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典型在昔 古人未远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2-09-01 19:57:19
标签:典型在昔、古人未远

典型在昔 古人未远

作者:周志文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七月廿九日辛亥

          耶稣2022年8月26日

 

2016年的春天,台湾文化总会的秘书长杨渡先生跟我谈起,他想在交卸之前的任内完成一件文化事业的“壮举”:邀请台湾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每人讲十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或事件。演讲由教育电台播出,播出后的讲稿由文化总会出版成书,所以学者跟文化总会所签的合约,包括广播播出与出版图书两种。

 

承杨渡看得起,我没任何“声望”,竟也派了任务给我,派给我的是这本书的原型“阳明学十讲”。其实我原来是想讲《论语》的,我那时正在写《论语讲析》一书,自认对《论语》有点新的领受与感悟,但开会时《论语》给林安梧教授先“认”去了。林安梧当时在慈济大学任教,也是我熟识的好友,杨渡只得跟我商量改讲阳明。幸好我平日也读了点儿阳明的书,对阳明还算熟悉,也有一些感受,我想了一下,便“从善如流”地答应了。这是这次演讲与这本书最初的来由。

 

我答应改讲阳明还有个理由,是多年前大陆曾有个出版界的朋友拉我写本王阳明的传记,说了不少他的构想,都是很崇高的,我被他感动,便答应试试。后来我因手边琐事繁多,朋友的催促也不算紧,就因循耽误下来了。迟迟不动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我找来坊间一些有关阳明的书来看,发现阳明的事已不能再谈了。

 

看过的书中,有点学术气息的,所谈都几乎一个样子,都在一点已熟知的材料上兜圈子,而且圈子也兜不太大;没学术气息的变化稍多,但很少谈阳明在思想上的启发与贡献,都比较偏重在阳明的事功方面,讲他如何避自己的祸、平国家的乱,弄得阳明像传统演义里面的诸葛亮、刘伯温似的,神机妙算得很,又身手不凡,仿佛有奇门遁甲的功夫。在他们眼中,阳明不只是人,还“神”得很呢!这些书当然不能看。

 

不论在有明一代,或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阳明都是值得谈的,一般书写得不好,所以更需要谈。我如要写阳明,就想写点儿别人没写的东西。问题是我手中所能掌握的材料,却让我不太能施展得开。我出身学院,总有点考据的训练的。所谓考据即现在说的科学,讲的是证据,学术上要求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杜撰事实。有关阳明的书,不论史部、集部还是现代人的专著都不算少,但可供我使用的材料却十分有限。

 

我想这是源自我们中国人编文集的一项传统。古代文集很少是自己编的,别人帮你编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总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几个议题上打转。万一发现有点争议文字,便发挥“为贤者讳”的心理,将那些东西删之弃之了事。北宋的欧阳修,算是个重要人物吧,我们看后代所编的《欧阳文忠公集》,其中“内制”“外制”“奏议”“奏事”“濮议”(宋英宗时一种特殊的奏议名称,由“台官所论濮园事”而得名)等一大堆,加起来超过全集的一半,以之研究欧阳修的政治生涯,材料不虞匮乏。而欧阳修一生的成就,除了政治之外尚多,就算只研究他的为官经过,这些材料都太公开了,也太正式了,内容都是冠冕堂皇的,用处不大。研究一个人,还需要一些“私”领域的资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饮食起居的习惯,以及人际关系或与人相处的细节等,就算是缺点,也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些材料,传记才可以算是活生生的传记,所记的人是高矮胖瘦、会思考、有行动的人,而非只是一个薄薄的“纸片人”了。

 

这得怪编书人的不察,他们欠缺多元观念。文集也有些是自己编的,却也一样有这毛病。编自己文集的,也许没想到要朝自己脸上贴金,但总希望能帮自己留下“流芳万世”之作,其他自认不登大雅的东西,都投入废纸篓了。像徐文长那样自著《畸谱》,专曝自己的短,讽刺自己说“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或如王船山自题画像,说“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说得这样颓废、真实,是少数中的少数。大量删除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作品,这是古代编书的习惯。你不能说他们都错了,以往刻书不易,去芜存精是必要的手段,但什么是芜什么是精,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研究一个人,不能光凭他只想示人的一面。尽管那些原想示人的资料不见得不可信,但对一个人跌宕的一生,正面的资料其实没有太大佐证的作用。一个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后的阴影来衬托,所以阴影是重要的。举个例子,贝多芬一生写了九部光辉的交响曲,在音乐史上,都是最重要的作品,而就在贝多芬写他第三号交响曲《英雄》之前,发现得了耳疾,这对音乐家而言,不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吗?他当然伤心欲绝,写了令人回肠荡气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几次想到自杀。所幸他没有死成,后来也没有被命运打倒,他最后几个交响曲与中期之后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庄严弥撒曲》等,都写在几乎全聋之后。他所有作品,都充满了意志与张力,多是斗志昂扬而充满正面的生命能量的。说起贝多芬,绝不能忽略他大部分晦暗的人生——他的疾病,还有他残破的感情生活。不知道贝多芬的晦暗,便无法体会他充满意志力的艺术的伟大。因此那些不是很正面的材料,反而是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凭据。

