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宓生平事迹简介
    
    吴宓，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在东南大学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的《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学衡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后到外文系任教授。
    
    1941年吴宓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
    
    1949年国民党撤离陪都重庆的前夕，教育部长杭立武他去台湾，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他拒绝了，也不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的聘请，他说“父母之邦，不可弃也！”同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女儿则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晚景甚为不佳。
    
    解放后，因他重国学，尊孔孟，用古文写诗词文章，因此说他反今学，反白话文运动、反鲁迅；因他不主张汉字简化、拼音化，说这样不能保存古典文化，因此说他反对文字改革；“文革”期间，他反对废除古典文物书籍，反对打砸抢，反对批孔孟，因此说他反对文化革命，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顽固不化分子，被罚劳动改造，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牛棚”，到平梁劳改。他曾被两个学生抓去陪斗，学生捉住他的双肩飞奔急走，他倒地跌断了两个膝盖，还是被硬拖到了批斗现场，从此他成了跛足。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吴宓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因首倡比较文学研究且富有成果而被尊奉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因执教过多所著名大学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而被公认为教育家；因对古典名著《红楼梦》独特的感悟、理解和诠释而领有“红学家”的一席之地；因创作了不少尚侠任气又温宛情浓的诗词华章而拥有诗人的桂冠。
    
    二、吴宓的文化观、教育观和学术思想
    
    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研习新闻，继应梅光迪之邀，旋慕白璧德之名，转入哈佛大学师事新人文主义的代表白璧德。后来吴宓的挚友，诗人王荫南烈士在给吴宓的一首长诗中有两句：“吴生（宓）奋臂出西秦，少从白（白璧德）穆（穆尔）传人文（美国新人文主义）”[①]，“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②]。吴宓的导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国文学评论家，新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授，讲授法国文学。白璧德是一位比较保守的具有强烈贵族思想倾向的批评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有浓厚的兴趣，首创新人文主义流派，反对美国当时兴起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诗歌等文学潮流。他把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形成的人道主义与新人文主义区分甚至对立起来：“人道主义主张博爱，人文主义则重选择”[③]，“奉行人文主义者，注重个人内心之生活；奉行人道主义者，则图谋人类全体之福利与进步，而倡言为社会服务。”[④]他批评文艺复兴以来以培根倡导的科学主义开启了灭人性近功利的功利主义潮流，以卢梭倡导的泛情主义开启了放纵不羁的浪漫主义潮流。19世纪以来，人类面临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及情感主义的激烈冲突，使得西方文化逐渐偏离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本源，使人类变为“物质之律”的奴隶和工具，造成了人性的丧失、道德堕毁、世风颓废。因此，白璧德大声疾呼：现今社会人生欲图生存，必须去功利主义与情感主义而行人文主义，从“物质之律”而进“人事之律”。何谓“人事之律”？白璧德认为“人事之律”即人要自觉在于“一身德业之完善”，也就是人要遵循理性、道德意识、崇尚和平、遵纪、有序、循规、抑制私欲、个性与自由[⑤]。白璧德还把他的文学观扩展到政治、文化、哲学领域，而且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论及中国。他指出：现代西方的发展脱离了西方古典文明，“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⑥]白璧德的这些思想文化观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突出人与物有别；主张人性二元论。同时又将这两个基本观点表述为三个方面：一、中庸，视中庸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哲学，以尊重并倡导古典著作所表现的重理性、守纪律为荣。二、节制，视节制为臻达人性完善境界的通途。三、贤明人物，视少数圣贤为导引多数向上的核心力量[⑦]。
    
    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给吴宓以深刻影响，在这里吴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即将中西文明精魂融会贯通的思想。吴宓在阐释其师说时称:“白璧德先生不涉宗教，不立规训，不取神话，不务玄理，又与佛教不同。……实兼采释迦、耶稣、孔子、亚里士多德四圣之说，而获集其大成。又可谓之为以释迦、耶稣之心，行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⑧]所以，他认为“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学说，应广为传播、发扬光大，并且深为中国学生从师白璧德先生的人数不多引以为憾。”[⑨]
    
