前即趋揖，俟过然后走。
    
    凡与人相揖，低头而屈腰。出声则收手，毋得稍轻佻。
    
    凡与众人坐，相对必敛身。坐席勿广占，俨如见大宾。
    
    
    儒家蒙学遵循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强调从生活细微之处培养儿童的道德习惯，将儒家伦理道德落实到实际生活中，让儿童自幼就受到这种人与人之间长幼尊卑的秩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潜移默化为一种自觉的道德行为。
    
    
    第二，重视道德行为的习惯养成。
    
    
    《汉书·贾谊传》：“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说出了培养青少年良好的行为习惯的重要性。儒家蒙学教育主要强调打基础，形成良好习惯。因此，儒家蒙学的道德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外在规范的养成教育。由于儿童天性纯洁，蒙童心智未全，“蒙昧未知向方”，极易受到外界的熏染。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先入为主，使儿童从小接受纯正的儒家伦理思想，以端蒙养之基，为今后成为圣贤之人打下良好的基础。宋儒真德秀在《教子斋规》中说：“养正之方，最小时为尤要。古人重胎教……今人纵不能尽然，乃至既生之后，曲意抚摩，积四五岁，仍然姑息，恣其所为，应呵反笑，逮于既长，养成骄惰，虽欲禁防，不可得矣。”清人陆世仪在《养正类编》中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教育的成功与否，幼童时期最为关键，此时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道德教育应先入为主，先铄于外，然后渐化之。儒家蒙学所重视的行为习惯包括洒扫、应对、进退、饮食起居、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等各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和规范。朱熹为儿童的好习惯培养专门写了《童蒙须知》，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的穿衣、勤洗、饮食、行走到读书、写字、背诵都有详细的规定。如他关于生活习惯是这么说的：
    
    
    “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
    
    
    这些规定非常符合儿童人格形成的规律。对于儿童教育来说，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人的健康人格，而良好的行为习惯正是健康人格的牢固基础。
    
    
    第三，在礼仪当中养成儿童的行为举止
    
    
    儒家历来重视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础，春秋时期孔子面对王权衰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现实，对礼乐文化的进行理论反思，对传统的礼乐文明加以人文理性的诠释，积极进行礼乐文化和道德理想的重建。孔子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强调要对周礼进行“损益”，革新“周礼”的基本精神，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人们要从呱呱坠地时的自然人成长为社会所认同的社会人，就必须按照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即礼仪来规范自己。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强调“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约我以礼”（《论语·雍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注重承继礼乐文化传统，传统礼仪成为儒学的重要教育内容。秦汉以后，随着儒学居于独尊地位，对礼仪的重视和教育就拓展到了整个社会。儒家典籍有三部是讲礼仪的，就是所谓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这是对上古礼乐文明的继承。不仅如此，儒学的学者还编撰了大量的日用乡礼、家礼著作。儒家蒙学也强调以礼仪教育来养成儿童的行为举止，如明代屠羲英的《童子礼》一开篇就说：
    
    
    养正莫先于礼。盖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于圣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闻礼教，则耳目手足，无所持循；作止语默，无所检束。及其既长，沿习偷安，循情任气。如已决之水，不可堤防；已放之条，不可盘郁。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学》，必先洒扫应对之节。程子谓即此便可达天德，信非诬也。
    
    
    这就强调了礼教在养成儿童行为习惯中的重要性，并具体从衣着、盥洗、洒扫、坐卧、行走、语言、视听、饮食、进退等方面的行礼之法做了详细的规定。儒学正是通过礼仪教育对普通民众从小进行规范，从而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一方面儒学传统由外在的行为方式得以显现；另一方面习惯成自然，儒学传统仿佛成了人们的天性[11]。以礼仪对人们进行教化被称作“礼教”，说明礼仪教育对于人们认同儒学价值观的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重视道德榜样的垂范作用。
    
