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自是经纶手

——思想史上的《近思录》系列之二

作者：孙海燕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走进孔子》2022年第2期

在中外文化史上，因编辑整理他人的文章而名垂史册者，不胜枚举。这类编纂工作，在材料取舍等方面，带有个人的价值偏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倘若此编辑者具有后来居上的笼罩性影响，乃使得这一编纂行为，多少类似于将他者之花木移植在自家之园囿，恐怕并不多见。至于此书开一代典范，引得后世一代代学者不断搜集编辑者本人的言论，塞入原书中以作注解，或仿照此书作续编，那更是罕见罕闻的奇事了。

《近思录》书影

就此奇特现象而言，朱子之编辑《近思录》，即便不能说世间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起。披览《近思录》，聆听“北宋四子”的谆谆教诲，让你感到无处不在的，正是这位迟生了百年的思想巨子的亲切面影。何以会出现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且让我们从朱子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说起。

一、朱子在思想史上的“莫大声光”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填过一首《水龙吟》，开篇即作龙吟虎啸之声，上半阕曰：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如果从南宋政治、军事或其他方面考虑，孰为真正的“经纶手”，或不免各有推举者，但能够在思想疆场“平戎万里”的“真儒”，当然要数我们的这位“朱文公”了。朱子在世时，辛弃疾作为友人，就写下“山中有客帝王师”“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等诗句来称赞他。稼轩乃一代奇杰，诗才将略，直是目空万古。他对朱子的赞誉，宁不使人顿生“惟英雄能识英雄”之叹。可以想见，一定是朱子通身散发的文化人格与思想魅力，让辛弃疾敏感地预见到了这位“仁兄”的历史重量。当朱子去世的噩耗传来，他不顾朝廷的禁令，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奔赴拜祭，并作哀悼之辞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熹画像

稼轩对朱子的评价，已为历史证明。就中国学术思想而言，朱子足可谓是孔子之后，一人而已。元人赞孔子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今人赞朱子曰：“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蔡尚思语）个中原因，钱穆这段话说得很贴切：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朱子学提纲》）

冯友兰则用另外的语气，说出类似的话：

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却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应该说已是不争的事实。朱子步武“四子”，远绍孔孟，努力强化时代所需要的价值系统，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基本修养方式，以追求圣人人格为人生终极目的；在排斥佛、老的同时，他又借鉴佛、老的思想资源与修炼经验，形成了儒家的一整套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向世人提供了一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理想生活的学说。这无异是把儒家自孔子以来一千五百年的思想山河又重新整顿了一遍。后来，随着官方的支持，朱子在民众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堪与孔子并立；学者理解的孔子与儒家，也大抵是朱子学影响下的孔子与儒家。即便是与之攻难争胜的陆王心学，也未能完全打破这一格局。

二、朱子对“小程子”的偏重

对于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兄弟，朱子固然是兼收并蓄，但对他影响最大者，则为“小程子”程颐。这一点，已为当今学界所公认。《近思录》采集二程语录达到八成以上，虽然有少量条目难以遽断是程颢还是程颐之语，但程颐的条目占到整部书的半数以上，是毫无疑问的。朱子对程颐的偏爱，于此可见。二程皆重视工夫实践，但程颐在学理上比乃兄精细得多，二人更走向了不同的工夫道路。程颢偏重于“悟”后起“修”（即先证得一种精神境界而后持守践履之），程颐则坚持在“格物穷理”中“上达”。用《中庸》的话说，一是“自诚明”，一是“自明诚”。二程心性工夫的差异，涉及心学的兴起，因后文还有大量论说，此处姑点到为止。