    吴宓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与穆尔教授，广泛地吸取西方文化与文学，并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独立思考，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在海外求学时，他与陈寅恪、梅光迪等都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学术必将受西方沾溉，非蜕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之世变。为此课余时间经常进行切磋、研究。他们批评当时在国内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文化运动甚为偏激，提倡古典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更痛感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浚发国人的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也许这就是后来《学衡》杂志维护传统，慎择西学，“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堂，不激不随”主旨的渊源[⑩]，也是后来他到清华办国学研究院的思想渊源。后来，他在《学衡》上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新文化提出评审和辩正。他在批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介绍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内容和态度时说道：“今有不赞成该（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正也。”[11]批评新文化者在学习、引进西洋文化时“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识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其取材，则唯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12]又说：“新文化运动者眩于近代西方之富强，又缺乏正确的历史透视，以致唯新是尚，而不细绎其真正价值。徒知颂扬莫泊桑、托尔斯泰、易卜生为西方智慧之精华，却对希腊与基督教这两大西方文化传统茫无所知”[13]如果“以这种态度吸收西方文化，犹如西晋清谈、南唐词曲，终不免导致亡国之祸。”[14]吴宓也有自己的文化志向，他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15]显然，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因此，他在《学衡》杂志“简章”中提出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宗旨。
    
    在吴宓的文化观中，他坚信中国传统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其中最核心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吴宓对孔子儒学的阐释不是以一个封建士大夫，而是以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儒者的立场，用世界性的眼光，站在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角度来进行的。吴宓研究了人类文明发展史，指出古希腊苏格拉底和犹太耶稣，代表着西方文明；中国孔子和印度释迦牟尼，代表着东方文明。这四大文化犹如四根支柱，支撑着世界文明大厦，儒学就是这大厦必不可少的支柱之一。吴宓用自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留学、游历的切身体会，来说明中国文化和孔子学说的优点，“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16]他在《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中本着“智慧思考”，“坚持孔子之学说”来“复申”孔子的价值及其学说的精义的。“孔子的精义又安在耶?简括言之,则孔子确认人性为二元（善恶、理欲），揭橥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以孝为诸种德行之本，而以克己复礼、行忠孝、守中庸为实行道德之方法。”真正的尊孔，应该注重两条途径，一是实行，二是理论。因为“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实践，今人尊孔的要务”，便在“自勉勉人，随时地实行孔子之教。”在理论上，吴宓提出了求得孔教真义的基本方法：“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语之态度，思辩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体会，造成一贯之学说，洞明全部之真理。”可以看出，吴宓对孔学研究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开阔高远的思路、崇高中正的目的。孔子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吴宓引证分析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并赋予其现代意义，认为“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具体地说：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17]这个评价是否过高，可以再讨论。吴宓痛诋当时社会道德沦丧、腐化堕落，而欲把孔子作为道德理想的寄托和人格理想的体现。他说不但一人一家，即一国一族之盛衰灭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都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大多数人的人格水平为枢机的，并试图通过孔子的道德人格来改良世道，救正人心。
    
    吴宓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在他本人身上也浸润着儒家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人格。正是基于对儒学复兴的信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立下誓言：“要以维护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18]，甚至成为他一生的文化担当。20世纪60年代，吴宓曾与陈寅恪见了最后一面，两位精神相契、心灵相通的世纪老人仍彼此互勉，“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全世界。……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19]
    
    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已经80岁了，他不顾年老体衰和个人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批孔。他说：“宓不像×××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宓极不赞成。”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20]他还对朋友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乃中华文化之重要象征，为我中华五千年来少有之教育家、思想家，而其最重要者，乃为我中华民族高尚道德之一代宗师。践踏孔子即是践踏中华五千年文化，践踏中华之民族道德传统。我吴陀曼[21]必须挺身而出，舍生以殉；庶几中华文化、道德之传统不绝如缕，千秋万世得知。瓦缶雷鸣，黄种犹存；乱草丛生而芝兰犹在也。……”[22]据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老师回忆“文革”后期，他在与吴宓的一次交谈中，“提起批林批孔，他显得很激动。仍是坚执成说，认为批林可以，批孔则断然不行。道理很简单，一是林彪非君子，小人而已，不可与孔子同日而语，……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是对孔子的莫大侮辱，绝对不可以。孔子乃中国文化的根基，国人万世之仪型师表，举世同尊之文化伟人，其道德智慧，高伟卓绝，千古而今，无人课余伦比。如今肆意攻诋毁侮，无异于斩杀中国文化之根基，取消国人立言行事之标准，根本否认道德之存在，如此下去，世不讲仪型廉耻，人兽无分。文明社会何以为继？！”[23] 吴宓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十分平常，但在当时是一般人闻所未闻，更不是一般人言所敢言的。吴宓之论立足于他对孔子伟大人格、高尚道德及其学说的真义与价值的深刻理解，这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来反文化、反文明的年代是振聋发聩的。
    
