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异到回归，经批判洗礼而重建
    ——近现代儒学的基本走向与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再生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1年10月27日
    
    
    
    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机缘，我们很高兴能与国际儒联合作，在敝校召开这次会议，竭诚欢迎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学者、嘉宾！各位的到来是我们的荣幸。
    
    
    本次会议的主题或中心，是探讨近现代儒学的基本精神与特征。近现代是我们习惯的说法，中文可以略分为近代、现代、当代，而西文是一个词。所谓近代，一般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所谓现代，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建国，或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期。此后即可谓为当代。
    
    
    近现代是新旧杂陈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东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空前严重，西学传入，传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系统与结构解体，儒学式微。
    
    
    近代儒学的代表性的文化共同体与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洋务派曾国藩、张之洞；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以上只是举其要者，还有如廖平等。现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近现代时期，思潮、流派、人物十分复杂，每一人物的思想变化都很大。
    
    
    整个近现代儒学的总主题是：回应现代化的挑战。这种回应大体上是被动的。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机，近代儒学的特点是：求变趋新以经世。此时的儒学勉力守住自己，但日趋沒落。随着沧桑巨变，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已经衰微。而随着对现代性的反省，儒学渐趋复甦。现代儒学的特点是：经批判洗礼而重建。儒学在近现代呈现了由离异到回归的过程。
    
    
    中国文化的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屈辱的、被现代化的过程。整个世界是以西方、欧洲文化为中心的，所以中国近代化，是在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冲突之下进行的一个被动式的过程。假如西方不是以那样一种强硬的霸道方式进入，中国缓慢、渐进的发展的话，也许它伴随着近代化会有一个中国本有精神的重建，就像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从佛教吸取了诸多精神，消化吸收、丰富壮大自己一样。明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土传播西学，相对而言，那是一种渐进式的，合理化的一种方式。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接受西学，也是和西方传教士进行了一些良性互动。假如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平缓进行的话，我们相信西方文化会给中国带来的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变化。一方面，利玛窦将儒教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沟连，实行价值的相互重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西方启蒙时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正面的影响。比如说，西方文化人了解到中国文化、儒学的和平和谐的、平缓的、理性的、入世的，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无疑对西方的启蒙、合理化社会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我们不能把它夸大，但也不能忽视。
    
    
    可惜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不可预期的。我们知道中国在18世纪时还是非常强大的，然而19世纪中叶，满清贵族统治的后期，中华帝国腐朽，西方入侵，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负面纠结已经到达最后的阶段。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奴役而进行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式的回应状态，而且这种回应是带有很大的恐慌性的。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盘置换，中国人的信仰世界、意义世界全面坍塌。
    
    
    中国史融入统一世界史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屈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来不及进行自我调整。我们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是在西方资本和西方商品强势冲击下的一种节节败退的历史。魏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发起的洋务运动，已是别无他法必须进行的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进行了全盘性的置换。在这种被动挨打的时刻，我们无法重建一种信仰，甚至无法认真地消化、吸取西方文化。李泽厚先生解释为“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他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我们吸纳的西方理性精神还很不够。但是我认为这个命题忽略了最关键的前提，即实质上中国面临的，是既无信仰又无理性的一种文化大背离、大批判，结构大变动。
    
    
    中国社会的恐慌性反应所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运动是一种全盘性的置换，而这种置换是由于清朝的腐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受到的屈辱，以及满清少数民族政府的性质。于是，导致的结果就是暴力革命。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其后的共产革命，都是对世界一体化运动的反应。我们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民族革命，乃至文化思想的革命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
    
    
    苦难的现实带给中国普罗大众的是一种向往，他们的向往也反映到了两次革命的先驱们的心灵中。他们已经无暇顾及到，或者是来不及进行中国文化的调整与重塑，中国信仰的重建，或者中国理性的重建。尽管不断有“中体西用”的提出，但对“中体”缺乏政治体制与精神价值的分疏。东方文化派、国粹派、西化派、自由主义等都是在同一思想架构中，不得不西行，只不过有人晚年的思想有所回归，想保留一些属于中国传统的东西，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乡愁。可以说，在既无信仰又无理性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暴力批判之下，中国传统社会解体，对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运动，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
    