朱子的学问头脑，无疑与程颐更为接近。他评价二程说：“明道直是浑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细平实。”“伊川文字段数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说将去。”对程颢的语录，朱子腹诽者不少，但大程是小程服膺的兄长，个人修养又高，朱子诚不便批评他（对二程弟子，他就不客气了）。饶是如此，他仍然指出：“明道说话浑沦，然太高，学者难看。”“明道说话超迈，不如伊川说得的确。”“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见上一截，少下面著实工夫，故流弊至此。”以今人眼光看，最能代表程颢学问的篇章，非《识仁篇》莫属，但该文没有被编入《近思录》，就是因为文中“儒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不须防检，不须穷索”等言论，在朱子眼中是“说得高”而易生“流弊”的。事实上，这不仅是说“浑沦”“高低”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二程工夫入路与体悟境界的差异。程颢的这类言语，恰恰是心学的先声。

程颢画像

广义的宋明理学，包括了今人常说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张载一系的气学，或者加上邵雍的数学，其中又以理学、心学为大端。因为朱子里里外外的参与，《近思录》无疑更偏重“程朱理学”，其中的“程”又偏指程颐。朱子对程颐之学，当然不是照单全收，同时也博采众长，融会各家，登峰再造。理学发展至朱子，已可说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与程颐相比，朱子对理气关系、理一分殊、心统性情、主敬涵养、格物致知等重要问题的分析，都有过之无不及。具体如程颐的读书法，朱子虽屡屡援之以开示后学，但他本人实际上讲得更深切著明，称得上是青胜于蓝。这一情形，用朱子的两句诗描述，就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钱穆说：“陆王之学，亦称心学，均偏重存养。朱子则存养与格物穷理并重，始为内外交尽，心物并重，得儒家孔孟之正传。《中庸》所谓尊德性道问学，惟朱子为得其全。”（《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这一说法大体不差，也可见钱氏尊崇朱子的立场。程朱理学的宗旨，可用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两句话来概括，一面向内察识涵养，一面向外格物穷理，敬义夹持，知行并进，不断地变化气质，最终臻于“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圣境。与心学凸显“本心”的主宰性不同，理学以“天理”为最高本体，注重向外的格物致知（前者更重视“觉悟”），较多继承了传统儒学博文约礼的理性精神。

程颐画像

《近思录》的历代注家，皆为程朱理学一系学者，当然以朱子的见解为圭臬。这类诠释对理解程颐之学比较准确，对理解程颢、张载等人的学说，就多少有些龃龉。譬如以“理一分殊”来解读张载的《西铭》，以“居敬穷理”来解读程颢的《定性书》，都不免先入为主，掩盖了程颢、张载之学的特色。今人注解《近思录》，也大多延续了程朱理学的思路。前不久（2021年）辞世的台湾学者朱高正先生，著有《近思录通解》，主要参考了清代理学家张伯行的《近思录集解》。应该提及的是，他反对区分二程思想，认为二者“无从分割，也不必强为分割”，因为兄弟两人一起生活学习，学问并无差异，论学风格的一些差异，不过是因为哥哥去世早，许多问题未能展开讨论，弟弟却予以精细化了。这种看法，难以让人苟同。程颢生前，二程的思想差异确实没有充分暴露；辞世后，程颐也有“我之道盖与明道同”的说法。但整个宋明理学家的差异，主要不在“道”不同，而在工夫入路的差异。如对这类差异视而不见，或以辞世早晚、言说方式的不同来抹杀这种差别，诚有违于学术的推进。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就对二程思想作了分判，后来者如牟宗三，提出宋明理学的“三系说”，程颐、朱子一系反而成了“别子为宗”。历史地看，心学家象山、阳明等人也都有认同程颢、否定程颐的倾向。象山少年时，听人诵程颐之言，就“自觉若伤我者”。凡此种种，焉得模糊处理？今人更有对“二程语录”一一做出分辨者，这或许有“过头”之处，但总体上还是有价值的。愚以为，鉴于学界多年的研究，以程氏兄弟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朱子主要继承了“小程子”思想，已足为学术定论。

三、朱子对北宋“四子”的综合创新

除了对程颐的偏重，在《近思录》一书中最能体现朱子“经纶手”作用的，还在于他对“四子”思想的综合创新。夸张一点说，《近思录》固为“四子”之萃言，但朱子才是其真正灵魂。