    吴宓在他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中西会通，以儒为主，多元整合的文化观基础上形成他的教育思想。吴宓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人文教育”，即“教人之所以为人之道”[24]。因此，他大力倡导“文教中华”、“通才教育”，培养博雅之士，强调对学生的培养不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为重，而以人格养成和精神境界的陶冶为主；知识的传授也不受专科或专业的限制，而以广博地采纳吸收人类创造的所有思想成果为目标。
    
    他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西化利弊得失有客观的评价，同时阐释自己的教育理念。1915年夏，他为《清华周刊》第一次临时增刊撰写“引言”，批评当时的“新式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畅论教育的重要功能和清华学校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文章一开始叙述教育事业的艰巨性说：“教育之功，成德达材之事，不綦难哉！不綦难哉！无精神无系统，不足以语于是；毁瓦画墁，不能为良工。为山止篑，不能称完事，教育之成绩，必表里精粗无不到，身心体用无不明。综明核实，贯彻始终，乃有一日之长可言，得寸乃思进尺，持盈以当保素，鉴往追来，求树风声，而淑世俗，其亦艰巨之极者已。”教育为“成德达材之事”，表里身心体用无不应兼到，而西方现代教育只求实用，“无精神无系统”。对于国内的这种东施效颦现象，吴宓评论道：“我国之有学校，十余年来事耳。戊戌以后，百事草创，规模不具。厥后形式略备，而实是益缺。办学者籍毕业以求保案，学生则诵讲义以博分类，无师生之情，无学问之希冀。其上者亦只能以文字美术之成绩取声誉于一时。所谓系统精神，遍中国不数觏也。至于前此，留学异邦者，或以不谙本国情势，或以未深汉文基础，纵饱西学，而不适用，甚至归来图博升斗，以学问为干禄之具。”吴宓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强调清华应该追求新教育的“系统与精神”：
    
    而清华学校，以当事诸公坚卓辛勤，筹画多方，独于风雨如晦之中，为有开必先之举。自民国元年四月始业，迄今三载，益求扩张，逐渐进步，毋骄毋缩，毋饰毋惰，学以为己，非以为人。而国内外声誉渐起，所谓新教育之系统与精神者，清华其庶几乎？
    
    在他辞退研究院主任不久后，适逢清华建校十五周年，他写了《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一文，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评论清华教育的优缺点：优点（毕业学生人人所长）（一）办事能力（二）公民道德。缺点（毕业学生中虽有之而不多见）（一）渊博之学问（二）深邃之思想（三）卓越之识见（四）奇特之志节。并且分析清华教育的优缺点的根源是因为清华过分模仿美国教育，结果把美国教育的优缺点都移植了过来。美国人的通性是重实际而蔑理想，注重办事，注重实用道德。因为“美国人以重实际而轻理想之故，又以实行民主政治，注重平等之故，其弊则凡百设施，均带有商业性质。”[25]吴宓在文章中提出了一条合乎理想的受教育途径：自幼先在国内跟从学有专长的教师读十年中国书，然后在圣约翰大学这样英语教学实力强大的学校专攻应用性质的英语两年，二十岁的年龄上出国留学，先在美国短期学习，再在欧洲长期留学，时间共约十二年，最后回国，继续自学和工作。最终培养出来的学生“当好学深思，由广博之知识，以求中正之人生观。凭一己实在之努力，以谋国家社会之改进。”[26]
    
    吴宓随后到清华外文系做主任，参考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制定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方案，提出如下五个培养目标：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有了这样的文化人，就可以完全胜任和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的职业和教学科研之需要，并且可以“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吴宓说：“君子，有德之士”[27]。因此，“博雅之士”可训为“有道德文章的知识分子”。“博雅”教育不仅是办学的宗旨，而且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思想，一种体系。知识唯其广博，学问才能精深；抱负唯其远大，志趣才能高雅；学术思想非精深博大，教育不能培养出高洁博雅之通儒。“博”是一种学术境界，“雅”是一种思想境界，“博雅”就是一种人格境界，一种具有高贵的人文品质和素养的书生风骨，是一种“心向往而不能至”的境界。另外一方面，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和气质来自于“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学术涵养；通博教育境界需要高雅的志趣来提升。“博”与“雅”互为形质内外，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可以说培养“博雅之士”浓缩了吴宓及清华外文系全部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教育众多教育流派可谓别具一格。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条件下为我国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曹禺这样一大批高精尖的各类专门人材[28]。
    