    
    比如严复，他最推崇的就是英国的经验论。还有中国宪政之父张君劢，他也希望中国的政治结构吸取英国的经验。然而当时没来得及提倡或普及道德、信仰、人权，思想主流是“德先生”“赛先生”，而科学和民主很可能演变为科学的暴力和民主的暴力，这对中国传统社会信仰和价值的重建带来一种很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也有过痛苦的徘徊期。比如康有为就是站在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基本立场上来设计的。他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他反对以古旧的夷狄视角来看西方，提倡西方的博爱、人权，甚至主张保留君主的虚位以避免社会的动荡，通过不断的改良来达到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他是反对效法欧美、尽弃国粹的，他依然主张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为己所用。后来他意识到宗教的问题，因此主张保有孔教、国魂，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大力师法西方的同时，抬出作为精神价值理念的孔教，这沿用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格局。康有为晚年也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他的中体西用和张之洞的还不尽相同，张的中体西用主要囊括政治架构、三纲五伦等，而康更多地还是希望像英国那样，走宪政之路，同时有儒家的精神文明，他向往一种平稳的社会、政治。
    
    
    严复也是比较向往英国的，其程度甚至比康有为更甚。比如他的逻辑学，内籀学，对西方进化论的吸纳，特别是对经验归纳法的认识，相对于康有为，严复更了解西方。他重视逻辑方法和归纳法，对中国的“旧学”做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他的批判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局限，但有一些批判却是过头了。当然，他晚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些不足，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些回归，不过他的回归还是建立在吸纳西学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再来看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善与恶都在同时进化，从今天的幸福感来看的话，人的“乐亦进化，苦亦进化”。从自然进化的角度来看，自然社会在繁衍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进化带来的弊端，他对文明的反思也是如此，类似于卢梭对西方文明的检讨。他从人类社会中看到善恶并存；看到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然而劳动者苦难加剧，以及社会道德堕落的现象；因而他主张在社会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发展道德和价值观，用众生平等的宗教观念来增进国民的道德，用人道主义原则来对抗“物竞天择”的自然律，用道德来规约科学技术的发展，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进而他提出了无神论的宗教主张，提倡众生平等。他在《人无我论》中提出“阿赖耶识”即是“真我”，认为“阿赖耶识”才是最终的精神实体，其他都是虚幻的，无神而众生平等的主张，有助于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观念；普渡众生、舍身为人的提倡，这有助于增进国民的道德情感；佛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有助于增进民众不畏艰辛、不怕牺牲、忘我奋斗的精神。与社会革命中劳动者权力的伸张结合在一起，他希望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希望建立一种“五无”的世界，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甚至“无世界”的虚无缥渺的社会，这也是他思想挣扎的结果。他的思想多变，晚年很失望。
    
    
    从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中国知识精英的徘徊与挣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暴力革命产生了一种失望的情绪，产生了幻灭感，这种失望和幻灭感使得他们的政治立场出现了摇摆。在这种过程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塑已经提到议程上来了。
    
    
    我们肯定近现代思想界对经学、儒学的背离、批判，包括乾嘉以降的以史学、子学代替经学的思潮，有历史的合理性，冲击、批判了经学、儒学流变中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形式主义的、束缚人的教条。这本身对儒学、经学的革新，甚有裨益。
    
    
    但是，以西方为参照的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科学理性，或者科学理性的世界到底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中国文化重塑的过程，其实是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被动地进入现代史，进入所谓整体的世界史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反省。我认为，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的反省中包含有很多深刻的成分。西学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性置换，与之相应的中国的恐慌性反应，以及我们要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民族革命、文化思想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些带来的损伤是很大的。
    