    
    儒家蒙学特别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慕贤》引古人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髆也。”说明圣贤之难得。以古人为榜样，学习古贤圣的品质，是榜样示范的重要方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儒家蒙学特别重视运用历史上古圣先贤道德榜样的垂范作用，儒家经典中经常提到古代圣王明哲以及品德高尚者，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道德人格来体现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为众人做示范的同时，也证明这类理想是通过修养是可及的。儒家蒙学中有大量的圣贤人物及其事迹，如大禹治水、夷齐义不食粟、巢父、由让天下等，还有普通人的道德故事，如孔融让梨、黄香枕席、陆绩怀橘、叔敖阴德等。《日记故事》收集了古人贤德、可师可法之事，专供儿童记诵。《二十四孝》是通过孝子的故事生动感人地对儿童进行孝道教育的。通过这些德榜样的垂范作用形成了道德教育的传统，发挥着教化民众的作用。
    
    
    儒家蒙学教育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影响。传统启蒙教育的内容，正是通过儿童这个联系社会各个阶层的渠道，深刻影响了全社会的人们。宋明以后，通过儒家蒙学教育，使儒学的世俗统治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从而构成了所谓“小传统”的政治文化氛围。从此，以情感道德为维系纽带的“教化之儒”统治成为后期王权政治结构的主潮，“教化之儒”实开辟了王权统治后期“教”甚重于“治”的政治传统[12]。因此，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无论儒家在历史上与佛家、道家等流派进行过怎样的杂糅和变化，中国传统社会自汉以后义无返顾地走向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精神的社会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中国传统社会为“儒学社会”、“儒教社会”、“儒家式社会”、“乡土社会”以及“伦理本位的社会”，大致都是一个意思。
    
    
    四、《弟子规》所体现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训蒙文》采用《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作者是根据古代圣贤对弟子们的教诲编写了这本书，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居家、事亲、出行、尊师、待人、接物、勤学等方面，着重在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及行为规范。全书以孝悌仁爱勤谨信义为核心，概括了历来对童蒙的要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当时人士评价为“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行”，“使蒙稚之民咸知大义”，从一问世就广为流传，成为教导儿童生活常规的好教材。稍后，山西平阳儒生贾存仁又对《训蒙文》做了一些修订，并改名为《弟子规》传世。由于内容平实，文字易懂，自清代中叶以降，此文流播极广，影响至大，被称为“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行”，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上乘教材，私塾、义塾率多用之。同时，对于成年人研习教育同样具有提升素质、端正品行的实际效用。
    
    
    所谓“弟子”，狭义是指父母的孩子、老师的学生。广义来讲，所有的人均可称为弟子，我们常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就是现在讲的终身教育，只要你在学习，就有老师，你就是弟子。而弟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就叫做“规”。因此，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弟子，就应当学习这部论典。
    
    
    《弟子规》经过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八百多年的锤炼，付出了很多文人、儒士的心血，传播到今天依然被国学大师、教育学者所推崇足以证明了这是一本深为人们所重视的书，不同凡响。
    
    
    《弟子规》内容结构呈由近及远、由低级到高级的序列组合，
    
    
    《弟子规》是圣学的骨干，是一切经纶结构的钢架。”也就是说，学了《弟子规》，也就初通了儒学经典的全貌了，可见《弟子规》在民族传统国学文化中的地位之重
    
    
    《弟子规》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
    
    
    （一）孝道。“入则孝”条目有六层意思,体现的是儒家的孝道。孝是爱心的根源，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弟子规》教育小孩在家里与父母相处时如何尽孝道:
    
    
    1.听父母话,接受教诲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是教育小孩对父母的尊重和礼貌。在家里尊重父母、对父母有礼貌的孩子在外面才能尊重别人。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培养出来的“乖”孩子会不会没有主见，唯唯诺诺，将来走上社会没有出息？不会。这种教育与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主体教育并不矛盾，顺承父母并非不要主体性,这其实是在确立与父母自然亲情关系基础上为未来走向社会确立基本的角色意识。
    