    需要提及的是，吴宓的“博雅”教育理念虽然是到了外文系提出的，实际上这一思想形成于他在国学研究院任主任之时。这一教育理念虽然是对外语系提出的，实际上可以成为国学研究乃至整个清华的办学指导思想。事实上，吴宓用“博雅”这两个字来概括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总目标，后来就成为清华的办学宗旨。
    
    在学术思想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是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为了实现中西融会，必须要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来进行文化再造，在继承的基础上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吴宓历来重视中西会通，所以越是提倡向西方学习，就越是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试图通过对中西文化兼容并包，精深研究，使之在交融中再造中华文化。后来，吴宓在出版《吴宓诗集》时，专门翻译了法国诗人解尼埃之《创造》诗第一八一至一八四行的诗句，以明其志，并将此诗句放在诗集之首页。此诗写道：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为描画吾侪之感想兮，借古人之色泽；就古人之诗火兮，吾侪之烈炬可以引燃；用新来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29]。
    
    这就非常明白地表达了吴宓的学术文化思想。他研究中西文化，乃是为了“酿造吾人之蜜，”为了引燃“吾侪之烈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可视为他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导思想。
    
    吴宓界定国学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国学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学之成绩，都在国学正当的范围之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都应包括在国学之中；狭义的国学指中国学术文化的全体而言。他对于国学概念的界定显示了他确立中国学术主体前提下的开放性，为筹办国学研究院提供了基本的学术基础。
    
    三、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的社会背景与动因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汹涌东来，西学伴随武力全面东侵，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冲击，使中国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危机。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契机，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契机——这就是促使中国人自我警醒、自我反省，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为中国新时代创造新文化。
    
    清华创办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体现。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中国的学术思想出现了“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激烈论争。这些争论最终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出路的探寻这个主题进行，这就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相应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实现成功的现代转型，走上新的发展之路的问题。为了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近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思想家、学者奔走呼号，苦思冥想，实验、实践，形成了多种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多方面多层次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其中教育救国也是当时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通过教育改革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一些新式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具体到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有以下起因： 
    
    　　第一，时值一批有识之士呼吁“振兴国内高等教育”，清华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办学程度。清华成立研究院，招收各科大学毕业生，从事专门研究以实现学术独立，是改办大学的内容之一。 
    
    　　第二，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作为具体推动这一运动的机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也分别于1923年、1926年设立研究国学机构。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与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成为上世纪20年代关于国学最大的两件事情。 
    
    　　第三，自清华建校之后，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同时，校内很多学生也呼吁学校重视国学。1924级学生施指出：“清华本是预备留美学校，所以一向的方针，似乎仅是培养预备留美的人才——能够入美国大学，能够应付美国环境的人才。这是把手段看作目的的错误。”建议学校重视国学应“拟定出洋前必需的国学程度”。 
    
    当时，这些校内外的舆论无不影响着学校“改大”的思考。从改变学校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形象着眼，要重视国学；从推进国家教育独立着眼，也要加强国学；从改进和发展国学的研究，也要加强国学。经过多次研讨，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30]。
    
    谓“改大”是因为中国自近代有大学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全国著名大学的教育主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或者外国教会手中。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了巨大的改变，形成当时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改大潮”。
    
    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演说词《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论述了为什么开办国学研究院的动因：
    
    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这段话很清楚地表述了清华学校筹办国学研究院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为了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热，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想通过这一学术机构来培养国学专门人才，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而使中西文化相互沟通，经过综合、比较与创新，来发扬本国文化，以振兴中华[31]。
    
    在吴宓起草的《研究院章程•缘起》[32]中他还说：“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始终；在国民，则与一国相始终；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始终。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在《研究院发展规划意见书》中吴宓说：“今之国学，紊乱残缺，不绝如线，亟待提倡，以资保存。而发扬光大，固人人能言之矣。然国内提倡国学之机关甚少，而又办理不善，人才缺乏。”[33]这些都充分说明筹办国学研究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四、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的宗旨、目标、经过、成就、影响
    