首先表现在朱子对“四子”的抉择上。今人一说起宋代儒学，心中无不浮现出周、张、二程（或加上邵雍）等几位大儒。实际上，在《近思录》流行之前，他们的学界地位远非如此显赫。二程的道学，只能算得上北宋儒学中较重要的一家，属于新兴事物（程颐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与同朝的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兄弟等人的学说相比，也只能说各有特长，而且受到执政者的长期打压（此也与“党争”有关）。到了南宋中后期，因朱子等人的大力弘扬，二程的道学一脉才占据了思想的主流。至于周敦颐，一开始也并不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当时他的影响比二程、张载还要小很多，所著《太极图说》，也是被朱子置于《近思录》卷首之后才广为人知的（这当然不否认湖湘学派对朱子的影响）。又如，程氏兄弟早年遵从父命，问学于周敦颐，周令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但这是否构成一种严格的师承关系，也不是毫无疑问的。二程虽承认向周氏问学，但似乎又不太强调这重关系，他们称周敦颐为“茂叔”，而不像对胡瑗那样尊称之为“先生”。程颢“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一句，尤为世人津津乐道。但程颢还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也称其兄“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他对太皇太后也自称圣人之学“臣幸得之遗经”，这都表明他们不肯承认在周氏那里得“道”。再比如，张载与二程有亲戚关系，学术往来密切，但两家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一是“气”，一是“理”，彼此的思想差异还是很大的。等到朱子编辑《近思录》，把“四子”言论作为“四子之阶梯”大力提倡，在南康军学宫建周敦颐祠，以二程兄弟佐配，加上此前撰写了《伊洛渊源录》等书，就大大强化了濂、洛、关、闽之学的血肉联系，确立了它们作为儒家“正脉”的道统合法性。这一学术上的列土封疆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于元人修撰《宋史》，不得不在《儒林传》之外另辟《道学传》。难以想象，倘世无朱子，以二程为中坚的道学一系，会有怎样的历史命运。

周敦颐画像

更重要的是，朱子采择“四子”嘉言，纳入《大学》的“修齐治平”框架中，这也是朱子自己的思想体系。如前文所述，“学以成圣”越来越成为宋代儒者的心理渴盼。朱子继承二程，除了师承因素，乃在于二程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比同时的其他学者更重视“四书”，更注重“深造自得”的践履工夫。相比之下，身为北宋“五子”的邵雍，在这方面就没有多少思想建树，其学重在以《周易》的象数来推演历史演进的规律，未脱神秘色彩。这应该是朱子不将其言论纳入《近思录》的重要原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尽管有着明显的道家（教）气息，仍不失为一篇系统的理学纲领，其《通书》强调“圣人可学”“主静无欲”，用语太过简约，对理气、心性等问题也没有展开具体讨论。二程兄弟弥补了这一缺陷，突出的例子是改周氏的“主静”为“主敬”。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不足，比如他们讲了很多有关“理”“气”的话，但“理”与“气”的关系究竟如何，说得并不明确。因为两人都不重视“宇宙生成”的问题，没有把“气”提高到与“理”对等的地位。张载从宇宙论说“气”，以气的聚散来说万物的生灭，这对儒家抵抗佛老的“空”“无”世界观很有意义，能够弥补二程的不足。但张载很少谈“理”，在对世间万物何以会如此品类万殊，“太虚之气”又如何开出人道之“理”等问题上，是有理论困难的。在《近思录》中，朱子对这些思想做了整合，使周敦颐的宇宙生成，二程的格物致知、居敬穷理、天理人欲，张载的气质之性、心统性情等学说各自归位，建构出一个复杂庞大的理学体系。以上这些“理”“气”之类的术语，不仅语言无趣，也很容易把人弄晕。一言以蔽之，即朱子站在时代的前沿，以更高的理论水平，解答了人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的问题。