 

回过头来说说本书的主角王阳明。王阳明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挣脱了几百年以来“理学”的束缚,提出了“良知”这个观念。良知是个人的,用一句现在人的话来说,所谓良知便是我权衡世上所有价值的标准。阳明又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不是要到大学读了个学士、博士才会有的,也不是做了大官发了大财才有的。这良知的标准早深植于我们的心中,无须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们只要依着这既有的良知去为善去恶,每个人都有机会完成自己,也可以成圣成贤。阳明的良知学,让很多人走上善途,而且充满信心,这是阳明对学术、对世人的主要贡献。

 

阳明对良知的体悟,是在他“居夷处困”的状况下展开的。简单的真理,背后却充满了争议与冲突,包括个人的与环境的,这是必然。但我们看阳明的文集或弟子编的《传习录》,有关争议与冲突背景的记录却很少,有的话,也不见细节,所有的叙述都显得过于表面化了。

 

 

 

不只如此,文集与传记中相当详细地记录了阳明与弟子之间的各项行事与对谈,对阳明的外在功业,也记载得巨细靡遗,却很少甚至不记阳明的家人。举例而言,阳明与他父亲王华的关系,是和谐呢还是紧张呢?

 

王华是成化年间的状元,阳明是他的长子,他对阳明的督责应该是很严的。阳明自少就有应考中举的压力,这压力可能来自社会,而来自父亲的更大。钱德洪辑《阳明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曾记阳明十一岁时与塾师意见相左的对话,阳明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阳明不以为然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塾师是王华请的,塾师的意见其实便是王华的意见,阳明不以为然,可见阳明的内心,对状元郎的父亲不是表面上的那么钦服,至少在延师课己这一事上不是这样。之后阳明十五岁时,因看不惯朝廷平乱无功,一度想上书皇帝,又曾被王华斥之为狂,细节是什么并不很清楚。王华对儿子的斥责可能是对的,因为阳明当时太小了,这些事不该由他来管,然而这些事都显示少年时的阳明,与他父亲或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格格不入。

 

阳明十七岁到南昌迎娶,只知道这位夫人姓诸,第二年阳明归浙时曾携她拜访当时的大儒娄谅,但自此之后,《年谱》与其他的记录都缺少诸夫人的影子了,只在嘉靖四年正月,阳明时年五十四岁,《年谱》仅记“夫人诸氏卒”。诸氏一生未有生育,阳明长子正宪是“族子”过继来的。阳明后来续娶张氏,诸夫人死后一年的十一月,张氏为阳明生了个儿子名叫正亿,正亿出生两年后,阳明去世。遍查所有资料,阳明本身的家族史,只零星出现这几个记录,其他就没了。阳明也写诗的,诗是最富感情、最为“言志”的文学,但阳明跟传统诗人一样,关心的是旅行、山水与朋友,而朋友也大多是成年的男性,很少有为家人写的诗。

 

另外,阳明身体的情况应该不很好,他以中国人的算法也只活了五十七岁而已,就以当时的标准而言,也算死得早了。他一直有“痰疾”,咳起来往往不能停止。他一生的最后一年,在平定了广西思、田之乱后上书给皇帝,曾说:“臣自往年承乏南、赣,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岁益滋甚。其后退休林野,稍就医药,而疾亦终不能止。自去岁入广,炎毒益甚,力疾从事,竣事而出,遂尔不复能兴。”他说的当然是事实,可见这病在他第一次建军功平南、赣之乱时就有了,上书之后不久,阳明死在归途,他的一生可能以剧咳告终。阳明得的可能是肺癌或有传染性的肺结核,但当时人并不知道这种病。可惜的是,不论阳明自己的文集或弟子编的《年谱》,有关这方面的描写并不多,这使我们对阳明的一生,缺少了健康上的证据。

 

当然,不论阳明个人还是他的思想,都是可以研究的,只是缺乏了这些细节,研究的效果就会打了折扣了。我在书里,已尽量将阳明的背景材料运用出来了,包括时代的与他自己的。他与当时流行的朱学,有不少相异的地方。他哲学的标的,在把人对外在事物的专注转回对内心的探索。阳明跟孟子一样,是个处处有“不忍之心”的软心肠的思想家,他不说自己与朱熹不合,而是说朱熹晚年思想已转向,他写了篇《朱子晚年定论》的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议。这件事很有趣,连他自己也知道要说朱熹的转向,理由是不太充足的,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愿对朱熹“直斥其非”罢了。他心肠软也表现在他对父亲就算心存不满,但辞色仍恭谨不逾,从未有过忤逆的行为。另外,他率兵对待下属、对待敌人都体恤又仁慈,战争不得已有杀戮,数量是不多的,而且兵燹之后,一定想尽办法来平治地方,不断对当地实施柔性的教化,这都是他极仁慈又细心的地方。

 