    1925年初，吴宓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校长曹云祥请他出任研究院筹备主任，并增聘其为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吴宓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攻研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与吴宓同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还有陈寅恪和汤用彤。因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被誉为哈佛三杰。吴宓于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席；1924年，吴复至东北大学，致力于西方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仍兼《学衡》杂志主编。清华学校看重吴氏学识渊博，酷爱中土优秀典籍，以及吴氏会通中西，乃聘其回母校担当此任。
    
    吴宓文化观、教育观集中地他一手筹办并主持工作的清华研究院。清华研究院从筹办到吴宓聘任导师和就任主任，以及到吴宓因为与校方在办研究院方面的严重分歧而辞职，他在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岗位上仅仅呆了一年余，即使是这样的短短的一年时间，吴宓的工作都是从自己的文教中华理念出发的，包括他亲自拟就的《研究院章程》使他的思想得到真实的体现，这样的一个章程，也使吴宓本人在中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清华最初只是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决定停办中学教育，改设大学部和研究院。这年3月中旬清华学校刊登的招生广告称：“本校今夏开办大学同时，更设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注重个人指导及专题研究。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现定于七月六日起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四处同时考试，录取研究院学员三十名至五十名。”这个所谓清华研究院的“国学科”，后来被冠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名不胫而走，名震遐迩[34]。
    
    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演说词《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把办学宗旨说得很清楚，大约三层意思：一是“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是“中国固有文化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是“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基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且所学与国情隔阂。”[35]《研究院章程》[36]对办学宗旨有更简单明确的规定：“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研究院“其目的专在培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总之，研究院不是要培养当时流行的普通专门人才，而是要培养对于中外文化有精深研究的高级人才。吴宓设定研究院的地位为：“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研究院的性质：（一）研究高深学术；（二）注重个人指导。
    
    吴宓任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最主要的工作在于延聘良师。而当时国内国学研究风气“或则陈腐，嫌其过旧；或则偏激，强名曰新；或则但务琐屑之考据；或则徒事浮华之辞章”[37]，在吴宓看来皆不足取。因而他拟定清华国学研究应有两种目标：
    
    第一，整理全部材料，探求各种制度之沿革，溯其渊源，明其因果，以成历史的综合。
    
    第二，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中国今日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38]。
    
    这就是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并能进而从中阐明义理，以切实有益于当下的政治与人生。如能实现第一个目标，则中国之文明，可以昌明树立于世界；实现第二个目标，则中国对于全世界之迷乱纷争，或可有所贡献。在此思想指导下，国学研究院采取了异于国内其他大学的国学研究之道，即“注意准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39]
    
    国学研究院对所聘教授讲师的要求是：“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的硕学重望。授课不取讲堂制而采导师制，注重个人指导，导师予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吴宓在清华期间被后人称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组织是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与大学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教学方面涉及学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字学、历史、文学、哲学、音乐以及东方语言，其课程的设置分“普通讲演”和“专题研究”二种。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如同一课几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开此课各讲各的心得见解，任学生自由选一教授从业。专题研究就是由教授个别指导，学生进行的课题研究。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提出指导范围，然后让各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和学力，自由选定研究题目，选定后不得中途变更。学生可随时向导师请业问难。其教学特点和效果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40]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此情此景在今天的大学已成遥远的绝响。
    
    可惜，人情难调、世情难料。不到一年，1925年底校内就国学研究院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不同意见，院内诸教授对院发展方针也多有分歧，令吴宓左右为难。经多方协商未果，吴宓只得将自己的意见写成《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递交校长，并同时附上辞职请求。
    