正如原子排列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物质性质的不同一样，朱子编辑《近思录》，多少有些像孔子删述“六经”，表面上对前贤言论“述而不作”，实则是“以述代作”，或“述而又作”。他对“四子”语录的挑选，本身是一种“作”。且这种挑选，包括句子的删减与改动。从一些考证看，《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很可能是朱子的发明，更早的版本应是“自无极而为太极”或“无极而生太极”，但后者不被朱子所采纳，乃在于他不承认“太极”之前还有个“无极”，只承认“无极”是形容太极的“无形”。这种做法是将《太极图说》去道家化。陈荣捷说：“《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近思录》之编排与内容，均以朱子本人之哲学与道统观念为根据。”（《近思录详注集评》）束景南说：“朱熹编定这本书有鲜明的学派目的，他也是用自己的理学眼光来理解四子并编辑这本书的……第一卷论太极道体，是按照他的《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的思想编排的……他借用周、程、张的语言建立了自己简明精巧的理学体系。”（《朱子大传》）正由于朱子别出手眼的选编，在《近思录》中，周、张、二程的学说呈现出一个带有浓重朱子思想烙印的理学体系。《近思录》与其说是“四子”思想的概要，毋宁说是朱子思想堂庑下的梁柱瓦石。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书影

以上种种也提醒我们，研读《近思录》将朱子的注释作为首要的参考，是适宜的，也是应该的。这就要求读者对朱子本人的思想有所了解，比如应读一读他的《四书集注》。换个角度看，欲全面深入地了解北宋“四子”的思想，单单依靠《近思录》和朱子的论述，又是很不够的。

四、《近思录》的传播史即朱子学的流传史

在朱子辞世后的八百年，自叶采《近思录集解》开始，《近思录》都是以注释本的形式流传的，有的注本完全是“集朱”，有的则根据朱子的解释加以引申，遂使此书一直笼罩在朱子强大的思想气场之下。束景南说：“在朱熹以后直到近代，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近思录》的注释、刊刻、流布得到广泛传播的，宋、明、清后儒们也多以《近思录》为‘阶梯’，从《近思录》切入到对程朱理学的认识与接受，因而一部《近思录》的注释、传刻、流布史，也就是一部宋明到近代的理学接受史。”（《〈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序）

《近思录集注》书影

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当然与朱子著作宏富尤其是他巨大的声望有关。《近思录》尽管由朱子、吕祖谦共同编纂，但主事者无疑是朱子。书成之后，朱子更以此教授弟子，对书中义理的发挥也最为详尽精透，故而他的讲解理所当然地具有权威的意味。正因为《近思录》的编选是以朱子为主导，注疏者又以朱子思想为本位，所以《近思录》的流传代表了朱子学的流传。同样重要的一点，这也与元代之后朱子学的官方地位有关。与朱子《四书集注》一样，《近思录》不仅是学者学习“四书”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书。

近年来，有学者为吕祖谦抱不平，认为《近思录》的编辑，吕氏功劳甚大，不应埋没。此言极是。但若认为朱、吕二人对《近思录》的贡献难分轩轾，则又未免纠正过当了。从编纂过程看，吕祖谦确实功不可没。如开篇设置“道体”一卷，吕祖谦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一些资料看，书中大量摘引《程氏易传》之语，也很可能是吕祖谦促成的。当然，这些入选条目，究竟哪些是朱子的建议，哪些是吕祖谦的建议，今天已无法深入考证了。全书条目的选择，恐怕还是以朱子为主导。

陈来在为朱高正《近思录通解》所写的“序”中，谈到钱穆列举的七本国学“必读书”。他对钱穆绕过朱子本人的著作，从《近思录》一下子跳到《传习录》颇不以为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单单在《四书集注》一书上，朱子所花费的心血，就比《近思录》要多得多，前书在义理上也更为醇熟。但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各版本的《近思录》，把包括朱子《四书集注》等书中的很多言论都搜罗进去了，使得《近思录》又融入了丰富的朱子思想。如果再考虑到《近思录》的内容编排，又在总体上反映了朱熹的思想丘壑，此书就不是《四书集注》所能超越的了。即此而论，《近思录》才是程朱理学最当之无愧的代表作。钱穆列举的七部“必读书”，无《四书集注》而有《近思录》，也未必是一种疏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