但他面对比自己高的政府与官僚,往往过于严正,不假辞色,偶尔会有比较放肆的行为。比如,他因戴铣案而遭“廷杖”,后被贬贵州龙场;平宸濠之乱后曾上书皇帝,要求武宗:“罢息巡幸,建立国本,端拱励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绝奸雄之觊觎。”说得直接又严正,这都是他十分特别的地方。他虽然有功于国家,却没受到朝廷太大的礼遇,原因在此。

 

这些事,我在书中都设法点出了,但受限于记载过于表面,细节往往不好讨论,我认为这样的阳明是不足的。我说过,我受的学术训练,不容我在没有根据的情形下“杜撰”一个“新”的阳明。我虽尽力追求灵动,但还是觉得说的、写的不够精彩,这一方面有我个人的问题,而受限于材料,使我不容易探到他人格的“纵深”,也是事实。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对阳明这个人与阳明学的整体感受。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他从小就不太受绳墨约束,不喜欢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少年喜欢兵法韬略,十五岁登居庸关,便有经略四方之志,之后喜欢道教、佛教,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可由结婚当天还夜宿道观见出。婚后一年见到当时大儒娄谅,才“折节”做起正统儒家的学问来,但他做儒家学问也充满冲突性,波折不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冲突与波折源自他的怀疑,他对任何既存的道理都抱着怀疑的态度,高潮是他跟同样年轻的朋友一起“格竹子”的故事。

 

“格竹子”的故事发生在阳明二十一岁时,他照朱熹在《大学·格物补传》上说的“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说法,他与朋友都用这种“格”法以图做到经书上的“格物”,但物没格成,他们都病倒了,他因而认定朱熹的格物说是有问题的。其实朱熹并没要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格物,是阳明误会了,不过这场误会却造成了阳明的大发现,也就是《大学》讲的“格物”,不是研究科学上的“格物”,“格物”也不能单独地讲,而是要与下面的“致知”连在一起讲。照阳明后来的发现,“格物致知”讲的就该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而唯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衔接后面的“诚意”“正心”,“《大学》八目”才是所谓的一贯之学。

 

“格竹子”对阳明来说是一个困顿与挫折,被贬龙场是他的另一个困顿与挫折,但龙场三年,让他体察出“良知”的意义,而良知又与他“格竹子”失败后发现的《大学》格物致知之旨相结合,最后成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

 

 

 

《阳明学十讲》,周志文著,中华书局2022年7月出版。

 

因好奇与怀疑,加上不断地思考与探索,阳明发现了许多真相,而阳明发现的真相,对道德的建设与人的完成,是有积极贡献的。儒家文化自孔、孟以来都讲贡献所学、有益社会,但格于现实,真正能实践有成的,却是少数又少数,所以阳明的成就,益觉珍贵。

 

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真是一段倔强又有见地的话,可以把阳明怀疑与探索的精神表露无遗。

 

《阳明学十讲》是从电台的演讲整理出来的,因为是给一般人听的,所以要尽量简单明白。我想最好的方法是有话就直说,一句能说完不说第二句,避免书成为人见人“畏”的学术著作,也不作烦琐的注解,书后也不附引用书目了。当然谈的是阳明,还是要征引一些历史资料的,我在引证资料时也尽量求简明通顺,不让它过于夹缠。阳明哲学的特色就是化烦琐为简约,又强调身体力行,我认为真正的孔子与真正的儒学,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明儒学案》卷首载刘宗周评阳明语: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刘宗周说得很对,阳明之学来自孔、孟,“深切著明”,是指阳明把握了孔孟之学最深切的部分,却把这个学问发展成浅明易懂的力行哲学,刘宗周对阳明的这个判断可谓十分精准。《论语·宪问》又有段子路夜宿石门的记录,晨间司门的人问子路从何处来,子路答以“自孔氏”,说我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子路的回答很有意思。

 

两千多年来,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几乎人人与孔子思想有关。阳明的良知,渊源于孟子的四端之说,而孟子自认是孔门的传人,因此说阳明之学即洙泗遗响,是绝不为过的。如果有一天司晨门的人要阳明表明来处,我想他也会像子路一样说“自孔氏”的。原来只要自认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只要思想行动带有儒家的成分,也都算孔门的一分子,这么说来,孔子之家便是我家,孔子之国便是我国,这是子路“自孔氏”的最高意义。

 

典型在昔,古人未远,想到这里,心中又有一段奇特的感受了。

 

辛丑(2021)年春月,序于台北永昌里旧居

 

【编后】本文摘自台湾著名学者周志文新著《阳明学十讲》自序,凤凰网国学受权发布。该书是基于讲稿整理而成,作者周志文通过对阳明学之前儒学历史的溯源、阳明学出现的背景分析、阳明人生与学术的精到论述、王门后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使读者能够在平易而有力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王阳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绝当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业与文章。

 

周志文,祖籍浙江天台,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台湾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主要从事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博涉广猎,著述颇丰,其中学术著作有《晚明学术与知识分子论丛》《汲泉室论学集》《论语讲析》等,另有散文随笔集《同学少年》《时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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