    在《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中，吴宓说明他与校方的分歧在于校方要改变研究院的性质，缩小规模，只进行高深的专题研究，不再讲授普通国学；而吴宓一直坚持国学研究院应该一方面注重高深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还要教授普通国学，充分发挥学院教授的知识与才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国学人才。分歧被提交到校务会议，吴宓提交的研究院发展提案被否决。因其理想受挫，吴宓第二天便向校长写了辞呈。曹校长挽留，吴宓又再次辞呈。1926年3月辞呈批准，吴宓便只专任外文系教授了。此后，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1929年梁启超病殛。国学院痛失此二巨擎，人才零落，只得停办。吴宓去职后，校长亲主研究院工作，后由教务长梅贻琦接管。研究院共招学生四期，于1929年结束。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有短暂的四年，但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创造了国学高深研究、培养国学高级人才的基本经验，培养了第一流博古通今、会通中西的国学人才。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奋斗在教育战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院共招生四届，毕业74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及其所开创出的研究国学的新风，是清华建校以来在人文教育和研究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对我国国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将永远载入中国近代教育史册。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大批优秀人才，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学术史可能要改写。对此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试想，如果没有十几年的《学衡》，又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的一批人才留诸后世，那么，近半世纪中国著名大学的国学水平，将不知降落到何种程度！”[41]陕西文史馆馆员蔡恒教授说：“如果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它培养出的一大超高质量超高水平的国学专家，以及这些专家的再传弟子，今天整个中国的国学水平，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为此，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谢吴宓。”[42]
    
    五、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对今天国学复兴的启示与意义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短短的四年，但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20世纪中国的国学研究和教育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天的国学复兴是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形成热潮的，许多高等学校都相继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怎么通过国学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深化国学研究，培养社会需要的国学人才，是目前的重大任务。通过对现代国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也是我们今天国学复兴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经验我觉得下面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清华校长曹云祥的极力推动。曹云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1921年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1928年去职。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5年多，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同时，也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分文、理、法三院，并附设研究所。曹云祥能够顺应当时国学复兴的需要，对国学情有独衷，以自己的行政力量在清华推动开办国学研究院。在国学研究院开学致辞中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43]他提出国学研究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人物的共同想法。
    
    其次，吴宓以一个人文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办国学研究院。吴宓能够把握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教育改革趋势，在自己文化观、教育观的基础上办国学研究院，非常注重国学研究院的独立性、自主性。他强调“（1）国学研究院，专以国学为范围，故其性质为独立，而并非清华大学院（即毕业院）。举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高深研究，将来或另设各该科研究，或即于大学院中行之，均与国学研究院无关。（2）专门科不可设国学系，普通科毕业学生，欲专修国学各门者（如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即径入国学研究院。按此则国学研究院性质虽属特别，而实与大学沟通。普通科以上所有之国学课程，均归国学研究院专办……”[44]这就非常清楚地厘清了国学研究院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关系，试图给国学在现代高等教育中争得一席之地，强调了国学研究和教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应有地位。他还批评清华当局欲压缩国学研究院，实际上是在办一种既非国学，又非科学的“四不象”式的研究院。可惜，吴宓的设想没有成为现实，不但清华国学研究院半途而废，后来中国甚至干脆取消了国学在现代大学的建制，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没有了传承、研究、发展自己本民族学问的“国学”。
    
    第三，吴宓在办国学研究院过程中体现了一个儒者的道德人格、入世精神和担当精神。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又都在为实践他感受到的道德使命而不断奋斗。在一个人文学者眼中，人活着就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他要时刻同道德懈怠的危险不断斗争。这种道德的强制力使吴宓形成了非常刻苦严峻的个性。他的朋友戏称他为“中世之圣僧”、“华之白璧德”，而他自诩“东方阿诺德”、“情僧”都表明吴宓对自我克制和人格完善的不可遏止的关心[45]。其实，早在五十多年前就有人这样赞誉他说：“假使二十世纪还有一位Thomas Carlyle来写‘英雄与英雄崇拜’的话，无疑地，吴先生很有被列入的资格。我们对这一位学者的敬仰，如若为他的思想与学问，毋宁说为他做人的态度。……吴先生学术上、思想上、以及做人的一切主张，我们可以从民十一发刊而至今尚继续出版的《学衡》杂志上窥出一斑。吴先生所耗于这杂志上的精力是难以计量的，这里面的‘声光与意义’深深地衬托出一位学者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印迹。《学衡》明显的标识是对我国固有文化的拥护及对新文学的抗争，其为一般人所非难，自也意中事。但我们在这里所得的教训不是事实本身的是非，而是吴先生的那种始终不屈的精神。”[46] 1944年8月他五十初度，知友萧公权欣然命笔，作成《雨僧移讲成都赋赠二首》以为寿，诗共二律，兹引第一首如下：“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移座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尘劳愧我仍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诗中称他“守道身严”、“风流儒雅”为吴宓形象的写照。
    