    
    儒家社会解体之后，政治体制内部的士绅和权力持有者之间已经没有了张力。失去了传统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儒教没有了依托，在面对现代化挑战的社会转型期，缺乏制度性、组织性的载体的支撑，其回应只能是一种零散的、乡愁式的“回归”。知识分子的身体积极地向西走，而思想、心灵却很恋旧，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讲的是理智趋新，情感恋旧，就像严复、梁漱溟这些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儒家知识分子晚年所追求的一样。梁漱溟的不同是，他搞乡村建设，希望从新农村的建设中找到中国精神的载体。
    
    
    因而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乃至于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如何来面对。也许面对现代化的洪流，中国知识分子的很多回应都是失败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现代社会给他做建设性的机会太少，如梁先生的乡建，在庞大的政治架构面前，尤其到了抗日战争，民族危机，中国社会与精神的重建，回天乏力。在社会文化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儒学究竟应当怎样回应现代化的挑战，或者它实际上是在怎么回应的，需要研究。
    
    
    单维的进步观和科学主义，这已经成为中国五四以来的一个意识形态。从现在来看，它们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比如现在生态环境的破坏，道德价值的滑坡。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儒学不一定要依赖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其中的许多价值理念是可以回应现代的。
    
    
    印度近代的文化、政治巨匠如泰戈尔，甘地，拉达克利希南等人，和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人物如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做一下对比，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很惭愧（其中孙中山比其他几位好），因为中国近代的这些人物其实比不上印度的那些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教在印度传承至今没有中断，而儒教在中国已经衰落。中国的现代化伴随着世界史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历程，这已为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接受，向西走是一个不刊的事实。中国的知识分子臣服于民主、科学等现代的诉求，而他们都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这种进步诉求的对立面。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西方化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直到最近几十年我们才开始考虑，二者是不是应该分道扬镳。今天，我们用什么来抗拒“工具理性”？我们如何抗拒商品化、世俗化和肉欲化的挑战？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儒学可以说遭到的是颠覆性的破坏。中国遇到全世界所有宗教文化传统都没有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全盘反传统，彻底决裂，传统的社会生活的底线伦理、价值观念完全被颠覆了。传统蒙学、善书、“四书”中，传统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的仁爱、爱利人之道，曾经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信念与做人之道，士绅、老百姓以此安身立命，按此生活、行为的精神支柱沒有了。这类似基督教在西方的作用的精神价值崩塌了。发展至今，就是今天中国人最缺乏的，内在性的具有约束力的信仰、诚信系统。过去，这都是儒家社会的当然。
    
    
    近现代中国文化史给我们的教训是：现代化与西方化、传统政治架构与文化价值理念、传统制度文明及社会文化习俗中的局限性与可继承性、传统精神文明中的时代限制与永恒价值、时代性与民族性，本来都是可以分析开来的，但是我们在紧迫的环境下，与传统文化全面彻底决裂，尽弃故我，在盲目的、单维的思想范式下，顾此失彼，几乎丧失了精神的终极关怀与中国自身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中的瑰宝。中国的启蒙，到了应当反思的时候了。
    
    
    儒家不缺乏普世的价值，比如仁爱、宽容、忠恕之道等，可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儒家也有生态环保方面的资源等。儒家的传统中，民间社会空间大，自治的程度高，士绅的作用大，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建构也有积极意义。
    
    
    儒学的重建，我反对破碎化，用传统儒学中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要素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体上有一个基本的精神，主要是儒家的精神，在滋润着社会人生。底线伦理当中恰恰有一些养育中国人的根本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只言片语、支离破碎地复兴，但也肯定不是要全盘整体回归过去，想要恢复一个原生态，或者原教旨的东西，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曾经养育过中国人和这个社会的良性的精神价值资源与制度文明的资源，尊重其系统，并努力对它作创造性的扬弃和转化。
    
    
    谢谢各位！
    
    
    （于2011年10月15日在国际儒联与武汉大学共同主办的“近现代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