    
    2.照顾父母起居,让父母安心
    
    
    “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返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侍奉父母要体贴用心,要养成向父母请安、问好、报平安的习惯,居所、工作要稳定,以免父母忧虑不安。
    
    
    3.不任性,不藏私
    
    
    “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遇事先征求父母的意见,绝不能对父母这样亲近的人私藏物品,惹父母伤心。
    
    
    4.满足父母心愿,不讲条件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要帮助父母实现愿望,解除忧患,要对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负责(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做伤风败俗的事情牵连父母,即使与父母的缘分不好,也要敞开宽广的胸怀孝敬他们。
    
    
    5.父母有错误时,用委婉的方式规劝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当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应小心、委婉地劝导改过向善,把握好时机,即使挨打,也无怨悔。
    
    
    6.精心侍候病中父母,办丧事要心存哀戚、合乎礼节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从时代而论守孝三年已不现实，但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与祭奠还应该是有的。“居处变,酒肉绝”也似过于刻板，但酒能乱性，年轻人又好冲动，许多不幸之事往往就发生在酒肉朋友的吆五喝六之中。因此，这段话蕴藏的精神价值并没有过时,它强调的是人应有对过世父母的情感上的回报,其意义并不在于恪守形式、不食酒肉,而是强调要有孝敬之心。今天这样的教育少了,于是就出现了空巢老人的悲哀，出现了不肖子孙虐待老人的悲剧。
    
    
    （二）悌道
    
    
    在《弟子规》“出则悌”条中体现的是儒家悌道，即人际关系建立的依据，与同事、尊长、领导相处之道。《弟子规》教育小孩如何在外面处理兄弟姐妹以及社会上长幼尊卑的人际关系:
    
    
    1.轻财忍忿,珍惜友谊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尊重。这种尊重表现在:当哥哥、姐姐的要友爱弟妹,做弟弟、妹妹的要懂得尊敬哥哥、姐姐。财物上不斤斤计较,言语上包容忍让,就会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2.长幼有序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己先到。”要尊重长辈,用餐或行走,都应该让长辈优先,主动为长辈服务。人必须具有服务意识,而服务首先从照顾身边的长辈开始。
    
    
    3.敬老尊贤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馀；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在社交生活中,要恪守尊重长者的礼仪,不可疏忽大意。
    
    
    4.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姊一样尊敬亲戚中的长辈和兄姊
    
    
    “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这种古礼启示我们,在团体里头,如果有长辈,年纪像父辈,我们对待他也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敬重。如果他的年纪像兄姊,我们也要像对待家里的兄姊一样尊敬。
    
    
    （三）谨慎之道
    
    
    “谨”的修养，含有六部分的内容：
    
    
    1．“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说的是时间观念与卫生习惯；
    
    
    2．“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说的是衣冠整齐；
    
    
    3．“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说的是衣食朴素；
    
    
    4．“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说的是仪容端正；
    
    
    5．“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说的是严以律己；
    
    
    6．“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说的是光明磊落。
    
    
    俗话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们应该在生活的细节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给不良习气留下丝毫空间，在是成大事业者共有的品质。
    
    
    （四）诚信之道
    
    
    “信”的修养，也有六部分的内容：
    
    
    1．“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说的是语言卫生。
    
    
    2．“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勿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说的是知言明心。
    
    
    3．“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说的是改过迁善。
    
    
    4．“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说的是个人品质。
    
    5．“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说的是心正友直。
    
    
    6．“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说的是是非善恶。
    
    
    可见，“信”就是待人处事的诚实，言行一致，不自欺欺人。
    
    
    综合“谨”与“信”的内容来看，都是从日常生活的自律、自省上建立起德学才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五）仁爱之道。“泛爱众”条中所强调的是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扩展到社会广泛的人群。
    