    这些精神气质在办国学研究院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他本人虽然也是具有“宏博精深，学有专长”的学者，然而他却十分谦逊。据《吴宓自编年谱》一九二五年记载：“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庵先生，在厅堂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47]正是这种尊师重教、礼贤下士的精神，感动了二位大师。王国维应聘到职后，亦尝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48]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周锡光曾访问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谈及吴宓时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49]
    
    第四，研究院能够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
    
    《研究院章程》之六“研究方法”贯穿着学贯中西、洋为中用的追求，能够体现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如强调“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收浸润熏陶之效。”这样，研究院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教师们的专长，能够就自己有兴趣的、研究有心得的科目开设课程和指导研究生，传授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和传统治学方法，对学生博采各家之长提供了可能，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他们教学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意到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个人的志向、兴趣和学力进行教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因材施教。”[50]
    
    第五，国学研究院应该坚持高深的国学研究与普通的国学教育与普及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高深的国学研究是传承文化，为往圣继绝学的需要，而普通的国学教育与普及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要求。这二者本来是不矛盾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二者紧密结合。当然，对每一个专家、学者来说由于诸多原因可能会迟有所长，寸有所短，各有侧重点。这反映在国学研究院的具体工作中就是如何处理好国学学术研究与国学教学普及的关系，处理好学者与儒者的关系，等等。
    
    结语
    
    国学在20世纪不断地掀起热潮并非偶然，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反思与选择过程中形成的必然产物，是国人文化自觉意识的表现。遗憾的是，20世纪中国主导的社会思潮是激进主义反传统和西化思潮，我们的教育、科研体制基本上是对西方的移植和照搬，造成今天现有的学科体系内没有国学的一席之地，没有专门的国学学位，这就直接制约了国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趋势显然是不能相应的。像中国这样有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教育资源的国度，国学教育理所应当在学术和教育中占有中心地位，而不宜再被边缘化，甚至无家可归。当然，由于二十世纪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现在要正本清源，回归国学本位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做长期艰苦的努力。
    
     
    
    注释
    
    
    [①]吴宓：《悼诗人王荫南烈士》，《泾阳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1－12页。
    
    [②]吴宓：《吴宓诗及其诗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
    
    [③]吴宓译述：《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学衡》第19期。  
    
    [④]《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学衡》第32期。 
    
    [⑤]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学衡》1922年3期。 
    
    [⑥]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学衡》1922年3期。
    
    [⑦]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65页。
    
    [⑧]《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学衡》第32期。
    
    [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⑩]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29页。
    
    [11]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12]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13]吴宓：《中国的新与旧》，《中国学生》月刊第16卷第2期。
    
    [1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15]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16]吴宓：《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5页。
    
    [17]这句话又见于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书，当为学衡派的共识。
    
    [18]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19]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20]胡国强：《忆吴宓先生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21]吴宓的小名——引者注。
    
    [22]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416页。
    
    [23]彭应义：《一代学人的黄昏剪影》，《红岩》1999年第5期。
    
    [24]吴宓：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编者按，《学衡》1922年3期。
    
    [25]吴宓：《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清华周刊》15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
    
    [26]吴宓：《由个人经验评清华教育之得失》，《清华周刊》15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
    
    [27]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28]陈建中、蔡恒：《吴宓的“博雅之士”：清华外文系的教育范式》，《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9]《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首页。
    
    [30]以上见《校史连载之四》，《短暂而辉煌的国学研究院》，《清华人》2006年第5期。
    
    [31] 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5-66页。
    
    [32]《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 
    
    [33]吴宓：《研究院发展规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34]张国刚：《中国学术转型时期的制度建设——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中华读书报》，2005年4月29日。 
    
    [35]《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36]《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 
    
    [37]吴宓：《研究院发展规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38]吴宓：《研究院发展规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39]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40]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
    
    [41]转引自王泉根：《孤守人文精神的智者——论吴宓与20世纪中国文化》，《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42]转引自石昞宪：《孤独守望者——吴宓先生的文化教育担当》，《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43]《清华周刊》，第350期。
    
    [44]吴宓：《研究院发展规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1月17日。 
    
    [45]傅宏星：《“孤怀卓荦殉道真”──吴宓的文化个性及其历史命运》，《盐都艺术》，1999年第1期。
    
    [46]佚名：《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
    
    [47]《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第260页。
    
    [48]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49]周锡光:《晚年的吴宓先生》,《中国文化》第三期（1990年秋季号），1991年1月。
    
    [50]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3页。
    
    
    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国学学刊》2011年第2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