    
    1.泛爱所有的人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用天覆地载的最高理念，来阐释“博爱之谓仁”的思想，将“泛爱众”提升到了《礼记·孔子闲居》中孔子所说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此三者，以劳天下，此谓之三无私”的高度，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都要相亲相爱。人与人同是天地所生万物滋长,应该不分你我,互相合作,才能维持好这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2.关爱自己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关爱自己品行和才智的增长,而不单纯追求外表容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相互的，只有尊重他人，才能使别人尊重自己。
    
    
    3.爱意味着付出,不要嫉妒，不要势利,珍惜人家真情
    
    
    “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自己有能力为社会做事情,不要自私自利。对于他人的才华应当学会欣赏,而不是嫉妒毁谤。不媚富骄贫,也不喜新厌旧。
    
    
    4.爱意味着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尊重别人的感受,隐恶扬善
    
    
    “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在生活中不随便诋毁他人，不揭他人的短处，不恶意散布议论他人的私事。与人相处，要积极地发现他人的长处，他人的好处，以德相劝，这样彼此既能和谐相处，又可以相互提升人格修养。
    
    
    5.己立立人，行为文明。
    
    
    “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这就告诫我们，和他人相处不要贪图便宜，要见利思义，不该拿取的则不要拿，和他人相处要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付多取少。对他人的恩情要记得报答，对他人的怨恨要尽量忘记。这就是说，良好人际关系的维系要靠我们文明的行为和己立立人的处事精神。
    
    
    （六）学习之道
    
    
    1．力行与学文
    
    
    “不力行，但学问，长浮华，何成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这里对力行与学文的关系做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如对《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了更为全面的阐释。
    
    
    2．读书法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这是读书的经验之谈，对童蒙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3．读书环境与心境
    
    
    “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这里指出读书的环境与心境的一显一隐。“显”指看得见的外部环境，如房室、墙壁、几案、笔砚、典籍等；“隐”指潜藏的心理因素，如不端、不敬、心志等。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就能够进入读书的状态。
    
    
    4．读什么书
    
    
    “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成为什么样的人，与读什么样的书直接相关。这里告诫大家非圣贤书莫读，虽然有些极端，但考虑到儿童懵懂未明，如果读了不健康的书，确实可以遮蔽聪明，败坏心志。
    
    
    最后还以“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作结，指出只要自强自励，最终必定是学有所成，功有所得，成为圣贤人物。
    
    
    结语
    
    
    儒学复兴是今天学界常常谈及的一个话题，尽管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所谓“儒学复兴”，其宗旨就是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儒学复兴不仅是儒学内部的要求，更是社会的需求。当今中国社会乃至全球，社会问题都非常严重。突出表现在工具理性宰制人生社会，人性物化，心为形役；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真情泯灭，麻木不仁。唯利是图，缺乏理想。人际关系冰冷，缺乏精神慰籍。人文世界趋于瓦解，自然生态濒临崩溃。面对这种末日世界般的社会状况，传统的佛教、道教乃至西来之基督教，能起到一些救治作用。但是，我认为关键还是要复兴儒学。儒学复兴之路在哪里？就在广阔的社会。我们现在的儒学研究主要停留在学院和书本上，只是观念的构想和学术的梳理，流于玄虚和空谈。要复兴儒学，就要使儒学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儒学的社会化无疑是儒学走出现代困境、完成现代复兴的根本出路。儒学的社会化可以有多种途径，儒家蒙学教育是基础性的途径，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重视，也更要引起致力于儒学复兴事业的专家学者的重视。
    
    
    注释
    
    
    [①]姜国钧：《缘情立教 内外双修——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学派的教育思想》，《现代大学教育》2004年6期。
    
    [②]《晦翁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八。
    
    [③]杜维明：《何为儒家之道？》，《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第182、18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李景林：《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⑤]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⑥]辜鸿铭：《呐喊》，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535页。
    
    [⑦]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⑧]陈来：《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⑨]（明）彭危行：《新建社学记》，嘉庆《商城县志》卷七。 
    
    [⑩]万历《宿迁县志》建置志卷二“学校”。
    
    [11]陈卫平：《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2]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30页。
    
    
    原载于《运城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